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
女人们总是像那些流动不息的水流，随着盛水的器皿的形状不断改变着原先的样子，而在习惯上，我们总是错误地将她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好像一块玲珑剔透的冰，在任何季节都不会消融。这种错觉犹如我们在大部分事物之中产生的自以为是的情感一样，只是一种虚妄的信念。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当我从东驿返回麦村，在枣梨园再一次见到杜鹃的时候，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原先的样子，我在长年的军营生涯中积攒起来的想象和记忆很快就得到了现实的修正。
她像是刚刚从黄豆地里锄草回来，蓝布头帕上缀满了露水和豆叶。她倚着门框站着，静静地打量着我。在那一刻，我猜想她一定是以为自己走错了家门。那张没有修饰过的脸像泥土一样自然，却混杂着各种复杂的表情： 揣度，疑惑，震惊，不知所措或另外一些其他的念头。
不过，她很快就认出了我。她的脸上没有马上显露出喜悦，也没有表示悲伤，只是吃惊地看着我。我们初见面的那种令人难堪的气氛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它让我感到沮丧，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记忆在沉睡，甚至连欲念都被一块石头压着，唯独血液在肌肤下流淌得很快。这个诚实的女人一声不响地从我的身边走过，然后独自来到院里的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梨树下蹲了下来，随后发出了一种呕吐般的哭声。这种古怪而苍凉的哭声我还是第一次从她身上听到，它一直延续到当天的深夜。
我躺在阁楼的床上，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之中，我看见她站在一架木梯上，将橱顶的木箱打开，把我以前在家时穿过的衣服一件件地挑出来。陈年的樟木的香气从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散发出来。我青年时穿过的衣服现在大多显得又短又小。整整一个晚上，我都看见她在桌前将那些衣服摆弄来摆弄去，将它们裁开，缝合。最后，用暖水袋将它们的边角熨平。
在绵延的寂静中，我一直能够通过湿润的空气感觉到她的存在。有一次，我感觉到她冰凉的身体紧挨着我躺下，可是第二天黎明我醒来的时候，又看见她两眼泪汪汪地坐在桌边，看着即将熄灭的油灯发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房门被轻轻拨开的声音，她的脚步穿过厅堂，走进厨房，随后碗盆磕碰时发出的清脆的声响就朝这边传过来。
在刚刚回到麦村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处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中。慢慢地，我发现杜鹃的身上产生了一种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她身上原先的那种沉着而坚定的品性已经荡然无存，在怅然若失的表情之下，她变得多疑、犹豫和胆小。有时，她袖套上明明插着好几枚缝衣针，可她仍翻箱倒柜地去寻找它。她去外乡赶集的路上常常忘了带钱而中途踅回。有一次，她在炖一锅羊肉的时候，将锅底都烧穿了。
她像往常一样很少说话，即便偶尔说些什么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脑子里同时转动着好几个念头。那些突然出现的念头会使她整整一个下午坐在窗前发愣。后来，她似乎也对我们长久的沉默不语感到了不安，她在做针线的时候，就怂恿我讲一些军营的故事给她听。我说着说着，她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随后，她又猛地一下醒过来，并用胳膊捅我一下，让我接着讲下去。
“我现在的梦的确不灵了。”有一次，杜鹃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地就在床上躺下了。她告诉我，有一年村里发大水，她在梦中看到我的尸体从运河的上游漂过来，漂到枣梨园附近的河面上就停住了。我的身上尽是子弹的窟窿，不断地往外冒着血水。“我当时想你一定是被人用枪打死了。”
杜鹃说到这里，像是想起了另一件事，她转过身来。
“你在外面这么些年，没和什么女人睡过觉吧？”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件事，也许她只是随便问问，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有那么一阵子，她的眼神是静止的，盯着窗户，一动不动，想着她自己的心事。
我回到麦村的那一年，小扣三十七岁。她现在搬到枣梨园后院母亲原先待过的那幢阁楼里去住了。她的屋子紧挨着父亲的书房。经过一两次小修，房梁被抬高了，窗棂换上了新木，已经不是原先的样子了。
