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在美国

有人说过这样一则法国见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看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电视上说法国人属于落伍的“老欧洲”，这人的法国朋友挖苦道，你要和美国人说“五千年文明”，他们会不知道“五千”是个多大的数字，你只有说“五千美元”，他们才能反应过来。把美国或美国人放在文化和物质二元对立的物质一端，这在法国是很普遍的想法。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萨特、波伏娃和加缪认为美国人无法真正理解存在主义，所持的就是美国人太物质主义、太乐观的理由。萨特、波伏娃和加缪于1946年和1947年访问美国，推动了美国40年代末的存在主义热，但他们对美国人能否真正弄懂存在主义相当怀疑。萨特在《一份欧洲独立宣言》（1950）中说，美国人并不真正懂得存在主义，“一般来说，邪恶并不是一个美国概念。美国人在看待人性和社会组织时，没有悲观意识”。波伏娃也说，美国人“对罪恶和悔罪没有感觉”，美国人太自信，有太多的自由，不能真正体会生存的焦虑和人的异化。就连一向比较谦和的加缪，也觉得美国人太物质主义、太乐观，美国没有适合存在主义的社会文化土壤。

1945年1月萨特第一次访问美国，但还不是作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言人。法国存在主义因萨特而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兴趣，那是在萨特1946年1月第二次访美时候的事了。萨特第一次访美是受美国首都华盛顿战争信息办公室的邀请，以法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和“二战”中法国抵抗法西斯战士的身份成行的。当时身为法国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主编的加缪问萨特是否愿意代表《战斗报》去美国。据西蒙娜·波伏娃的回忆，萨特对此十分高兴，“加缪请萨特代表《战斗报》，我从来没有看到萨特如此兴奋”。对萨特和波伏娃来说，美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美国）爵士音乐和文学在年青时熏陶过我们，但它对我们又总是充满了神秘”。萨特第一次访美的五个月期间，几乎与美国知识分子没有接触。他来往的是在美的法国流亡者，把许多时间用来热烈追求生活在纽约的前巴黎明星多萝丽丝·费奈蒂（Dolores Vanetti）。如考特金（George Cotkin）所说，“对萨特来说，爱情和爵士音乐要比在美国海岸上开辟存在主义的滩头阵地更重要一些。当然，或许也是因为萨特认为美国人太乐观、太物质主义，美国不是一个为存在主义事业招募门徒的地方”。

萨特1946年第二次去美国访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次他是以存在主义思想大师的身份来的。美国《新闻周刊》1月28日那一期对他此行的报道是，“巴黎的文学雄狮来到了曼哈顿”。萨特本想搭飞机去美国，但因买不起飞机票而改搭海船。萨特在给波伏娃的信中对自己18天的海上航程抱怨不已，“我坐的‘自由号’其实就是一般货船，更糟糕的是，还是一艘军用货船”，“可怕的天气，狂风大雨，引擎又出了问题”，“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纽约向萨特张开了欢迎的臂膀，《纽约邮报》报道说：“全美国的‘前卫’杂志都开始大行刊载杰出法国作家萨特或关于他的文章。共产党人攻击他，但反斯大林主义的《党人评论》很欢迎他。《纽约客》对他微笑，连时髦杂志也加入了追逐萨特的热潮。”

第二次访美的萨特和美国学界、知识界有了广泛的接触。不像第一次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在参观一个又一个的军火工厂上。这次他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大学演讲，还在纽约卡内基剧院对普通公众演说。当时在场的巴瑞特（Willian Barrett）40年后对萨特的卡内基剧院演说仍记忆犹新：“剧院里实实足足地挤满了人，有不少是美国超现实主义者。报纸早已使萨特名声大噪，但真正让我们着迷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著作。很少有这样等级的哲学家还能写小说的。他也写戏剧、新闻、随笔，尽管写得不算太好……的确，这些都使我们对他很是崇拜。”

美国人对萨特和存在主义充满了好奇，媒体起了主要作用。当时萨特的著作还很少被译成英语，一般人不得不从能阅读原文的教授和批评家的报刊文章获取信息。到1946年1月为止，萨特译成英语的作品一共只有两个短篇小说《房间》（1939）和《墙》（1945），一个剧本《禁闭》（1946）和一些论文，如《沉默的共和国》（1944）。和萨特真正有些思想交流的是与《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来往密切的一些纽约知识分子。《党人评论》是当时纽约有名的激进知识分子刊物，它的特点是把前卫艺术与激进左派政治结合起来，打破艺术与其他题材间的隔阂。据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回忆，她15岁时（1948）就已经读《党人评论》了，尽管不完全读得懂，但“觉得它的文章谈到许多重大问题。我拼命地想要弄懂这些问题”。多年后，《党人评论》创始主编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请桑塔格撰稿，桑塔格讨论的就是加缪、威尔（Simon Weil）、高德（JeanLuc Godard）、安格（Kenneth Anger）和琼斯（Jasper Johns）这些有政治意识的作家知识分子。《党人评论》对萨特感兴趣，是因他的写作不但跨领域，而且讨论问题。

