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史学·行为科学
三七
胡适之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因此他老人家第一次向我“谈学问”也是从“传记”这一门“学问”开始的。原来，1952年我曾在林太乙所编的《天风》杂志上写过一篇“传记”叫作《梅兰芳传稿》。胡氏看过之后便和我大谈其“传记”来。
我记得我写那篇小文的动机原是林语堂先生引起的。有一次我们一批同学自海上钓鱼归来，林公伉俪留我们晚餐，因而谈起了他们父女在纽约办杂志的计划。林先生听说我是学历史的，就说：“你将来也可以写写当代名人的传记。”他并举出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名人做例子。我当时就说这些大传记他老人家可以写，我们这批无名小卒不能写。写了，也没有人看。我认为看闲书的人通常只注意两件事：“题目”和“作者”。如果“题目”既不新鲜，“作者”又不知名，那么谁愿意浪费时间去看呢？所以我向林先生说，我要写的话我就写梅兰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则读者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几，但是看在“题目”份上，也得“浏览”一下！
太乙显然同意我的看法，所以在她的杂志出版时便把这“题目”登了个预告。于是我就变成胡适之所说的“逼上梁山”了。
那时的海外出版品毕竟太少。《天风》几乎变成个垄断企业，读的人很多。林先生的老朋友熊式一、徐訏、曹聚仁诸先生都相率撰文捧场。我们这批企台文人因而也就变成林家性灵文学班子里面的“龙套”了。斯时对拙作特别发生兴趣的要算是台北一位老作家（已忘其名）。他热爱梅郎，乃把拙文几乎一字不易地收入他那什么“楼”的文集里去，算成他的“作品”了。这也是当时一支有趣的小插曲。
《天风》不是个“学报”，我也未把那篇小文真的当成“传记”来写。文体上模拟点“性灵体”，内容就谈不到了。有一次梅兰芳的老朋友张彭春先生约我吃茶，就指出我文中许多错误。最荒唐的是当中有一段唱词我竟然把“西皮”错成“二黄”了。为此张先生且“哼”了一小段“梅派”给我听。所以那位显然“西皮、二黄”也搞不清楚的台北作家，胡乱地没收了拙作，也就受我之累了。
胡适之先生那时还叫我作“密斯特”，不大好意思认真地教训我。他只是笑着向我说：“稍嫌渲染，稍嫌渲染……以后可以认真地写一下！”那时我虽然并没有“以后”再“认真地写一下”的打算，但是我的“题目”上倒有个“稿”字，所以他就想当然地“劝”我了。我也开玩笑地向他说：“‘以后’替你老人家写传记我一定一句一注，绝不‘渲染’！”
“试试看嘛！”胡先生倒说得颇为认真，“我可以帮助你，我的材料是现成的！”胡先生真的拿了许多他的“现成的材料”给我看。他老人家是个很可观的“日记作家”（diarist）。虽然他前几十年的日记原稿都遗留在北大了，但他都保留了影印的缩微胶卷。后二十来年的日记虽所记不全，但全书无缺。他所用的清一色的红封皮日记簿也是当时美国出版最名贵的一种。[1]
“胡先生，”我惊讶地问他，“你用这样好的日记本子呀！”
“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他并且向我详细解释其“不能省”之道，使我大为折服。因而从那时起我也就做了该日记印刷公司的长期顾客，如今我自己的书架上也居然堆满了二十七本同样“名贵”的日记本子！一个“胡迷”，东施效颦，想想亦自觉可笑。
胡氏这批日记后来曾在我的研究室内放置了很久。一次那位读史成癖的吴相湘先生在我的书架上看到了，垂涎欲滴。不幸相湘和胡老师说笑话说重了点，老胡适的孩子脾气发作了竟然不许他看。相湘大呼负负！
后来哥大校方想把胡氏这批原稿的所有权“过户”。胡先生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核阅）一下。”因而我把那一整套原稿又送还给他了。这些日记不知今在何处？执行胡氏遗嘱的机构似乎应该把它及早公开，因为胡先生生前在写的时候，早也就预备给吴相湘看的啊。
三八
适之先生和我做上述的谈话不久，《天风》就关了门，所以我的“胡适的传记”写作也就未能“试试”了。可是胡先生自己这时却正忙着替别人写传记。他那本《丁文江的传记》的写作已近结论的阶段。他把部分手稿给我看，并说了许多有关丁在君和齐白石的故事给我听，以及传记写作的方法等等大道理。
试翻胡氏这两本传记，老实说，我倒嫌他老人家笔端缺乏感情，文章不够“渲染”呢！拙著《梅传》虽然是为赚林太乙的稿费而执笔的，但也不是绝对胡乱“渲染”，瞎写一泡！因为笔者那时刚读毕哥大历史系讨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名著的一门必修科。侥幸及格，自觉颇有心得，因而把梅兰芳请到前台来试试我那现炒现卖的“新方法”！
