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怎样口述的
七四
胡适之先生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也是他的“训练”。可是“口述历史”对他却是个新鲜的玩意儿！谈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般学者总以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ll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
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东亚大陆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大政治谋杀案——“荆轲刺秦王”。荆轲原是燕国派往秦国商讨解决边界纠纷的大使，谁知这位荆大使在呈递国书时，忽然在地图内抽出一把刀来，搞出一幕追杀秦王的闹剧。
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数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轲与秦王之外，只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夏医师手无寸铁，介入打斗之中，他只好用装药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后总算把那位发疯的燕国大使制服了。
这样大的政治谋杀事件，不用说是当时东亚大陆的“头条新闻”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闻记者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便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乌头白……”的传奇故事来。
后来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传说。为发掘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刘绍唐先生一样，举办了个历史人物座谈会，敦请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来主讲。他二人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记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
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口述”传统，后来我国的史学界却没有认真地承继；因而这个埋没了两千多年的“文艺”，到二次大战后，才被芮文斯先生“复兴”了出来。但是在50年代出产的录音机，仍是个很笨重、复杂、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纵的机械。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曾劝适之先生自己录音，交我们整理发表。胡先生迟迟不做的道理，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所编的小侨刊学术分量不够，使他迟疑；而他这位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善于操纵美国“机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对一些复杂的机器是望而却步的，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终不会开汽车！
据胡先生告诉我，他在1917年回国时，汽车还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后重访美洲时，几乎每家都有一辆。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夫妇，居然也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使他坐在车中，心惊胆怕。
可是美国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像赛珍珠所说的“玩机器的动物”。相反的，有许多美国教授，笨手笨脚，望机器而兴叹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记得当吴国桢先生应邀参加哥大“口述历史”之时，校方以吴氏当时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关“检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来，以期保持他口述记录的绝对机密。为着访问他，校方也扳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来和他“密谈”。笔者当时虽被指派为该老教授的“技术助理”，但不许旁听。我把机器装好，就得“回避”。谁知这位老教授对机械毫无办法，没有我这位“修械士”在侧，他就无法录音。虽然我把那架机器使用表，向他详细解释，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这真使我丢尽‘面子’（face）！”老教授摆出个中国通的味儿，尴尬地笑着向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信念’（faith）！”灵巧的吴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处。
