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
一九三七年的一天。夜里一直在下雪，我们天不亮就被集合号惊醒了。在列队的时候，士兵们议论纷纷，我感到，又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突然降临了。
这件事多少带有一点神秘性，因为我们在奉命赶到祁山脚下的亮马河集结的同时，还被命令带上军鼓。一路上风雪弥漫，天空疾速飘过一块块乌云，骑在马上的高级指挥官面容肃穆，荒凉的雪原上到处都是我们行军时发出的沙沙声。
我们刚刚在亮马河边列好队，就看见有人从高高的祁山的北麓翻过山来。起先是一个扛旗子的士兵，他摇摇晃晃地爬上山顶，站在一棵松树下喘息。接着上来的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挥舞着手里的一支短枪，不时地朝山那边吆喝着什么。不一会儿，我们就看见密密麻麻的军兵出现在山头、山脊和松树林的背后，他们分成几路纵队朝山下走来。
晌午时分，太阳的光线已经使一切都变得清澈无比。我们渐渐地能够清晰地辨别出那些军兵棉袄的颜色，看见他们头上缠着的绷带以及身上的斑斑血迹。他们沿着亮马河的河岸朝这边艰难地走过来。
这些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一看就是刚刚倒了大霉，他们大都吊着胳膊，瘸着腿，一眼望去，很少能够看到肢体完好的人。这支常年以来一直作为我们对手的强悍之师，曾经使我们的军团闻风丧胆，如今，他们的这副落魄颓丧的样子简直让人感到开心。所以，当他们来到距离我们约有六七十码远的地方，我们还没等上司吹哨，就幸灾乐祸地敲响了军鼓。
但是，我们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司令官很快就宣布了我们两支部队重新整编的命令。
士兵终归是士兵，他们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眼前的这些曾经一直想要我们性命的死敌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我们的兄弟。多少年的仗算是白打了，好像十来年的兵戎相见只是出于一场误会。我们奉命用最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凭着一个职业军人的敏感，我意识到在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秘密。
几天之后，我的猜测得到证实： 日本人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里向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
这个由眼下的这支灰溜溜的部队带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军营，成了那年冬季每天议论的话题。
在接受整编的最初几天，两支军队相处得极为紧张，我们被迫在本来就很拥挤的营帐里给他们腾出地方，把藏在被褥里仅有的一些干粮拿出来与他们分享。这一切加重了彼此的隔膜和敌视，双方还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械斗。但是，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大家终于慢慢学会了相处。
这些初来乍到的军士往昔那种骄气十足、凶残无比的样子一扫而光，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总是伏在城楼上，端着枪，一梭子一梭子尽朝我们的心口里打。我们渐渐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些可怜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年过半百，胡子拉碴，衣衫蓬乱，有些士兵还在军服的袖口上丢人现眼地绣着老婆的名字，或者在衣兜里随身带着一绺女人的头发，一谈到家乡，就吧嗒吧嗒地掉眼泪。
长官们的相处更为蹊跷。他们之间很少说话，目光中饱含着谨慎和提防。有时，作为一种两支军队已经和解的标志，他们偶尔也会在营帐外的阳光下下一两盘棋。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终于传来了日本人大举进犯的消息。虽然我们的部队和关内的日军近在咫尺，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抵抗的指令，而且奉命南下。
由于担心我们的计划为日军察觉，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在开始的几天内，部队推进的速度极为缓慢。我们第一次和日本人交战是在四天之后的一个中午。当时，三十九师的一个团在一条狭窄的山间公路上和正在西撤的一小股日军迎面相遇。整个战事持续了不到一个时辰。无心恋战的日本兵在丢下了五六具尸体和几袋面粉之后，就在山间的树林里消失了。
