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驿
我听到了那颗子弹落在瓷盆里的声音。然后洗手时，弹头和指甲在盆壁上留下令人心颤的声响。
一盏油灯模糊不清的光亮在空气中扩展，聚拢，不久就消失了。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间磨坊里。房子低矮而歪斜，仿佛随时都会倒下来。我看见屋顶用泥巴糊着的苇秆上结满了蜘蛛网。屋子中间是一架双层的磨盘。一头黄牛卧伏在墙角，反刍着稻草。屋子的一角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瓦罐和米坛。空气显得湿漉漉的，掺和着新鲜豆浆和腐沤的豆渣的气味。
一个女人背对着我，她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脑后盘着一个高高的发髻。她正坐在门槛上剥着畚箕里的扁豆。在她边上不远的地方，一个老人斜靠在门边的一堆干草上，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烟锅。
现在天已经快亮了。清晨的风摇动着屋外的干树枝，掀动着屋里的一条打满补丁的门帘。那个女人站起身来，吹灭了墙上挂着的一盏油灯，起先屋里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亮光就从灰蒙蒙的窗口透了进来。
躺在干草堆上的那个老人也许就是刚才为我治伤的那位医生。他嘿嘿地笑着，将一只光溜溜的脚板伸到了女人的胸前，随后，又用脚丫碰了碰她的脸，女人冷不防哆嗦了一下，随即抬起胳膊将它挡开了。
“你把这个军人弄到磨坊里来，就不怕日本人？”老人说。
“日本人不是去打南京了吗？”
“打完南京，人家还要踅回来的，别说南京，整个中国都是人家的。”
女人也许感到有些害怕，她沉默一会儿，叹了口气：“到头来，谁当皇帝还不是一个样儿？”
“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日本人当了皇帝，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了？”
女人不再说什么。老人慢慢地朝她挪过来，他伸手抓住了那个女人的胳膊，她连着挣脱了几次，就不再动弹了。
“那个军人会醒过来的。”女人回头瞥了我一眼。
“他说不定早就死了。”
女人猛然站起身来：“你刚才已经把他弄死啦？”
老人又嘿嘿地笑了起来：“我刚才要是弄死他那就好了，省得以后给你惹麻烦。”
我看见老人这时已经将那个女人的裤腰带解了下来，将它叼在嘴里，然后一把捋下了她的裤子。
那个女人好像已经感到不耐烦了：“要来你就快点，等会儿玉绣就该醒过来了。”
玉绣是她的女儿，在通向里屋的布帘第一次被掀开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她。那时，老人已经走了，她的母亲依然坐在门边剥着扁豆。
玉绣长得又瘦又黑，身上的衣服好像很不合身，这使她没事总爱往上拽着衣襟。她头发稀少，眼睛中没有一丝光泽，也许正被什么疾病纠缠着。
在接下来的这个春天，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不少有关她的传闻。村里的一个老人告诉我，他曾先后替玉绣接过三次生，头两次孩子刚刚落地就死了，最后一次差一点使玉绣丧命。她经历的第一个男人是一个渔夫。在一个早春的三月，这个来自外村的渔夫将她骗到河边的一个小树林里，用一套粗野的花言巧语打开了她贞节的大门。后来，村里的两个财主看上了她，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随着一筐一筐的黄豆和木炭往她母亲的磨坊里送，玉绣就一次次轮流替他们暖被窝。最后，一个过路的木匠迷上了她。这个沉默寡言的手艺人在东驿做完了活计却借故迟迟不走，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钱财全部留在了磨坊里。临走的时候，他连刨锯和锤子都卖掉了。
随着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一道道沟纹，玉绣也像是一件用坏的器具渐渐被人遗忘。人们宁愿把她往昔的容貌描述得楚楚动人，用略带辛酸的口吻回忆起她的嘴唇、手臂以及富有弹性的躯体。
在东驿养伤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看到村里的妇女在井边和玉绣开玩笑： 玉绣，那个木匠又来了，他正在村头给人家修锅盖哩。或者说： 玉绣，胡东家捎信让你去一趟。我看见玉绣在井栏边搓着衣服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可怜巴巴地朝四下里张望，那些女人就咯咯地笑开了。
