冰雪美人

一

叔叔从市医院退休之后，在镇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我高考落榜，庄户不能，学业不成，心情坏得不行。在家闲得无聊，整日与镇上几个不良少年斗鸡走狗，眼见着就要学坏，父亲心中焦急，便豁出一张老脸，求到叔叔面前，让我到诊所里去，跟他学医。

父亲把我送到诊所那天，叔叔正与婶婶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拌嘴。地上躺着一个铁皮暖瓶，瓶胆破了，水流遍地，镀了水银的玻璃碎屑在水中闪烁。见到我们进来，婶婶用衣袖擦擦眼泪，抽身进了里屋，房门在她的身后在我们面前响亮地碰上了。我心中感到惶恐，觉得他们的吵架与我前来学徒有关。父亲抓住我的肩头往前推了一把，沉重地咳了几声，说：“他叔，我把小东西送来了……”

叔叔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他绕过地上的水洼，坐在一把落满了灰尘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劣质香烟，捏出一根，夹在手指间，点上火，抽起来。夹烟的手指呈现出像红烧肉一样的焦黄色，说明他是一个老烟鬼了。在学校时，我们一帮问题少年，故意地用香烟熏手指，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手指变成焦黄色。

父亲从褡裢里摸出十个咸蛋，放在桌子上，说：“这是你嫂子腌的，你和他婶子尝尝。”

“自家人，何必来这一套？”叔叔不屑地说着，脸上的神色似乎和缓了一些。他捏出一根烟，扔给父亲。父亲慌忙去接，烟卷儿在他的胸前跳跃着，蹦到我的面前，我一伸手就把那支烟卷儿凌空抓住，递给了父亲。叔叔赞赏地看着我，说，“反应挺快嘛！”我本想告诉叔叔我在学校棒球队里练过接球，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父亲反复叮嘱过我，到了诊所后，一定要少说话，多干活。父亲说，学徒不容易，即便是跟着自己的亲叔叔也不行。叔叔是自家人，多少还有些担待，婶婶是外姓旁人，没有什么血脉上的联系，所以一切要看她的脸色。父亲还反复给我讲了学徒的艰辛——他早年曾经在中药店里拉过药橱，有切身体会——头两年，你压根儿就别想学什么，你要帮师傅倒夜壶，你要帮师娘看孩子，你要打水、扫地、烧火、淘米……所有的粗活累活都是你的。没有日刺猬的心性，你就不要跟人家学徒！父亲粗野地说，何况你这不是一般地学徒，你这是去学医！叔叔又捏出一根烟，熟练地把那个即将燃尽的烟头接上。他直直地盯着地上的破暖瓶，说：“学点什么不好？去当兵嘛！去做生意嘛！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摸弄了大半辈子灰肚皮，实在是摸弄够了。”

“还不快把地上的东西打扫了？！”父亲突然对我发起火来，“年轻轻的，眼睛里一点营生都没有！难道还要你叔和你婶婶指使你？”

我抄起扫帚和撮子，把地上的碎玻璃扫了起来。当我出去倒撮子时，听到父亲对叔叔说：“他叔叔，我和你嫂子这辈子就熬了这块东西，从小娇惯坏了。你和他婶子，该说就说，该打就打，自己的亲侄子，打也打得着，骂也骂得着……”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叔叔说，“他自己愿意学，就让他在这里混着吧。反正是如果我有儿子，我决不会让他干这行。”

二

叔叔原先是那种号称“万金油”的乡村医生，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凡是人生的病，找到他，他就敢治，治好治不好当然是另外一码事。改革开放后，叔叔考到省医学院医师进修班学习了两年，回来后进了市医院，穿大褂，带手套，成了给人开膛破肚的外科大夫。叔叔还在乡村里当赤脚医生时，就在炕头上用剃头刀子给人家做过阑尾炎手术，从医学院进修回来后，更是如虎添翼，胆大包天，世上有人不敢生的病，没有他不敢下的刀子。叔叔说过，当医生其实和当土匪一样，三分靠技术，七分靠胆量。有了胆量你才能冷静，冷静了你的脑子里才有空，脑子里有空你才能干活。那些真正的大土匪，看上去像文弱书生；那些真正的大医生，看起来像杀猪的。叔叔艺高人胆大，在市医院里很做了几例成功的大手术。也正因为他的胆子太大，在手术台上搞起了米丘林式的嫁接实验，把几个不该死的人给治死了。于是他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夸他的人说他是神医，骂他的人说他是兽医。他又是一个骄傲透顶的家伙，牛脾气发作，敢拍着桌子骂市长的娘。院里留他不是，不留他也不是，正在为难时，他自己提出要提前退休，院方正好就坡下驴，当然口头上还是挽留他。

