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当前社会认识的基本质疑

自第二代上台后，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批评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及反右扩大化和极“左”思想的破坏时，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股脑地将大饥荒的责任推到了已经没法自我辩护的毛泽东身上，似乎毛泽东是亩产万斤“放卫星”、大食堂、“共产风”等荒谬行为推动者，及最终导致断粮的罪魁祸首。但历史并不以一个文件或一个时期人们的认识为转移，历史的真实必将在后人的追根求源地剥去舆论的尘埃而显现出其本来的真相。这是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很遗憾的是，笔者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包括《人民日报》在线数据库等，都不完整，刻意去掉了这段时间有关农业发展和“共产风”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当时活动和讲话的新闻报道，而非权威网上资料要进行真实性确认才能采用。中央在刻意隐瞒些什么？这一有选择性掩盖本身就值得怀疑。

笔者对第二代领导层引导下强加在毛泽东头上的这一责难的怀疑，基于以下这个基本的认识：在中共当时负责政治建设并在内政事务上退居二线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负事经济建设的核心领导人如刘少奇（当时已经指定为毛泽东的接孤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毛泽东是唯一种过地，真正懂农业和农民的人，他怎麽可能会糊涂到相信亩产万斤的荒谬报告？当时毛泽东是党主席，主抓意识形态和军事外交，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等人，当时在干什么？这些一线经济管理领导似乎完全没有责任，所有的错误都是那位不直接负责经济而且是唯一懂农业的毛泽东铸造的，您不觉得这里面有个基本的逻辑扭曲吗？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和亲近感远非其他领导人可比，他会如此折腾农民？

在对这段历史的批评声音中，其他领导的缺位是极其不正常的。根据毛后时代对毛泽东的舆论导向性否定，任何同时代其他领导人要麽以当时如何反对毛泽东所犯错误，要麽以受害者身份而纷纷登上各大媒体，进而证明自己当时的正确性。但在谈论三年经济困难和大饥荒事件时，唯一被常提起的中共主要领导的声音是刘少奇在大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举办的七千人大会上的那段“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看似坦诚的讲话，可刘恰恰又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核心内政事务最高领导人，他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到底讲了什么，如此关键时期的讲话，却从没见诸于毛后时代的报端，只要您有半点的理性和不带偏见及预设立场，请思考一个简单问题：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主抓内政事务的核心领导在农业“放卫星”和接踵而来的大饥荒时期，哪怕有只言片语的反对，第二代核心领导层能不予以大篇幅报道渲染，进而划清与大饥荒的政治责任吗？尤其对邓小平本人和其政治盟友刘少奇二人有利的宣传，在邓小平主政时期绝对不会放过丝它。当时仅有的，在第二代领导时期被反复提及的大胆质疑“放卫星”的领导人也就彭德怀及其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了。

这里有个参考案例：人们从第二代核心领导层上台后，大力宣传邓小平如何受迫害，周恩来如何艰困中保护科学家等，但从来没有关于刘少奇和邓小平如何在经济困难时期大力支持“两弹一星”的任何报道，虽然邓小平主政时期历经“两弹一星”成功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纪念重大事件。而毛泽东、陈毅、舔荣璨辱领心是如何在极其困难时期坚持搞“两弹一星”的，则不断出现在各方面的媒体和回忆文章中。了解中共舆论模式的读者自然从中不难看出，这事实上昭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上似乎没什么值得宣传的内容，而以当时他们所处的最高领导位置，又不可能不参与这类重大决策，那就奇怪了，他们如何参与的呢？后来有学者根据回忆录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拨蚕抽丝中发现，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主张“两弹”下马的主要领导人。

从“两弹一星”这件事情的有关报道所体现出的中共舆论模式，我们有理由怀疑，既然没有任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当时如何反对亩产万斤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报道，那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可能是：他们是这类荒谬行为的实际推动者和认可者。而在邓小平主政下反毛舆论最猖獗的时代里，毛泽东对亩产万斤的质疑也时不时见诸于报端，则为厘清毛泽东在这件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责任敞开了一条思想的门缝。

稍微考察一下当时历史就不难发现，大跃进、吹共产风、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穷过渡等，这些作为这段历史的标志性词汇和运动，毛泽东都不是创造者和始作佣者。而这些名词和运动的最早推动者和发明者则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如果由刘周邓发明创造，由毛泽东推动鼓励的话，您不觉得太抬举刘周邓的理论水平了吗？有据可查的事实是，以上这些歪风的最早、最坚定纠正者恰恰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