一天上午，从外地来的一个货郎手摇铃铛，挑着一副花花绿绿的货担来到了村里。担子上挂满了颜色不一的风铃、泥哨和一串串竹蛇。他的到来立即招引来了一批嬉闹的孩子，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也会从他那儿买一些做女红用的丝线、针扣什么的。
那个货郎将担子歇在河边的枯树丛里，敲起了饼锣。他好像心事不放在买卖上，倒像是一个看风水的先生那样向村里东张西望。
那时，杜鹃正坐在门槛上拔鸡毛，她悄悄地告诉我，那个货郎是一个地下党。
“是不是共产党？”我问她。
“不是，是地下党。”
“地下党是怎么回事？”
“你在外面混了那么些年，连地下党也没有听说过吗？我来告诉你，地下党就是躲在地洞里的那帮人。村里茶房的伙计老是把他们说成新四军，其实就是地下党。他们像夜猫子一样，白天躺在洞里睡大觉，晚上就出来四处活动。”杜鹃静静地说。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道：“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说不定也不是这么回事，不过，他们到了春天的时候，常常到村子里来征粮。”
这时，我看见小扣怀里抱着一捧刚刚从货郎那买来的绒线，远远地朝这里走过来，她一边走，一边在阳光下喜滋滋地翻看着怀里的那团绒线。
“他们怎么征粮？”我问杜鹃。
“让宋村长挨家挨户去收呗。”
“宋村长是谁？”
“就是宋癞子。”
小扣这时已经走到了我们跟前。她将那串绒线挂在廊下的一根竹钩上晒着，正准备往后院走，杜鹃把她叫住了。
小扣看上去和以前完全换了一个人。我在枣梨园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差一点没将她认出来。她的头上盘着一顶高高的发髻，那张瘦弱的脸被一阵阵北风吹得红扑扑的。杜鹃将她叫住后，却又想不出什么话来跟她说，因此，有好一会儿，我们都被那种尴尬的气氛弄得不知所措。
一个冬天接着一个冬天，那个衣衫褴褛的货郎来了又走，时间像滤指的流水一样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掠过，转眼之间又到了下雪的日子。那一年的雪比往常我们遇见的哪一年的都要大，齐腰深的积雪将河边的矮树丛都埋住了，一连几天，灰黄的云层压得很低，烟囱里的炊烟都无法排散，它像一张被面似的悬铺在村舍瓦楞的上空。
那些日子，我和杜鹃整天找不到话说。房间里生了两只火炉，可我们的身体仍在不停地打抖，村里的人和我们一样，大家都很少出来串门，憋足了力气等待天晴的日子。
在几年之前，杜鹃就一直跟我嘀咕着想要个孩子，可是，到了这年的冬天，她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见她一丝不挂地站在穿衣镜前察看她那扁平的肚子，拨弄着自己渐渐下垂的乳房。她去河边洗菜的时候，盯着河滩上的那群孩子一看就是好半天。有一次，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弄来了一些草药，可是那些草药除了使她的身体一会儿变冷一会儿发热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冬天的深夜，我刚刚在床上睡着，杜鹃就将我推醒了。
“你还是到小扣那边去睡吧。”她对我说。
我昏昏沉沉地醒过来，看着瓦缝中渗进来的一片片雪花，好像依然沉浸在睡梦的边缘。
“反正你跟她也不是头一回了，”杜鹃接着说，“趁着她现在还年轻，你也许还能生个一男半女的，再往后，她那棵树也结不出果子来了。”
我是在这年的春末搬到后院去住的。到了秋天枣树飘香的季节，小扣快要临产了。那个外地货郎手摇铃铛又一次来到了麦村。杜鹃跟着叮叮当当的铃声走遍了全村，最后才在一个番薯地窖的边上追上了他。她从货郎那儿买来了两件小褂裤，一双绣花虎鞋，一顶兔毛的圆顶帽。
那些天，小扣的房里不时传来一阵阵撕裂心肺的叫喊，这种叫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接生婆踮着小脚来了又走，小孩落地的时候，正好是重阳节的黎明，杜鹃为小扣换下了最后一张被汗水浸湿的床单，小扣在一阵痛苦的痉挛之后，产下了一胞死胎。
小扣是在一个月后的秋末突然离开枣梨园的。当时，地里的棉花已经熟透，院子里到处都飘散着红枣酸溜溜的气息，她的悄然出走和她初次来到枣梨园差不多是同一个时节。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小扣将水缸里的水挑满了，把屋前屋后扫了个遍，连第二天早上做饭的米都淘好了。这天早上，杜鹃想起床铺上的稻草该换上新的了，她就去后院叫小扣，她一连叫了几声都没人答应。最后她走上了小扣的阁楼，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桌子上的一个手帕上放着她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八九块银圆。杜鹃立刻就明白了过来，多少年相依为命的经历和女人之间永远无法说清的情感使她扶住门框，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