最后承他二老对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专司“录音”。对他二人“绝对保密”的对话，“充耳不闻”！
“唐君！”老教授有时在他们谈话的高潮时，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我向他老人家保证。
但是我又不是聋子。他二人讲到有趣之处，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阴阳怪气地、无可奈何地望着我傻笑。
以上所说的只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一部分。至于录音以后的“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口述历史”一本本地搞出来，也实在不太简单。所以胡先生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
为着写他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时除胡公本人之外，我们都是有“全时”或“超时”工作的人，有谁人能来帮他老人家“职业化”一下呢？！
七五
天下事有时就有巧合。正当我们为口述历史职业化动脑筋之时，忽有一位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图转来纽约。卜君于1949年脱离新闻界之后，便自福特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费，留在香港访问中国共产党创造者之一的张国焘先生。工作经年，积稿数百页。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卜君之“计划”（project）原是由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出面“赞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经该校介绍来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从事校订工作，因为这个“研究部”原是哥大、华大两校联合设立的。[1]
笔者为着糊口，那时也在该部做个“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因而与卜君朝夕见面。罗拔是位十分爽朗热诚的美国青年。我们个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处得如兄若弟。半时工作不够糊口，笔者又在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个“半时助理研究员”，作为该所代所长C.Martin Wilbur（后取中文名曰“韦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
好友罗拔对我这“一鸡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既然学位已快读完，就应赶快脱离这三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自己招兵买马，像他一样做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
卜君之言可谓深得我心。可是“小军阀”又岂是容易做的呢？罗拔给我的建议是仿效他的办法，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再向福特基金申请一笔研究费，组织个小“计划”。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无须再为人作嫁矣。卜君并说关于向福特基金申请补助，他可以帮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会的辅助政策正在向此方发展；第二，他的挚友包大可（A.Doak Barnett）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过要怎样去找访问对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所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卜君闻言大为高兴说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应访问就成。他说话的语气大有“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过他认为陈立夫先生更具“诱惑力”。
立夫先生那时住在纽约郊外有六十英里之遥。我为历史的好奇心所驱使，虽也曾随老友张渊扬先生之后，去拜看过他一次，而我个人与立夫先生初无渊源，我又未尝加入过国民党。只有一面之缘，他老人家是否记得我名字还是问题。冒昧函请，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说还是胡先生对我比较适当，因为适之先生与我早已谈过多少次了。
