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将大饥荒推责给庐山会议太牵强

有很多人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庐山会议，是不客观的。因为通过1958和1959年的浮夸风，饥荒已经发生，饿死人现象已经出现。1959年7、8月间庐山会议召开时，各地荒种现象很普遍。实际上，庐山会议的目的是在纠左，结果却成了打倒彭德怀军事集团的继续反右。

打倒彭德怀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很多人以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抹黑了大跃进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进而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题。这是毛后时代政治宣传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真实。

为避免分散本章主题，关于庐山会议的历史分析将在下一章讨论，读者可以与本节内容相互参考。本节主要厘清庐山会议之后与大饥荒有关的关键细节。邓小平王政后，在舆论上将大饥荒加深的原因导向庐山会议，又将庐山会议没能纠“左”的责任，导向彭德怀“万言书”刺激毛泽东借批彭继续大搞极左路线的方向上来；这一逻辑和历史解说已经成功洗脑成全民“共识”。因此，分析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是否真的放弃纠“左”就变成历史真僞的判断切入点。

毛泽东本人的理性头脑并没有因为打倒彭德怀而变糊涂，他对农村工作中极“左”行为进行斗争并没有停止。

除庐山会议前他给六级干部的上述公开信，会议后的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中央在一九六O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1960年11月150，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II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作者董玉振评：能够想象毛泽东当时泣血的焦虑，对自己的党和各级领导的乱来，已经到了咒骂“不如地主、资本家”的地步）“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刘、周、陈、邓、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

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麽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

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裹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0《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有如下论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麽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O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指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只要读者有时间好好读读当时毛泽东的讲话和他主持下会议通过的文件，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对各种歪风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批判，并试图去制止浮夸风和极左路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毛泽东的这类讲话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抄录了。但从上面说列举的时间间隔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谨慎是一贯的。

毛泽东的农业经验和对“放卫星”的理性怀疑，多次要求冷处理超高亩产量新闻，无法转化为中央执行层的施政措施，这个一线领导层是他本人亲自挑选和支持的，使得毛泽东无法逃脱一定的领导责任。但反右扩大化中，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以其铁腕手段对反右扩大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一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这位邓小平极其欣赏的地方大员在庐山会议之后还何等地胆大妄为，就该明白，将一切推给庐山会议是不合理的，当然推动浮夸风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将全国推上了一条“持续高烧”的不归路，除非他们倒台，靠一次会议来扭转当时的局势很难，因为一旦确认过去浮夸风的极端错误，那必然有屮央高层领导要承担责任，有关责任人必然不会轻易就范。打倒彭德怀，对毛泽东来说是政治上的考虑，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持续不断对浮夸风和农业发展极“左”行为的斗争，有大宦颁布日期很频密的记录，都足以证明毛泽东不得不亲临一线对这个一线领导集体所造成的危机进行纠正与焦虑。

毛泽东本来是退居二线只抓意思形态，但从给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和后来的一系列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不得不涉足本来由刘周邓负责的一线事务和具体行政管理措施制定和执行层面。尤其是1959年饿死人事件开始发生，他密集发声，对国家困局表现出极度的关注和忧虑，尽力制止浮夸风和极左行为，但他栽培的一线领导集体已经听不进他的话了。刘少奇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不会以批评的口吻对刘讲话，但从《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那封信已经将刘少奇列入批评的对象之一。在给六级干部的信颁布后，I960年初共产风再度刮起，刘周邓已经难以逃脱历史的谴责，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完全置若罔闻。

在将大饥荒主要责任推给毛泽东的理由中，有一条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根据吴冷西着《忆毛主席》记述，针对1956年出现的“反冒进”，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都成了反“反冒进”的会议。吴冷西在其著作中也认为毛泽东反“反冒进”是错误的。但仔细研究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的原因，是毛泽东对“反冒进”口号这种激进宣传手法的批评，正如《忆毛主席》第48页所说：毛主席认为，一个时期搞得快些，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社论（题目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错误的。吴冷西本人也认为，毛泽东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

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始终把调动民众和民众参与作为主要政治目标和手段。党的喉舌以社论形式“反冒进”，毛泽东的批评算不上过错，更没有因为反“反冒进”就必然要走浮夸风的道理。正如当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经济上一放就乱（通货膨胀），一抓就死（通货紧缩）一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各地都有过各种“热”，最被人诟病的是房地产热，但中央从来就没有，也不应该，以社论和中央文件的形式来“反房地产热”。这种激进的降温手法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毛泽东提倡多快好省的背景下，“反冒进“的旗帜举的太高，将势必让民众和各级党委无所适从。如何算冒进，如何算不冒进？1956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功告成的背景下，全国人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各条战线上人民忘我工作，这个时候您《人民日报》高唱“反冒进”，对全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必然造成危害，人民都不知道是否还应该甩开膀子拼命劳动了。

1956年反“反冒进”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共产风扯到一起，将相隔两年的两件事视之为因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浮夸风的真正根源是“共产风”，而不是“反’反冒进’”。

吴冷西老先生，您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辜负了毛主席对您的信任和期望，对鼓吹浮夸风，您将毛主席的忠告置之脑后，犯过大错，这次您又错了！您在书中对没听毛主席反浮夸风的话而后悔，说明您老人家还是位有自省精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