叔叔的诊所只有两间房子，规模小得不能再小，但却在门口堂而皇之地挂了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管氏大医院”五个大字。那字是他自己写的，一个个张牙舞爪，像猛兽一样，看着就让人害怕。仗着他过去的辉煌名声，仗着此地去市里交通不便，仗着市医院宰人不商量，管氏大医院开张以来生意兴隆，大病看，小病也看。叔叔当医生，婶婶这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村妇女——曾经当过兽医——就成了护士兼司药。不久前他们二人联手，给杂货铺掌柜汪九做了胃切除手术。花钱很少，效果很好。叔叔的名声在故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进了叔叔的诊所——不，是医院，管氏大医院——当了一名学徒。严格地说，学医是不应该叫做学徒的，但我父亲非要这样说我也就随着这样说了。

叔叔的手术室就是方才婶婶进去的那间房子。房间里有一张可以升降的铁床，床上蒙着白床单，有时候叔叔就在这张床上午睡。床的外手有一张三抽桌子，桌子上放着几个搪瓷盘子，盘子里盛着刀子剪子镊子什么的，上边蒙着两层白色的纱布。紧靠着墙立着一个米黄色的木柜子，柜门上镶着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些瓶瓶罐罐，这就是管氏大医院的几乎全部家当了。

我们镇子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离市里有一百多公里。镇子后边就是有名的白马山，从山里流出来的马桑河从镇子中间穿过。这地方尽管偏僻，但风景不错。由于落后，没有工业，也就没有污染。空气新鲜，河水清澈，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叔叔在如此简陋的手术室里给人做手术而不感染，大概就沾了这地方没有污染的光。

近年来这里也开始发展旅游，春天有来看花的，夏天有来钓鱼的，秋天有来看红叶的，冬天有来滑雪的——在山里，镇上与香港合资建设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滑雪场——世外桃源变得红尘滚滚。很多人为此高兴，叔叔却眉头紧锁，经常骂娘，好像他跟钱有仇一样。

三

我在叔叔的诊所里学徒转眼间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扫地、烧水，中午出去买三个盒饭，叔叔和婶婶各吃一个，我自己吃一个。叔叔和婶婶晚上回家去睡，我睡在诊所里看门，那张躺过许多病人的诊断床就是我的床。我的晚饭和早饭基本上是开水泡方便面，有时候叔叔也带点别样的给我。说我一点医术没学到那是没良心，在这半年里，叔叔教我认识了几十种常用药，为的是万一晚上有人来买药我好应付，除此之外婶婶还教会了我用蒸煮法给医疗器械消毒。进入冬天之后，我的工作中添加了一项内容：生炉子。每天早晨，在叔叔和婶婶没到医院之前，我就把安在外间的炉子生着。里间是手术室，不能烟熏火燎，只是把几节烟筒伸进去拐了一个弯，借以提高温度。入冬之后已经下了两场大雪，山里的雪场已经冻好。这几天镇上在市电视台做广告，说白马镇像瑞典一样浪漫，像巴黎一样多情，配合着广告词儿还出现了几个搔首弄姿的女妖精。城里的人马上就要来了。城里人一来，镇上马上就会热闹起来；镇上一热闹，叔叔的诊所就会忙起来。婶婶已经进城去采购了大批治疗跌打损伤的药物，准备为那些在滑雪中受伤的人们治疗。

我生着炉子，坐上铁皮水壶烧水。叔叔特别能喝水，八磅的暖瓶每天要喝三瓶。他用着一个特大号的、外边漆着一个“奖”字的、伤痕累累的搪瓷缸子，缸子里一片漆黑，茶锈有半寸厚。那层茶锈是叔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耗费了几百斤茶叶养出来的，像他耳朵上的一根毛那样被爱护着。叔叔甚至允许我抽他的香烟，但是绝对不允许我动他的茶缸子。我经常幻想着有一天叔叔下班回家时把茶缸子忘在诊所里，那样我就可以用他的茶缸子好好地喝一次水，感受一下使用大医生的大茶缸子喝水的滋味，但叔叔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疏忽。他与茶缸子形影不离，进手术室给人做手术时都要端进去。这未免有点过分，但还有更过分的呢。我听婶婶说，他每天早晨坐马桶时，都要把沏满开水的茶缸子放在面前的小凳子上，一边出恭，一边进水。这让我感到叔叔身上有大人物的作派。我抹了桌子扫了地，就坐在桌子前吃方便面。我们烧的是亮晶晶的无烟块煤，热量很高，又加上下雪刮北风，火势凶猛，火焰呜呜地响着，很快就把烟囱烧红了半截，水壶里的水也唱起了小曲。我听着火声和水声，透过玻璃，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和被大雪笼罩着的街道、房屋和河流，心里感到空空荡荡。