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遭到日军洗劫的村庄。部队刚刚积攒起来的一点士气很快就被山村上空腾起的烟云驱散了。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萦绕在树林的深处，随着越刮越紧的南风向远处播散。村庄仿佛在寂静而滞重的空气中沉睡，稻菽飘香，合欢树在风中摇曳，深巷里传来一两声鸡鸣，这一切给人带来了某种不协调的错觉。
在村头的池塘边，一个下体赤裸的女人躺在树下。两棵树木之间的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缀满补丁的衣服，兀自在风中晃动着。衣服的渗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河边的沙地上。树下搁着一只空空荡荡的木盆，一块搓衣板，一根棒槌。可以想见，日本人突然进村的时候，这个女人也许正在树下晾着衣服。
河边的一块稻田里，几个农夫倒伏在空阔的泥水中，远远看上去，好像正忙于收割。
一辆马车沿着池塘的边沿朝这边行驶过来，它走到树下那个女人的尸体边停了下来。赶车的士兵不耐烦地朝我们挥了挥手里的马鞭，示意我们将那个女人搬开。我们把她拖到了一个草垛的边上，顺手在她的身上丢了一把稻草。然后，马车又吱吱嘎嘎地继续往前走。仲月楼坐在车上，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我，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又突然打消了念头。
那个女人依旧斜躺在草垛上，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块花布手绢。她看上去二十来岁，腰上系着一条印花的红色围裙，面色苍白。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宛如一丝不经意的笑容，嘴角微微上翘，保持着惯常的那种和人说话的口形。傍晚的风吹拂着她腹部的一绺干草，树上的合欢花纷纷掉落下来。
夕阳的余晖正从村里的断墙边退走，而远处金黄色的田野上空，月亮已经升了起来，神秘而沉静的夜色慢慢聚拢过来，逐渐吞噬了一切。
这个浸沐在月光下的躯体和杜鹃是那样的相像，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呼喊，从远处灰蒙蒙的原野上迸发出来，撕裂了苍茫的天空。
从那以后的一连好几个晚上，我躺在初夏敞开的大地上，在营帐顶篷泼剌剌的声响中，夜夜梦见她，梦见她的肢体像炉膛里烧红的树枝一样弯曲着，她的喘息像风箱一样响个不停。在梦中，她的形象一会儿变成了母亲，一会儿变成了小扣，最后是杜鹃。我看见杜鹃正趴在一只木桶上咕咚咕咚地喝水，一个日本兵朝她走了过去，杜鹃回过头来，张开湿漉漉的嘴朝他笑了一下（我以前从未见到她如此粲然的笑容）。随后，她肥大的裤子像灰烬一样被风吹散了……
在令人窒息的战争岁月里，杜鹃长期以来成了我动荡不安的内心唯一的一道屏障，一朵缀满安宁气息的花蕾，我就像一只在花枝上迷了路的昆虫，正急切地寻找道路，渴望重新回到她的花萼之中去。
在南下的途中，我和仲月楼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我们各自骑着马，一前一后地走在光秃秃的淮南丘陵上。这次争吵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记不清和他说了些什么。
在那些日子里，我童年没有真正治愈的忧郁症又犯了。在日本人大举进攻的同时，我郁郁寡欢的外表使仲月楼多少产生了这样的推断： 我已经给日本人的枪炮声吓破了胆。他是那样急切地希望说服我，以唤醒我沉睡多年的良知，但是我用一种忧伤的矜持和冷漠默默地回敬了他。
按照一个医生的职责，他没有将自己的心血投入到战时日渐繁忙的医疗事务中去： 组织救护队，准备担架，或者从地方上搞到必需的药品。相反，他仿佛突然对战争入了迷，他曾经多次来到我们营地参加实战演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发射重机枪和六〇四钢炮。他身上过去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懒散习性一扫而光。日本人的到来给他的行为赋予了意义，也给他带来了良好的睡眠，他仪表整洁，容光焕发，常常天不亮就起来，来到营地外的一条溪流边，用手术刀刮胡子（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洗脸的习惯），随后，在清晨的集合号声中，跟随作战部队一起出操。
仲月楼身上的这种变化给他过早衰老的躯体重新注入了某种活力，相形之下，随着我们误解的加深，我又只能独自一人去面对我自己的黑夜了。
我们的部队到达通州，已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份。一个下雨的早晨，我到街市上去买卷烟，在一条阴晦的街角的拐弯处，遇到了一群正在游行的学生。他们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三角旗，也许是因为长时间的呼喊口号，他们的嗓子都变哑了。他们的脸绷得紧紧的，由于压抑不住的激动，看上去显得庄严而肃穆。