传统的西方史学和传统的东方史学原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名著原来也是文史不分的。古典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等等也都和我国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一样，史以文传！乃至近代英美历史学者如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1800—1859）、格林（John R.Green，1837—1883）、韦尔斯（H.G.Wells，1866—1946）、丘吉尔，和笔者的老师芮文斯、康马杰等也都是英语文学里有地位的作家。那时我在课堂上便时时听到一些颇有文采的老师把当代一些有“史”无“文”的作品选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若辈所言可谓深得我心，所以笔下才不揣浅陋也把林语堂的“性灵”搬上了梅兰芳的舞台；以“性灵文学”来配“梅郎传奇”不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吗？笔者的大胆虽是画虎不成，多少也是个“尝试”。
可是胡先生认为写传记一定要像他写《丁文江的传记》那种写法才是正轨。后来我细读《丁传》，我仍嫌它有“传记”而无“文学”。他那编写的方式简直就像我在中学时代所读的《范氏大代数》。我虽然并不讨厌《范氏大代数》，但是我总觉得《侯生列传》的文体比《大代数》的文体要生动活泼多了。“无征不信”先生和“生动活泼”女士为什么就不能琴瑟和谐，而一定要分居离婚呢？我就不相信！
再者，二次大战后的西方史学已经走上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的途径，因而当年专搞帝王将相的名史学家像哥大老教授卡顿·海斯（Carlton J.H.Hayes，1882—1964）[2]这时已不太叫座。所谓现代史学已经由研究“英雄”转而研究“时势”；而个人英雄们所造的时势——也就是海斯教授所着重的政治史——已退位让贤。那制造群众英雄的时势——也就是社会经济变迁史——则由一次大战时的旁门左道一变而为二次大战后的史学主流。
所以要写一个“英雄”的“传记”首先就要找出这位英雄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背景，写传记的人如果把他的英雄和社会“隔离”（alienated），那这英雄便不再是个活人，他只是“蜡人馆”里的一个“蜡人”罢了。
这种把英雄和社会一道写的办法也不一定就是“现代派”里时髦作家的新发明，上品古典著作里也所在多有。司马迁写《伯夷叔齐列传》只用短短的一千字，他便能把这两位自甘饿死的迂夫子本人一生的故事和他二人出身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传记作者所要说的话，天衣无缝地糅在一起，和盘托出。这才是千古奇文！不愧为两千年来东方“传记文学”的第一篇。笔者幼年随家人写春联，就欢喜写“文章西汉两司马”，年长读闲书也总是把《史记》放在“三上”之列。愈读愈觉司马迁的史笔是天下无双，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再谈胡先生的《丁传》吧。他老人家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小心求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最后果然把丁在君这位蜡人雕塑得须眉毕露，惟妙惟肖！但是在熟读他那十万字大文之后，一个现代派的西洋史学家就要问：“你想证明些什么呢？”（What do youwant to prove？）
一个有现代史学训练的中国学生也可以问一问：“胡老师，您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真是严格极了。但是你用这些‘方法’所‘治’的究竟是什么‘学’呢？”这样一问，可能胡老师就要发急了。真的，“方法”之外，史学上还有些啥子，他老人家也不太了了。《丁文江的传记》便在这个“不太了了”的情况下执笔的。
“历史”原是胡先生的“训练”，但是他老人家在这一方面的“训练”是太“传统”了（我不敢说是“守旧”、“陈腐”或“落伍”）。但是在这方面我和胡先生辩论是适可而止的，因为辩论是没有用处的。
笔者幼时便听说我族中有个老祖父，他老人家每年批拨儿女学杂费时，总要把女孩子的预算上的“游泳衣”一项“画掉”。女孩子们气死了，背后把这个老头子形容成“顽固”、“守旧”、“陈腐”、“落伍”……但是“游泳衣”还是买不成。后来她们聪明了，把“游泳衣”改写成“夹层连衫围裙”，这一来老祖父欣然同意，合家皆大欢喜！
我们那时和胡适之这位“老祖父”往还，我和他老人家厮混得太熟了，知道老祖父的脾胃，所以我最多只要买一条“夹层连衫围裙”。吴相湘先生就一定要买“游泳衣”，所以胡适日记真迹他就看不成了。
三九
什么是现代派史学呢？
