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黑夜作见证：维赛尔和他的《夜》
2007年1月16日，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强力推荐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为她主持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Oprah’s Book Club）下一季度的推荐图书。《夜》当晚即热卖登上亚马逊排行榜第一名，出版社加印100万册平装版与15万册精装本。奥普拉随后特别陪同作者重回奥斯维辛悼念，并为全美中学生举办心得作文比赛。
《夜》的英文译本在美国于1960年出版，开始并没有像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那样引起广泛注意。《夜》首印3000本，花了三年才卖完。2007年1月重新推出的英文本，由作者妻子玛琳（Marion Wiesel）亲自翻译，新版广受各方重视，登上《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热度持续不降。此书已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中生与大学生的必读教材，以及研究纳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重要资料。
《夜》这次是以单本，而不是常见的“夜、黎明、白昼”三部曲本出版，凸显了“作见证”的用意。维赛尔自己清楚地表明，三部曲中，《夜》是见证，另外两部都只是《夜》的“评注”。维赛尔出版过80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维赛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成就，而更体现为受难幸存者站出来，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维赛尔的名字因此与“幸存者”和“见证”连在了一起。在世界历经许多苦难的20世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而作见证的幸存者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行动者。
一、锡盖特的少年人
1944年3月德国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来到匈牙利，住进了布达佩斯的贵宾饭店。艾希曼是希特勒“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改变了匈牙利75万犹太人的命运，其中就包括当时才15岁的维赛尔。维赛尔是外西法尼亚（Transylvanie）的锡盖特（Sighet）人。“二战”时，锡盖特是匈牙利的领土（今在罗马尼亚境内）。1940年11月，匈牙利正式成为纳粹德国的盟国。1942年至1943年，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匈牙利领袖霍希上将（Admiral Nicholas Horthy）认为德国将败，默许总理卡拉伊（Miklos Kallay）与盟军秘密议和，也拒绝将匈牙利的犹太人交给纳粹。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匈牙利，废黜卡拉伊，另立傀儡政府。艾希曼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匈牙利，只花了几个星期就完成了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同年4月，在德国党卫军的指挥下，匈牙利警察开始执行屠犹的命令。几个月以后，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便惨死在纳粹的死亡工厂中。
艾希曼的屠犹计划包括了维赛尔家乡锡盖特的15万犹太人。1944年4月纳粹和匈牙利警察在锡盖特圈禁犹太人，随后便将他们用运载牲口的火车运送到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维赛尔是少数能活下来向世界叙述这段经历的人之一。他这样记录下来到奥斯维辛的最初印象：“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那个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使我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七次被诅咒，又七次被打上印记。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孩子们的脸，那些在静静的蓝天下化为缕缕烟圈的身体。”
从这个夜晚以后，维赛尔在纳粹的好几个集中营中经历了11个月的煎熬。他的母亲和妹妹被杀害了，他的父亲最后在布痕瓦德集中营死于痢疾。维赛尔幸存下来，不仅成为一个幸存者，而且还成为一个讲述灾难故事的见证人。他坚持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1维赛尔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给这段黑暗岁月作见证。他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那就是见证（testimony）。我们都曾是见证者（witness），我们都觉得应该为未来作见证（bear testimony）。这成为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2