我嘴里叼着一根卷烟，站在阴雨绵绵的街道上朝他们张望了一阵，他们很快就聚拢过来。其中的一位女学生建议让我发表抗日救亡演说，我略一迟疑，他们就将我簇拥到一家药店门前的露天戏台上。
我刚刚在戏台上站定，街道两边的店铺伙计就拢着袖子穿过细雨，朝这边跑过来，街上的行人和商贩立即被一连串的脚步声吸引住了，他们充满警觉的眼睛朝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随后加入了奔跑的人流。
我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随着戏台前的围观者越来越多，我的心也在渐渐下沉。一个学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把雨伞，他跳上戏台，一边为我撑开雨伞，一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当官的，开始吧。”
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在雨中静立的人群，我好像也激动起来，我不假思索地清了清嗓子，朗声说道：
“同胞们……”
这三个字刚刚出口，台下骚乱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伸长了脖子仰望着我。在这个寂静的瞬间，我同时出现了两个念头： 第一，由于这倒霉的三个字，我将不得不进行我所谓的演说了；第二，我对于要说什么却一无所知，我感到我想说的话在肠子里挤来挤去，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同胞们……”
“把烟卷掐了！”
一个粗重的嗓音在台下的人群中响了起来。我马上意识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卷烟实在是一种不太适宜的举动。于是，我立即扔掉了嘴里的烟卷。
我注意到，有两个戴着红袖标、梳齐耳短发的女学生正手挽着手站在人群的最前边，她们的脸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正带着笑意默默地注视着我。我是那么渴望能够讲出一些什么话来，可是越着急越找不出话来，女学生的脸慢慢拉长了，原先的期待渐渐地变成了失望和愤怒，眼角上的两道柳叶眉很快竖了起来，薄薄的眼镜片的反光使我不寒而栗。
这时，一个脖子上围着围巾的年轻人跳上台来，开始严肃地质问我。
“当官的，你恨不恨日本人？”
“当然恨。”我立即答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说什么？”
台下随后发出一阵哄笑。
“他是汉奸!”台下有人喊了一句。
“打倒汉奸!”
我的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们由于长期供给不足，本来身上穿得就少，现在叫雨一淋，让冷风一吹，身体便开始瑟瑟打抖，怎么也无法控制。我越紧张，颤抖得越是厉害，显露出一副心怀鬼胎的样子，到后来，我自己都疑心自己是不是汉奸，就像我当真做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们的部队来到江南平原的一条细长的河道边，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传令的骑兵带来了上海沦陷的消息。他告诉我们，日本人距离我们的部队只有不到三天的路程。长途跋涉带来的疲劳使他刚刚说完这些话就昏厥了过去，那匹枣红色的战马咴咴地叫着，四蹄刨动着脚下深棕色的泥土。
眼下正是隆冬季节，天空一会儿下起小雨，一会儿又阳光高照。在河道的对岸广阔的平原上，隐伏着一带破败的村落，那就是东驿。不过部队没有进村，而是沿着河边扎下了营帐。不久之后，我们就接到了在这一带和日军作战的命令，以阻止他们扑向南京。过了一天，从沪淞战场上撤下来的部队与我们会合，使我们的人马一下增加了两倍。
很快，有消息传来，南京方面准备固守城池，并在镇江、高资、六合一线布下重兵，以确保南京的安全。整个战役将由一个名叫唐生智的将军负责指挥。
这一消息立即稳定了军心，并且使那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唐生智成了士兵们盲目崇拜的英雄。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后，当我身负重伤，躺在东驿村中的一间磨坊里，听说南京战役刚刚打响，唐生智就已乘火车逃至徐州时，我的眼前还残留着这位将军在高高的城墙下身先士卒的幻影。
在这个没有遮拦的旷野驻防，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屏障，最后，我们只好挖起了战壕。战壕刚刚挖到一半，战役就打响了。