“‘胡适’也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
有关他的学生张国焘先生写自传的故事，胡先生这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至于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历史”进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当我把这些方面情形向他陈述时，胡公颇感兴奋，并夸奖我“有办法”！
胡先生和我谈了一整晚他自己的“传记”或“自传”写作应当采取的方式。谈得起劲了，他并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据卜君为我们的策划：先由适之先生和笔者共同拟定一个研究计划，言明进展速度和费用项目；然后由我二人联名向福特基金会递申请书，申请资助。我们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费”，也可说是“生活费”吧。那时福特基金对中国研究，挥金如土，所以罗拔和我们都很乐观。
当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预备齐全之后，却独缺“东风”。原来一切研究“计划”向基金会请款，一定要有个“赞助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替你管账、打杂。而胡先生和我这个小“计划”应请什么“机构”来“赞助”呢？“中国历史研究部”？该部当时已接近尾声。加以主持人魏复古教授又因政治问题与哥大同事意见相左，校园之内一个“驱魏”的暗潮正在滋长。“中国历史研究部”之被迫迁，只是时间问题，它不可能“赞助”我们。
我们的另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便是“东亚研究所”了。当我把这“计划”告诉遇我极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时，晏先生和晏师母也都认为和“东亚研究所”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适之先生也认为那是“较适当的选择”，所以我才去看韦慕庭教授，希望他“赞助”！
韦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拟的计划，立刻就说：“你来的时间正好！”原来他在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计划”叫“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或译为“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组织了，把胡适和我所拟的小“计划”就并到他的大“计划”里去算了。
这种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并吞小企业，大“计划”并吞小“计划”，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常规，是无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那时本不知道韦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组织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计划，我们也不会另行组织了。
胡先生和我这一小“计划”之胎死腹中，对我来说，并无关紧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点失望。
“Wilbur是学什么的？”胡氏问我，“他做得了吗？”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胡先生对欧美“汉学家”不大信任的内心感觉。他并要我找一份韦氏的“学历”来看看，并问他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我告诉他韦氏论文题目是“汉代奴隶制度”，他的论文导师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教授[2]。
“他是Westermann的学生？”胡先生惊奇地问我。
“是的！”我说。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对魏斯特曼教授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实的。他对魏氏的学生也完全信任。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学的门户之见。
关于我们那个“计划”小事，胡先生以后也就未再提了。我当然也失去了一个做“小军阀”的机会。其后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来年的“雇佣兵”，夫复何言！
以上这段小故事，笔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们，资历较浅的，当然不会知道；年资较深的，可能也忘怀了！可是胡适之先生虽早已谢世，而当事诸人健在者犹多，口述历史，均可复核也！