在维赛尔那里，“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到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我们因此必须区分见证某个事件和为这个事件作见证，必须区分观察某个现象和担负起责任、说出这个现象的真情”。3
作见证这种历史角色的自我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维赛尔并不是一下子就“作见证”或者就能够作见证的。维赛尔的一连串小说描绘了从“是见证”到“作见证”的过程，其中的幸存角色则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他们在集中营世界的烈火中失声之后，挣扎着找回发声的欲望和能力。没有骄傲的历史，他们背负着羞辱的过去，重新开始。这个名叫“幸存者”的主角走出绝望而恐惧的孤独，慢慢地学会与他人重新有了联系。幸存者因此成为“见证者”，也因此才重新找回自己在人类群体中的位置。
二、遗忘和死亡
维赛尔的《夜》被不同的读者称作为个人回忆、自传叙述、虚构性自传、非虚构小说或人性记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维赛尔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证”。这是一部由15岁少年埃利对集中营个人体验所作的简要叙述。作者用一种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观察把读者带入一个怪诞的灾难世界，让读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面前，不能不惊愕地睁开眼睛。埃利是一个见证者，他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不作解释，像是一个目击报道员。
但是，《夜》的叙述者却并不仅仅是目击见证。尽管他并不对大屠杀事件本身作出评说，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自己的那种“作见证”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读者的不只是在他的周遭发生了些什么。维赛尔自己说过，“《夜》里面的那个孩子，他说孩子的故事，年龄太大了”。故事中的那个“我”几乎一下子就从孩子变成了老人。他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跌入一个无边无际、沉默恐怖的茫茫黑夜。从熟悉的人间世界进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个噩梦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不仅见证了父亲的肉体死亡，而且也见证了自己的灵魂死亡。
死亡和遗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见证中，活人陈述发生在死亡世界中的故事。这是一种活人一般不相信的故事。一个人既然已经到了死亡世界，又怎么还能活着回到人间，讲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夜》中的“教堂执事莫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莫舍在哈西迪犹太教堂当杂役，埃利家乡锡盖特的犹太人都很喜欢他。莫舍不是锡盖特本地人，1942年，当匈牙利警察从锡盖特驱逐“外国犹太人”的时候，莫舍被送上了专门运送牲畜的火车。
遗忘刚刚从自己眼前消失的其他受难者，成为受害者逃避现实的写照。从1938年到1944年，匈牙利的统治者有的积极与纳粹合作，有的则并不积极与纳粹配合，匈牙利的犹太人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许多人都有不现实的偏安心态。“教堂执事莫舍”被驱逐出锡盖特以后，日子一天天过去，锡盖特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和平静，“这些遭受流放的犹太人很快就被人遗忘。在他们离开数天之后，有人说他们被送到加里西，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但是，有一天，莫舍回来了，“他告诉我同伴和他的遭遇。载着流放者的火车越过匈牙利边界，到达波兰境内后，都由盖世太保接管。火车停顿下来，犹太人下了车并改搭卡车，继续往森林出发，然后被强令下车挖掘巨大的坑洞。挖完后，盖世太保开始执行任务，不亢不急地射击囚犯。每个囚犯都得走近坑洞，伸出脖子就戮，婴儿则被抛到空中，成为扫射的标靶”。
莫舍向锡盖特的犹太人重复叙说亲眼目睹的灾难，但人们拒绝相信，不想听。锡盖特的犹太人都说，“他希望我们同情他的遭遇，”或者“可怜的家伙，他疯了”。莫舍哭诉着：“犹太人，听我说！这是我对你们所做的唯一请求，我不要钱也不要怜悯，我只要你们听我说！”在黄昏和夜里的祈祷课之间，他在教堂里呼喊着。就连一向信任莫舍的埃利也不相信，“我常在晚课之后坐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试着了解他的悲伤。我不过同情他罢了”。过了一年多，1944年4月，莫舍的命运就降到了所有锡盖特犹太人的头上。
莫舍是一位讲述难以令人相信的灾难故事者的新角色原型。见证者似乎注定要成为现代的卡桑德拉。他的故事太可怕，超出了听者的想象，威胁着听者的心里平静，因此注定要受到听者的怀疑，甚至憎恨。许多见证者都会因此陷入沉默。
