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论胡适的诗

论诗小札之一

德刚按：1977年是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六十周年，也可说是中国“新文学”和“新诗”的“花甲大庆”！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今日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在文学创作上，白话已完全替代了文言。“桐城谬种”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新诗”呢？我们就不敢那样肯定地说了。“新诗”虽然也有逐渐代替“旧诗”的趋势，但是她本身也是多愁多病，照样禁不起风吹雨打。

六十年前胡适已开始“尝试”做新诗了；六十年后这个“尝试”阶段显然并没有结束。相反的，当年“胡适之体”的新诗一出，阅读的人数往往在百万千万以上。可是今日的“新诗”似乎只有诗人们自己在沙龙之内，彼此欣赏，互相赞叹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则今后的诗人可能就逐渐变成“五四”时代的逊清遗老。他们拖着辫子，在紫禁城内三跪九叩，互叹忠贞，互拟谥法，自得其乐；皇城外面的世界，就和他们无关了。这种现象总归是不太健康的。

今年夏天笔者受刘绍唐先生之托，正拟把胡适之先生当年口述的遗稿稍加整理之时，忽然收到老朋友周策纵先生自得克萨斯州寄来的信和诗。策纵是今日海外研究五四运动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适之先生的忘年之交。二十多年来我们有关胡适的讨论和通信也是屡断屡续的。这虽然是我们少数朋友间的私议，但是像周先生那样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虽是茶余酒后的闲谈，亦每有深入独到的见解。所以我连复两封信央请他对“胡适的诗”发表点“有系统的意见”。如此将有助于未来诗人在创作上寻找新方向。

承老友不弃，在溽暑之际他复了我一封长信，也是一篇独具只眼的文学批评。因将原信寄请绍唐兄披露，以便公之同好。如因此而引起海内外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那就是我们对新文学的花甲大庆最好的寿礼了。

德刚：

两信都已收到，甚慰。近来因旅途转徙多劳，作书颇迟。胡适之先生传稿由你写出，我尝以为至当，盼早成，得先睹为快。你问我对胡诗的看法，这说来话长，现在你行色匆匆，我又忙于他事，只好简略谈谈。

大约在1956年，我和适之先生在哈佛曾有过一些长谈，除了讨论到中国社会政治知识分子思潮等问题之外，也特别谈起过他的新诗。问他为什么不把《尝试集》所没有收入的诗，以及后来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做一诗全集。我说明以后的诗固然不会有那一集的影响了，但总还有历史意义，而且可以综合见到他个人对新诗的主张和努力。他很赞同我这看法，可是说，他似乎把一些稿件都放在某些地方，也许是放在别人处，却记不清了。这很可以看出他晚年主要注意力已不在于此，这本来也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

我尝觉得，胡适的尝试新诗，在见解主张上，除了受英国湖畔诗人的看法及美国意象派主张的启发外，当然受中国传统诗词及同时代作者主张的影响也很大。在诗一方面，如元、白与袁枚，他在日记里早已提到过。在词一方面，如前人所做浅近的小令，尤其如苏、辛词等，都是他的榜样，从他后来和顾颉刚先生合编那本《词选》，就可探出一点消息。此外我看他尤其受了一些通俗小说中浅近诗词的启发。试看他30年代写《无心肝的月亮》时，在诗前还引了明人小说中两句无名的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旧式白话小说中引的或做的诗词，多半比较浅显通俗，因为茶余酒后，说书人朗诵起来，听众才容易明白。胡适喜欢看小说，这种影响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很欣赏好的打油诗，甚至有些歪诗，我看这也对他不无影响。他早期新诗的试作，往往脱不了浅显绝句、歌行、小令，苏、辛所喜用的中调，以至打油诗等的气氛，不为无故也。