《党人评论》的两位主编菲利普斯和拉夫（Philip Rahv）请萨特到纽约西56街的一家餐厅吃饭，参加聚会的还有阿伦特和亚贝尔（Lionel Abel）。在谈到加缪时，萨特说：“他是我朋友，很有才气，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拉夫和阿伦特同意萨特的看法，因为他们也不太喜欢加缪的《局外人》。萨特又说：“但我们法国有文学天才，他的名字是让热内（Jean Genet），他的文体就像笛卡儿一样好！”《党人评论》不久后登了一篇关于热内的文章，但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却并不欣赏虚无主义的热内。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萨特与纽约知识分子的分歧更大，菲利普斯对萨特容忍斯大林主义很不以为然。不久以后，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使得更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对他非常失望。

萨特在纽约知识分子们中口碑不佳，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场。1945年萨特首次访美时已经对美国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不满，但作为法国新闻界代表，他尚有责任维持法美友好关系。他声称，自己只是因为“对美国有深切友谊”才坦然说出心里的独立看法。1946年的萨特代表的是他自己。这时候的萨特把存在主义行动和群众运动的结合看得比法美的“深切友谊”更为重要。1946年的萨特虽然尚未发表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一书，但他因敌对资本主义而容忍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却已经形成。萨特当时认为共产党是唯一在政治上代表被压迫者的组织，因此，他并不攻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是选择了共产党的“僵硬的唯物主义”理论作突破口，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

尽管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政治不满意，但他相信“工人阶级”（后来是“殖民地人民”）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他一面认为苏联是一个败坏了的工人国家，一面又把苏联视为遏制美国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扩张的必要抗衡力量。1946年见过萨特的亚贝尔在事隔多年后提到，萨特的哲学偏离了原先的存在主义，不可避免地表达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斯大林主义”。菲利普斯也觉得：“萨特想跟上革命的潮流，又想保持独立和批判意识，这是不可能的。”萨特想要结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第三道路”，使他在自由和非自由环境中同样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非自由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会显得太强调个人和自由意识，因此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秩序的威胁，不能见容于专制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在自由环境中，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则又显得太强调“历史必然趋势”，它虽然批评“僵硬的唯物主义”，但却几乎无条件地接受种种以历史名义施行的革命暴力。

波伏娃1947年初到达纽约，开始她的访美旅程，《纽约客》杂志称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和“第二号存在主义者”。尽管波伏娃一向看不起美国的物质主义，但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很欣赏，她尤其喜欢美国的爵士音乐。据菲利普斯的回忆，当时美国知识界常常招待波伏娃，但相处下来，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总是给人“武断，甚至咄咄逼人”的感觉。她往往“快速、轻易、几乎不加思索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菲利普斯“觉得她谈存在主义时简直油腔滑调，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谈存在主义”。菲利普斯回忆道：“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最常感觉到的是哪一种焦虑（angst）。她像个女运动员那么爽朗地答道，她什么焦虑都没有，她很快乐，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一个钟头的觉也没少睡。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对这些巴黎来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颇为纳闷，不明白他们的焦虑和克尔凯郭尔这些人说的焦虑有什么联系。”

波伏娃记录了自己访美的印象，先是一篇题为《存在主义看美国人》的文章（1947），后来写成一本书《美国日记》（1953年翻译成英语）。她用“存在主义”的标准去评价美国人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问道：美国允许个人“证实存在的合理吗”？美国允许个人去寻找“生存的正当理由吗”？波伏娃鄙视美国的物质主义，对自问的自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波伏娃眼中，美国人一心追求物质财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美国人不愿进行高精神层次的讨论，思想幼稚，在存在的意义上害怕自由。不过还算好，她寄希望于下一代美国人，希望他们能领略“生活的悲剧意识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波伏娃很看不起美国的思想家，觉得他们目光狭隘，全然不懂如何欣赏欧洲文学，只知道“一心仇视斯大林主义”。她称自己和美国知识分子很难沟通，“他们只顾自己说话，根本不听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根本看不起那些在纽约接待过她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贫瘠。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读者，没有政治影响，没有热情，所以他们憎恨生活，不只是憎恨文学中的生活，而且也憎恨在任何地方可能遇上的生活”。