现代派史学家治史，简单点说，就像一般游客到钱塘江口观潮。观潮的人要看的是横空而来、白浪滔天的海潮。至于那些在潮头上摇旗滑水的“弄潮儿”，只是点缀而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重在潮的本身，而不在潮上面人为的表演。如果观潮的游客不看潮，只看“表演”，那就是三尺之童的兴致了。
所以在现代派史家看来，文武周公孔子秦皇汉武……都不过是弄潮竖子而已。他们在潮头上的“功夫表演”，奚足深究？！
这一派史学原是西洋宗教改革以后所产生的“不断进步论”（continuous progress）或“无休止进步论”（endless progress）的余绪，原是西洋史学上的偏锋。可是在18世纪以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波澜。为检讨这一新波澜所发生的当然和所以然，社会科学乃尾随自然科学之后应运而生。再者“自然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门研究“物”的科学；而“社会科学”则反而变成更重要的、研究“人”的科学了。
19世纪的欧洲真是人杰地灵。社会科学家专才辈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从此也就顿改旧观，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劳工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等社会科学著作的精辟阐述，则人类群居生活各方面就无一而不可“论”了。既论之后，学者始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的躯体一般，也是个有机体；它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也不是就捉摸不定的。它亦有其发展过程中的“生理”和枯萎过程中的“病理”。在各家影响之下，那位最能虚心读洋书的孙逸仙大夫也就看出马克思只是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家”了。
社会科学大放光明之后，那位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高论感到由衷敬佩的青年胡洪骍，也就改名“适”了。
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大礼堂，叫到死为止！
社会科学大矣哉！它影响所及，奚止胡洪骍一人？20世纪的历史学者——少数“老祖父”除外——谁能不受其影响？！大家一窝蜂地把“社会科学”搬进“历史学”里来喧宾夺主，就变成“以社会科学治史”的现代派史学了。
所以现代学派里时髦先生们治史学，直如“通用汽车厂”造汽车，花样是日新月异的——笔者以前就知道一位青年要用“计算机”来研究郭嵩焘！但是吾人如认为他们只有“花样”而没有“汽车”，那也是错误的。没有汽车，台北街头怎会有今日的繁荣？！
胡适之先生这个“新”文化大师，何尝反对过“以社会科学治史”？只是胡公的“社会科学”还停滞在赫胥黎阶段罢了！赫胥黎在六十年前是个“新玩意儿”，在六十年后就是个“老古董”。“老祖父”玩“老古董”，他对女孩子们穿游泳衣当然就看不顺眼了！
“拿证据来！”谁敢反对？这是“拿绣花针”的最原始的训练。但是它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在“乾嘉学派”里的经生们所搞的“考据学”和“训诂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它也是西洋传统史学所搞的圣经“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和“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philology）里所必守的戒律（胡先生即常用上述这两个英文词语来翻译“训诂学”这一中文名词）。可是“拿证据来”先生本身最多只是一种“古事研究学”（study of antiquities）或“考证学”（empirical studies），是“方法学”（methodology）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本身。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读书习惯”的胡博士也就捡个《水经注》来以遣老怀了！
四○
胡适之先生以科学方法治史，为什么在赫胥黎学派以后便无法“跟进”（keep up）呢？最重要的原因——笔者前文亦稍有论述——便是他对“经济学”这门重要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知识是一团漆黑，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socioeconomic history）这一派！
