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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奇怪的大脑损伤
的确存在一种奇怪的大脑损伤。
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家庭主妇，和人交谈时左眼眨个不停。
多年前的一天早上，这位朋友站在门口对我说道：“我患有一种病，可惜没人注意到这个事实，我可以称这种病为大脑损伤吗？我的意思是指一种特殊的损伤。”
她凑近我，开始热切地向我描述她的症状，确切地说，是描述她的生活日程。那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听起来也枯燥。她是一位贤妻，有两个儿子，丈夫的收入很可观，她家可以达到中等生活水平。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她那种不厌其烦的描述令人困惑。
“也许，你是觉得生活空虚？”我试探地问她。当时她正絮叨着她怎样去市场买菜，在买菜的路上顺便去修鞋，和鞋匠讲价钱的小事。
“请不要打断我。”她生气地瞪了我一下，继续讲她的流水账。最后，当她终于度完了漫长的一天，钻进了被窝沉入梦乡时，才回过头来想起我的问题。
“请你换一双眼睛，老朋友，如果你自认为听懂了我的话，或是想做出什么判断，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我说了什么？谁能对我说的话下结论？我有病，这种病不属于癫痫，是另外一种大脑损伤。我的症状是看不见的，你只能从语气中去体会，这就是我要说这些的原因，请问你有体会吗？”
我当然没有体会。我实在想不出她有什么语气，她的叙述再平常不过了，如果硬要找特点，那就只能说有点儿啰唆和过于平淡。
“我其实是内心紧张的。”她又说，“关于我的病，怎么能说得清呢？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但有一天果真发过一次病，起因是女邻居的一条围巾。那天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雪。我看见女邻居的身影，连忙跑到窗前去张望。她果然又围着那条该死的绿围巾。前一天我就和她吵过一次，说她不该围那扎眼的东西，她当即狠狠地回敬了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在吃醋，总之她认为我举动反常。吵完架我后悔得要命，一个人关起门来大喊大叫，还扔了一个热水瓶。好，我从窗口看见了她，就追了出去，笨拙地扑上去扯她的围巾。她破口大骂起来，还骂出了‘婊子’这种侮辱人的词语。她的力气比我大得多，一甩手就把我掀翻在地，气咻咻地离开了。就是从那一回开始，我确定自己患的是大脑损伤。当然这件事一点也不要紧，它只不过是一个诱发的因素，我从来就有这种病。刚才我向你描述了我一天的生活，难道你就没有从中听出一种弦外之音？一点也没有？不不，别认为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满，正相反，我非常满意，我只是有点失望。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听出我的语气，那种微妙的弦外之音，人人都按自己的标准理解我话里的意思。我仅仅发过一次病，就是和女邻居那一次，当然没有人看见，那个蠢货也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以为我在吃醋，意思就是我想和她丈夫吊膀子什么的。我很久没有发病了。”她忽然露出索然无味的表情，当我的面打了一个哈欠，抬起脚就走掉了。
大约是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她患有大脑疾病后的第三天，我路过她家，忽然想起她的事，就决定进去看看她。
她坐在桌旁，正在写什么。我进去时她抬起头，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又埋头写了起来，她的笔动得飞快。我朝那本子望去，发现她根本不是在写字，而是在流利地画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过了十分钟左右，她放下笔，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你大概认为我在吹牛？”她探究地打量我，那目光令人十分不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生病的事恰好是真的。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在生活中理智极了，倒是你，我看出你在故弄玄虚。”她的口气平淡，乏味。
“何以见得？”
“比如你那天提到生活空虚什么的，你想从外面某个地方找出我生病的原因，生拉硬扯，自圆其说，说不定还想冒充心理学家，这不正是一种小市民心理吗？刚才你进来时，我正在想，我究竟是不是想和那蠢女人的丈夫吊膀子，这是谁也没法证实的。假定不是，那么我是想干什么呢？我砸了自家的热水瓶，这可是真的。我从不认得那女人的宝贝丈夫，这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看见了绿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引出了我的疯狂举动，我是天底下唯一对那条围巾生气的疯子。好，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想提它了，你没看见我陷入重围了吗？你还没看见吗？我这种病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病之类，但并不致命，它只是时时让我感觉到。我已经向你叙述了我的生活日程，当然你没有听懂，谁又能听得懂？我纠缠得太乏了，最好从此罢休。