至于同时代作者的影响，我曾在《五四运动史》里提到过比他较早及同时的白话报运动。在《海外论坛·定形新诗体的提议》里提到过梁启超用曲牌白话译英诗。在《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三二节里指出王氏对文学的许多先驱见解。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以为胡适的诗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浅而时露智慧。最好的几首往往有逸趣或韵致。一部分佳作能在浅显平常的语言里表达言外一些悠远的意味。这是继承了中国过去小诗小词一些较优秀的传统。梁启超说他特别喜欢的还是胡的小词，可说很有道理。《尝试集》中旧体小诗如《蝴蝶》、《中秋》、《江上》、《寒江》、《小诗》、《纪梦》、《秋柳》，小词如《生查子》、《如梦令》，较长的如《百字令》、《临江仙》、《水龙吟》，及数首《沁园春》，都可算好的一类；新诗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一颗星儿》、《威权》、《乐观》、《努力》、《示威》、《蔚蓝的天上》、《一笑》等，也大致上合于上面所说好的标准。胡适的某些好诗，可用江淹的“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一语作评，也可用他自己的两行诗——

蔚蓝的天上，

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

作评。因为我手头只有第三版的《尝试集》，没有第四版本，所以这儿也不打算作一一细论。

胡适诗虽然有上述的一些好处，但他还不能到达传统那一类好的短诗里幽深微妙无尽意味的境界。第一，他立志要写“明白清楚的诗”，这走入了诗的魔道，可能和那些写极端不能懂的诗之作者同样妨碍了好诗的发展。要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写诗，本是不错，但优秀诗人必能使这浅近明白的语言变成“诗的语言”，含有无限别的意义，才能得好诗，所以虽是明白清楚的语言，却不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诗，而且最好的往往是最不明白清楚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最明白清楚的语言，但诗人意指与诗趣何在，却最不明白清楚。适之未能强调这一点，以致他的小诗小词虽然也能偶然臻此境，而终于未能成大器，所以我说他的诗是“蔚蓝的天上，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白云变幻，蓝天深黝，本不可测，但适之只重其蓝与白，故其成就也往往只是“这里那里浮着”罢了。

其次，胡适没有宗教信仰的虔诚，从好处说，他不迷信，虽然也有他的固执处；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没有个人对大宇宙“深挚”的神秘感和默契。因此，他的诗不够幽深，在中国传统中不能到达陶潜、王维的境界，也不能到苏东坡，因为胡又远离老庄的幽玄和释家的悲悯与他们的忘我。他可能只得到一些禅宗的机锋，而他对科学的信心又拉住他向另一方向跑。在西洋传统中，他也无法完全了解像华兹华斯、柯立芝、歌德或福劳斯特的对形而上的虔诚感。这最可从他和徐志摩两人分别译歌德的那首短诗Harfenspieler看出来，他译的，韵比徐译得好，文法较合理，但只不如徐的能引起我们一些虔诚的绪情。胡自己的诗也常不免缺少深度。

第三点，胡适诗最大的缺点——这与他个性也有关——是欠缺热情或挚情。中国“诗缘情而绮靡”的主流与他渊源不深。他的诗与屈原、杜甫相去颇远；也和西洋浪漫主义诗人不相及。只有早期的一二旧式诗词，如《黄克强先生哀辞》等，及用骚体译拜伦（斐伦）的《哀希腊》，是一二例外。大约因他学生时代终不能不受同时代中国青年一些爱国和革命热情的影响，而且拜伦原诗本极热烈而有思古之幽情，与胡的历史癖也相合。以后他就和这种浪漫热情的诗离得越远了。他自己早已把《哀希腊》译诗列在“死文学”的《去国集》里。我在他的“新诗”里几乎找不到一首真正热情挚情的诗来。

他在年轻时也早就了解他自己的个性太冷静、太“世故”了，这在他《留学日记》里也已提到过。所以他的诗、文，都有点冷清感，与梁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大不相同。任公给他女儿的信尤其热情奔溢。适之则“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显得颇无情。他在1927年2月5日在美洲梦见亡女，写了《素斐》一诗，虽自称“醒来悲痛”，但诗写得太做作、太轻浮、太不能动人感情了，前两节还算自然流露，后两节很快就显得做作。这后两节说：