我看到一条黑狗夹着尾巴、脊背上驮着雪从街上走过。它走得小心翼翼，好像怕身上的积雪抖落似的。狗走过去，又跑过来一头黑色小毛驴儿。它跑得飞快，一边跑还一边蹦，好像生怕雪花儿停留在身上似的。黑色的小毛驴儿在白色的雪花里闪闪发光，跑到窗外时，它停留了一会，原地转了一个圈儿，尥了一个蹶子，好像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又向前跑去。我急忙站起来，抓起抹布，擦了几下灰蒙蒙的玻璃，将脸贴上去看小毛驴儿，但是它的身影已经消逝在飞扬的雪花里。我叹了一口气，正要把脸从冰凉的玻璃上摘下来时，看到一个高大健壮的妇女，提着一个柳条篓子从马桑河里走上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谁。她是孟寡妇，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她家临街住，开了一个饭馆，专门做鱼头火锅，招牌叫“孟鱼头”，于是镇上的人不叫她孟寡妇而叫她孟鱼头了。于是我们把她的女儿也叫孟鱼头了。小孟鱼头的身材像她母亲一样高大但比她母亲苗条得多，她生着一张娇艳的嘴，嘴唇丰满，两只嘴角微微上翘，看起来好像很骄傲，也好像很调皮。

四

我们就读的那所中学十分保守，制定了五十八条学生守则，不许抽烟啦，不许喝酒啦，不许化妆啦，不许烫头啦，不许穿高跟鞋啦……规矩很多，如果谁敢违反，轻则处分，重则开除。但惟有小孟鱼头敢与校方对着干。那时她妈妈还不叫孟鱼头还叫孟寡妇，那时她还不叫小孟鱼头还叫孟喜喜，孟喜喜头发浅黄，波浪着，披在肩上，有时也用一根鲜艳的手绢扎起来，像一条狐狸尾巴。她的嘴巴略微有点歪斜，双唇鲜艳欲滴，仿佛熟透了的樱桃。她的额头宽阔开朗，像景德镇的瓷器一样光滑明亮。她的双眼长得有些开，眼睛不大，但非常明亮。她的双眉修长，略有些掉梢，非常规整，仿佛是精心修整过的。与班里那些胸脯平坦、嘴唇枯燥、目光呆滞、眉毛凌乱、额头上布满青春痘的女同学相比，孟喜喜实在是太过分了。孟喜喜胸脯高耸——而且分明不带文胸——眼睛水汪汪的，嘴角翘着，脖子修长，精巧的头颅微微后仰着，穿着不能算高跟但也绝对不能算低跟的皮鞋在校园内的大路上、教学楼内的走廊上，目中无人地走来走去。她的步伐轻捷，鞋跟敲打着水磨石的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孟喜喜实在是太过分了呀！年级主任——一个绾着牛粪饼子头、长脸短下巴的女人——在全年级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有的同学——今天就不指名了——实在是不像样子，你自己对着镜子看看，还像个学生吗？！——大家的目光一瞬间都集中到孟喜喜的身上。她的脑袋转来转去，目光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被年级主任不点名批评的那个人——我说的就是你！年级主任几乎是吼叫起来，长脸憋得通红：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学校，不是酒吧间！有几位女生幸灾乐祸地低声笑起来，男生们脸上也出现了尴尬的表情。我感到脸上发烧，好像是自己的姐妹被人当众奚落一样。但孟喜喜神色平静，嘴角翘着，脸上洋溢着一团微笑，好像被年级主任点名批评的是一个与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年级会后，孟喜喜依然如故，还是那样昂首挺胸地在校园内、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男生们的目光更多地在她的身上打转。我们原来就愿意看她，年级主任的训话好像把罩在她身上的一层薄纱揭去一样，让我们猛然地醒悟：啊，这个孟喜喜呀，实在是太过分了……

男生们本来就愿意与孟喜喜说话，现在，有更多的男生有事无事地跟孟喜喜搭腔，还有人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给她吃。我也偷偷地把家中院子里葡萄架上第一串发紫的葡萄剪下来，用一张报纸包了，拿到学校。课间休息时，趁着她上楼梯的时候，塞到她的怀里，然后我就跃上光滑的楼梯栏杆，像杂技演员一样溜了下去。我窜出楼梯口时，几乎撞到年级主任的怀里。她的脸色紫红，左腮上的肌肉像一条虫子抽动着，我知道这是她暴怒的标志。

我转身跑回教室，离上课还有几分钟时间。同学们正在大声地嚷叫着，窜跳着，乱成一团。导致这场混乱的是我那串葡萄，准确地说是孟喜喜和我那串葡萄——她劈着腿坐在课桌上，摘下葡萄，一颗颗地往男生堆里投去。偶尔她也往自己嘴里填一颗——她把葡萄粒儿高高地举起来，脑袋往后仰着，脑后的头发几乎垂到课桌上，她的嘴巴大开，让手中的葡萄垂直地落进去——每当她投出一粒葡萄，男生们就一窝蜂地扑上去，好像一群争抢食物的狂热的小狗。我的心里一方面感到酸溜溜的，一方面又感到暗暗得意。酸溜溜的原因是我本想把葡萄给她吃，她却拿来散给同学们；得意是因为毕竟是我把葡萄给了她而她接受了并且还吃了几个，这使我感到我与她的关系比她与其他的男生的关系更近了一点。男生们的喊叫声把上课的电铃声都盖住了，直到年级主任用教鞭猛烈地抽打起讲台时，才把大家从狂欢中惊醒。