让我用讲故事的口气来告诉你：一个人，有很好的家庭，活得也自在，只是有个小缺陷——一种少见的病，那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当然绝不致命。你不要误会，更不要推理，因为一切全是与常理相悖的。故事完了。说起来你要吓一跳：我乐意加重这个病，要是某一天我感觉到了某种痊愈的兆头，我反而会恐慌起来，我每天都紧张地期待那种大病来临的感觉，我告诉过你我很紧张，谢天谢地，我没有落空。”朋友说完这些之后就轻轻地一笑，朝自己背后关闭着的房门指了指，压低喉咙告诉我，“最近有一个老头子与我们住在一块了，他是一个荒唐的家伙，满脑子想占小便宜的念头，我说不清楚这类问题。现在我正策划如何将他赶走，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我皱了一下眉头，她立刻板脸说道：“请你不要道貌岸然！我说过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也许还很庸俗、势利，你不要对我抱丝毫幻想！”
房门开了，惊慌失措的老人出现在门口，当然，他正是女人的父亲。他注视着我们，滑稽地舔着自己的手掌。我的朋友疯了一样冲过去，一把将他推进里屋，骂了一句“该死的”，用力关上房门，然后摊开两手，绝望地声称：“我又发病啦，你看。”
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这位父亲，老人告诉我：她倒并不像她自称的那般势利，她一直待他很好，很孝顺，只不过是脾气有点暴躁。“最近情况大改变，她成天见人就说她有病，是不是个借口？”老人心神不定地环视了一下周围，很快地又说，“我看她根本没有病！只有放跑老鼠的人才是脑筋有毛病的人，可是她，精心喂养了两只大黑猫，只要看看那两只猫就能断定我们是一个多么好的家庭。你说说看，为什么她要赶我走？你说说看？”
老人瘦小的身子缩成一团，旧外套的衣领下落满了头屑。他似乎很不好意思，又似乎对莫测的前途感到深深的恐怖。他是一个退休的机关小职员，他的独生女儿受过良好的家教。就在老婆归天，他打算与女儿一家安度晚年的时候，突然形成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当然他不是个傻瓜，他要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绝不能容忍亲生女儿如此放肆，无法无天。难道一个人，只要无中生有地宣布了自己有病，就可以为所欲为啦？他活了七十年，见过很多身患重病的人，他们仍然像旁人一样遵纪守法，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且他们按时去看医生，遵照医生的治疗方案服药，从不乱嚷嚷。像她女儿患的这种不需要医生又不吃药的病他从未见过，所以只要他女儿提起她的病他就恶心，而她偏偏每天提起。老人站在冷风中对我诉说了好久，直到我们俩都被一种惶惑的情绪笼罩，彼此在沉默中心照不宣，这才怏怏地分手。
结局发生在半年之后。在公路旁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老人死在床上，三天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检查不出死因，就定为自然老死。去送葬的只有他的女婿和两个外孙。
当天晚上，我的朋友主动跑到我家来找我。她看上去很疲倦，很沮丧，完全失去了从前的活力。她伸出一只手掌挡住电灯射到她脸上的光线，阴狠地笑着，低声说话：
“这个人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你看见了的，接下去轮到谁？当午夜降临，巡逻队穿过大街时，你可以从你住的五楼将头伸出窗外朝下探望，在靠近公园大门的喷泉边，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谋杀。一个人影从紧锁的铁门上边翻过来，刀锋像闪电般亮了一下，他落在地上几乎毫无声响。猎物是早就在预料中的地方等待，他看也不看就挥起了大刀。当他砍下去的时候，手中什么知觉也没有，他只是做了一个砍的姿势，那姿势做得敷衍了事。杀猪般的号叫仅仅响了半秒钟，流星在墨一样黑的寒夜里陨落，冰冻的喷池水面被沉重的尸体砸破。我患的是杀人狂。”
她觉得很害怕，一再地问我是不是闩好了房门，还亲自跑过去检查。她在我的房子里躲了三天，簌簌发抖，直到她丈夫跑来强行将她接走。
那以后她并没有什么改变，我时常在大街上遇见她去市场买菜。她提着篮子，神情镇定，只是在瞳仁里，令人感到有一条驱不散的犹疑停留在那里。她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当我讲话时，她就静静地听着，很专心的样子，但我知道她根本就没听见。
有一回，当我向她打过招呼准备离开时，她一把扯住了我，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他已经住进了医院。”
“谁？”
“还会有谁？他！我丈夫！他完蛋了！我还是用的那把刀。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颅内的积血使他活不成了。接下去轮到谁？”
我去了医院，她丈夫在病床上昏迷不醒。旁边铺位的病人告诉我，经X光检查，他的胃里面塞满了极细的钢针，每根一寸来长，奇怪的是并未出血。医生打算下午给他动大手术。
然而这位丈夫奇迹般地痊愈了，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医院，我看见他若无其事地坐在家里。“他们弄错了。”他笑着向我表示歉意，“不过是伤风感冒。”
我又遇见她的时候，她一开口就抱怨我多管闲事，居然当真跑到医院去，又说既然我这样爱管闲事，她和我的友谊算完了。她可不喜欢人家来管她的私事，她作为一个病人有权力干些奇怪的事。她边说边冷笑，表情很决绝。
年复一年，她仍然和我相遇，然而目不斜视，就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偷偷打量她，发现她的神情仍然十分镇定，步伐也很舒展，在我们这个如此喧闹的城市里，她实在一点也不显眼。
原载于《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