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恩来：明哲保身下任由苍生倒悬

再看一下另一位核心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当时做了什么。

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是中国经济社会决策与领导执行的最高领导机关。笔者掌握的资料中没有可靠的关于周总理推动还是抑制浮夸风的证据。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放卫星”和粮食征购没有任何的反对和抑制措施，使得他无法逃脱百万人民惨死的领导责任（征购粮食是国务院的直接责任），虽然他的具体责任只有等历史档案解密后才能一窥其貌。

这位备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在如此荒谬的浮夸风面前，居然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来证明他曾对浮夸风做任何的抑制和警惕，而关于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控制“文革”的破坏和如何保护科学家的历史片段则耳熟能详。一个最高政务官在关键历史时期不作为，说好听点是明哲保身，说难听点是不负责任，对万民倒悬置若罔闻。如果当时周总理哪怕私下在毛泽东面前稍微表示自己的担忧，毛泽东在抑制过热的浮夸风方面也不至于孤军作战。在百姓最危难的时候，周选择隐身，而不做哪怕是基本的责任承担。当人们对他吃着农村带来的难以下咽的窝头而感动万分时，似乎没有去追问，在农民被基层官员像疯狗那样抢走手里最后一粒粮食时，身为人民的总理，您在哪里？人民需要的不是几句温情的语言和几滴眼泪，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关键时候对民众的强大责任和担当。

无论如何为周恩来开脱，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周恩来在明知饥荒蔓延时，非但没有利用他的职权紧急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各地粮仓实际上是有存粮的，据我父亲讲，我的家乡山东曹县孙老家公社当时的党委书记，就敢于拿出公社储存的公粮救济灾民，才使得孙老家公社饿死人情况没周围地区严重），在饥荒最严重的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大试征粮，并出口了680万吨粮食，用赚得的外汇于I960年进口了大量黄金。周恩来很清楚这些黄金可以挽回多少农民的生命。

不论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们多麽好，对底层农民的无情、一一想想那些种粮的农民一个个家庭在饥荒中消失的惨况，使得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无法对他产生一份感动。中国精英阶层对底层人民的漠视，周恩来也没能免俗。

在关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是否要下马“两弹”问题上，同样找不到周恩来的任何表态。

当然，笔者对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有几分建立在揣测下的理解，不排除作者有小人之心的可能性。

当时刘少奇已经被公认为是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的照片已经和毛泽东并列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任何要在中国政坛生存下去的政治人物，都不得不考虑刘少奇这位未来顶头上司的言论和思想，不论您是否喜欢。周恩来可能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接班人的坚决支持下，他否定刘少奇的言论与思想，即使在毛泽东那里也可能未必得到支持，但却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周恩来具有很强的政坛生存能力，他不表态支持，似乎已经表明了他的反对态度；但这种沉默并没有任何的力量，最多只是给热爱周总理的民众带来些许心理的安慰，以及对他的理解与宽容。这种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带来的如此严重后果，则让人难以平抑内心的那份矛盾和责备。

在“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打倒，周恩来是赞成的，至少表面上如此，第二代领导人时期出现不少所谓“周恩来赞成打倒刘少奇是违心的”的说法，笔者持保留态度。且不说大跃进期间刘少奇所作所为对于聪明如周恩来者，岂能看不出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也排斥过周恩来。刘、周不是一条道上的政治伙伴，但却不得不在一个屋檐下共事，使得周恩来在刘少奇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变得格外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刘少奇在历史上整人的“辉煌成绩”，和排除异己的铁血手段，高层不少人应该多少有点印象和自保意识。

杨继绳提到，在1961年底，针对到底饿死多少人的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要求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可能有两千万人。周伯萍说，周恩来看了报告，要求赶紧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问他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做事风格。他也许是个不错的协调人，但在笔者人到中年仍然还不失率真的性情中，就是不欣赏这种中庸处事风格。周恩来的做法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社会需要担当，领导需要原则和作为。

豪情从来就难容中庸！伟人必然勇于担当！

1966年刘周邓最后的聚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