没等孟喜喜从课桌上下来，年级主任就站在了她的面前。在年级主任冷眼逼视下，孟喜喜满脸通红，低声说：对不起……

年级主任将教鞭插到那半串葡萄的梗杈里，从孟喜喜手里挑起来，像挑着一件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东西，回到了讲台前。

是谁给她的葡萄？年级主任冷冷地问。我感到她的眼睛像针一样扎脸，便不由自主地低了头。但年级主任点着我的名字把我叫了起来，并要我交代，是谁给了孟喜喜葡萄。正当我要坦白交代时，孟喜喜站起来，冷冷地说：葡萄是他的，但是是我从他的手里夺来的。

这是实情吗？年级主任用嘲弄的口吻说，她竟然能从你的手里夺走一串葡萄。请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你的脸。我只好抬起头，感到脸像火一样燃烧着。年级主任问：是不是她从你手里夺走了葡萄？我侧目看了一眼孟喜喜，看到她的眼睛望着正前方的黑板，嘴角翘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看了一眼年级主任生铁一样的脸，艰难地说：是……

我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嗡嗡一样，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

年级主任与孟喜喜的矛盾终于大爆发，那是孟寡妇将孟鱼头的招牌挂起来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早晨。头前几天，年级主任就利用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攻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镇上大街两边出现的服务业。她认为这些所谓的发廊、饭馆，什么张鱼头李鱼头，其实都是色情行业，用她的话说就是“卖那个”的。大家的目光偷偷地向小孟鱼头望去。她的脸色惨白，但是那上翘的嘴角还是让她的脸上出现了似乎是满不在乎的微笑。正是上学的时候，学生成群结队。我跟随着孟喜喜走进校园。自从葡萄事件后，我感到心里惭愧，总想找机会对她解释，但每当我站在她的面前时，喉咙就被一团灼热的东西堵住了。而她总是微微一笑，然后扬长而去。在通往教学楼的道路上，年级主任已经双手拤着腰站在那里了。朝阳把她的脸照耀得红彤彤的，像一朵胖大的鸡冠花。同学们纷纷地往斜刺里走去，谁也不愿意与她迎面相遇，只有孟喜喜昂首挺胸地迎着她走过去。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好像燃起了一把火。我突然明白了，年级主任站在那里，就是为了等待孟喜喜。果然，我听到年级主任说：“孟喜喜，你站住！”

我躲在一棵法国梧桐的粗大树干后，看到孟喜喜在年级主任面前站住了。看不到孟喜喜的脸，只能看到她修长的侧影。她脑后扎了一条红色的手绢，鲜艳夺目，使年级主任的大红脸黯然失色。我听到年级主任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接下来是片刻的宁静。随后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事情：孟喜喜的脑袋突然往前一低，把她的额头撞在了年级主任的嘴上。我，包括躲在树干后和趴在楼道玻璃后偷看的同学们，都听到年级主任发出了一声令人心悸的尖叫，然后我们看到她用手捂住了嘴巴。孟喜喜转身往来路走去。她走得不慌不忙，好像身后发生的事情与她没有一点关系。从此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校方宣布，孟喜喜是因为作风不正被开除的，而我们认为是她自己退了学，退得非常潇洒，简直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而归的将军。退了学的孟喜喜与母亲合力把孟鱼头经营得轰轰烈烈，我经常看到她身穿红色旗袍，站在店门口招徕顾客的样子。每当我看到她明媚的笑脸，心中就阵阵刺痛，仿佛被尖锐的东西扎了。她离开学校以后，年级主任在神圣的课堂上，用与她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下流语言，污蔑孟喜喜，说她干上了“那一行”。看到她穿着开衩到了大腿的旗袍，画着浓妆，站在店门前，对客人卖弄风情的样子，我就想起了年级主任的那些脏话。

五

孟寡妇提着篓子走上了大街，渐渐地靠近了我叔叔的管氏大医院的门口。在雪花的间隙里，我看到她那两条裸露着半截的胳膊冻得通红，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她胸前戴着一块黄雨布缝制的遮襟，遮襟上沾满鱼鳞。柳条篓子里盛着几十只胖大的鱼头，鱼头泛着耀眼的银光。隔着玻璃我就闻到了鱼头的腥气。在我跟随着几个小流氓吃喝玩乐的那些日子里，曾经有好几次去吃孟鱼头的机会，但每当我远远地看到孟喜喜俏丽的身影，心中就痛苦万端。看到我那些狐朋狗友与孟喜喜动手动脚而孟喜喜并不恼怒时，我就难以自持地落荒而逃。而过后，我总是要找茬与那些小子们打架，尽管他们手下留了情，但还是被他们揍得鼻青脸肿。有一次我用薄荷的叶子堵住被他们打破的鼻孔从河边往回走，正好与她相遇。她手里撑着一把明黄色的遮阳伞，上穿一件薄如蝉翼的小衫，下穿一条超短的皮裙，手上涂着红指甲，脚上也涂着红指甲，手腕上戴着金手链，脚脖子上戴着金脚链，完全是一副“卖那个”的模样了。没有变的是她上翘的嘴角和嘲弄人的笑容。她将小伞扛在肩上，微微一笑，露出似乎更加晶莹了的牙齿，说：你怎么成了这么一副模样？我对着她脚前的土地啐了一口，转身就走了。我凭感觉知道她站在那里看着我，但是我没有回头，我的眼睛里莫名其妙地流出了泪水……现在，孟鱼头走了过来。篓子里的鱼头很重，坠得她的身体往一边倾斜着；每走一步，鱼篓就与她身上的结了冰的遮襟摩擦，发出嚓啦嚓啦的响声。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当父亲听到人们对这对发了财的母女说三道四时，就说：嘴上积点德吧，寡母孤女，撑着这么大个门面，其实不容易。她们发了财你们不高兴，难道她们娘俩拄着打狗棍子讨口吃，你们就高兴了吗？我知道父亲的话非常对，但是一想到她那副风流样子，我的心中就升腾起一股邪火。我经常拧着自己的大腿骂自己：她是你的老婆吗？她是你的姐妹吗？她一不是你的老婆，二不是你的姐妹，你有什么资格去管她的事？