和波伏娃接触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她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和精神导师派头当然不会没有知觉，也当然不会痛快。菲利普斯认为是波伏娃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太浅薄，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回忆道：“波伏娃谈大多数问题时都很奇怪地混杂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词汇，像是萨特言论……的简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见菲利普斯就问他如何搭地铁去纽约的一个叫作Carnarsie的地方，“我问她去那里有什么事，波伏娃答道，去工人区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告诉她，Carnarsie没有工人，和法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工人区，工人一般和中产阶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法去除她头脑中的理论成见，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菲利普斯很纳闷，波伏娃既然要看工人区，为什么不到底特律这样的工业中心去呢，后来才明白，波伏娃一定是读了多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说才知道Carnarsie的。波伏娃心目中的工人区其实是书本上的工人区。

巴雷特也回忆道：“我有时弄不懂，既然波伏娃对我们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如此确定的看法，她又究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也许只是为了给头脑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细节吧。波伏娃像是一个拿着无形签证到处游走的行客，那张签证上的主要项目早就填写好了，每次只要再稍许填几条就行。”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波伏娃本来就是带着文化成见到美国来的。在波伏娃看来，美国“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美国早已僵死而不得复生……典型的美国人根本不是（存在主义自称的永远关心的）个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说中的怪物。……这种未来主义的美国图景，是波伏娃装在自己头脑里带到美国来的，她在美国下飞机的时候，像是走下宇宙飞船，戴着形而上的飞行眼罩”，难怪她会用陈腔滥调的存在主义和平庸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来看扁美国人。

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伏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像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斯贝尔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利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雷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40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 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他说：“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1946年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又例如，一名德国军官在里昂审讯加缪的一名战友。在上次审讯时，这位战俘的耳朵被撕破了。德国军官以充满关爱的口吻问道：“今天你的耳朵好些了吗？”加缪用这样的故事向听众说明，人性中有恶也有善，不能用黑格尔的那条“可憎的原理”（人是为历史所创造的）来解释。人的存在不是服务于历史，而是维护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是抵抗法西斯，还是与法西斯合作，考验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更为严重的是，对人的折磨、政治谋害和心灵扭曲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毒药并没有解除……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带着毒药。……我们都应该为希特勒主义负责”。极权统治在希特勒之后仍然在以其他形式存在。在这样情况下，现代的个人“继续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价值的世界中”，遵奉的是权力意志，膜拜的是历史必然，顺从的是官僚理性，忍受的是暴力和毁灭。对此，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学，“我们必须与非正义，与奴役和恐惧作斗争，因为这些祸害力量逼迫人们沉默，将他们相互隔离，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加缪说，反叛针对的是一切“接受现实和无所作为的想法”，主张的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为重要。因此，人类必须以“普世主义”来营造“正面价值”，“只有普世主义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们只有走出孤独的绝望，才能与其他人一道反叛，对抗陷人于恐惧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压迫。

加缪的个人反叛哲学与当时萨特和波伏娃主张存在主义结合群众力量有明显的不同。加缪的主张在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当时的法国有共鸣。事实上，不只是萨特和波伏娃，许多其他法国激进左派都对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加缪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远比萨特和波伏娃受欢迎，很能说明美法一些知识分子在如何理解“激进”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在法国，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激进”看成是与“革命力量”保持一致，并容忍它们的道德缺陷。这是萨特包容甚至赞赏暴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激进”意味着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不只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也包括美国自己的官僚统治逻辑。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判断。这一立场在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发表于1946年7月的《根子在人》一文中有颇具代表性的表述。

麦克唐纳是在和加缪进行数次交谈后写就《根子在人》一文的，加缪对他的影响清晰可看。麦克唐纳所强调的个人判断并不建立在传统的个人主义基础上。和加缪一样，麦克唐纳并不认为人天生具有绝对可靠的道德意识。个人道德意识是一种经过磨炼、产生于思想的道德意识。麦克唐纳强调，现代个人生存在一个“既不确定，又无指导”的世界中，真正的激进思想把人性看作是善恶兼有，不相信“科学能确实无疑地解释一切事情”。价值应该是与人的实际存在有关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主义或意识形态，价值的“根子在人”。因此，政治应回到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层面上来，“我们必须把政治回归到温和的、不虚张声势的个人层面——回归到真正的政治”。麦克唐纳和加缪原计划合作，促使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一起行动，共同进行非暴力抵抗，但后来因加缪在法国忙于与激进左派的论战，而终于没能有所结果。

