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成为作家

章红

我妈妈崇拜作家，但从来没梦想过自己也成为一名作家。从汽车运输公司退休后她就来帮我带孩子，和多数中国母亲一样为儿女奉献出所有。不同的是，她以灶台为桌子，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抓住一切间隙让自己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她觉得有件事没完成，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

于是，就有了《浮木》之前处女作《秋园》的出版。

《秋园》获得了预料之外的影响力与良好口碑。有次一家媒体撰写关于妈妈的人物报道，为此采访了我，稿件发表之前曾交我过目，其中有个段落是这样的：

“只写了一本书的人能算个作家吗？”杨本芬问女儿。

女儿章红哄她道：“当然算。”

我郑重地提出了异议：“我不是哄她，我就是认为她算个作家。”——我的认知是，当你为自己而写，不是为稿费为发表而写，写作就开始了。哪怕她只有一本书——现在有了第二本——我认为她就是一个作家。

《秋园》曾在天涯社区连载，三位读者的留言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并引发我的思考。

一位网友在连载刚开始的时候，留言说普通人的历史没人有耐心看，只有名人、上层人物，他们的历史才有色彩，才能留存下来。

我想，这是许多人的想法。这里面有对写作根深蒂固的误解：只有了不起的人和事才是值得写成文字印成书的。

但我不能同意。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记述。除了“上层的历史和人物”，还会有普通人的历史、民间的历史。

乐府的创始人、总编辑涂志刚先生曾将《秋园》与《巨流河》对比，他说：“每一代人都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承受者。齐邦媛和她的父辈，当然承受了历史和命运，但比起大多数人，她还算是有能力去参与历史的。这样的记录当然珍贵，但每个时代，我们得到的其实都是这样的记录，它们重要，但其实又不够。反倒是那些碎片一般的，历史的承受者，那些普通人，如果他们的声音能留下一点点，就会特别动人。”

是的，你看那些全然无名的芸芸众生，他们经过的历史是怎样的呢？他们在洪流中挣扎，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生活，无声无息地死去。《秋园》写的是这样的人物，《浮木》写的也是这样的人物。如果没人书写，他们就注定会被深埋。

第二位印象深刻的网友，留言非常动情。他曾想记录父亲口述的往事，无奈父亲叙述的内容细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脉络和层次，也勾勒不出轮廓。他说读到我母亲这个帖子时，就回到了听父亲讲述时的感觉中，一样的水漫过来，一样的苦味弥散着。他说经历过苦难的人，多数并没有能力讲述，所以我母亲这种来自普通人、来自底层的叙述便显得罕有而珍贵。

《秋园》出版之后，我设法找到了这位读者，他祝贺我母亲的书出版，同时伤感地说：“我父亲，现在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

他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我为这事久久地震撼了，病痛侵蚀人们的脑力，让人一败涂地，而时间的无情一至于斯！

人们一直在丧失。记录与书写便是人类抵抗遗忘、抵抗丧失的方式，因为“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

第三位是深圳一石，一位作家，本名韩育生，给了我母亲特别多鼓励。作为一名素人作者，我妈妈是在不自信中一点点往前走的。而写作，没有足够的自信常常走不下去。网上连载过程中，深圳一石不间断地留下自己的读后感想，他的反馈给了我妈妈写下去的动力与勇气。这也使我联想到，人们天生是具备表达的欲望与能力的，每个人其实都能写出属于他的一本书。过于强调天赋，有时候阻碍了人们使用天赋。

妈妈不认为写作是一种特权。年轻的时候，她如同一颗油麻菜籽，落到哪里便为存活竭尽全力，生根开花。活着是首要要务，没有余裕用于写作。

退休之后，爸妈来南京帮我带过好几年小孩。妈妈带小孩特别尽心、仔细，爸爸则包揽了买菜事宜。对妈妈来说，带小孩，做饭，整理房间，依然是生活中处于优先级别的事务，虽然那时她已开始写作，但从未生出别人要为此让路的奢念。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的感慨用于妈妈身上也是合适的。

我在《秋园》代后记中写道：“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不止一次我被问道：“这救赎是指什么呢？”

我想，如果母亲人生大部分时光是“活着”，晚年的写作则意味着自救。这是回归人的主体意识之旅，对生命有所觉知而不再是浑浑噩噩。当你诚实地记录和认识自我的生命，那往往意味着更多：你还记录了时代。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做出的贡献了。

念大学的时候，每次从家返回学校都是一个小小的关卡。县城每天只有一班车到省城，早上六点发车。每到要走的那天晚上，在深沉的睡意中，会感到外面房间轻轻来回的脚步。父母会在凌晨三点起来给我做饭。

暗淡的泛蓝的日光灯，父母在厨房与客厅进出的脚步声，他们在为我做饭，在凌晨三点钟。桌上一大瓦钵热腾腾的香菇炖鸡，电饭煲里焐着米饭，盘中青碧碧的酸豇豆，小碟里盛着红艳艳的辣椒酱，我迷迷瞪瞪，睁着瞌睡的眼，面对这桌凌晨的盛宴。

出去乘车的时候，冬天的凌晨还没有一点点放亮的意思，在街上昏黄路灯的照耀下默默地走着，内心像一根绷紧的弓弦。在汽车启动的刹那，妈妈硬把一小卷钞票塞进我手心：“拿着吧，啊，拿着吧。”

眼泪会在那一刻哗地淌下来。每个临走前的晚上，我会从他们给我的生活费中抽出几张，悄悄藏在枕头下、抽屉里。我知道他们没有钱。我这一走，他们接下来又不知要怎样节衣缩食。然而，他们总是会把钱找出来，在车要开动的最后一刻硬把钱塞给我。

书中的《1984年》让我回忆起了这段生活，回忆这些对我是多么有好处。当我成为这个社会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我的心似乎也在一天天失却弹性，滑向坚硬无情的方向。我要时时警醒自己，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相濡以沫的岁月。我是穷人的孩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秋园》出版后，我和母亲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妈妈：我为你争光了吗？

我：当然。

妈妈：那就好。我想为你争光。

曾经，妈妈不过是囿于家庭囿于灶台、把人生全部期待寄托于孩子身上的母亲，而现在，她可以坦然说出：“我想为你争光。”

八十岁这年，她终于成为一名作家。

这是一个奇迹，无比美好。居然就发生在我母亲身上，我目睹了全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