一九五二年，我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东驿作为这个省区十一个有待改造的村落之一，进驻了工作队。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个妓女村经受改造的前前后后。在这篇报道的左上角，刊登了一幅照片： 几个年老的妇女目光呆滞，并排坐在一道矮墙之下，神情沮丧，身体颓朽；与此作为对照，报纸右下角的一幅照片却迥然不同，一群穿着花格子衬衣的少女面露笑容，英姿勃发。
夏天湿漉漉的风越过沉寂的旷野，吹到这个孤零零的村庄的时候，我的伤差不多已经养好了。我渐渐熟悉了东驿的一切，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楝树，深棕色的沙土，村里随处可见的石井楠，也熟悉了那些挂在女人嘴边的轻浮而大胆的笑容。
即使是日本人到来后，这个村庄神秘的静谧依然一如往昔。村里的农民显得慵懒而闲适，很少照料地里的庄稼，游手好闲的男人成天叼着烟锅，背着手在村中阴暗的巷子里转来转去。妇女们好像从来就没有睡够过似的，脸上疲惫不堪，她们常常趿着木拖，哈欠连天地来到河边的树荫下乘凉。
事实上，在很久之前，东驿人的懒惰和放荡早就享有盛名。人们猜测，这座荒凉的村庄本身就是由一批最先迁居来这里的妓女繁衍而成的，这些妓女或者是来自百里之外的秦淮河畔，或者来自一江之隔的虞山脚下。她们身上浮糜的习性并没有由于迁徙而得以消除，相反，多年沉积下来的放浪的品性却像传说一样越播越远。这些传说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手艺人，木匠、铜匠、补锅匠，还有一些贩卖烟草和茶叶的商人。这些人千里迢迢赶来只是为了印证一下那些离奇的传闻，求得一夜鱼水之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永久地在这里居留下来，生儿育女。
东驿的兴盛使得邻近的一些村庄显得惴惴不安。由于担心传染上那里淫荡的风尚，它们和东驿虽然近在咫尺，却也从不交往。如果因为赶路而不得不经过东驿，人们也总是绕着道儿远远地避开它。
可是，东驿的气氛对我的伤痛来说却正好适宜。在磨盘转动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中，我夜夜都睡得很香甜。有时，我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除了磨盘熟悉的转动声和屋外小鸟的啁啾之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动静。
在雪花飘飞的冬天，我一连几次准备离开东驿，打听返回麦村的路途。但是随着这种愿望日渐迫切，我对这里的留恋也与日俱增。犹如炒熟的稗籽所唤起的睡眠的欲望一样，我感到，这个村里似乎有一种无法言表的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日本人攻打南京城的时候，东驿成了日军的一个后方医院。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几个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从村里的祠堂中进进出出。那些日本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可怕，有一个军医甚至还给了村里泥水匠的儿子几颗日本糖果。
又过了一些日子，躲藏在外的最后一批妇女回到了村里，井台边又传来了那些女人叽叽喳喳的说笑声。随着一个又一个伤员由马车运到这里，那些忙忙碌碌的军医一时无暇顾及这些女人，这一切使这个村庄维持着一种反常的宁静。
胡蝶是在一天黄昏悄悄回到东驿的。我看见一辆马车停靠在那座深宅的大院门前。胡蝶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她的身影让马车和几棵高大的树木遮住了。树冠在风中窸窣颤动，叶片纷纷坠落。我的眼前依旧保留着当初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景，在午后炽烈的光线之下，她站在门前的一棵树下，朝河道的对岸引颈四望。她矜持、孤傲而又忧伤的目光伴随着那天下午遥远的天空在我的记忆中被固定了下来。
磨坊中的女人告诉我，在东驿，除了胡蝶之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女人。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语调中充满了对胡蝶的艳羡和嫉妒。实际上，胡蝶的贞节和清高早就成了村中绝大多数放荡女人的一块心病。尽管胡蝶从来没有和她们说过一句话，可是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她们的一种嘲笑，她们为此而嫉恨她，用只有女人才会想出来的最恶毒的话来诅咒她。由于胡家煊赫的权势，这种嫉恨和诅咒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绝望之中的等待。
东驿女人所盼望的这个时刻终于迅速地来到了，那是第二年的麦收时节。那时，驻扎在东驿的最后一批日本军医也已撤离了这里。留守在江南的日军除了偶尔到这里来征集粮食外，平常很少过江。