病院里，那天晚上，

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

你那一声怪叫，

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直刺！

……

今天梦里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声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间苦痛的记号。

（见《尝试后集》，页八二）

他把女儿临死前的呼声写作“一声怪叫”，很不近人情，而末了两行那样吩咐也是太轻松了。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们的诗，也都没有热情流露感人之处。后集里他哭丁在君的两首七绝，还不如所附录的丁寄别他的两首表露了深切的友情。悼志摩一诗用他自己的猫名“狮子”做题，好像是想要以浅语表深情，但末节写着猫既已在“打呼”，还吩咐它“你好好地睡吧——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其实与那“两滴眼泪”都是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够深沉厚重。

从不够挚情这一点而论，我觉得胡适的诗真是“无心肝的月亮”。我们或者会“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但适之却要说：“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道家和释家本来也都有这种出世绝情之教，但他们好的作品仍蕴有深情，庄子“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往矣！”固不消说一往情深，佛于众生，亦蕴悲感。胡适却自认只要：“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他只望做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这种单纯的自然科学精神，也许是当时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可是如此写诗，好不好就大成问题了。他虽了解诗须凭借经验，但对刘勰说的“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和钟嵘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似乎未能充分体认。所以他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所为而作，有意见要发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

当然胡先生也有他的情诗，这方面你一定知之深而会言之生动，不用我多说。这里只顺便提到一点，就是上面引到的他那首《无心肝的月亮》，这诗做于1936年5月19日，当然也可被人们解说成有关国家社会大事的讽喻诗。我看他自己把它和同年做的《扔了？》一诗紧编在一处，还是一类看待吧。你不妨去考究一番。他诗前引的那两行明人小说中无名的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就我所知出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一回里。原是用来描写女子企图私奔，但月夜来接她去的是别人，结果把她杀死了。原诗第一句我所有的“覆尚友堂本”作“本待将心托明月”，首二字“本待”胡引作“我本”，不知是另有所本还是误记或有意更改。“我本”较切。总之，就《无心肝的月亮》与《扔了？》两诗看来，所写的主角，对感情压抑得很厉害。胡适一生的爱情生活，约束于他自己所说的“分定”，他能做到“由分生情意”，我觉得我们应钦佩他，理智道义不为纯粹的情欲所左右。这当然也是他诗中所写的爱情多已遭理性约束的一个根由。他说的：“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固然是他对自己约束自由恋爱的一种解说，我看他内心还有时难免一些“烦恼竟难逃”的。我尝觉得这末了两句，“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也正可用来描写近代中国人民的苦难和自解，然而这种自解恐怕也仍然掩盖不了内心的烦恼和痛苦，有一天总会引起“敢乃有歌吟动地哀”吧。

话说回来，胡适的新诗，由于上述缺失，清新者有之，朦胧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沉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亦无。同时诗人如陈三立等江西诗派之艰涩孤诣，康梁诗中迸发哀时救世之愿，谭嗣同舍身慷慨之怀，王国维悲天悯人之感，苏曼殊缱绻绝望之情，胡适的白话诗里都付缺如。即与当时及稍后各新诗人相比，亦往往异趣，像学泰戈尔一派哲理小诗者多有宗教感，抒情浪漫派又靡丽缠绵，革命呼号派则务为激情奔放，豆腐干式修辞诗人又引进更多模式与藻饰，而走象征现代主义一路者则崇尚朦胧惝恍，凡此皆与适之不类也。

上面这三点固然是他的缺失，可是若从反面来看，“胡适之体的诗”，也许就自有它的独特之处了。近来评论新诗的往往把他的作品看得一文不值，大概也过于一笔抹杀。至于他自己和捧他的人们，说他是你信中提到的“新诗老祖宗”恐怕也有点囫囵吞枣、后台里喝彩吧。

胡适主张做诗“说话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实”，这虽是他中年以后所说，但仔细检讨他前前后后的作品，大致还离此不远。而缺点也就由此而生。过于水清则无鱼，过于剪裁则无自然流露之趣，过于平实则浅淡，不能刻骨铭心，感人深切。

