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们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

据说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也隐居着一些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是何种类型的人物呢？一提起这个问题，大家的心目中立刻会出现像凡·高、毕加索、卡夫卡这一类圣徒的形象，这还不容易回答吗？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些人！可是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他们早已绝迹了。当今的世界，似乎是被毒化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已经不再产生圣徒，而专门产生一些细手细脚、贼眉鼠眼，又爱叫叫嚷嚷、斗智逞强的无赖。这些无赖全都很深地介入世俗生活，庸庸碌碌，见利就沾，不让分毫，对于自己的行径，又从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一味随波逐流，而在这同时，却自认为在搞艺术的勾当，他们甚至干脆认为自己就是艺术家！当他们为争一块糕饼打破了头，或者为引诱别人的老婆挨了一顿死揍时，他们仍然是那样厚颜无耻，根本不认为这是对艺术的亵渎。他们顶多在一两天里痛恨自己的性格过于外露，给自己招来麻烦，接下去又恶习不改，变本加厉。在本地，就召开过一个这类艺术家的会议，参加者有县政府的官员，还有五个这种无赖。谁也不知道这五个人是怎样、凭什么成了本地的艺术家代表的，没有人问起这回事，似乎这是一个机密。开会的那天，这伙无赖个个迟到，来了之后，又疯狗一样冲进会议大厅，把地毯弄脏，把门都撞坏。到了位子上，也不坐下，东张西望，缩头缩脑，明明主持会议的县长向他们有礼貌地打招呼，他们硬是装作没看见，只顾争先恐后地用墨黑的爪子抓桌子上的点心，抓了就塞进破衣服的袋子里，一眨眼工夫一桌点心就被他们一扫而光。这样干了之后，五个人就在自己位子上坐下来大嚼，完全是目中无人的样子。吃完东西，扯起桌布边缘胡乱揩揩嘴巴，他们装作有急事的样子站起来要走了！“我们的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回去搞创作。”独眼汉子媚笑着说。这时其他四人全都脚板揩油，溜到了门口。他们才不会为旁人耽误一分钟呢，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在这紧急关头县长抓起话筒，命令全体回到座位上坐下，他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一个自由发言的会议，他要让到会的五位艺术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造成一种好气氛，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不作任何指示，他们今天是来当小学生向艺术家们请教、学习的，因为艺术，当今已经成了一种高级的、有自身特殊规律的玩意，所有的人都要重新认识这个怪东西，搞不好它就会开你一个大玩笑的，被开过玩笑的人将永世抬不起头来。县长是一个酒糟鼻的老头儿，两只细眯眯的眼睛十分慈祥，平时他总在打瞌睡，鼾声如雷，可是只要到了关键的时刻，立刻显出来超人的胆略和果断精干、雷厉风行的作风。他这么一宣布，五条汉子就一齐扑过来抢话筒，他们都想第一个发言，都想出大风头，他们内心沸腾的虚荣使得他们谁也不肯相让，而竟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势头。在抢夺中，人人都使出了自己的绝招：踢下身、搔胳肢、鹰爪功、使脚绊、吐唾沫，无奇不有，五只黑爪把个话筒抓得严严实实。一个极为瘦弱的小个子挨了一下鹰爪功，被甩了出来，他坐在地毯上气得发疯，嘶哑着喉咙要挟：若不让他第一个讲，他便就地撞死算了！这时我们德高望重的县长一声大吼，那四个人都愣住了，不知不觉地松了手。县长拿起话筒，建议用丢骰子的办法来确定发言的先后。“啊，这古老的民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古老的民俗，创作怎能离得开它？古老的民俗……开始吧！”五个人这才嘟嘟囔囔，敢怒不敢言地服从了。官员们冷眼旁观，一个个摇头长叹：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产生巨人的时代再也不会有了，瞧这些寄生虫！瞧他们的县长变成什么样子了？一个酗酒的老家伙，成日叨念“古老的民俗”，他读过浪漫主义！他们耐心耐烦地保持庄严的沉默，想等着看这五个家伙还有何种伎俩，他们根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开会的，他们今天都有好多重要的、正经八百的工作要做，可是县长，读过浪漫主义的老头子，非要把他们叫到这里来和这些人一起出洋相，瞧瞧闹出什么笑话来了吧！

原计划开一天的会议令人不能置信地开了五天。因为这五个人，一旦轮到自己拿起话筒，就霸着不肯放手。他们的想象充分地膨胀起来，认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到了，不趁此机会充分过瘾，那可是个大傻瓜！他们东扯葫芦西扯瓢，鸡毛蒜皮，张三李四，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越说越有味，越不想停下来，要不是为饥肠辘辘所中断，也许竟要持续个把月都说不定，就是持续一年都是可能的。不要以为他们会有什么听众观念，对这些无赖来说，听众根本就不存在，既然县长给了说话的机会，这就是说可以厚着脸皮大闹特闹了，他们早就想要讲话了，尤其是对着话筒讲，这方式太妙了，妙极！他们暗中憋着劲，用那种貌似真诚，实则虚伪透顶的语气开口了。喋喋不休地都说些什么呢？似乎千篇一律，全是关于自己一生中所干的蠢事，一个比一个啰唆，一个比一个烦琐，听了老半天，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他们自己倒如醉如痴的（或故做如醉如痴状），至于听众，谁个有耐心去听到底，他的神经不抽风才怪。我们仅在此摘录两小段就可以看出这些发言是些什么玩意，对人的神经有着何等厉害的杀伤力了。这是独眼汉子的语录：