莫舍讲述的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苦难恐怖。一个人除非自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无法从别人的语言叙述中获得完整而真实的体验，因为这样的经历现实超过了人的想象能力，它是“不可想象”的。奥斯维辛和古拉格都不过是这种经验的象征性提示，邪恶压迫下的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不可想象”的暴行和残忍。经历了苦难的人，把所见所闻告诉他人，当作警示，只能通过语言的叙述，而这个时候的语言恰恰是最缺乏传达能力的。
三、讲述夜的故事
《夜》是一部作见证的作品。维赛尔讲述夜的故事，是在做莫舍一样的事情。维赛尔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忆的重要，而且更是记忆的困难。见证叙述的关键是记忆。但是，在灾难状态下，人丧失了正常记忆的能力。不能正常记忆本身就折射着人们生存状态的不正常。这种记忆的不正常体现为记忆的极端暧昧，它既不是“忘记”，也不是“记得”，而是一种二者皆非的状态。
灾难的一个征兆就是人记不住他该记住的事情。锡盖特的犹太人先是把莫舍和其他“外国犹太人”忘到了脑后。后来，德国纳粹在锡盖特围建了两个犹太人居住区。“小区”里的犹太人先被押解走了，才过了三天，“大区”里的犹太人就已经把他们给忘了。随后，“大区”里的犹太人也被押解走了。在灾难降临到别人身上的时候，身处事外的人记不住本应该记住的事情，灾难很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
犹太人被像牲口一样地押上了火车，挤作一堆，“车门被钉死了，断了后路”。火车驶过黑夜，一个挤在人堆中的女人（Schachter太太）不断地吼叫，“着火了！我看见火！”她疯掉了。她的叫声使车厢里的人胆战心惊。年轻人开始打她，叫她住口。他们听说奥斯维辛是一个工作营，条件很好，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他们根本不想听到火和焚尸炉这一类的事情。火车开进奥斯维辛的时候，车上人这才看到真的有火光，焚尸炉的火光。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疯女人给忘掉了。
苦难模糊人的意识，在极端的恐惧和暴力之下，人的整个身心都被求生意识所占据，当埃利和其他犹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从一个集中营向另一个集中营转移的“死亡旅途”时，他和所有的其他犹太人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活下去：“我们是自然的主人，是这世界的主人。我们已经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死亡、疲劳和自然需要。”埃利的同伴扎尔曼（Zalman）倒在地上，被后面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开始想我自己的事情”。埃利始终挣扎在“记不得”和“不能全忘”，“忘不掉”和“记不清楚”之间。
对他来说，无论如何神志麻木，在绝境中保留哪怕是零碎的记忆，那也成为受难者不至于彻底落入人性泯灭深渊的唯一希望。在奥斯维辛，犯人们谈论上帝和自己命运的时候，埃利意识到自己只是偶然才会想起失散了的母亲和妹妹的命运。集中营的苦难让他感觉麻木，但毕竟还有像这样片刻的清醒。这时候，他记起的不仅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还有自己对她们的忘却和因此而感觉到的愧疚。埃利还始终记得拉比·埃里亚胡（Rabbi Eliahou）的儿子如何在寒冬的死亡跋涉途中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因为记得这件事，埃利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尽管这时候他已经不再相信上帝），恳请上帝给他力量，让他不要做出拉比儿子抛弃父亲的那种事情来。
埃利对父亲的记忆交织着一种自然的忘却和努力的记忆。在这里，记忆几乎成为一种对人的自然忘却的抵抗。这是在人性灾难成为生存处境时，人所能够保留的最后一点点人性努力。埃利记得他父亲在身体极度痛苦和虚弱时的微笑，“我会永远记得（父亲）的微笑。这微笑究竟是来自哪一个（别的）世界呢？”
在布痕瓦德集中营，埃利的父亲得了恶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极度疲倦的埃利睡着了，自然的忘却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一觉醒来，记起自己还有一个父亲。父亲死了，没有人为纪念他而祷告，也没有人为他点燃蜡烛。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泪，“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的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
埃利是带着罪恶感记起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父亲死了，埃利在最沉重的时候反倒觉到了轻松。埃利这个见证文学的主角既不是殉难英雄，也不是反抗者。他是人性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因为他遭受了身心的残害，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人性也在一点一点丧失。在见证文学里总是有一种混杂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后想法，因为再写实的记忆也是在事后叙述出来的。埃利记叙道，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快要死了……我去找他。但就在这一刻，我想，但愿找不到才好！要是我能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为自己求生，只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我立刻觉得非常羞耻，永远地感到羞耻”。这里重复两次的羞耻就是见证文学很典型的、混杂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后想法。见证文学是记忆，但不是完整的记忆。见证者的记忆被扭曲，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必须由作见证者重新构建成一个连贯的叙述。这种想象的构建具有虚构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见证文学是不可能完全纪实的。