自从进叔叔的医院当了学徒后，我渐渐地把她放下了。她母亲的出现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但我只是感到一种淡淡的忧伤，没有了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过孟喜喜，也很长时间没有想起她了。我确凿地认为她已经干上那行了，尽管她干上了那行也不能说她下贱——这几年镇上干那行的越来越多，有本地的女人，但更多的是从外地来的。她们给镇上带来了滚滚的财源，镇上人也表示了很大的宽容——但她毕竟是一个那样的人了。看着她的母亲在飞雪中艰难行进的背影，我自己问我自己：你说，孟喜喜这会儿在干什么呢？

六

当孟喜喜从她的母亲方才走去的方向款款而来时，我感觉到了神秘现象的存在。首先是她的母亲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孟鱼头饭馆离叔叔的大医院很远，孟鱼头也从来没在医院前面的河水中洗过鱼头——接下来是我在想着孟喜喜的时候孟喜喜就来了。一顶明黄色的、在白雪中犹如花朵一样的雨伞往医院的方向移动。刚开始时我还以为出现在飞雪中的是一个幻影，但随着她的逼近，我看清了雨伞下那高挑的身材。在我们这个镇子上，本地的女人，加上那些从外地引进的女人，谁也没有孟喜喜这样的身材。她的脚步其实很急，但因为她的极其优越的身体条件，使她无论怎样匆匆奔走，都让人感到高贵优雅。我不能确定她要到哪里去。镇子东头新开张了一座温泉宾馆，听前来看病的人说那里非常地那个，许多外省的大款都专程前来销魂，难道她要去那里做那些大款们的生意吗？我的心隐隐地痛起来。孟喜喜越来越近，她的五官已经被我看得十分清楚，我知道转眼间她就会从医院的门前一闪而过，我也知道当我望着她的背影在飞雪中渐渐模糊时我的心会更加痛苦，我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唯一不会发生的就是她会敲敲医院的门，然后推门而入，但是我竟然满怀希望地祈祷着、期待着。我还知道在她即将从医院门前走过时，我会丧失理智冲出去拦住她的去路，不让她到温泉宾馆里去。我也想到了，她很可能用她一贯的嘲讽口吻说：你是我的什么人？是我的丈夫吗？是我的情人吗？我是要到那里去“卖那个”，你管得着吗？你如果有钱，我也可以卖给你，看在我们老同学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八折优惠！我想象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就会蹲在地上，用力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嘴巴里发出疯狗一样的叫声。等到她高傲的身影在风雪中渐渐模糊时，我就会趴在雪地上，让肮脏的脸贴在圣洁的雪上，让飘摇而下的雪花把我埋葬。我还想象到，等她从温泉宾馆卖完了回来时，大雪已经把我彻底覆盖，就着我的身型在大街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丘陵，宛如一座修长的坟墓。她站在我的墓前，脸色惨白，犹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就在我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她已经来到了医院的门口。过了一秒钟，过了两秒钟，过了三秒钟，过了三秒钟她的身影还没有在我的窗前出现，天哪，这说明她已经站在了医院的门前！我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上，让视线几乎成了零角度往门口望去，真的看到她站在门前，而且是面向着门，不是为了躲避风雪在门前停留。我看到她举起手，停了片刻，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随即我就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我跳过去，猛地拉开门，她明媚的脸像一记重拳击打在我的心窝，使我眩晕，令我窒息，使我眼睛里突然地涌出了泪水。一股清新的寒气挟带着雪花扑进屋子，寒气里还挟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我知道这是她使用的香水的气味。她在学校里念书时就开始使用香水，我记得有一次她和一个疯狂地追随着她的女生在前面走，我在后边十几步远的距离跟随着。我听到她大声地对那个女生说：香水是女人的内衣！那时候我的座位与她的座位隔着两张桌子，隔着两张桌子我就嗅到了她的气味。她的气味在五十个学生制造出来的浑浊气息中若有若无地漂浮着，令我的心思犹如一只追逐花香的蝴蝶……现在，她客气地对着我点点头，柔声问我：“管大夫在吗？”