“经济学”是18世纪以后才兴起的第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知识史上一门崭新的学问。经济史家——尤其是偏向经济史观的学者，认为传统史学过分看重政治故事了。其实“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附庸而已。经济学者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逐渐地搞出个“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来。
马克思也是个经济学者，他搞起来就更为专门化了。他认为“经济决定论”还不够彻底，他搞的是“生产关系决定论”。[3]
什么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呢？那就是社会上出劳力的“生产者”和掌握生产工具（包括“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发展便决定一个社会的“形态”，某种形态的社会便产生某种社会所特有的诸种社会观念和文物制度。“关系”一变则社会“形态”随之而变，“形态”一变则该社会内一切社会观念和文物制度也随之而变。一变百变，而万变不离其宗！所以“生产关系”是万物之母，人类社会生活上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东西只是依附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不特此也。马氏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递嬗是有其固定的程序的。那便是由原始公社一变而为奴隶社会，再变而为封建社会，三变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四变而臻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最后社会形态。这种演变是循自然之常规，是不随人类之意志为转移的，而促成这些变动的原动力则为生产关系双方决斗的结果！
八千年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演进就真是如此这般规规矩矩发展的吗？还是这只是三千年来白种民族社会生活经济的概念化呢？古埃及三千余年历史发展的经验便显然与这个系统表大异其趣；而过去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与这个系统表是否配合呢？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胡适之先生就是这个公婆反目、老夫妇大打出手活剧中的一个“老公”。
胡适基本上是个哲学家。他和马克思一样，刚搞哲学时他二人都是“黑格尔迷”。笔者不敏，初入大学时，“情窦初开”，读了两本黑格尔的小册子也便想转入哲学系，因为黑格尔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实在是很迷人的。
可是胡、马二位后来都对黑格尔失望。胡氏乃自保黑重镇的康奈尔，转到纽约投入杜威门下。马克思读通了大卫·李嘉图，便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学阵容，把黑老师五牛分尸，另搞出一套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这位叛黑的老马，使出德国骡子的蛮劲，非把问题彻底搞清楚，誓不甘休。最后搞到老婆害“神经分裂”，儿子活活饿死。他老人家自己眼闭腿伸之时，竟然棺椁皆无，含泪摇头到坟场送葬者小猫六七只而已，可谓凄凉之极！真是人生做学问何必要搞得如此认真！
唉！这就是德意志学派的长处，但是这也是德意志学派短处之所在。他们做起学问来，打破沙锅问到底，虽千万人吾往矣！最后必然要搞出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真所谓一意孤行，蛮干到底！他老人家这样干出的答案，你这位身在茶馆、手执鸟笼的牛皮客，说风凉话，笑他不对，他能不同你拼老命？！
笔者有个老同学替一位八十岁德裔老教授做研究助理，就时常摇头太息，感觉到“中国人不能做学问”！因为“中国人身体不行”！
“你这样红光满面……”我说。
“我？”他笑一笑，“我干了八小时已经疲惫不堪了……”
“他！”他又把手一指，“八十多岁，一天还干十几个小时！……身体又好，活得又长，我们怎能跟他们比？！”
其实马克思这位老日耳曼，身体并不好，活得又不长，他还是要干十几个小时一天，干到死为止。我们善于太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华裔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不能和这些老日耳曼较量工作效能啊！