“……诸位，你们说说，我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跑到这个地方来，我拿起话筒，我发言了。丢过骰子以后，我幸运地第一个发言了！发言这件事本身奥妙无穷。我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怎么会发起言来啊？等一等，我这就扯到题目上来了，这种题目通常是很宏观的。我进来吃点心的时候，并没料到自己会发言，我以为吃过点心就可以走了，我有一种蒙混过关的想法，我这个人，最爱蒙混过关。事实是，诸位，我今天早上又骂了街，一块石头，对，我干吗要忸忸怩怩？一块石头正中我的屁股，靠尾骶骨的那个地方。诸位，我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百般挣扎，一门心思想正经事，可是一下没注意又骂街了。我的声音还不够大，让我站到桌子上来再说一遍：（上桌）诸位，我是个什么东西啊？好，但这还是不够味，我要扯到题目上来了，在这之前，我还要站到窗台上，向着马路上喊一遍：诸位，我是个……”

腰腿风湿症患者的语录：“……别以为我是向你们讲话，要是你们抱着这种企望，那可大错特错了。你们居心险恶地提醒我：没有观众的表演艺术不成其为艺术，你们这么说的目的是想骗我与你们为伍，在我来说，这是顶顶恶心的事！我宁可不搞艺术也不能与你们为伍。说出来你们要吓一跳，我的确有两个观众，他们此刻待在我家里，我可以把他们叫来做证，这件事有十几年历史了，这也是我搞艺术的根本原因，艺术是我们三个人的事业。你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房间里溜走，这正中我的下怀。我今天拿着话筒，一点也不激动，这种表演我搞了三十年了，不过这种机会我可不会放过……”

如果这也算是发言的话，这就是这些着了魔的家伙的发言。官员们当然不是聋子，他们在第一天木然地待到中午，就借口吃中饭一个个溜之大吉，再也不来了。除了一个发言的，其余四位也溜之大吉，直到第二天其中一位才来接替发言者，因为他不想失去对着话筒过瘾的好机会。讲到县长，他一觉醒来就忘了开会的事，从桌上拿了一瓶酒（那本是送给艺术家代表的），磕磕绊绊地回家去了。艺术家们究竟在长达五天五夜的会上讲了些什么，那是没人知道的，当然全县人民都知道在县政府会议厅召开了一个神秘的会议，其内容十分暧昧，据说是用丢骰子这种古老民俗来决定发言的先后。单是这一条也就够刺激的了：丢骰子！他们纷纷传播着这个消息：丢骰子。

县长于第五天夜里潜入会议室，当时最后一个发言者正在对着话筒哀哀地号哭，哭得正伤心，看见酒糟鼻的睡眼蒙眬的老头朝他走来，他立刻扔下话筒去拥抱他，他早已认不出县长，只当老头是一个守传达的，以为他是来通知自己离开会议室，他好锁门的。“只要再待五分钟，这关系艺术的存亡。”他一边和县长拥抱一边说，“你无法想象它对我具有的意义。”当然县长想象不出那五分钟对于这个汉子的意义，他只是不喜欢这汉子的手臂缠得这么紧，他想挣开，可死也挣不脱，他多次向他亮出身份，可他无动于衷。“朋友！”汉子一手搂着县长，一手高举话筒叫嚷，“窗外已是黎明，听，艺术之神的丧钟已经敲响。我们这些彷徨于大街小巷的、丑陋寒酸的鬼魂，我们还等什么呢？天堂已经消失，地狱也已经消失，太阳的第一线光芒将使我们原形毕露，所有的路人都将看见，我们不是什么鬼魂，只是渺小的偷鸡贼，我们伪装的时间够长了！看看我身边这个胖子吧，他是个守传达的，他可以用锁门来置我于死地，而我，我要对他搞一个恶作剧，我的灵魂在策划中兴奋地颤抖。时候到了！”房门“吱呀”一声被打开，真正的守传达的老头进来了，他看见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在原地跳了三下，又打了自己两个耳光，然后蹒跚着跑出去呼救去了。当然艺术家并没有谋害县长，结果出乎意外：他俩成了知心好友。他们是怎样在两分钟内成了知心好友的呢？县长说是由于一种奇特的神交，那是在两秒钟内发生的，只有两个最高层次的人物之间才能发生的神交，这种事无法对人叙述，它的感觉与遭到电击相类似，甚至比那还要激烈。

五个无赖艺术家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乱嚷了一通之后，就像一股风一样消失了。现在，谁也无法将他们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五个人也许较常人更为消瘦和苍白，举动更贪婪，谈吐更猥琐，其中有一个独眼和一个小个子的腰腿风湿症患者。可是人们谁也不会将这些特征看作艺术家的特征的，这世上的独眼和腰腿风湿症患者不是多如牛毛吗？他们只是一些无赖，不是别的。只因为巨人的绝迹（想想从前有过的好日子！），我们的人民又过于缺乏自信，才听凭这些无赖自称为艺术家。而且县长也很成问题，他一味地读浪漫主义，又过度酗酒造成幻觉，如今这可怜的人的脑子被五个骗子搅昏了。

原载于《上海文学》198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