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房

那年春天，母亲时常在抱怨她的头发。她说，那些头发一到春末就会像鸭子脱掉的腺毛一样大把大把地掉落在枕头上。看着她那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总是疑心自己的头发也会在一夜之间掉个精光。

那天早晨，母亲照例坐在梳妆镜前，一遍遍地梳理她那又黄又少的头发。父亲端着一碗蜂蜜走上楼来。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蜂蜜？”母亲说。

“从花儿的蜂房买来的。”

“你的脸怎么啦？”

父亲用一块手帕捂着脸，没有说话。我看见他的眉角上给蜜蜂蜇起了一个大包。

母亲诡谲地笑了一下。父亲尴尬地站在衣橱的边上，不知道应该走开，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你不要有事没事总往蜂房里钻。我的头发就是全都掉光了，也不稀罕她那点蜂蜜。”

太阳的光线从树林中照射到窗前，很快就蒸发干了空气中的雾和湿气。一只蜜蜂顺着桌沿慢慢蠕动，由于它的身上沾满了露水，它便使劲摆动着肥肥的肚子，翅膀嗡嗡地振动着。母亲朝它看了一眼，用木梳一下就将它敲扁了。我和父亲都吓了一跳。

“这些该死的蜜蜂……”

花儿的蜂房在村西裁缝铺的隔壁。村里的人说，那些蜜蜂是从花儿的娘家带过来的，它们像人一样有着聪明的灵性。她那年嫁到麦村来的时候，那些蜜蜂就跟着她的轿子一路翻山越岭，嗡嗡喧闹着来到麦村。那时，麦村的棉农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蜜蜂。村里的老人回忆说，那些蜜蜂像狗一样忠实于主人，像鹦鹉一样懂得人的语言，像鸽子一样驯良，飞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它们不像麦村一带土生土长的青钢蜂，每当暴雨过后，就会成群结队地袭击人畜。

春天来临的时候，树上的花朵开得满满当当的，花儿就会将她的蜂箱搬到屋外的阳光下面来，搬到运河对岸的油菜花地里去。我时常蹲在河边，看着花儿的身影在灿烂花丛的背景中走来走去。看着她用勾杆将蜂板网挑出来，让那些球集的蜜蜂寻着花香飞入菜地和棉花地的深处。

那个季节，父亲和徐复观先生常常坐在河边的树丛中钓鱼。和我一样，他们时常抬起头来，朝运河对岸的油菜地里兀自张望，往往一看就是好半天。

他们当时所说的话我一直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好像它的余音还滞留在空气里。父亲的嗓音像蜜蜂的叫声一样软绵绵的，徐复观每说一句，他便低声地附和。

“你看她的腰有多细。”

“她的屁股又肥又圆。”

“想想看，”徐复观提醒父亲，“要是她坐在澡盆里洗澡会是怎样一副样子？”

父亲立刻爽朗地大笑起来。他也许觉得再这样谈下去，和他读书人的身份就有些不太相称，便又说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开始谈论起花儿的丈夫，一个整天呆坐在桃树下的瘫子。

在静谧而晴和的阳光下，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伤心。我感到即便是父亲谈起那个瘫子的时候，心里依旧挂念着花儿。徐复观更是余兴未尽，他常常使话题重新扯到花儿的身上，用猥亵而阴暗的语调议论起女人身上最隐秘的部分。

那个瘫子正害着痨病，他平常很少出门，在村中我们很少看到他。一年一岁经冬复春，他佝偻着的腰一寸寸地弯下去，咳嗽的声音越来越响，他好像从来不跟人搭话。

村里的那些自以为高明的女人常常预言说他活不过当年的端午，可是到了第二年的端午节他依然活着。事实上，他比很多健康的同龄人都活得长久。他的媳妇死后很多年，在我离开麦村的前夕，我仍然看到他蜷缩在门前的那棵桃树下，想着他的心事。

我十岁那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了花儿的蜂房。那天下午，我正在运河边打水漂儿，看见花儿在裁缝铺门前的一棵楝树下朝我招手。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叫我去干什么，我昏昏沉沉地朝她走过去，没有理会枣梨园中传来的母亲的叫唤。我的心怦怦直跳，凉风从我发烫的脸颊上吹过，我一边往前走，一边想着待会儿怎么和花儿说话。

我跟在花儿的身后，走进了她的那幢土屋的大院。墙角、屋檐下和树丛中到处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蜂箱。蜜蜂像秋后的飞蝗一样密密麻麻地在院子里飞舞着。麇集在杏树和桃树上的蜜蜂将枝条都压弯了。我们进门的时候，花儿在我的头上蒙上了一只针眼细密的网罩，领着我绕开那些蜂箱，来到了她的内房。

我又听见了那个瘫子从隔壁传来的咳嗽声。屋子外面，蜜蜂喧闹着，在窗框的纱帘上撞来撞去。屋子里光线有些阴暗，阳光透过纱帘照进来，将房子的墙壁衬得红红的，也染红了花儿的头发、脸和耳郭。

当我明白花儿将我叫到她房里的真实意图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害怕： 花儿让我蹲在一只花白瓷碗旁往里撒尿。我不知道她要那些尿有什么用。

“我没有尿。”我对她说。

“那就等一会儿。”花儿耐心地看了我一眼。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花儿问了我很多事，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我的母亲。她称呼我的母亲为姐姐，并一次次询问我，我的母亲为什么突然不爱搭理她了。

我撒完了尿，花儿将瓷碗端起来闻了闻，随后将它倒入一只盛满红枣的沙钵里。然后，我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她让我吃了足足三汤匙的蜂蜜。

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却是那样的令人难忘。蜂蜜的味道和冰糖极为相似，但是它却像橄榄一样回味无穷，散发着那个春天特有的鲜花的气息。那天下午，花儿也显得特别高兴。我一直相信她红红的棉袄里藏着什么秘密，就伸手在她身上偷偷地摸了一下，丝质的浮绸立即发出指甲划过后留下来的轻微的响声。不过，这次花儿没有生气，她反而温和地朝我笑了一下。

花儿总是快乐的，脸上成天挂着笑容，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村里人人都爱跟她说话。我们刚刚来到麦村的时候，甚至连一向郁郁寡欢的母亲也不例外。那些日子，我时常看到村里的一些男人用轻薄的话挑逗她：

“花儿，让我尝尝你腿上的蜜吧。”

“花儿，晚上到我的铁匠铺里来，我给你身上的大勺子装个柄怎么样？”

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些话是下流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人们日复一日的玩笑声中，花儿笑着笑着，忽然有一天，死亡的念头一下就缠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