这一天，村里突然传出胡蝶要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村中那些女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在东驿，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举办过婚事了，女人们总是随随便便地从一个个不知姓名的过往商人身上留下生儿育女的种子，结婚这种仪式在她们看来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像季节的反常一样让人感到不习惯。
玉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磨坊里，将一张豆渣饼往嘴里塞。她的母亲在一旁扎着鞋底，不时地抬头看她一两眼。
“今天胡家办喜事，刚才胡公祠差人来请吃饭，你去不去？”
“不去。”
“干吗不去？”
玉绣愣了一下，随即说道：“我才不到那个婊子家去吃饭呢。”
她的母亲低下头，费了好半天的劲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这一天，尽管从凌晨开始，鞭炮和锣鼓就喧嚷不息，但整个婚礼就像丧事一样冷冷清清。胡家在村中的祠堂里摆满了酒席，可是除了几个贪杯的酒鬼之外，前去赴宴的人寥寥无几。家家户户房门紧闭，巷子里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
这天中午，胡家大院的门楣上一连几次被人刷上了粪便。很快，这场尴尬的婚礼就在村中一片死寂的气氛中草草收场了，就像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天还没黑，胡家大院的两扇大门便早早地关上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这桩婚事所带来的阴影并没有最终消除。这天深夜，我已经躺在磨坊里一张草褥上睡着了，磨坊里的女人突然点着油灯从里屋闪了出来。我听见屋外一阵阵的狂风从屋檐下刮过，一场滂沱大雨看起来已经下了很久了。雨水从窗户里打进来，在磨坊的地上积了一层亮汪汪的水潭。
女人往怀里掖了掖衣服，走到窗户边朝外看了看，将耳朵贴在窗口。
“谁在哭？”她问我。
我听出那好像是胡蝶的声音。它隐隐约约地从空旷的原野上传过来，在屋外烂树叶上响起的沙沙声中，听上去很不真切。
“那个婊子一定是疯了。”玉绣从里屋走了出来，她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侧耳细听。很快，她那张萎黄的脸上就显露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睡意全无。
“鸭子在岸上待得久了，就是下不了水。”那个女人叹了口气，说道。
这时我们听到屋外响起了一片哗啦哗啦的水声，一道暗红色的光亮在窗口闪了一下，女人拉开门，一股冷风蹿了进来，吹乱了床头的稻草，差一点将油灯吹灭了。我看见几个家佣模样的人提着灯笼，在齐踝深的水中往树林里走远了。
这个晚上的后半夜，我躺在磨坊的草褥上一直没有睡着。母女俩在里屋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屋外的雨下得更大了，一道道闪电从窗口掠过，照亮了窗外的树林。
第二天一早雨就停了。晌午的时候，地上的积水渐渐退走，泥泞的道路还没有被太阳晒干，胡蝶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村里。她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旗袍，和一个穿马甲的男人手挽着手，一路说笑着，从村里阳光明媚的晒场边上走过。
正当村里纷纷流传着胡蝶发疯的闲言时，她的突然出现使那些妒火中烧的女人惊得目瞪口呆。她孤傲、锋利的目光一如往昔，好像昨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依然为胡蝶感到担心。我把她的出现仅仅看成是一种仪式，一种桀骜不驯的故作姿态。我在想，在东驿这样的地方，她的卓尔不群似乎只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条路，那就是疯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玉绣的眼神变得躲躲闪闪的。她整天忧心忡忡的，好像为什么事情感到了为难。她和东驿的其他女人一样，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脸色明朗而麻木，给人一种无忧无虑的错觉。
一天下午，磨坊里的女人一边做着针线，一边跟我聊起了她的女儿。富有经验的女人总是将她们的智慧体现在语言上，她们几乎是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她们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往往还没有说出口，你就早已明白了一切。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不时地用针捋一捋头发，沉浸在未来的梦想之中，好像我和她那个瘦骨伶仃的女儿已经儿女成行。我漫不经心地和她搭讪着，心里却在盘算着等到伤势完全复原的时候逃离这个地方。
