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
在我从东驿回到麦村的最初几年中，我曾经见到过徐复观几次。那时，他靠行医和带几个私塾弟子的收入在村中过着悠闲的生活。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那场绵延两年的大饥荒中，为了躲避饥饿和瘟疫，他像一只漂泊不定的鹧鸪一样从麦村消失了。
他在我乡行医多年之后，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回到麦村。当时，原先在麦村一带东游西荡的货郎在解放后成了麦村第一批工作队的队长。他那时正为筹建中的麦村识字学校忙得焦头烂额。徐复观的突然回村使他喜出望外。到了第二年春天，运河南岸那座破败的祠堂略经修葺后就成了麦村最早的识字学校，也就是后来麦村小学的前身。徐复观成了它的第一任校长。我和另外一名年老的琴师作为临时教员，也偶尔到识字学校代几次课。
识字学校的创办不仅使宋村长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遭到了村里大部分棉农的反对。他们白天在棉花地里忙上一整天之后，晚上的识字课就成了额外的负担。他们一次次找到工作队的路队长，要求他下令关闭识字学校，以让他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其中一名妇女向路队长抱怨说： 她在课上识的字一到夜深人静的晚上，就会从她的脑壳里蹦出来跟她说话，而且常常打起架来……
人们的抱怨并没有使路队长固执的信念受到动摇，相反，他对识字学校的热情与日俱增，他不仅严格地规定了上课的时间，而且一到傍晚，他就带着一批工作队员挨家挨户上门去催。
晚上上课的时间，村里的妇女常常带着绒线和鞋底来听课，她们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叽叽喳喳地高声谈笑着，而男人们则一律趴在桌子上睡觉，往往两堂课上下来，他们的第二遍觉也差不多睡醒了。
这所农民夜校被迫解散是一年以后的事。那年夏天，徐复观常常将一名描红出格的年轻姑娘独自留下来，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我一连几天看见她眼泪汪汪地从徐复观的房间里跑出来。一天深夜，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这个姑娘留在徐复观的祠堂里一夜未归。第二天一早，当她哭哭啼啼地来到路队长的办公室时，路队长和村上的几个干部正在吃饭。她抽抽搭搭地向路队长叙述了昨晚发生的事。路队长听后并不惊慌，而是反过来问她：
“怎么会呢？他都那么大年纪了。”
姑娘一下子就急了起来：“这个老杂种力气可大了，他将我按在床上，三下两下就把我的裤子给扯下来了，雨下得又大，我怎么叫也没人听见。”
“他这么大年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路队长紧锁着眉头，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没干那样的事，是用手摸……”
屋子里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开心地笑了起来，将饭都喷到了墙上。
“他把我的腿都抓破了，不信你们来看。”姑娘说着，就要脱裤子。
路队长立刻严肃地制止了她：“同志，要注意影响。”
这年夏天发生的事迫使货郎放弃了识字夜校的计划，但对于徐复观的处理却又一次表现出了他惯常的那种息事宁人的作风。当宋癞子带着一帮年轻人准备去祠堂将徐复观抓起来的时候，路队长只是淡淡一笑：
“不就摸了两下大腿吗？算了吧。”
这一年的初秋，麦村识字夜校正式改为麦村小学，我依旧在那里代课。在那段安宁而悠闲的日子里，路队长常常抽空到学校里来看看，偶尔也会听上一两次课。他有一条腿在以往的战争年月中曾多次受伤，因此，一到阴雨天就到学校来让徐复观给他扎金针。
一天下午，在由祠堂的一间祭祀厅改建而成的办公室里，我正在批改学生的作文。徐复观端着一杯茶朝我走了过来。我们虽然共事多日，但彼此之间很少说话。
徐复观在我对面的一只竹椅上坐了下来，开始东拉西扯地和我拉起了家常。起先，我们两个人都感到拘谨和不自在，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处于一种自言自语之中。过了一会儿，徐复观突然问：
“路队长革命几十年，现在住的是什么房子？”