那天早上，雾下得很大，营地的篝火还没有熄灭。我们正坐在战壕边的一簇紫穗槐树边上，准备吃饭。炊事班的班长，一个围着布裙、拿着木勺的老兵走到那口沸腾的火锅边，正准备给我们分稀粥，我看见他的身体突然僵立不动了。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朝前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一头栽倒在麦地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子弹在寒冷的气流里穿过时凄厉的呼啸声，有几颗子弹打中了架在木柴上的那口铁锅，锅内的稀粥从洞里汩汩流出。
日本人开始进攻了。我们回到战壕，在灰蒙蒙的雾气之中，我们起先什么也看不见。等到太阳的火球从落光了叶子的树林里升起来，浓雾渐渐散开的间隙，我们终于看见了日本人匍匐在地平线上的屎黄色的军服。他们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远处，一眼望不到边际，增援部队依然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
晌午过后，日本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他们弓着腰一步一步朝我们的阵地逼过来。一行马队在开阔的麦地里来往穿梭着，由于夜里刚刚下过雨，马蹄有些打滑。炮弹和火箭弹爆炸后形成的气浪扑面而来，双方密集的子弹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叫着。空气中可以同时感受到硝烟、早晨清新的空气的气息以及太阳的温暖。
我身边的一个士兵筛糠似的哆嗦着，嘴里咕咕囔囔地说着什么。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枪没放，在战壕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掩蔽体走到另一个掩蔽体，最后，他的焦躁不安终于引起了正在一边用望远镜察看敌情的师长的注意。师长一声不吭地走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一枪，那个士兵立刻就跪了下来，双手抱住了师长的大腿。
这个士兵的怯懦终于使师长恼羞成怒，并促使他下达了死守阵地的命令。我知道，恐惧是一种远比死亡可怕的东西。虽然在战争中死亡会随时降临，但我依然感到一阵战栗，因为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死于这个特定的时刻，死于这个午后温暖的阳光之下。
日本人的进攻一直持续到这天深夜。天空又一次下起了雨雪，炮弹在空中飞过时曳出的通红的火光照亮了斜斜的雨幕。我们的防线开始溃散了。
我在凉飕飕的旷野上边打边退，最后来到了河边的一块红苕地里。田地中淤满了泥水，泥泞不堪，这时我感到自己的腿像是被石头砸了一下，我的眼前一阵模糊，旷野里腾起的火光一会儿明亮清澈，一会儿又漆黑如鸦。枪弹声从我身边嘘溜溜地飞过，显得越来越远。在我倒在地里的一刹那，我感到天空中有无数的蝙蝠在翩然飞动。我想起我有很长时间没有拉过屎了……
我躺在红苕地里，保持着一种浅显的知觉。我感到一匹又一匹马从我的身上踏过，河边的流水哗哗作响。我好像是在水面上漂浮，顺着激流飘向远处，水草、岩石和树木不时擦过我的肌肤，我的身体正在湍急的水流中渐渐下沉。我的耳畔传来什么人的说话声，他们在窃窃私语，其中的一个人好像是仲月楼，又像是我的父亲，更像我自己。
我张开嘴，准备喊上一两句，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感到日本人已经过来了，他们举着火把，马匹的皮毛在火光中黝黑发亮。我的头上湿乎乎的，也许这时候雨已经下大了，也许是一个日本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正冲着我的脑袋撒尿。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太阳紫红色的光线灼痛了我的眼球，在一道道模糊不清的背景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女人正朝我走过来，她一边走，一边朝四下里张望，好像是在走近我，又像是正在走远。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此时正置身于何处，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甚至，过去的记忆也突然中断了。一些晦暗的人影在我眼前浮现出来，但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与此同时，一个女人的脸庞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就像一束豁亮的光线突然闪动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她，而我原先一直以为，我早已将她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