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邓小平：背负历史罪责而罔顾正义
邓小平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执掌中枢机关，他成为二代核心后又放任民众和舆论对毛泽东的过分责难，他的角色同样有必要做一下整理。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邓小平李富春9月去东北视察的报道。报道如下：
《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
新华社30日讯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和赵尔陆等同志，9月10日至29日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视察了工作，对东北地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风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作者点评：令人发指的邪恶政治指标）
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国农业增产的经验，概括说来就是水、肥、土、种、密加上田间管理齐头并进。这是农业生产的“宪法”，是毛主席的“宪法”¹，是事实证明了完全正确的“宪法”，是已经创造了奇迹的“宪法”。东北的某些领导人和广大地区没有坚决执行这个“宪法”，而继续执行着宽垄浅耕、广种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了。这个事实，反映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还很尖锐，说明农业方面还有白旗未拔，思想还没有解放。
¹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是毛泽东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1958年提出来的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对实现科学种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发挥20多年的影响力。但在1958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推动下歪曲和误解了农业"八字宪法"。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幸福社和太阳升社的时候指示说，每一个社明年都应该指定一两个耕作区作大面积丰产试验。可以把现有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既可以增产粮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绿化，一部分土地轮休。
据河北日报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同志，于10月8日至14日，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邓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还谈到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作了若干原则指示。
据《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坚决执行农业生产“宪法”永吉县拔掉思想白旗，深耕运动出现高潮》一文报道：
中共永吉县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坚决贯彻农业生产的“宪法”，领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就深耕问题関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全县出现了深耕高潮。
邓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8日报道：《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东北三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本书作者按：这篇报道是对邓小平指示的细化）本报哈尔滨27日电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同志视察辽宁、吉林、黑龙江时，对东北三省农业生产所作的重要指示，在东北三省千百万农民中已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三省农民正以每天深翻地五百多万亩的进度和严寒冰冻赛跑。
铁的证据：1958年10月8日邓小辛在天津接见亩产十一万斤先进代表时留影。戴帽者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他旁边光头是刘澜涛，黑衣者是邓小平，邓小平身后白视衣者为杨尚昆。（图）
在东北地区广阔的田野上，白天到处都是千军万马，夜晚是灯笼火把，连夜苦战。各地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昼夜不停制造绳索牵引机，以加快深翻地的进度。黑龙江省已有好多县，平均每一百五十亩地就有一台绳索牵引犁。除此以外，拖拉机、畜力犁、人拉犁、翻地的铁锹等都一齐上阵。城镇居民也全力支援农业生产。大部分县城机关只留几个人驻守，下乡干部不仅是田头办公而且和农民一起翻地。即便是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钢铁等生产任务十分紧张，仍然有八万人编成连队，分赴十一个县（市），大战二十天，帮助农民翻地。哈尔滨市区十万多职工、学生、驻军，上星期天冒雨到郊区参加义务劳动，一天帮郊区农村深翻地三万六千亩.
……
东北三省今年农业生产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增产幅度，分别为30%到52%。但和关内各省农业增产一倍以至几倍以上的情况相比，还没有彻底翻身。根据各地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全面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水、肥、土、种、密、害、工、管”这个农业生产“宪法”，才能使农业得到彻底翻身。为了使明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至少要比今年翻一番，各地首先抓今年执行农业“宪法”中比较薄弱的土和水两个重要环节。先抢深翻地，使耕地普遍深翻一尺以上；改进和推广去冬水利施工经验，利用冬季大干水利；同时抓紧积肥和准备好足够密植需要的良种。
作为农业生产方针重大革命性的措施，黑龙江省明年耕地面积比今年要缩减六分之一，即减少播种面积一千六百多万亩，变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一部分县和人民公社开始酝酿，使现有耕地生产粮食、休闲、种树各占三分之一，实行“种的少，种的好，收的多”的农业生产方针。
三省各级党、政领导人分析了过去东北三省对农业生产“宪法”执行的不全面，主要原因是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唯条件论”、“习惯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因此目前正在深翻耕地的高潮中，普遍发动农村干部和群众，在田间地头学习讨论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就农业生产的彻底翻身进行了鸣放辩论，通过鸣放辩论来发动群众，以大搞群众运动，推进农业上的彻底革命。