笔者以前在美国工厂做工时也听到一个美国工人打趣德裔工人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个大工厂内丢掉一根绣花针。全厂各族工人皆在找而遍找不着，最后被一个德国工人找到了。原来他用粉笔把工厂场地画成方格子，他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里去找，最后果然在一个格子里找到了。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也可看出美国一般工人对德国工人的印象。
可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一位爱尔兰老工人便告诉我他喜欢德国，痛恨英国，因为他祖孙父子“抗英”已抗了好几代。但是他在纽约做工则绝对不要与德国人结伴，而喜欢与英国人为伍。为什么呢？那就是英国人比较“随和”（reasonable），而德国工人则比较“不讲道理”（unreasonable）。
一位美籍德裔学者也曾告诉笔者他战前的故乡是如何的美好；战后重访，只见一堆瓦砾。1960年他再访故乡时，则故乡比战前更好。何以故呢？他说那是全镇居民于战后决议，每人于每星期贡献一天从事公共建设，十五年如一日的结果。这是战后整个德国重建的铁的事实，岂止这位仁兄故乡一镇而已？！耳闻目睹，不得不令人对日耳曼民族脱帽致敬！
所以吾人要了解这一派的现代史学，第一就要了解他是19世纪德意志学派里滋生出来的生力军；有其绝对的长处，亦有其绝对的短处。第二也要了解它基本上是19世纪的学问。它一方面还继续承认玄学（metaphysics）——亦如残存的神学（theology）——对人类社会发展仍有其指导性；另一面他又自诩为新兴的社会科学，虽然它那个19世纪的“社会”还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料来证明它的“科学”里所提出的“结论”——那些“结论”事实上只是一些“大胆的假设”，但是持此论者则坚持那是“普遍真理”，任何人不得怀疑！
四一
胡适之这个与马克思同一位师傅下山的非马“老公”，其非马之道是完全从玄学出发的。笔者前文已提过，19世纪以后，“玄学”——乃至“哲学”的全部——已经早与“真理”离婚了。“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马派玄学姑娘今日再浓妆艳抹，也不能独承恩宠了。
玄学家今日还在说，宇宙一切都是物，除掉物便什么都没有！赫胥黎说：“拿证据来！”试问哪位玄学先生能“拿出”“物”来做证呢？希腊古墓里的老头子也可以跑出来说，我知故我在，我不知我就不在。“在”是物，“不在”也是物？
在棺材里听了发急的老“玄学鬼”张君劢，也可能要赶出来问一声：“‘什么都没有’？‘没有’（nothingness）是什么意思呢？”
玄学先生又说：“‘一分为二’，天下之至理也！”老哲学家方以智把胡子一吹曰：是何言哉？男女媾精，阴阳化生，合二而为一，大德滋焉。胡为乎一分为二？朱晦庵闻之叹曰：方君休矣！汝未闻道也。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非一分为二何也？彼辩证唯物主义，我周公濂溪所亲授，亦我闽学之流裔也！吴佩孚误以源出老子，其言谬矣！
他们这些老先生们如果这样地抬起杠来，那么玄学还有个止境吗？笔者做此戏论，并无意小视圣贤！只是时代进步了，人类知识也进步了。那位“算阴阳，如反掌”、“夜观天象”的大政治家诸葛孔明，他对天文学的知识就比不上台北街头一个聪明的小学生！圣贤就这么伟大，碰也碰不得？！
在这方面，胡适之就比众家高明了。他干脆把“玄学”一笔勾销。管它什么正、反、合，什么对立、统一，什么合二为一、一分为二……这些在他看来全是形而上学，全是骗人的。在新兴的科学光辉照耀之下，玄学已是可解而不可用的无意义的老学问，不可再为它认真了。
胡适之这种大胆作风当然也就是他终身治学论政，“左右为难”的关键之所在。但是胡氏这种论断，究竟是“反动”呢，还是“过激”呢？恐怕好学深思的左右两派学人都应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想想才对。
时下国人治学，已不太多提“古人”了，但是却欢喜说“洋人”如何如何。其实李小龙、江青、《肉蒲团》……洋人研究起来也极有兴趣。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
四二
可是胡先生治史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他以偏概全。第一，他把这门新兴的学问完全当成玄学来处理而忽略了它“社会科学性”的另一面！第二，他把强调“生产关系”这一派当成“社会经济史学”的全部而加以轻视；第三，是他传统士大夫的头巾气，只重正统学说，而把“怪力乱神”全部抹杀，对他们的抗议，充耳不闻，认为“不值一驳”！