七六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拨助之下，果然渐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尽释前嫌，开诚与哥大合作。他要我拟订一个“访问计划”，我也就遵命拟订了一个志大才疏的“工作大纲”。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自传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interview）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个详细的“胡适年（日）谱”[3]；第三步再根据这个系统中的高潮，择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胡适”“口述”其“自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译者），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当然，“胡吹”的自传，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离谱了。
但是“自传”这个东西也是个“两刃刀”——它能帮我辈没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制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党的高层领袖们，新旧两派的尖端学人们……他们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写起自传来却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
写“传记”的人则根据他的“职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执笔。偏信无征，则是训练不足；曲笔厚颜，则是道德有亏。训练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亏，则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说的“秽史”了。如果一位执笔人自信训练有素，而道德无亏，则为人作传，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笔者当时替胡先生所拟的“胡适口述历史计划大纲”是“自传”、“传记”两方兼顾的。我要把“胡适学”里面的资料，尽量发掘出来。发掘的方式是以老胡适做矿工，我做助手！
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些真实而完备的第一手史料，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写作者——包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笔者自己在内——在高度“职业道德”的标准之内，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当吹者，从而鼓之；当批者，则揪出而批判之。这才是学术界应有的批判态度。中国史学批评界，如尚有前途的话，愚意便认为这是唯一的可通之途！
“四人帮”说，写历史要“七真三假”。张春桥、姚文元这批文人，坏事做尽。但是他们却说出了一句做坏事的老实话。写历史的人们所怕的则是，所搞的全是“七真三假”，而嘴偏说是“全真不假”。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也会同意的，试问吾人今日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几本不是“七真三假”呢？！说良心话，这也是笔者当时对海内外捧胡、骂胡、批胡等等洛阳纸贵的大作，读后所起的反应。
胡先生看了我的计划书以后，也倒颇为欣赏，但是他说我的“计划”“Too ambitious（野心太大）！”那时他出长“中央研究院”的呼声已甚高，胡氏亦显然有意返台，他或许自知旅美时日无多，所以他嘱咐我把规模缩小。
这时已拿了资本家一笔小款的哥大当局，当然也希望早出点“货”，庶几可以向他们展示点我们的“产品”，好让他们继续“投资”。主持人对中文稿当然也毫无兴趣，认为应该完全省去。
“计划”我是遵命减缩了，中文稿也决定删除。但是我仍然主张采取“填空白”的原则，因为对已知道的部分，何必再去浪费时间呢？
再者，胡先生一世，学术之外，所见所闻亦多。那都是最珍贵的社会史料和政治史料。我们又何必自宥于“学术范围”之内呢？胡先生则认为既然哥大无意留中文稿，那么这一自传的作用只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胡适”。如此，则不应采“填空白”方式。全文还是以有系统的综合叙述为佳。社会史料、政治史料，也就可有可无了。
我遵胡公之意三易其稿。胡氏再根据我拟的“大纲”逐条修正。他一条条地抄改下去，就誊出那件手书“自述大纲”来。
老实说，我个人对这个“大纲”的定稿，甚不满意；胡先生在匆忙中，拿起笔来且改且抄，也未加深思。我觉得这个自传的主要读者如果是洋人的话，那我们这种写法，对他们实在是隔靴搔痒了。洋学者中有几个人能了解什么《尔汝篇》、《吾我篇》呢？真能了解的高手，他们也就可以啃中文原著了，何劳阐译？