我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便想了想：“在村东的一个佃户家搭铺。”
“宋主任家住的又是什么房子？”
我说他住在河边的一间棚屋里。
“你的枣梨园，有长廊，有天井，又有小楼，晚上睡着就不怕闹鬼？”
我没有吱声。
徐复观从桌边站了起来，叹了口气，随手将一张新出的报纸递给我。
我把那张报纸在桌上铺开，立即就闻到了一股清新油墨的香味。我看了开头的几行字，眼前一阵晕眩。
我手里捏着那张报纸，穿过祠堂阴暗的天井，走到了午后的阳光之中。我感到幼年时经历的一个个噩梦般的夜晚现在又一次在我的心里复活了。那个不安的阴影常年以来一直跟随着我，它纠结在我的肠胃里，顺着血液一直流到我的心头。我在想，时间并不能淹没任何东西，相反，它像一根线串起粒粒念珠，使各种事物互相关联，并不断唤醒人们的记忆。当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迁徙途中的那个风雨晦暝的雨季，我似乎感到一生岁月的经纬在那时就彻底弄乱了。我意识到，我掉到了时间的窠臼里，对它的抱怨和愤怒不仅无用，而且可笑。
我走到运河边的一块玉米地里，我的衣服都让汗水浸湿了。有那么一阵子，我简直不想往前走，渴望找个地方躺下来。这时，我听到了学校放学的铃声，它寂寞、单调，在懒洋洋的阳光中振动不已。
半夜里，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起徐复观第一次在识字夜校上课时的情景。那是夜校开学的头天晚上，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到了祠堂的大厅里。课堂上灯光昏暗，人影幢幢。徐复观走到讲台上，一声不响地朝人群斜睨了一眼，然后转过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
“你们认识这个字吗？”
课堂里人群谈笑的声音立刻平息下来。
徐复观的嗓音衰老而沙哑，让人不寒而栗，宛如一束带着毛糙晕圈的光亮，在祠堂的顶梁和墙壁间回荡着，就像是从一个阴森森的墓地里发出来似的。
“别的字你们不认识不要紧，”徐复观说，“但这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住。满腹文章的秀才照样会饿死，可你们认识了它，不仅有饭吃，有衣服穿，还会有房子、金银、珍珠、玛瑙和棉花，你们什么都不会缺……”
我看见台下的那些棉农都被徐复观肃穆的语调感动了，他们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眼巴巴地看着屋顶，仿佛粮食和珍宝会随时从天上掉下来。
在浅浅的睡意中，我似乎看见那个字像一棵梧桐一下就长高了，并生出了枝丫，它的枝条湿漉漉的，宛若河底的水草轻轻飘拂，像绳子一样紧紧地捆住了我的身躯，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在梦中的呼叫声惊醒了杜鹃，她迷迷糊糊地将我推醒，打了个呵欠，不久便又一次沉入了梦乡。在渐渐发白的窗户纸上，我呆呆地看着黎明的光线一点点变得明亮起来，听着村里报晓的雄鸡在深巷里传来一声声啼鸣。在早晨暖烘烘的阳光中，我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中午，我被人用绳子捆绑住，带到了一个羊圈里。我和两只绵羊在那间黑漆漆的房子里被关了一天一夜，随后被押上了一辆囚车。雨越下越大，我看见杜鹃在雨中奔跑着，手里抱着一叠衣服，呼叫着追赶囚车。不一会儿，囚车在桔麓山下棕红色的煤渣路上打了一个“Z”字形的弯，杜鹃的身影便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在做这个梦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已经提前进入了现实。一个月后的一天，我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往百里之外的越河劳改农场。和梦境不同的是，我被押上囚车的那天，正好是二月廿八，天空格外晴朗，杜鹃一大早就到观音塘赶庙会去了。
后来，我从越河劳改农场获释回到麦村的时候，曾经和一个测字的阴阳先生谈起过这个奇怪的梦境。测字先生听后哈哈一笑：“我们往往会以为梦是依照实际的事情画出来的，其实，情况有时恰好相反，尘世只不过是对梦的一种简单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