1964年秋初，笔者有幸得与一些华裔史学界的巨擘在伦敦联床夜话，如果记忆无讹的话，那时杨联陞先生便说“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和“民生主义”里提到的那个威廉博士[4]，以及他二人所相信的“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一概念，也是从经济史观这条道路上出发的。
不幸的是，这门学问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革命的口号往往是危言耸听、过分夸大的，因而它惹起经院派学人的反感和歧视。
社会经济史学之东传，原是一批小革命家于一次大战后自欧洲大陆带回来的。那时的欧洲是疮痍遍地而标语满墙。那批留欧的小先生们既不勤工，更不俭学。但是搞起社会革命来，则个个人都满腹经纶。在巴黎街头抄下了一条条的革命口号，回到祖国个个都变成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了。谓予不信，读者试翻王礼锡所编的《社会史论战集》就可知道。[5]胡适之一派有正统训练的经院派经师博士们怎能会瞧得起他们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后来在北大授社会经济史的名教授陶希圣也被胡适派挤得靠边站，薪金上也打了大折扣。这也是陶希圣先生亲口告我的。
再者社会经济史学的兴起究竟为时太短，根基不厚。不积小家之细流，焉能成大家之江河？它和正统史学比起来当然也显得幼稚了。但是如硬说穿游泳衣的浮薄少年就一定不如穿长袍马褂的老祖父，那就忘记时代了。他们将来也会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还有，这一派的掌门人如老马者流也是下过“格子功”的。他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深度也不在正统史学家之下。骄傲的胡藏晖岂可因为瞧不起李鬼就连李逵也瞧不起了呢？
事实上胡适早年被郭沫若这个李鬼砍了一板斧也是这个道理。胡适谈先秦哲学也动不动就说些什么“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一类的话。郭氏就问他这个“黑暗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答复这个问题就不是单纯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学可以应付得了的了！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要把“社会”分类成各种“形态”——例如“欧洲型”、“亚洲型”、“奴隶社会型”、“封建社会型”、“部落社会型”、“社会主义社会型”、“三民主义社会型”……来研究，那么我国“春秋”、“战国”乃至整个东西周的社会究竟是何种“形态”呢？问此一问题的郭沫若固然是拾马克思之牙慧，但这个问题本身则是“社会科学”里的问题，马克思又不是搞垄断企业的，何可得而私之？我们如果硬把这份礼物送给老马做棺材本也大可不必，因为它本是学术界的公共财产！
胡适对这一问题如何置答呢？我翻遍六十年胡氏一切著作就未找到一条答案。他老人家反来反去，反的只是个“辩证法”（黑、马师徒二家被胡适一锅煮掉）。本来以“科学”来反“玄学”，真是虽胜不武，无啥稀奇！但是搬弄“天演论”来反对“资本论”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胡适和他老师杜威一样是个“实验主义”的小滑头。他知难而退，碰到这一问题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避不作答。
须知胡适之的“避不作答”，是他聪明的地方，是他“知难”。一般的避不作答，就是阿Q，阿Q就“无知”了。“无知”与“知难”其“果”虽同，其“因”就有“愚昧”与“智慧”之分了。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便因为他老人家是个划时代的革命家，知“知”之难，而“行”反而不太难。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就是这个白面书生深知“起而行”之不易，但是“坐而言”亦难乎其难也。
做学问是与做官不同的。抗战期间在政府里做“顾问”的便有一句话叫“顾影自怜，问而不答”！这样做官虽未可厚非，做学问就不行了。“学问”者，“学”而后“问”之也。所以要“有问必有答”。“问而不答”，那就变成了学术界的鸵鸟。鸵鸟把头插进沙里去“避而不答”，但是人家不抓头就抓屁股，其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早期左翼批评家中，胡氏特假辞色、颇愿一答的是李季。[6]他对我说：“批评我的书，李季写得还比较好！”好在何处呢？胡先生说：“李季把我的著作都真正地看过的！”他对叶青先生批评他的巨著[7]，本来也预备答复的。结果为一点词句上的小意气，他就避而不答了。其实他对李、叶二位的批评可谓“笑而颔之”，不以为忤。他二位事实上搞的也只是“半部马列”，侧重“玄学”而忽视“科学”。胡适之是搞“辩证法”起家的，李、叶二位在“辩证法”上那几手，哪里难倒他呢？！