玉绣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她显然已经服从了母亲的安排，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她既不流露出喜悦，也不表示悲伤。
一天晚上，玉绣突然来到了我的床铺前。我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她已在我身边站了多久。她那一排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闪着白光，我感到她犹豫不决地在我的床前走来走去。将衣服的纽扣解开，又重新系上。最后，她终于脱去了衣服，一丝不挂地钻到了我的身边。我感到她的躯体像一只被风吹干的辣椒，她身上每一个凸出的骨节都使我不舒服。
她的身体哆哆嗦嗦地颤抖着，我有些不知所措。好在她那天也许太累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她轻微的鼾声，牙齿咯咯地磨动着，发出一种老鼠厮打般的可怕的声音。
第二天，玉绣给我往田头送水，神情很不自在，她将水罐搁在离我很远的一块坡地上，就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她那青绿色的脸颊由于害羞而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在灯光的映照之下，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她不时地在扒饭的间隙看我一眼，使我心头悠然一震。
在以后的几天里，玉绣不再像先前那样紧紧地跟着我，即使我们在村头的巷子里迎面相遇，她也是低头快步走开。
这天中午，她们母女俩不知为什么事在里屋争吵起来，隔壁传来了碗盆在地上摔碎的声音。随后，她们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就扭打在一起。不一会儿，她们就各自拽着对方的衣服从里屋打到了磨坊里。那个女人手里拎着一只布鞋，踮着脚，将玉绣追得围着磨盘转来转去。
“打死我我也不去和他睡了。”玉绣叫道。
“你这个婊子养的，不睡觉怎么能生下孩子来？”
“你才是婊子养的呢，要睡你去跟他睡好了。”
“你妈这棵树老了，挂不住果了。”
“那你当初怎么没跟那个弹棉花的弄出十个八个儿子来？”
那个女人突然站住了，她尴尬地看了我一眼，泪水扑簌簌地掉落下来。
当天晚上，玉绣又一次来到了我的床边。一连几天的阴雨使我腿上的枪伤隐隐作痛。当玉绣泪流满面地蜷缩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她待在一起。整整一个晚上，我都被难熬的疼痛折磨着。我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中，感到玉绣的身体紧紧地挨着我，泪水将我的衣服弄得湿乎乎的。她的身体翻来覆去，她像个孩子似的不时用胳膊捅捅我，然后又用指甲挠一挠我的后背，随后，我听见她哭哭啼啼地和我说着话。那声音听上去既模糊又真切，它好像来自一个遥远的什么地方，伴着嘤嘤的哭声。
我想起了那个寂静的午后。那是我们迁居到麦村的第二年春天。母亲躺在树荫下的一张藤椅上沉沉入睡。敞开的院门外，我看见运河的岸边阳光如风，几个皮肤黝黑的小孩在河边的一只旧船上嬉戏。蜜蜂在花枝间飞来飞去，好像阳光中到处都布满了那种嗡嗡的声响。这个陌生而又空旷的院落散发出来的一种静静的忧伤在空气中飘荡。
我站在一只小木凳上，看着熟睡中的母亲，盼望她醒过来。我拉动她的手臂，拧她的鼻子，抚弄她手腕上的一只红红的手镯，怎么也无法将她弄醒。过了一会儿，一种无法说清的寂寞使我悄悄地哭了起来。
我的哭声惊动了父亲。他从书房里走了出来，无声无息地来到我的身边，将一只手搭在我的头上（我反而哭得更厉害了），然后将母亲推醒。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父亲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他是给什么事情吓着了。”母亲答道。
她从椅子上坐了起来，掏出手绢替我擦掉眼泪。我感到她也许早就醒过来了，只是没有搭理我。
“我在梦中就听到他在哭，就是醒不过来。”母亲说。
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我，他的目光中含有一种温和的询问的意味。我立即就止住了哭声，心里突然感到畅快起来。
第二天的早晨，玉绣的尸体从磨坊外的一块水塘里浮了起来，她的肚子像鼓面一样凸出，眼睛半睁着，依旧是往昔那副既腼腆又放荡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