如果这个稿子以中国知识分子为对象，那就更无啥新鲜！老胡适翻来覆去，把这些问题已谈了几十年了；如今年老作自传还把这些陈锅粑烂豆腐再搬出来炫耀一番，也太没意思了。但是那时哥大急于出货，胡先生又有着摒挡返国的念头；加以《自由中国》杂志的问题也日趋严重，胡氏终日栖栖皇皇，自传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次要的次要了。我为四易其稿，再去找他老人家搞这个不急之需，那我也未免有点“不识时务”，所以我也就抱着“出点货再说”的心理，没有再去麻烦他。谁又想到，这本中国知识分子的马虎作风之下所产生的“未定稿”，后来竟变成《胡适口述自传》的孤本！
七七
根据上述这个“大纲”，我们的工作就在1957年的冬初开始了。首先由我携了部笨重的录音机——那时还没有袖珍录音机和卡式录音带（cassette）——到胡府“访问”。最先胡先生约我下午去工作，晚了就在他家中吃晚饭。胡先生也预备在我们工作之前做点“home work”（准备点“功课”）。可是我第一次携机访问时，他已抱歉地说他的“功课”被人打扰了，没有好好地做。
原来他出长“中央研究院”，久经酝酿，这时已正式发表。消息一出，我们的“口述历史”做起来就有困难了。“职业化”的“口述历史”是胡适之先生多少年的心愿。如今理想成为现实，他反而没有工夫做了。
“官场”这个东西在我们“东方”的社会里发生的作用太大了。胡先生在纽约的那个破公寓，以前虽然也访客盈门，但是一看去，便觉得它有“观光”气味，胡博士送往迎来，也很像游览区内、专门陪人照相的印第安酋长（Indian Chief），施施然也。
可是“院长”新职一发表，气氛就不同了。酋长大人倒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出入的客人却由轻松的游客，变为严肃的官僚了。这个观光区，也逐渐变成衙门重地。胡公馆门前所缺少的，也只是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一个山野散人和一个一品大员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岂怪掌权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来？苏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势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官”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华文化这个传统里所作的恶，实在太多了！
正当胡先生为着做官而忙的时候，笔者也正忙着找房子结婚。各忙其忙，工作就拖下去了。婚后我去看他，胡先生主张我们继续工作。只是他已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功课”了，就请我“多多偏劳”吧。所以当我们恢复工作时他只是零零星星地谈，我也就零零星星地问。
那天归来之后，我乃根据这个访问录音的片片段段，漏夜整理一番。并用打字机打出个“样品”稿，拿给他看。胡氏读后似乎很欣赏，因而也就决定了我们以后工作的程序。我们的程序是：我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拟出个有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这些节目有关的资料和情节稍加汇编。“访问”之时，我就根据这个单子和资料，向胡氏发问，或请胡公自动叙述。我们的工作中如发现问题，如正确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引文、中文资料的正确英译、词句的编排，校订……则由我加以解决，并拟成一草稿以代替胡氏本拟自己动手的“功课”。然后他再根据我这草稿，作为第二度有系统录音的蓝本。如此则“功课”由我做，“口述”人的工作就清闲了；他只要根据这个草稿，做一番有系统地“口述”就行了。这样也就不太耽误他“院长”上任的准备工作。我们试了两次，胡氏认为满意，也就把工作规律化了。我这个助手虽然忙了点，然颇有“士气”，也就不觉其忙。
我替胡先生所预备的草稿当然不免有错。例如胡氏谈到他们的“徽州朝奉”出外经商，照例是不带家眷的。他们每三年回家探亲一次，小住三月便去。如是者一世夫妻，实际同居不过三年而已。所以徽州人有“一世夫妻三年半”之语。我依照胡氏口述的录音，最初算来算去只有三十六个月，所以我错译为“三年伴”。胡先生看了我的译文，他觉得不对，掐指一算是“四十二个月”，应是“三年半”而非“三年伴”也。我当然遵命改正。可是我这位糊涂助手，对他们“徽州朝奉”夫妇之间这一笔糊涂账，到现在我还未十分搞清楚。
文字的风格也是小问题。“胡适之体”的文章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平铺直叙的白话文。译成英文也是一篇平平稳稳、水波不兴的叙事文。笔者为文涵养不够，写中文一落笔文白夹杂，起承转合也欠平稳，文气亦难免随故事的高潮低潮而有起伏。有时偶尔我拟个短篇中文草稿。胡先生总是说：“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
“胡先生，”我说，“文言、白话、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是一样的啊！”
“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胡先生若有所悟地说，“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是一样的！”他老人家以前似乎未想到这个有趣的小问题！
我那个“文白夹杂”的坏习气，在翻译上说，也算不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好歹我们的清稿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胡先生对我草稿上的中文和文言也就未加深究了。但是他总是劝我写中文应该全用白话；文白夹杂，在他看来是很坏的习惯。我亦有心变革，但是积习难除。天下事往往是最容易做的事，最难做得到！如今年届二毛，而文无寸进。我如果拜胡先生做老师的话，积习未改，实有辱师承！