四、被苦难扭曲的人性
“见证文学”不只是事实陈述，而且是事实的文学再现。在见证文学中，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主观感知通过“象征”糅合在一起，对于维赛尔，“夜”就是起这种关键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的世界。夜的可怕在于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仇恨、暴力和对人的极度蔑视和轻贱。夜是一个因为难以想象而变得怪异、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他极可能加入了这个黑暗王国的秩序再生。
在大屠杀这个恐怖之夜降临之前，夜曾经是埃利祷告、阅读和沉思的时刻。但自从锡盖特的犹太人被圈禁到犹太人区之后，夜的宁静安详就被惊慌恐怖所代替。人们起先在夜里相互窃窃私语，打探消息。后来，犹太人被分批押解，“夜。没有人祷告，为的是好让夜快快过去……除了睡觉没有别的事情好做，睡的是那些被押解的人刚空出来的床铺”。
一连串的“最后一个夜晚”标志着埃利命运的急速改变，在家里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犹太圈押区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火车上的最后一个夜晚，直至到达奥斯维辛的那一夜，“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弄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犹太区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火车的呢？是不是才一个星期呢？是不是一夜——才一夜的时间呢”？夜给人带来恐惧，也给人带来放纵。在押解犯人的牲口车厢里，漆黑一团，青年人相互调情，大家都因为别人看不见而随处大小便。到了奥斯维辛，最黑暗的夜降临了。埃利和其他犹太犯人走过一排烟囱，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僵住了。这真是一场噩梦吗？一场不可想象的噩梦”？
在死亡、暴力和恐惧的黑暗中，不只是纳粹对待犹太人，就连犹太人对待犹太人，也充满了人对人的不人道，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父子这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的残忍和无情。在见证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受害者所经受的苦难，而且是苦难对受害者本身的道德扭曲和非人化效果。
犹太人中有两种与纳粹合作的人员。一种囚犯分遣队（sondercommando）的成员，他们的工作是从毒气室里抬出犹太人的尸体，并把尸体放进焚化炉中。还有一种是pipel，一般是大约13岁的犹太少年，他们的任务是监督犹太犯人，也因此受到纳粹的特殊优待。卡兹（Bela Katz）是埃利家乡一个商人的儿子，也是布克瑙集中营（Birkenau）的一个囚犯分遣队，他亲手把自己被毒杀的父亲推进了焚化炉。在布那（Buna）集中营，一个pipel毒打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没有帮助整理好床铺。拉比·埃里亚胡和儿子在三年时间里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始终没有分开。但是，在从那集到格莱维茨（Gleiwitz）70公里的跋涉中，父亲不见了儿子的踪影。拉比·埃里亚胡对埃利说，是因为夜色茫茫，儿子才没有注意他落到了队伍的后面。但是埃利清楚地记得，那儿子明明是赶过父亲，跑到队伍的前头去了，“我的脑海中浮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存心要甩掉自己的父亲！他一定是觉得父亲已经太虚弱了，快死了，所以想趁机甩掉这个包袱，这样自己才更有求生的机会”。埃利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就动过这样的念头。