在语言文字方面，胡适的新诗虽流利平实，却变化不多。试就一小处论，他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现在只从手头所有的1922年三版《尝试集》和1964年影印的《诗歌手迹》，略加统计。《尝试集》中不押韵的、句末有“了”字的诗行结尾如下：

“睡了”；“被人偷去了”；“死了”；“更高兴了”，“高兴了”；“好呀，来了”；“关不住了”（诗题）；“挖空了”；“既来了”；“就是平路了”；“站不住了”；“后来怎样了”。（“他的书来了”一句在《虞美人》旧词中，暂不计入。）

押韵的更多：

“也是自由了”；

“把门关了”，“和我为难了”；

“有点醉了”，“心打碎了”；

“磨断了”，“要造反了”；

“停止了”，“死了”；

“自己来了”，“挂不起来了”；

“斫倒了”，“哈哈！好了”；

“也烂完了”，“很平安了”；

“雪消了”，“风吹跑了”；

“裂开了”，“又来了”；

“都是大树了”，“人到那里去了”；

“倦了”，“软了”；

“天已黑了”，“行不得了”，“喊声也减了”；

“将到了”，“烦躁了”；

“放光了”，“清凉了”；

“怪轻松了”，“就不同了”；

“十点钟了”，“有点风了”。

以上三版《尝试集》二十六个诗题中已有四十七行“了”！四版本似乎还多了些诗，尚有“病拖住了”、“快要去了”、“已过去了”等，这里未算进去。《尝试后集》里不押韵的有：

“下山来了”；“忘不了”（了字用法略异）；“应该忘了”；“抵得我千万般苦恼了”；“没有人了”；“花瓣儿纷纷谢了”；“让我忘了”；“扔了？”（诗题）；“云遮了”；“找着了”。

押韵的有：

“向最高峰上去了”，“没有压迫人的风和雨了”；

“就是海了”，“只剩一个空洞洞的世界了”；

“跑了”，“笑了”；

“惊觉了”，“重到了”；

“上山来了”，“两三回了”（我想他这儿是各字皆押韵）；

“把他忘了”，“又发狂了”；

“看不见了”，“多么远了”；

“四散飘扬了”，“天的那一方了”。

以上二十九题共有二十六行（一行是题目）。《后集未收诗稿》中，1923年所写的一首《别赋》一共只二十八行，就有十五行用“了”字足句，其中十四行是押韵的；

“满足了”，“哭了”；

“定了”，“病了”；

“肿成核桃了”，“嘲笑了”；

“走了”，“够受了”；

“坐不住了”，“回去了”；

“睡了”，“便不觉得别离的苦味了”；

“征服了相思了”，“是自由人了”，“不再做情痴了”。

此外各诗押韵和不押韵而用“了”字做结的还有：

“歇了”，“病了”；

“完了”，“散了”，“留在人间了”；

“坍了”，“烂了”，“永永在人间了”；

“遮了”，“灭了”；

“静了”，“干净了”，“全醒了”。

未收诗稿十三题中共有二十八例（虽然一例是诗题，但末例《八月四夜》一诗，“夜已深了，人都静了”一行，我只算进“静了”，其实“深了”也是同一句法）。总计新体诗（旧体诗词不算）共六十八题，有“了”结的诗行共一百零一条好汉，平均几乎每诗快到两行，不为不多“了”。我且学“红学大师”尝试歪诗《好了歌》一首为证：

胡适诗写好了，

人忙天又黑了，

周公数了“了”了，

总算一了百了。

第一句“好了”不仅出于《红楼梦》，也见于上引胡诗《乐观》中“哈哈！好了！”第二句你自然知道出于胡给梅光迪的打油诗：“人忙天又热，老胡弄笔墨。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天已黑了”又见上引胡的《努力》一诗。“一了百了”在这里也可当动宾语读。蔡元培先生和知堂老人新年自寿诗说：“不让沙弥袈了裟。”自注云：《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则“一了百”也算有例可循。这首新《好了歌》，似亦不失为一地道的“胡适之体的诗”，请以千金为贿，入尊诗话可乎？胡先生素来宽容，当不见怪。他老一生所做打油诗最有风趣，惜未能得上海灵学会请他和曹雪芹同时降坛，品题和韵，“欲呼才鬼一中之”也。