胡先生根据我所整理的草稿二度口述之后，我于独自“回放”之时，再用英语“校订”（edit）一遍，便交予打字员，打出个“初稿”。我再把这初稿手校一遍，便交予胡先生核定而认可之，如此一章章地做下去，也倒没有太大的困难。
七八
我们的工作虽然进行得颇为顺利，可是效率仍嫌太低。我知道胡先生返国在即，余日无多，便抓住他，希望他尽可能多做。但是胡家的电话实在太忙了，铃声响个不停。重要的电话，我还要“回避”。有时一个电话打乱了胡公的思考，我们的工作也就中断了。最坏的还是那些“烂屁股”的访客，他们总是坐着不去。有时厨房内胡老太的荒山大侠已死伤了好几位，他们还是赖着不走。我在胡家等久了，主人不好意思，又要留我晚餐。这对我也是个难题。和他二老不客气，则胡府便无隔宿之粮；客气，则我回家得重新吃过。我夫妇皆是有全时工作的。食不以时，对我们也是个小麻烦。最后我得到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先生来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再无人打扰了。胡先生每次“口述”完毕，我就陪他到教职员俱乐部午餐；餐毕，我便开车送他回家。哥大的工作环境是好的，但是午餐则十分不理想。这个俱乐部的饭菜之粗劣，是有名的。加以胡先生熟人又多，一餐之间，起立数次，哈兀之声不绝，也不太舒服。后来还是胡先生提议说，与其花同样的钱，我们为什么不到校外去吃哩？我二人乃移向附近中国饭馆。孰知中餐馆中，熟人更多。不熟者，也会在邻桌窃窃私议，品头论足，弄得“胡院长”吃饭，无法“放松”（relax）。最后他又建议我们到纽约东城去吃洋馆子。
在胡先生领我去之前，我真不知道纽约东城有那么多欧洲式的小饭馆。他们的情调酒食各有不同。胡先生对这些小饭馆的特色，说起来如数家珍；而其中掌柜、招待等大多也认识他。这大概也是胡氏大使卸任之后，经济还不太窘之时，外交圈内熟人仍多，大家酬酢都在这一带的缘故。
胡先生主张我们每餐换一个馆子。他倒不是要换换口味，而是因为他既是“熟客”，可是每次来吃，却是一位年轻人替他付账，会惹起掌柜的好奇心。他老先生是位十分大众化的人，不希望任何事“异于常人”！
每次餐馆的选择当然都由胡先生决定，有时餐馆附近无法停车，我们便把车子停在数十条街之外，再搭公共汽车前往。每周两三次，极少重复。如是者数月，胡先生和我把纽约东城欧洲式的小馆子都吃尽了。
有时我们到较高级的馆子去吃一餐，价钱较昂，胡先生恐怕我会引起校方批评，他就坚持付账，算是他老人家“请请”我。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以同样方式“请请”他，算是我二人私人的酬酢，都不报公账。
还有，这种小馆子内的食客，是每餐必吃酒的。胡公不愿异于常人，加以他老人家亦有杜康之好，午餐非酒不乐。可是哥大自有哥大的规章。校方认为我和胡氏的午餐是“生意午餐”（business luncheon），果腹而已，胡为备酒？好在这些小饭馆之内，酒钱、饭钱是分单付账的。所以“酒账”我就扣下不报了。并且为着怕有碍胡老师的酒兴，我仍然告诉他一切都是哥大做东的。胡先生是最能体谅别人困难的人，我不如此，我们的“生意午餐”就吃不成了。岂不扫兴？
笔者今日回思，仍自觉可笑。我们这两位一长一幼，来自中国农村的“士大夫”，头巾气实在太重了。适之先生哪里有丝毫美国味？他这土佬儿，对所谓“西方文明”还没有深入了解呢。须知“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它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打算盘”！我们重农轻商成性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不会打算盘，不会打算盘的胡适之还谈什么“西方文明”？他真应闭起嘴来。
适之先生逝世之后，笔者奉调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部有年。纽约是世界游客必经之地；途过纽约的汉学界，乃至与汉学有关的“知名之士”又必访哥大。他们早晨自旅邸动身，10时左右驾临大学，拜访校中首要。寒暄握手，互倾积愫约数十分钟之后，主人总要问来客，看过敝校丰富的“中国收藏”没有？曾晤我们的管理员唐博士否？客人总是说久闻宝藏，极思观摩，一广见闻。这样主人便招呼助手，率领贵宾，浩浩荡荡地杀向“唐博士”办公房而去；他们来得不迟不早，正是上午11点半钟！
这些访客类多知名国际，有的也著作等身，多少年来都是哥大汉籍收藏的大施主、大护法。如今亲自辱访，并携有恭请“哥伦比亚大学惠存”的礼物。笔者代表大学拜领之余，对赠予者当然也有识荆恨晚之感。盘桓逾时，正是午餐时分。此时此际，留客人便饭，也是人情之常。客人亦以主人既身为名大学里的“主任”，必有“公费”，故亦“领情”无疑。因而杯盘交错，宾主尽欢！
