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紧张绝望
快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1954年6月28日起，高岗比较注意听广播、看报纸。1954年7月1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报导各地选出的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很注意地侧耳倾听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结果令他失望。他表面上跟往常一样，实际上情绪越来越坏，内心越来越不安。他把人民代表名单与对他如何处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既然名单上没有他，那就是说，至少他将被从现实生活中抹去，更不用说是排除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了！
“不知别的人怎么样了？”他又想起那些同他比较亲密的人，为他们担心。
一天，他忽然问赵家梁：安志文、马洪是不是还在计委？高老虎是不是还在东北飞机场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对骄傲情绪》。高岗看后，好几天长吁短叹，说：“这篇社论是说我的。”
赵家梁问：“你有没有骄傲情绪嘛？”
“有，总觉得人家不过如此。一听到人家表扬称赞说我是‘西北人民的救星’，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沾沾自喜。其实，我不懂马列。要是没有刘志丹和毛主席领路，要是没有那么多中央派来的干部帮助，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可是，后来把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人家说我居功骄傲种下祸根，产生野心。我承认，我是骄傲，但还没有到产生野心的程度！”
他变得反复无常，每天玩得很晚，管教人员曾劝他不要玩得太晚，以免影响休息。
“好吧，好吧！”他嘴里答应着，行动上却照旧。每晚打牌，不到半夜不收场，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三、四点钟。别人提醒他早点睡，他唠叨：睡得太早，反而睡不着。
他急切地盼望李力群早点回来，打发儿子去医院对她说：“爸爸情绪不好，叫你快点出院，他有话要说。”
李力群回家的当晚，高岗就对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啦。你走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习仲勋逼我违心写了……送上去，也没有回音。看样子要对我做最后处理了。我没有反党，我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1954年7月14日，高岗说，成天玩儿没意思，还是看书好。可是晚上照样跟工作人员搓麻将，一直到凌晨四点才休息。
1954年7月19日又说：以后周末玩儿，平时听广播什么的。可是到晚上，他根本没有心思听广播，听听就睡着了。快到半夜才吃晚饭，饭后又玩扑克，至凌晨一点多。
他也曾要求找些参考资料来看，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但过后又说：“算了，算了，不要了！”
按规定，不允许他到楼上的阳台散步，但他却有两次不听值班人员的劝阻，硬是在阳台上走了两个来回。值班人员怕出意外，紧随其后。他气狠狠地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为此，管教人员严肃批评他，他马上表示接受，虚心检讨，也作了一些解释。
由于长时间的焦虑不安和寝食失调，高岗的肠胃功能有些紊乱，到了1954年8月10号左右，出现腹泻和胃口欠佳等症状。过去，他一旦有病，都能及时接受治疗，但这次，尽管一再建议给他治疗，都被他拒绝。
时间拖得越久，高岗就越焦虑不安。他叹道：“唉！谁也不来了，谁也不出来说话了。”他究竟盼望谁出来为他说话？到了这步田地，又有谁敢为他说话，谁能为他说话呢？
他觉得自己犹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万个不甘心，却是万般的无可奈何！人活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
他暗暗地做着自杀的最后准备。
1954年8月15日深夜，他把李力群从梦中叫醒，趴在她耳边说：“我活不了啦，睡不着，太痛苦了。怎么处理都行，随便吧……”
管教人员时刻注意着高岗的每一个变化，这些不正常现象，引起大家不安和警觉。他们多次派人向中央当面汇报，或些书面紧急报告，认为他的情况很不正常，要求中央尽快派人来和高岗谈话，早作妥善安排，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要求尽快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中央来人跟高岗谈话后就搬。但遗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
1954年7月下旬和8月初，管教组曾两次全面检查高岗的卧室、起居室、办公室等各个房间及沙发、床铺、被褥、桌椅、地毯等物品，以消除可能潜藏的危险因素，防止高岗再次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