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l946年l、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⑥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1945年12月28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注6北满分局驻地。

北满分局在宾县的旧址

　　“1946年到1947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l950年到l953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l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l946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40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l953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