老实说这种学术性的酬酢，原是笔者服务哥大期间最大的乐趣。哪个穷秀才有这种好机会能接待天下英雄呢？当然这种经常性的“招待”对一个有四口之家的低薪小职员来说，负担也未免太重了点。所以有时在学校的预算会议上，我也偶尔提出“招待费”的问题。可是七年之中，我就未拿到一分钱的招待费，虽然各方赠书仍然源源不断而来。这不是哥大闹穷，相反的，那正是它最富有的时代。问题却是我的洋上司、洋同事对所谓“东方恶习”所提起的疑问。他们认为招待访客午餐，有此必要吗？“中国通”们更认为他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好面子”，也欢喜“请客”。在他们看来，这种可鄙的“东方恶习”，实在大可革除！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是“要面子”，也欢喜“请客”；因为任何“中国人”，在笔者那个“午餐时间”对万里外飞来的“访客”，都会“要面子”而留其“便饭”的。可是美国知识分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就“不要面子”，不留客“便饭”了吗？非也！只是他们比我们更会“打算盘”罢了。算盘一打，此客当请，则从而请之。不当请则送给“唐博士”去代为招待了。我这位小职员“唐博士”又没有另一个倒霉的“唐博士”可送，因而我就变成“东方恶习难除”的“中国知识分子”了。
笔者叙此小事，并无意揶揄我的美国同事。我只是以这种小事来指明中西习俗之不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请客”的动机，多半是敬老尊贤。对长辈、对贤者，我们绝不愿慢客。美国这个商业社会，“请客”的目的是“打算盘”、“谈生意”。谈生意是量入为出的！笔者早年读史迪威将军的资料，发现这位四星上将对待华人，动不动就是“quid pro quo”（有予必有取），而为之恶心。在史将军的母邦住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是中西两方的“文化冲突”，两个道德标准之内，不同的“义利之辨”……双方各有是非，大家不同之点，还多着呢！笔者上述“请客”的小事只是个容易理解的小例子罢了。在下何敢学胡适之先生做“考证”的“方法”“小题大做”来浪费读者时间呢！
可是在这种“文化冲突”之中，我辈半中不西的“海外华人”，究竟何择何从呢？胡适之先生又何择何从呢？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胡适虽大，我辈虽微，我默察胡氏在中西行为规律上的选择，倒是和我辈小民，臭味相投，大家的选择是不约而同的。后来我也发现绝大多数中国旅美老辈知识分子的社会行为，也是大同小异的。你能说胡博士要打倒孔家店？相反的，我们这长幼两辈“留美学人”孔家店的包袱都太重了。久适异域，昔人所悲！然非“久适异域”者，哪里知道真正的“华洋之别”啊？！
七九
胡适之先生带我去吃午餐的那些欧洲式小馆子，“晚餐”（dinner）俱甚昂贵；而“午餐”（lunch）则甚为平民化。一杯（或一瓶）老酒之外，也所费无几。胡先生对欧式菜肴，甚为知味；对陈年老酒，品尝尤精，足开茅塞。
这些欧洲式的小饭馆，陈设淡雅，杯盘净洁，情调怡人。记得抗战胜利之初，笔者曾读过一篇《大公报》记者萧乾所写的，题为“黄昏小酒店”的小品。他描写当年在伦敦北郊吃小馆子的情调，说什么“……骨头堆盘中，白巾加膝上；刀叉有序，咀嚼无声……”的悠然气氛，殊令我这位颇有崇洋病的土包子神往不置。
的确，论狼吞虎咽，猜拳行令……然后“起身长揖称多谢，斜倚栏杆挖板牙”，为吃喝而吃喝，那实非我们的“唐餐”莫属。但是如果好友二三人，工余之暇，一起消遣，一杯在手，笑语悠然，为“放松”而进餐，那这种情调，就只有去欧洲式的小酒店中去找了。那里盘洁樽清，菜肴适口，客人闲散，侍者彬彬。宾主低声小语，找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儿，娓娓攀来。语有新知，胸无宿虑，真是身心清爽，其乐陶陶。
适之先生是位最欢喜“摆龙门阵”的老人。有酒有客，他的故事便有始无终。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笔者少无大志，长好闲书。中西闲书读多了，对胡氏所谈的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也颇能领悟，至少也可使他老人家无对牛弹琴之感。他谈起来也就更有兴致了。
餐毕，如果阳光和煦，我们就慢步走回他的公寓。这时五马路上，公园道中，正人潮如海。有时胡公与我也找个石凳子坐下，对嬉笑而过的金发少女，或摇铃念经的青年和尚，品头论足一番。胡老师兴致好，我们也就踱入街边的中央公园，去旁观一下孩子们的球艺，或欣赏片刻流浪艺人的琴声。这时胡氏对他公寓内的那些烂屁股访客，和“生意电话”，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我事后约略统计，前前后后大致有六十余顿。据胡先生告诉我，自康奈尔以后，他还没有这样长而悠闲的午餐之约呢。笔者本人除掉后来在李宗仁先生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之外，跟胡老师的餐会也是生平无前例的。胡、李二公都是最和善、开朗、健谈而又有说不尽故事的老前辈。遇我之厚，待我之诚，都使我毕生难忘。所以我对这两位老前辈的生平，也可说是所知不少，很多也都是饭桌上听来的。
可惜的是，我和胡先生餐叙之时，因为怕搞坏悠闲的气氛，所以也只是听之谈之，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而笔者又不是个有恒心的日记作家，虽然不是东耳进、西耳出，但是资料未能及时整理，日子久了，也就遗忘了。
胡老师逝世之后，港台两地亲友剪寄有关“胡适”的“纪念文学”，多至数十万言。读后我简直不敢效颦执笔。那时我们自己所编的《海外论坛》月刊虽然也出了个“纪念胡适之先生专号”，笔者也随同仁之后写了一篇纪念适之先生的文字[4]，但是当时的读者读过拙作，一定以为我与“适之先生”，从未谋面呢。
八○
事实上笔者本人在治“口述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在胡先生认可的正式录音记录里，实在所学有限。使我获益最多和了解“胡适”最深入的部分，还是胡公认为是“off the record”（记录以外）的那一部分。胡先生不赞成我的“填空白”的主张，但是在我们闲聊之时，他老人家无意中，竟把一个个“空白”都填了起来。