1946年和1947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到美国的访问交流直接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对存在主义的兴趣。除了《党人评论》，《观点》（View）这样的前卫超现实主义杂志也刊登了不少与存在主义有关的文章，如菲欧利（Wallace Fowlie）的《存在主义戏剧》，萨特和热内作品的翻译，还有加缪《局外人》的节选。梅厄斯（John Bernard Meyers）曾这样描述《观点》读者的兴趣转向：“一天下午，查理说，‘我觉得超现实要过时了。’我问他，‘那么什么正时兴呢？’查理说，‘存在主义，是存在主义。’”

萨特特别介意美国如何看待存在主义。一方面，萨特要强调，存在主义与欧洲20世纪的人道灾难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存在主义的基本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自由、选择、责任、人的异化、焦虑、虚无和荒诞等等）都植根于与此有关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欧洲人看美国缺乏存在主义土壤正是针对美国政治的相对民主稳定和社会的相对和平富足而言的。另一方面，萨特又担心，把存在主义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苦难经历相联系，会使存在主义变成一种受历史时空限制的哲学。1950年，萨特发表《一份欧洲独立宣言》时，他强调的正是把存在主义转化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潮流。

萨特从他的美国之行深受触动的是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冷战问题上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他不愿意看到美国知识分子把存在主义时尚化，更不愿意把存在主义与极权政治苦难联系起来，以免政治败坏了存在主义。萨特猛烈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科技决定论和麻痹人们意识的大众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当时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颇为相似。但萨特的批判更有政治抱负，他坚持，欧洲“与其夹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争来夺去”，不如走出一条独立的道路来。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萨特在美、苏之间还是作了偏向后者的选择。萨特从1952年到1956年与法共的合作和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容忍，都在事实上否定了他自己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不幸的是，让政治败坏存在主义的反倒是萨特自己。

萨特对存在主义在美国命运的种种担忧，例如时尚化、不被乐观的美国人所理解、冷战政治化，其实都没有发生。在美国的本土生活经验中，其实早就有种种关于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体验。美国哲学家高敦（Lewis Gordon）问道，那些饱受生存苦难的黑奴们，“难道没有对自由的惊奇？难道不曾体会过责任的两难？难道没有主体的关怀？难道不曾为社会破碎而震颤？难道不对解放怀有炽烈的愿望？”考特金在《存在的美国》中指出，在美国可以发现一种没有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主义。它和欧洲的最具积极意义的存在主义有内在的相似，例如，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哲学中有一种面对现实的坚韧，它面对荒诞，却不接受荒诞，平衡欧洲存在主义沉重阴郁和绝望的正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又例如，美国的社群观念使得萨特式的“他人即地狱”有可能转化为“人性化的群体”，美国的新教道德也充分肯定了存在主义的先验伦理和存在伦理。

美国人的特定传统和性格并不必然成为生存价值和自由意识的障碍。美国物质丰富，但美国人并不人人都是物质主义者。美国人缺乏文化根基，但并不缺乏文化资质和悟性。美国人城府不深，但并不傻；少心机，但并不蠢。美国人乐观，但苦难意识并不迟钝。其实，苦难经历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存在意义的自觉反省和选择，遭遇困境也不一定砺炼人的自由和责任意识。太多、太深重、太长久的苦难和异化有时反而使人变得淡漠麻痹、狡黠油滑、逢场作戏、犬儒虚无。在不允许自由思想的环境中，他们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并不把人的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意义放在心上。物质和文化，肉体和精神，其实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存在主义者自己也有对物质的要求。1946年2月底，萨特写信给波伏娃说：“我想回国，多萝丽丝的热情和（不断的）演讲快把我累死了。”但是萨特说，他不得不延迟回法国的日期，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这次回来，他不想再搭海轮了，他要坐飞机，而且还要买些东西。加缪在美国因为“热水浴和维生素，体重有所增加”。他还寄了一些物品回家，“一个80公斤重的包裹里装了3公斤食糖，3公斤咖啡，1.5公斤面粉，2公斤大米，3公斤巧克力，1.5公斤婴儿食品，14公斤肥皂和其他物品”。加缪于1946年6月11日离开美国，他是搭乘海轮回法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