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饥荒发生时期的中央领导体制

研究历史不能忽略其中每个领导个体的职位权力和责任。一个基本原则是，说直接负责的领导人对错误没有责任，反而是一位不直接负责的领导人来承担全部责任，是荒谬的。大饥荒从酝酿到惨祸发生的关键时段里，中共高层各主要领导的职权需要有个厘清。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斯大林身前拖着老迈的身体事无巨细参与一线决策，而没有为身后的权力过渡预留时间，导致斯大林死后苏联出现重大的政治转折和高层政治斗争。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教训极为警惕，于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即毛泽东退居二线，其他领导人处于领导一线。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则是对这一设想在领导机构方面的具体落实和确认。

“八大”正式选举出几位中央副主席，确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领导职务。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八大”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则在本次大会当选为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一邓小平中央日常事务领导体制由此确立。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到了人事安排的问题。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干个名誉主席……，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

毛泽东的这番公开表态及八大的高层领导职务安排，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接班人”问题。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与赫鲁晓夫谈到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

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其照片开始和毛泽东并列于《人民日报》等媒体。明确宣示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以“八大”为分界点，毛泽东退出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则继续领导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不仅在体制架构上，还是舆论方面，都已经确立，并宣示天下。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领导中枢，包括宣传系统事务，以及任当时权力极大的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而毛泽东则对自己一手推动的接班人培养机制给予充分支持。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客人问毛泽东是否有明确的继承人时，毛泽东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是公开对这一接班人安排的再次确认。刘少奇的升位是毛泽东主动让贤的结果，而不是被迫，更不会如后来某些人所说的刘少奇位置提升引起毛泽东的妒忌和不快。

固然，以毛泽东的威望，刘少奇虽然成为国家主席和接班人，但威望上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差距，但其接班人的特殊地位，以及邓小平的迅速崛起和总书记身份，决定了任何高层领导人和省区县领导都明白他们未来的顶头上司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个政治风向标如此明确，每个高层政治人物要想有安全的政治生命和光明政治前途，就不能不认真揣摩和顺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倾向和言论，自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客们开始向刘邓身边靠拢。同样的道理，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也必然具有方向性和舆论导向的影响力。因此，毛泽东在大政方针上的方向性指引的最终实施及执行效果，取决于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的一线领导集体的具体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要知道，当时邓小平身为总书记，是宣传系统的直接领导者。刘邓有可能很好执行毛泽东领导党中央制定的宏观大政方针，但也有可能念出歪经。

很显然，三年经济困难发生及前后的整个时间段，中央日常事务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及时任总理周恩来在负责，但毛泽东去世后提到这段历史时，整个中共舆论压根就不提刘周邓的具体责任。而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即当裁判也兼运动员，显然不可能对历史有公正的评价。由此，笔者可以得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结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主导下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不可能客观公正的，必然有他自己的倾向性和选择性。明确了这一点，就为今日及后来人以“空杯心态”来重新认识这段复杂而荒谬的历史真实创造了条件，也必将为中共中央在邓后时代对新中国历史的再认识逐渐厘清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向。

山此可以看出，在邓小平主导下推出的历史总结性文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进行检讨，必须把邓小平和他政治盟友如刘少奇等放在历史的天平上重新评价，才能对共和国历史有准确的描述。才能让人们对共产党和共和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有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