“不在……”我感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嘴唇好像冻僵了。看到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失望的表情，我急忙补充道：“我叔叔马上就会来，他是很敬业的，他不会不来的，他肯定会来的，上次下冰雹他顶着小铁锅都来了……”

她微微一笑，收拢雨伞，跺了几下脚，闪身进了门。她将雨伞竖在门后，脱下身上的黑色羊绒大衣对着门外抖了几下，然后，顺手把门关上了。清冷的世界被门板隔在了外边，炉火熊熊的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已经将对她的种种不满抛到脑后，心里剩下的只有甜蜜、幸福和激动。她将珍贵的羊绒大衣搭在自己的臂弯里，眼睛四处张望着，好像要寻找挂衣服的地方。可惜我们这里没有挂衣服的地方，叔叔和婶婶的衣服都是随手搭在椅子背上或是扔在诊断床上。我急忙将叔叔平时坐的、有一个灰突突坐垫的椅子搬到她的面前，她却已经在病人坐的小方凳上坐了下来，那件羊绒大衣就顺便放在了膝盖上。现在我才看清，她穿着一件几乎拖到脚面的白色长裙，裙子的面料很好，看上去十分光滑，也许是丝绸也许是别的东西。从裙裾下露出她的藏在白色羊皮鞋子里的脚，我的眼前出现了夏天看到过的她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的模样。她的头上紧绷绷地蒙着一条很大的白色绸巾，更突出了她光滑的额头，使她的样子有点像俄国小说插图里见到过的少妇形象。但是她很快就将双手伸到脑后，解开了围巾，她说：“你们这里真暖和啊。”

我实在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也不知道该为她干点什么，她的话正好提醒了我。我提起铁皮壶，抄起煤铲，往白亮耀眼的炉膛里填了几铲煤。然后我又弯着腰，用炉钩子捅着炉底。炉膛里的火哑了片刻，突然地轰响起来。我听到她在我的身后说：“你学得怎么样了？该出师了吧？”

我用炉钩子在地面上画着道道，不好意思地说：“哪里……什么也没学着……你知道的，我很笨……”

我听到她吃吃地笑起来，但是这略微沙哑的笑声马上就停止了。这不是她的风格，她笑起来向来是响亮的没完没了的，像初次下蛋后急于向主人表功的小母鸡。我抬起头，看到她将羊绒大衣和围巾紧紧地按在肚子上，好像生怕被人抢走似的。她的脸色惨白，额头上布满汗珠。我急忙问：“你怎么啦？病了吗？”

“没什么事……”

“你等着，我这就去叫我叔叔！”

七

我冲出门口，在大街上撒腿奔跑，刚跑出几十步就与叔叔和婶婶相遇。我喘着粗气说：“叔叔，快点吧……”

“怎么啦？”叔叔厌烦地问。

“有病人。”

叔叔哼了一声。

“是谁？”婶婶问。

“孟喜喜……”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叔叔瞪了我一眼，又哼了一声，道：“她能有什么病！”

“性病！”婶婶冷冷地说。

叔叔没打伞，戴着一顶黑帽子。雪花积在他的头上，好像在黑帽子上又摞上了一顶白帽子。婶婶撑着一柄已经很少见到的油纸伞，跟随在叔叔的身后。

到了医院门前，我抢先几步，拉开门，让叔叔和婶婶进去。孟喜喜抱着大衣和围巾站起来，叫了一声管大夫。叔叔哼了一声，根本不看她，婶婶的眼睛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好像一个刻薄的婆婆要从儿媳的身上挑出点毛病来。我听到婶婶阴阳怪气地说：“原来是孟小姐，您可是稀客！怎么了，哪里不舒坦？别站着，请坐，请坐。”

孟喜喜坐回到方凳上，脸上浮现出尴尬的表情。我看到她的脸色更加难看了，额头上还在冒汗，原来一贯地翘着的嘴角也往下耷拉了，沿着她的嘴角出现了两条深刻的纹路，一直延伸到下巴上。

叔叔站在门口，用那顶黑帽子啪啪地抽打着身上的雪。抽完了雪，又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我心中焦急，但叔叔一点也不急。婶婶脱去外衣，装模作样地换上了白大褂，然后走到水龙头前去刷她的杯子。壶里的水开了，哨子吱吱地叫着，蒸汽强劲地上升。我慌忙地将开水灌进暖瓶里，水溅到炉子上，发出嗞啦啦的响声。我说：“叔叔，水开了，您泡茶吧。”

叔叔将烟头猛嘬了几口，扬手将烟屁股扔到雪地里。我看到烟屁股里冒出了一缕青烟，然后就熄灭了。叔叔咳嗽着，从他的黑皮包里摸出了他的大茶缸子，然后又打开抽屉拿出他的茶叶桶，将茶叶倒在手心里，掂量了一下，扣到茶缸子里。我早就提着暖瓶在他的身边等待着了，等他刚把茶叶扣进缸子里，开水就紧跟着冲了进去。