因你问起对胡适诗的看法，又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有一新“发现”，除偶在课堂上告学生外，从未对人言，我认为毛的《沁园春》咏雪一词，实曾受过胡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咏俄京革命事一词的相当影响，蛛丝马迹，不可没也。胡词既见于他的《留学日记》，又登载在《新青年》月刊三卷四号（民国六年六月一日），1920年3月又收入《尝试集》中。据后者原词云：

客子何思？冻雪层（《新青年》作“春”）冰，北国名都。想（月刊作“有”，日记原作“想”，后改作“看”。“想”字较好）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日记作“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词做于1917年4月17日夜，所咏实是十月革命前的三月革命。毛氏当时，以至于《尝试集》出版时，还是《新青年》和陈、胡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这是他亲口对史诺说过的），何况这词是热烈歌颂新俄革命的呢，所以他必受此词感动很深，故十九年或十五六年后即用同一词调。其主题雪，及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即涉胡“冻雪层冰，北国名都”句转变而来，字迹显然。毛词“千里”、“万里”，也可能受了胡“一万里飞来”词句的暗示。胡有“冰天十万”语，毛则说“冰封”和与“天公”比高。毛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正由胡的“乌衣蓝帽，轩昂年少”脱胎而来。乌衣蓝帽是当时俄京参加三月革命的大学生的服色，毛句本亦暗表制服旗帜的颜色。至于“无数英雄竞折腰”，也类于“万众欢呼”和“拍手高歌”。胡的“毕竟谁输”有较量高下胜负之意，毛便说“欲与天公试比高”，且翻“狂态君休笑老胡”之意，而要惜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仍有比高下的意思。而且“惜秦皇汉武”的句法，也和“去独夫沙”的句法相近。他如“看红装素裹”的“看”字，也和胡氏“看这般快事”一样，用在五字句开头。最巧的还是末了三句，胡说：“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而毛也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把今或后与过去相比。“从今后”化作了“俱往矣”与“今朝”，而且两人在此又都用“看”字。只是毛改疑问为肯定语气，也正表示出二人的性质差异。当然，我并不是说毛有意模仿胡词。两人所咏的事本不相同，意境也大有差别，而当30年代时，毛已高视一切，更绝对不会学胡了。可是下意识里，恐正无法摆脱少年时代所受的一些影响。这也是我所说的，胡氏年轻时一些旧体诗词，比较热情之一例。但仔细读来，觉得他还是在发宣言、写檄文。风格略近辛稼轩，不及苏东坡的高隽。他一再鼓吹自由，没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还算差胜一筹。沉重一面，却仍然不足。我上面这一看法，可能得不到多少赞同，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别无其他褒贬附会之意。

上面这一片胡言，谈来谈去，已不简略，但言不尽意之处，越谈越多。还望你指出我偏失不对的地方。你如觉有可采择之处，自所乐闻，不虚为知者道也。匆匆草此，顺祝

旅祺不一

策纵

1977年8月5日于陌地生之弃园镕

唐德刚　著

史学与红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与红学 /唐德刚著.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2

ISBN 978-7-5495-6272-5

Ⅰ. ①史⋯ Ⅱ. ①唐⋯ Ⅲ. ①史学－中国－文集②《红楼梦》研究－文集Ⅳ. ①K207-53②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01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

1991年10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上，欧阳哲生、唐德刚、刘绍唐等留影（左起）。

唐德刚在“海外胡适研究现状”报告会。

陈立夫（左）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划最早拟定的五位受访者之一，唐德刚（右）因缘际会，成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1989年11月，两人在纽约合影。

1958年，在李宗仁寓所，唐德刚（后排右）与李宗仁、何廉、李夫人、何夫人及何的女儿等合影（右起）。

红学名家周汝昌给胡适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