例如在他的1935年出版的《南游杂忆》里，胡氏对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批评，只是若隐若现的。可是当我们聊天时，我问他对当时西南的政局的看法，话匣一开，胡氏便批评得十分露骨了。
据我那时所得的印象，当然陈济棠这位军人的思想和作风太落伍了，他容纳不了“胡适”，所以适之先生在广州大受冷落。后来李宗仁先生告我“胡适在广州吃别”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在香港闯下了“言祸”！说什么“香港是华南的文化重心”！弄得“粤人大哗”！
香港，这个“若要泊车，乃可在此”的英国殖民地，如果是“华南的文化重心”，那么胡博士心目中还有“老夫臣佗”遗念所在的广州了吗？！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样才使胡博士一怒而去的。
胡先生也告诉我数不尽的、有关他人的类似的故事。酒意三分，谈兴方浓，胡氏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笔者有时也故意把话题引向我所要探索的部门，让胡老师尽量发挥。这些都是正式“记录”上所没有的，但却是我要填补的“胡适学”里的“空白”。事实上笔者今番无心地写了十余万言有关适之先生的杂文，差不多也都取材于我个人“记录以外”之记录与记忆。遗忘虽多，一鳞半爪，犹可于思索中得之。
笔者当年原打算把这些“记录”内外的故事，熔于一炉，从而对“胡适的生活与思想”作更深入的探讨，使胡适的“自传”与“传记”，合二为一。[5]不幸胡氏“口述”未及“大纲”之半，便无形停顿，而由笔者仓促中赶编由胡公认可之清稿——凡二十九题共三百七十四页——与原有“大纲”上之章节，亦不尽相符；笔者手头所存残笺，与哥大所公布者，复有出入！
胡公逝世后，笔者曾迭向大学建议，将原稿慎重签注，加工出版，以飨后学。然终以身为“雇佣作家”，寄食篱下，人微言轻，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而未能如愿！[6]
窃思我故国文物，近百年来，流落海外者，胡子遗篇，不过万一而已。九牛一毛之存亡，本无损于先生之德业。笔者浪迹异域，簪笔佣书，一饱已甚自足，敝帚家珍，徒觉可笑。如今哥大既以缩微胶片方式公布原稿，后学附骥，更无喋喋之必要。以故此次若非刘绍唐先生殷勤辱书，笔者以宠召难却而再做冯妇，则适之先生之遗稿，亦早已置诸脑后了。
最近拙文之“连载”，亦出意外，与上述废置之计划，初无丝毫关联。盖绍唐兄于去夏辱书设题，嘱为将来胡公口述历史译文，先做一“短序”或“导言”。无奈斯时笔者手头原稿不全，哥大所公布之“缩微胶片”（microfiche）亦乏印本（hard copy），订购阅览机器往返费时。笔者乃试将“短”序加“长”，期以“空间换取时间”，庶免《传记文学》之“脱期”，而有负于刘社长与读者之期望。孰知机器未来，而刘公又迭函坚嘱再将“序文”延伸；盖“序文”已嫌过长，而“连载”又嫌太短也。笔者遵嘱续写之际，而缅怀先哲，旧思潮涌，一发不能自已，竟“连载”至十篇之多，实非初意也。
适之先生的一生，原即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为文论胡，十万言虽未为短，百万言又何能尽意？！然事出偶然，原非治史。笔者不学，只是试掘心头旧事，意到笔随；既无篇章，更未剪裁。似此信手拈来之杂文，古人名之曰“随笔”，鲁迅称之曰“杂感”。对笔者来说，那只是有关胡适之先生的一堆杂乱的回忆罢了。
古语有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如今胡公墓木虽拱，而恩怨未尽。忆评胡适于恩怨未尽之时，则读者之知我罪我，固未敢深思之也。尚恳老中青三界贤达，不吝教之！
1978年5月8日午夜于北美洲
注释
[1] “中国历史研究部”原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设。主持人为魏复古教授。该部曾出版《辽代社会史》（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Distributed by Macmillan Co.，N.Y.，1949.）等巨著。我国知名社会史家冯家昇、王毓铨、瞿同祖诸先生俱曾任该部研究员有年。
[2] 魏斯特曼教授（Professor Willam Linn Westermann，1873—1954）为西洋古代奴隶社会史的权威，著作甚丰，名震欧美。魏氏于1948年底自哥大退休前，笔者亦尝选其课。
[3] 笔者老同学窦宗一（仪）先生，曾撰《李鸿章年谱》，用功极勤。适之先生见其初稿说：“这哪是‘年谱’，简直是‘日谱’！”窦君乃改其书名曰《李鸿章年（日）谱》（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出版）。笔者其时亦有意效颦，撰“胡适年（日）谱”；以其为“经”，以其他论胡之文为“纬”。胡公逝世后，笔者访台，曾拟有更为志大才疏之计划，均以毅力不足，一无所成，殊为自恨。
[4] 唐德刚撰《浅释科学民主，追悼适之先生》，载《海外论坛》月刊，第三卷第五期，1962年5月1日，页一五至一八。
[5] 胡适之先生返台后，笔者曾以“合二为一”方式，为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试撰另一“回忆录”，然以限于资料，成绩不若想象中完善也。
[6] 适之先生遗稿久存哥大，听任访问学者抄录，变相引证发表，颇多失真。笔者曾向大学建议由笔者义务加工，整理付梓，而校方总以经费不足为由，未允所请，实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