可是50年代里大陆上的批胡运动就不一样了。那是文、法、理、工、医、农、商……各行专才，举国动员，向胡适进攻，真有百万曹兵，指日飞渡之势！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街头胡儿，哪知道这个穷老头却是当时百万大军追剿的对象？！
“德刚呀！有没有新材料啊？”胡先生时常在电话内问我。我的回答总归是：“有，有！多的是！”
“带来看看嘛！”
我照例把这些“新材料”按时送去。他在看，当然我也在看，一共看了足足有几百万字，真是洋洋大文！
我记得胡先生读后为之掩卷大笑的文章，是一位作者利用胡氏在北大的私人藏书，撰文批胡。他那“小心求证”的脚注所引胡适的书竟然注出“胡适自编号×××号”。
“看！”胡先生把他桌上那个金字塔向我一指说：“我哪里会‘自编号’呢？”言下大乐。
当然胡先生认为这百十万字的“批胡”名著没一篇搔中他的痒处！他越看越觉得人家“批”不倒他。说起来真是捻须微笑，怡然自得，大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
胡氏那种飘飘然的神情，简直是一位有道骨仙风的鬼谷子，而我这位专门替他送“新材料”的小图书馆员，也简直就变成这位老道人身边的炼丹童子。我们师徒研读之下，我的确也相信他没有被批倒。你越批，他道行越高，真是胡为乎来哉？！
不过胡适就批不倒？！天下有这等事？我真不相信！
四三
其实胡适之在近代中国文化运动中不是他本身“批不倒”，而是无“批倒他”之人。
须知“胡适”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支正规军，是学术界十项全能的杨传广。论“汉学”，他自有其“不让乾嘉”的地位。试问当代“白首穷经”的大儒有几人真能达此化境？论“西学”他也有七整年“常春藤盟校”的正统训练。试问“勤工俭学”的班子里有几个人又坐过七个月的“热板凳”呢？
金岳霖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8]然是其所长者，全中国究有几位“先生”呢？
刘文典说：“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9]且把六十年来的文学家也点点名，试问又有几个人比胡适更懂得文学？
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是说胡先生“不世出”！
真的，吾人如把当代学术著作放在桌子上排排队，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胡适之真是“中西之学俱粹”！这样一支有正统训练和装甲化配备的正规大军岂是一些“零星散匪”、“乌合之众”、“武装民兵”、“川军”、“滇军”、“辫子兵”，以及任何“杂牌部队”可以动摇得了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老胡适这支部队虽然训练落伍，装甲逾龄，它毕竟是一支打阵地战的正规部队；你没有比他更现代化的装备、更正规化的阵地战训练，你就休想撼动它的一兵一卒。
胡适这支部队“落伍”、“逾龄”又在何处呢？那就是赫胥黎以后的“社会科学”，它是连皮毛也未碰过的。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到他提起“社会科学”，更未听到他提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社会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了。但是“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史就等于是工业史上的“原子能”。胡适之那点陈枪烂炮——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科学的治学方法”——碰到原子武器，就难免要溃不成军了。
可怜的是近三十年来，海内海外搞“胡祸”和“批胡”的所用的武器，反是从胡适兵工厂内偷出来的更陈旧的“剩余物资”。以胡适的剩余物资来对付胡适的陈枪烂炮，那就变成二老挥拳，卖不出门票了！
四四
近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这一领域里的落伍，可能远甚于“自然科学”！可怕的是，学术界里“社会科学”的落伍，却正如病理学上的高血压症的滋长。病情是不显著的；杀人是慢慢来的，所以患者也就因为自己肌肉发达，红光满面，自以为健康，而对它视若无睹了。
