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后记

美国历史学家莉莎·派恩（Lisa Pine）在《希特勒的“国民群体”》（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一书里用“文化革命”来概括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她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 Evans）所说的，“希特勒和纳粹所要改变的莫过于德国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场革命首先是文化的，而非社会的”。在纳粹德国，法西斯文化被用作极权政治的添加剂和替代品，使人们一点一点地丧失了正派而正常的生活。因此，记住大屠杀的恐怖岁月不仅应该记住由国家权力指挥的严重罪行，而且应该记住在这样的权力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和道德怎样一天天在浑然不觉中被毒化。

纳粹在德国统治12年，成就的就是这样一场全面的文化革命。纳粹政权的“人民启蒙和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35年6月17日说：“我们希望有一天，没有人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变得像人们呼吸空气那样自然！因此，国社主义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它必须被尽心尽力地实行。人民要在内心习惯这样的行为方式，将它化为自己的习惯心态——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国社主义已经养育了新的文化意志，这一文化意志将对我们国家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下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戈培尔所设想的极权文化意志确实塑造了整整一代在极权制度中充当顺从国民的普通德国人，而骇人听闻的体制之恶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参与和协助下发生的。

在今天的德国，人们对希特勒的这场“文化革命”及其灾难后果的记忆已经从参与者的第一代过渡到非参与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德国作家彼得·史耐德（Peter Schneider）在“祖父之罪”（“The Sins of the Grandfathers”）一文中指出了德国第三代记忆的一种特征，那就是历史知识与道德判断的脱节。新一代的年轻人对纳粹时期的历史有所了解，但觉得这段过去已经与自己无关。因此，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很能“理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为什么把制度性作恶当作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他们放弃了对纳粹罪恶应有的批判反思。史耐德的文章是1995年发表的，离纳粹垮台正好是50年，他在文章里说：“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离希特勒就如同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离威廉二世一样遥远。”威廉二世1918年退位，1941年去世。史耐德出生于1940年。60年代，他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

中国的“文革”发生至今也快要50年了，对于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来说，“文革”对他们犹如宣统皇帝（1911年退位）对我自己这一代人一样遥远。他们对“文革”不是完全没有“知识”，但知识不等于道德思考，更不等于价值抉择。他们甚至根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抉择的意愿，以轻浮和玩笑来对待沉重的过去。这是一种比冷淡和沉默更令人担忧的精神疾患。2013年6月6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一群毕业生身着“红卫兵”服装，手拿“红宝书”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这些师范毕业生从年龄上说是“文革”后第二代的子女，可以算是“第三代”了。他们将成为下一代孩子们的教师，他们向这些孩子们传承的将又是怎样的一种“文革”记忆呢？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文革”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及错乱却是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这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除了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之外，这次再版中还增添了三篇文章。《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是我为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译本写的导读，《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是回顾一场以清算作恶制度中个人罪责，而不是政治报复为目的的审判；《〈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讨论的则是后代记忆中可能发生在私人亲情与公义伦理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学对于记忆传承的特殊作用。

2013年8月17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