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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格言《论语》
序言
世界历史上最让人感到奇怪的一个事实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三位思想家的诞辰岁月相隔二十年。老子可能生于公元前570年,佛生于公元之前563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的生平日期特别不确定,不过在接下来几个世纪包括《史记》在内的许多文献里,有孔子去向作为长者的老子讨教的各种描述。不管怎么说,佛肯定只比孔子年长十二岁。
孔子似乎注定主要因为其格言而为西方所知,他的格言近乎老生常谈。有一点不能忘记,儒家主要是一个历史学派,可以说所有儒家典籍都是历史,而且,提供孔子社会学说的理想和背景的那个历史研究体制几乎不能让今天的西方产生兴趣。孔子学说具有一套非常明确和界定完美的道德和社会哲学体系,我在其他文章369中曾经试图说明这个体系是什么。对中国人而言,那套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体系基于历史之上,包含在一个“礼”字之内。这个字的意义太宽泛,所以根本没法翻译。最狭义上讲,它意为“礼节”、“礼仪”,或仅仅为“礼貌”;在历史意义上讲,它意指理性化的封建秩序体制;在哲学意义上讲,它意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物在其位”;在个人意义上,它意为神圣虔诚的心理状态,非常接近“信仰”这个词,后者对我而言是一个实在统一的信仰结构,关涉上帝、自然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种信仰被含蓄地与了解外部或偶然事件区别开来。现代世界所缺乏的,正是这个实在统一的信仰结构,关涉上帝、自然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正是由于这种缺乏,现代世界才随波逐流。在中国学者中,儒教被认为是“礼教”,最接近的翻译是“道德秩序的宗教”。它使政治秩序隶属于道德社会秩序,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基础,到了怀疑单纯政治解决方案并与唯心论无政府主义认同起来的地步(参见“为政”选篇)。在这儿,不可能对儒学思想体系进行任何完全的阐述,读者不妨读一读《孔子的智慧》,从中可以一窥孔子的生活及其长篇大论。
不管怎样,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一些现代中国学者指控孔子伪造所有中国典籍,这可以用来表明整个儒学传统与历史学问有着怎样的亲密联系。在墨子那儿,我们得知,在孔子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儒家学者头上戴着一顶特殊的帽子,“谈今论古”。庄子不断中伤儒家以及孔子本人对尧舜的谈论,而在孔子时代,尧和舜已是一千七百岁的圣王了。孔子特别钟情于历史研究,是当时最伟大的古籍编纂者。从这一大堆历史体系中,他识别并创建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社会道德哲学体系,并用理性的常识讲出了约翰逊式的道德行为格言。
这些道德格言和言语收集在《论语》中,就像巴特利特370的《常用妙语辞典》一样,不讲节奏,不管顺序,中国人认为这些是儒家学说的精华。它们在那儿,智慧深邃,格调成熟,是对崇拜之的民族的馈赠。《论语》格言就像成熟的老先生一样,而不像杂志的封面,它们是为鉴赏家即道德鉴赏家而作。柔和的笔触、轻缓的语调以及因精通而拥有的技巧,受到那些对人类问题进行过深思的人的欣赏。就像观赏一件古物一样,有人会欣赏某些细节和某一方面,而有人会欣赏别的方面。两千五百年来,它们一直激发着年轻探索的智者,去寻求令人兴奋的真理和杰出的知识突围,而且总是在智者越老越成熟时把他争取过来。这说明了孔子格言对历代人产生的经典永恒影响。
这一思想在《中庸》序言里得到进一步发挥。这跟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一样,对热心学习道德操行的人而言,可是个颇为悲哀的发现。这一发现就是,除了跟其他绅士的难以区别之外,绅士做不出什么令人兴奋或不寻常的事情使自己出众。如果勇气仅仅是愚蠢和怯懦之间的中庸,那么勇气就有点难以名状,说不上耸人听闻。如果良好的资金管理仅仅是奢侈和做吝啬鬼之间的中庸,那么理性地理财也毫无英雄气概而言,也达不到精神变态的程度,从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令人喜悦的材料。如果我们必须因此做绅士的话,那我们必须得满足于做绅士。但在这个平民主义中,存在有极大的满足。平民主义的满足。
以下选文是我自己翻译的,并且分了类,还按我个人的标准加上了标题,与《论语》中的排列顺序不同。我也添加了《列子》中的一些选文,这样一些观点更为明晰。《孔子的智慧》中的文章做了一些小小修正。关于《论语》性质的进一步评述以及研究方法,亦见该文本序言部分。
《论语》
林语堂 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