从大量的当时报纸报道中，可以看出农业方面完全外行的邓小平对农业问题随意指示，盲目减少耕地面积，追求高指标，更恶劣的是，还动辄将达不到高指标上升到政治认识和路线斗争层面，在反右扩大化的恐慌阴影下，这是最让各界官员和知识分子忌惮的，因此，邓小平“浮夸风”指示往往具有极大的震慑力，甚至具有强制命令的效果。这类对邓小平视察和讲话的报道，不是其他领导人可以来“抢功”的，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这类党的喉舌和中宣部直接领导者就是总书记邓小平。而他领导下的报纸在记录他的活动的同时，也将他的历史罪责清晰记录在案而永远无法抹去。邓小平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给他的权威性和对各级官员的震慑力提供了“核武器”，因为他以反右主帅的角色可以对任何不配合和达不到指标的干部扣上右倾的帽子。当然，对于那些积极配合他讲话精神的地方领导，则不论正义邪恶，都大加支持和保护。
邓小平是如何保护那些搞浮夸风最恶劣的地方酷吏的呢？
在导致大饥荒的省级领导层面，有五只吃人的“老虎”，分别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中华大地出此类妖孽，真是民族之大不幸）
在去庐山会议的路上，田家英曾向李井泉提及四川饿死人的事，李冒出了他的名言：“中国这麽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李对民众没有任何的同情之心，没有任何的责任承担，自己管理“的省份有饿死人发生，他居然没有任何的羞愧和廉耻感此导丧心病狂的政治恶魔是如何在共产党体制内生存和升官就;“真是个可悲的现象。
庐山会议结束后，他利用批评彭德怀还没有向下传达的间隙，故意来考验四川干部对彭德怀谈看法，那些认可彭德怀的人都被他打成右派或严惩。这种下流的手段，也只有他能用的出；彭德怀毕竟是国防部长，是元帅，在中央没宣布对彭德怀的批判之前，基层干部和民众自然对彭德怀多一份尊重，但李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引蛇出洞。1959年他强制四川的粗票作废，将群众辛苦积累的保命机会切断。据杨继绳调查，邓小平曾对李井泉讲：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所以李井泉有了尚方宝剑来大量抽调四川粮食支援全国，四川白姓的命就这样被牺牲掉了。所以，四川虽然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之一，但李井泉在后来的清算中却得以过关。李井泉不仅是邓小平的铁杆政治盟友和执行者，两家也是通家之好。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做了自我检讨而难以过关，邓小平则出来表态：“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邓小平对家乡四川大量死人，如此两个“多了些”，真的是“举重若轻”）邓小平丝毫不提李井泉的罪恶不仅仅在调粮，而在“放卫星”方面，李为全国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邓小平复出后，中央讨论对毛泽东的定位和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李仍然是受邀参与讨论的高级干部之一，让这种残害百万四川人民的刽子手来讨论一位伟人的历史评价，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
另一个超级混蛋就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通过在河南大搞反右扩大化，大炼钢铁和没有科学论证下的大修水利等基础设施上的乱来行为，在农业上“放卫星”，在信阳地区用残酷手段对付饥饿的农民，河南饥民逃荒要饭遍布全国，大量人口饿死，官方数据显示河南饿死150万，特别“信阳事件”就死亡大概120万。
吴芝圃这个双手沾满河南人民血泪的王八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斗清算（“文革”被打倒的并不都是好人），死于1967年，这本来是因果循环的必然。吴对自己的罪恶有清醒认识，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俨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他至少还有半点廉耻和自醒。但吊诡的闹剧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上演。
1979年吴芝圃被平反！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颠倒黑白如此，党性、人性、原则何在？就连吴芝圃自己都承认犯下极大罪恶，对河南大量饿死人负有责任，但邓小平却将此称之为“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河南百万死难同胞的亡魂就这样被再次戏弄！！邓小平在大赞吴芝圃时，不可避免地捆绑了他们共同的历史片段，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参考联想的空间。
笔者没有找到吴芝圃和邓小平之间亲密合作起于何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大跃进期间吴芝圃在河南反右扩大化和疯狂“放卫星”时正是邓小平主抓中央日常工作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之时，邓小平是吴芝圃的领导，他们二人在罔顾客观经济规律而在推动浮夸风方面，都“战果辉煌”，一位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之职（副组长是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彭在第二代成为五老之一，与和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合作历史有关），利用他管控的党的喉舌媒体煽风点火；一个则在中原大省的实际操作中，充分实现高层意志和精神，将刘少奇对河南的指示彻底贯彻，将浮夸风吹到无以复加的极端。没有邓小平在浮夸风中的支持，吴芝圃断没有胆量如此狂妄而不计后果（庐山会议后，吴芝圃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而没有任何收敛），没有邓小平对吴芝冈深体“圣意”的高度赞赏，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对吴芝圃的平反。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以吴芝圃当时的官位，实际上是不可能劳动得了时任副总理和具有最高政治影响力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平反和亲自致悼词的，但邓小平一反常态地做了，而且给予吴芝圃极高的赞誉。由此可以判断，邓小平和吴芝圃在那并不长时间内形成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进而形成政治上的捆绑。邓小平对吴平反和高度赞誉，恰恰暴露了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中那令人遗憾的污点：为了个人的好恶完全不顾原则，放弃党性乃至人性。
我不会因为邓小平的历史污点而否定他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但我同样不会因为他晚年的贡献而对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视而不见。邓小平的政治人生，有人评价为举重若轻，大智大勇，“钢铁公司”等美誉，但看他毛后时代公开鼓励军队经商而对人民军队进行了精神上的摧残，公开释放大贪官进而导致贪污盛行等行为，结合上述历史事件，我更倾向于认为，邓长于术，而疏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