叔叔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他扯过白大褂披在身上，把墨水瓶和处方笺往眼前拉拉，低着眼睛问：“哪里不好？”

孟喜喜移动了一下凳子，身体转动了一下，与叔叔对面相坐，嘴唇颤了颤，刚想说话，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哭叫：“管大夫管大夫，救救俺的娘吧……”

随着哭叫声，门被响亮地撞开了。一个身穿黑衣的肥胖妇女，像一发呼啸的炮弹冲进来。我一眼就认出了来人是卖油条的孙七姑，她的油光闪闪的棉袄上散发出刺鼻的油腥气。

叔叔拍了一下桌子，厌烦地说：“你嚎叫什么？你娘怎么啦？”

“俺娘不中啦……”孙七姑压低了嗓门说。

“怎么个不中法？”

“呕，吐，肚子痛，发昏，”孙七姑的嗓门又提高了，喊，“俺那两个兄弟，就像木头人一样，俺娘这个样子了，可他们不管也不问。”

“抬来吧，”叔叔说，“我可是从来不出诊。”

“就来了，”孙七姑说，“我头前跑来，先给您报个信儿。”

这时，从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夸张的尖叫声：“痛死啦……亲娘啊……痛死啦……”

孙七姑的弟弟孙大和孙二，用一扇门板将他们的母亲抬到了医院门前，放在了雪地上。他们的母亲，一个瘦长的、与她的女儿形成了鲜明对照的、花白头发的女人，在门板上不断地将身体折起来，然后又猛地倒下去。她的两个儿子，将手抄在棉袄的袖筒里，目光茫然，果然像木头一样。叔叔恼怒地说：“什么东西！抬进来啊，放在外边晾着，难道还怕臭了吗？”

孙大和孙二将门板抬起来，别别扭扭地想往门里挤。叔叔说：“放下门板，抬人！”

兄弟两个一个抱腿，一个抱头，终于把他们的母亲抬到了诊断床上。叔叔喝了几口茶水，搓搓手，上前给她诊断。老女人喊叫着：

“痛死了，痛死了，老头子啊，你显显神灵，把我叫了去吧……”

叔叔说：“死不了，你这样的，阎王爷怎么敢收！”

叔叔用手摸摸老女人乌黑的肚皮，说：“化脓性阑尾炎。”

“还有治吗？”孙七姑焦急地问。

“开一刀，切去就好了。”叔叔轻描淡写地说。

“要多少钱……”孙大嗑嗑巴巴地问。

“五百。”叔叔说。

“五百……”孙二嘬着牙花子说。

“治不治？”叔叔说，“不治赶快抬走。”

“治治治，”孙七姑连珠炮般地说，“管大夫，开吧，钱好说，他们不认我认着，”她狠狠地瞪着两个弟弟，说，“不就一个娘吗？钱花了还能挣，娘没了就找不回来了。”

叔叔瞥了婶婶一眼，说：“准备器械。”

婶婶用肥皂洗着手说：“这样的手术，到了市医院，少说也要你们三千元！”

叔叔咕咕嘟嘟地灌下半缸子水，对孟喜喜点点头，然后就走到水龙前放水洗手。我看到孟喜喜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说。

八

手术室里先是传出了孙老太太杀猪般的嚎叫声，一会儿就无声无息了。只有刀剪碰撞瓷盘的清脆声音间或响起，说明手术正在紧张进行。孙家兄弟蹲在炉子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辛辣刺鼻的旱烟，还不停地将焦黄的黏痰吐到眼前的地面上。吐下了，就用他们的像熊掌一样的大脚搓搓。他们的头上都冒出了热汗，于是就把棉衣解开，袒露着胸膛，一股热烘烘、油腻腻的山林野兽的气息洋溢在房间里，把孟喜喜身上的暗香逼到墙角，好像几根游丝在风中颤抖。

孙七姑一会儿侧着身，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动静，一会儿弯腰撅屁股，把脸堵到门缝上看光景。听一会，看一会，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边走动着，一边唠叨着，她的两个弟弟埋头抽烟，一声不吭。

房间里憋闷难熬，像一个想象中的兽洞。孟喜喜脸上的汗珠子成串滚下，表情十分痛苦，但她的身体还保持着正直，只是那两只手在不停地动着，一会儿紧紧地攥住大衣和围巾，一会儿又松开。我关切地问她：“你痛吗？”

她先是点头，紧接着又摇头。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溢着泪水，我的眼睛随即也潮湿了。我听到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求你了……把门开开……”

我拉开门，雪花和寒风扑进来。

她大张开口，像出水的鱼一样贪婪地呼吸着。

“冻死了，冻死了……”孙七姑叨叨着。

“你出去！”我恼怒地说，“你们都出去！”

孙七姑低声嘟哝了几句，老老实实地坐在凳子上，不吭气了。

我把自己泡方便面的碗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倒了半碗开水，端到孟喜喜面前，说：“喝点水吧。”