受难者可怕的人性堕落发生在去布痕瓦德集中营的牲口车厢里。有人往车厢里投进一块块的面包，看里面的犯人相互争抢取乐。埃利看到一位老人抢到了一小块面包，就在老人要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有人向他扑来，一面打他，一面抢他的面包。老人叫喊道：“迈尔，迈尔，我的儿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爸啊！……你弄痛了我……你要害死你爸爸了！我抢到了一些面包……给你也抢了一点……你也有的……”但是儿子急不可待地从父亲手里夺去了面包，父亲瘫倒在地，发出喃喃的声音，死了。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向他扑来，别的人又再扑过来。埃利眼前的景象是，“当人群散开时，我旁边双双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夜》中父子间的残忍和无情，都是发生自儿子这一边。埃利看到的是坏儿子，而不是坏父亲，是因为在观察和回想中投射着他自己的罪感。虽然他没有做出抛弃和残害父亲的事情来，但他心里明白，他并不比那些犯有罪行的儿子好到哪里。苦难对于人性的毁灭，它之所以可怕，在于人人无法幸免，只是时间的迟早和程度的差别而已。在这样的见证文学中，苦难带给人的，不是磨炼意志、最终精神升华的机会。苦难是一种把人拖下非人深渊的可怕力量。那种不损及人性，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人性的苦难，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苦难。
五、噩梦世界中的死灵魂
“苦难”的可怕，在于它像一场瘟疫，将绝望、麻木、幻灭和道德虚无的细菌散布到每个沾上它的灵魂。在集中营，埃利眼见父亲受到监工的虐待。有一次父亲腹绞痛，低声下气地问工头厕所在哪里。那工头随手就是一棍子，把父亲打得像牲口一样手脚并用地爬了回去。埃利根本没有想到要出来帮助他父亲，只是僵直地站在那里，不敢出声。恐惧改变了他的人生价值，“我一动也不动。我是怎么啦？父亲刚挨了打，就在我的眼前，但我连睫毛也不动一下。我只是看着，不出声。要是昨天，我准会用手指甲掐那恶棍的肉。我已经变了这么多？变得这么快”？
又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责怪的居然是他的父亲，“我一动不动地从头看到尾。我一声不响，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把父亲引开，我自己才不至于挨打。不只如此，我当时生气，不是为工头，而是为我父亲。我生父亲的气，怪他不懂得避开气头上的监工。集中营的生活就是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在父亲临死前，又一次遭到德国看管毒打，埃利还是一动不动地看。对这个15岁的少年，求生的意识取代了任何别的意识，怜悯、同情、愤怒、怨恨，统统成为多余的感情。
人不再能把持自己，人甚至再也认不出自己，这就是噩梦世界。当布痕瓦德集中营最后被美军解放的时候，埃利和别的犹太人完全没有欢欣的感觉，只是直奔存食品的地方，“我们想的只有这个。不是报仇，不是自己的家人，只是面包。就是在吃饱了以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报仇”。埃利食物中毒，大病一场之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是他离开锡盖特后第一次照镜子。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黑夜的少年，在看着自己，“从镜子的深处，有一具尸首在朝我看。那眼睛里的眼神，那看着我的眼神，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尸首般的人，不只是形容枯槁的“我”，而且是灵魂已经死去的“我”。
埃利的名字Eliezer，它的意思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埃利的可怕经历，这名字变得充满疑问和讽刺。就像《圣经》里的约伯一样，埃利对上帝发出他的责问。刚到集中营不久，犹太人晚上“谈论上帝和上帝的神秘，谈论犹太人的罪孽，和未来的解放。但我已经不再祷告。我同情约伯。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怀疑他的绝对正义”。
从信仰到幻灭，成为见证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一切因无端的苦难、折磨、恐惧和死亡而变得不再相信“天理”或“上苍”的人，经历的都是同埃利差不多的转变。即使在灾难过去后，幸存者仍然生活在没有精神家园的世界上。就像华伦特（Edward Lewis Wallant）的小说《典当商》（The Pawnbroker）中的犹太人幸存者索尔（Sol）那样，许多幸存者就算留住了一条性命，也早已经变得什么都不能相信，只相信眼前的利益。他们只相信金钱，也确实能够有办法挣钱，但却只能生活在孤单、惊恐和猜疑之中。
不只是埃利，即使是十分虔诚的其他犹太人也失去了信仰。一位平时极为虔诚的犹太人阿基巴·德鲁默尔（Akiba Drumer）没有通过纳粹的体格检查，在他注定要在焚尸炉中了结人生时，“两眼茫然，再也没有力量挣扎下去，再也没有力气，再也没有信仰”。另一位从波兰某小城来的拉比，平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热忱祷告，“他能够整页地背诵《塔木德》”（Tulmud，犹太教拉比撰写的阐述宗教法令、道德法规、刑法和民法的法律、法令、法规条文的著作），一个人还能自问自答地辩论经义。有一天他对埃利说：“完了，上帝已经不与我们同在。”在谈到犹太人能否被苏军援救时，另一个犹太人说：“不可能，因为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全都得死。”埃利问道，难道希特勒是先知？那个犹太人回答：“我相信希特勒胜过任何人。只有希特勒才真正能够说到做到。”上帝要一个人生，那个人未必能生；但希特勒要一个人死，那个人就非死不可。在纳粹的噩梦世界里，希特勒是它的绝对主宰，也是理应受到万众信赖和崇拜的神祇！
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社会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行动的质变过程。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像维赛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