她摇摇头，痛苦的脸上挤出一个扭曲的微笑，低声说：“谢谢。”

现在轮到我一会儿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动静，一会儿把脸堵到门缝上看光景了。我心急如火，盼望着叔叔赶快把孙老太太的手术做完，好给令我心疼的孟喜喜看病。我从门缝里只能看到叔叔的背影，和婶婶麻木的脸。叔叔似乎一动也不动，婶婶像个僵硬的木偶。

手术终于做完了。叔叔站在手术室门口，摘下血迹斑斑的手套，准确地扔到水池子里。

婶婶也走出来，不耐烦地对孙家姐弟说：“抬走抬走，下午把钱送过来。”

九

后来我想，真是天命难违——当孙七姑姐弟们终于把她们还被麻药昏迷着的母亲抬出诊所，叔叔换完了衣服洗完了手坐在椅子上吸足了烟喝饱了水要为孟喜喜看病的时候，一个莽汉像没头苍蝇一样破门而入。他双手捂着脸，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硝烟气息，使他很像一个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

“救救我吧，管大夫。”他凄惨地喊叫着。

“怎么啦？”叔叔问。

那人将双手移开，显出了血肉模糊的脸和一只悬挂在眼眶外边的眼球。紧接着他就把脸捂住，好像怕羞似的。尽管他已经面目全非，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是镇子西头的烟花爆竹专业户马奎。他哭咧咧地说：“倒霉透了，想趁着下雪天实验连珠炮，想不到还是炸了……”

“活该！”叔叔狠狠地说，“我听到鞭炮声就烦——怎么不把你的头炸去？！”

“救救我吧……”马奎哀号着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

“这与你的老娘有什么关系？”叔叔骂骂咧咧地说着，但还是手脚麻利地站起来，到水龙头那里去洗手。

婶婶把马奎扶进了手术室。叔叔提着两只水淋淋的手也随后跟了进去。叔叔把孟喜喜放下去给孙七姑的母亲做手术时还含义模糊地对着她点点头，现在，他连头也不点就把她放下了。

我心中涌动着对叔叔的强烈不满，我觉得叔叔是故意地冷落孟喜喜，因为他向来是个干活利索的人，凭着他的技术和经验，他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手术的间隙里给孟喜喜做出诊断或是治疗。

孟喜喜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满，当我满怀着同情和歉疚看她时，她对着我摇摇头，似乎是在劝解我，或者是在告诉我她对叔叔的行为表示充分的理解，而她自己并不要紧。我换了一碗热水让她喝，她摇摇头。我劝她到诊断床上去躺躺，她还是摇摇头。这也好，如果让像冰雪一样洁白的她躺在那张肮脏的诊断床上，别说是她，连我也会感到难受。

手术室里不断地传出马奎的喊叫声和叔叔的呵斥声。我看了一下桌子上落满灰尘的闹钟，时间已经接近十二点，往常的日子里，现在正是我去街边的小饭店拿盒饭的时候，往常的这时候也是我饥肠辘辘的时候，但是今天我肚子里仿佛塞了一把乱草，一点饿的感觉也没有。但这毕竟是一个话题，我问她：“你饿吗？我去拿个盒饭给你吃？”

她还是轻轻地摇头。我看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汗水，脸色白里透出黄，嘴唇白里泛着青，连她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都是生龙活虎、神采飞扬，她的所有动作都是那样的果断、夸张，她说话的声音永远都是那样的清脆嘹亮，她的笑声永远都是那样的肆无忌惮，如果她在你的身边大笑，会震荡得你的耳膜很不舒服……但是她现在是这样地噤若寒蝉，是这样无声地、凄凉地微笑，是这样轻轻地摇头，而这距离我对着她面前的土地啐唾沫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门外的大雪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风力也减弱了许多。一缕阳光从厚重的灰云中射出来，使积雪反射出刺目的白光，我们的房间里顿时一片明亮。我对她说：“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更没有用声音来回应我的话。我突然发现，仿佛就在适才的一瞬间里，她的脸变得像冰一样透明了。她的上眼皮也低垂下来，长长的睫毛几乎触到了眼下的皮肤上。我的心猛地一沉，不由自主地大声喊出了她的名字：“喜喜！”

她丝毫没有反应。我扑上去，拍了拍她的肩头。她似乎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脑袋便突然地歪向一边。

“叔叔！”我撞开了手术室的门，大声吼叫着，“叔叔！”

叔叔停下正在给马奎缠绕纱布的手，恼怒地问：“吼什么？！”

“孟喜喜她……大概是死了……”我的咽喉哽塞，眼泪夺眶而出。

叔叔以少见的迅捷窜出来，跪在孟喜喜面前，试了一下她的鼻息，摸了一把她的脉搏，然后扒开她的眼睑。

她的瞳孔已经散了。

叔叔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药物，叔叔用空心拳头猛击她的心脏部位，叔叔撕下灯头，用电线触击她的心脏——叔叔汗流浃背，沮丧地站起来。

婶婶紧张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叔叔瞅了婶婶一眼，低沉地说：“你她妈的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