我们在这一行道里的落伍，从胡适、郭沫若起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并不是右派“落伍”左派就一定“前进”。大家都是黄面孔，要落伍大家一道来！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学派“批胡”之所以得其反效果者，实在怪不得他们的外国老师，而是怪他们自己在“行为科学”上不争气。因为任何门派的学术，都有一套“看家本领”。行为科学没有基础则看家本领绝对学不好；自己一套看家拳法也没有，如何能上得胡阿里的擂台呢？！
举个浅近的例子：
五十年前，郭沫若不是就在问胡适东西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吗？胡氏避不作答，但是郭氏自己回答了没有呢？曰有！那是“奴隶社会”。同时这个社会里出生的大哲学家孔丘，就是“为奴隶主服务的”！
何所见而云然呢？郭氏因而搬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金石甲骨、无头死尸等等全套行头，然后再从胡适兵工厂里借来了一些陈枪烂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结果“证据”确凿，因而就“考证”出一个“奴隶社会”来了。乖乖，郭老这一套咬文嚼字的“考据”功夫，也真“不让乾嘉”，足叹观止。
可是这一套原是胡适的法宝啊！不过胡氏运用起来却不像郭氏那样粗心罢了。胡适避不作答还可说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而郭氏则在搞“无胆假设，大心求证”。首先他就不敢对“奴隶社会”这个东西“存疑”。“有疑处不敢疑”是为“无胆”！奴隶社会是个制度，制度是个活东西，是人类群居生活经验上自有其“形态”的。郭氏对这个“形态”的“社会”初无了解，而误以为咬文嚼字是不二法门（这也就是具体而微的胡适）；结果技止乾嘉，才输胡赫，这就是“大心”了。
老实说，这些都还是小事！
须知，“奴隶社会”是建筑在“奴隶经济”之上的。奴隶经济亦自有其“形态”。再者，“奴隶”和“奴隶主”都是“人”（human beings），不但是人而是“社会人”或“有社会性的人”（social being），社会人则各有其“社会行为”（social function；behaviour）。试问孔丘所代表的“奴隶主”的社会行为为何？“奴隶”本身的社会行为又如何？
扯长了，非关本题。通俗地说，奴隶主的社会行为就是“唯利是图”，奴工的性质则是“其工非强迫不做”。做生意和办厂农场的人都知道，图利并不太容易；迫人做工尤难，你要付出大批管理费。同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并不是每项农作物都可以利用奴工图利的。
就拿人类的文明社会里最近的“奴隶社会”[10]——美国内战前的南部诸州——为例。美国革命时原来十三州皆为“奴隶社会”；80年代内战时只南部有奴，何也？这就是因为北部用奴工利润小，甚至亏本。南部奴工一枝独秀是因为“棉花称王”（Cotton is King）的关系。
凡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植棉之田，最耗劳工的工作是“拣棉花”。而拣棉花的工人，工龄最长——从五岁一直可以拣到八十五岁！一个奴工可以有八十年的工龄，利润便高了。所以植棉之外其他任何农作物的工人都不能有如此长的工龄。工龄短，则一个奴隶主对他的奴隶则幼要养其生，老要送其死。奴工们老而不死，则奴隶主就要活活地养一大群的干爹干娘了。须知，奴隶主都是天生的“利润挂帅主义者”，而我国古代黄河中游的农作物里五谷俱全，却独缺棉花。如果没有棉花的农业经济里奴工无利可图，请问我们孔夫子所维护的所谓的“奴隶主”都是些专好认干爹干娘之财主乎？这是农业经济学里的成本和利润的问题；也可说是“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学说里的问题，而不是“训诂学”里咬文嚼字的问题啊！
挖出几个无头死尸也不构成赫胥黎所要求的“证据”。秦始皇一下就“坑”掉四百六十个像胡适之、郭沫若这样的“儒”。如果考古学家今日把这个“坑”找到了，郭沫若不又多了四百六十个“证据”了吗？如果项羽、白起这些屠夫所“坑”的秦卒、赵卒的无头死尸再被找到了，那还了得！
再者，所谓“奴隶社会”里的“奴”是“生产奴”——是拣棉花、割稻麦的奴，而不是袭人、晴雯那一类的“服务奴”或“消费奴”。郭氏如果把“大观园”内所有的“丫环”的尸体全部挖出来，还是不能“证明”“大观园”是个“奴隶社会”。何况杀“丫环”杀“小老婆”以殉葬的事历朝皆有，民国时可能还有。你能说那就是“奴隶社会”的“证据”？抑有进者，游过“伦敦堡”（London Tower）的观光客，都看到亨利八世杀“大老婆”的断头台。这几条亨利大老婆的“无头死尸”也是“证据”？
所以郭沫若在做学问上“批”不倒胡适，那就是因为在学术进展上看，郭氏所搞的基本上还是胡适那一套五十年前的陈枪烂炮！更不幸的则是郭某窃得胡氏之钝矛，而攻胡氏之坚盾，所以死适之就足以吓走生沫若了。
再者，如果一个“奴隶社会”里的“奴隶主”只看中他奴隶青壮年时期的“努力”，而让幼小的奴隶自养其生，让衰老的奴隶自送其死，那这种“半截奴隶”就不是“奴隶”（slave），而是“农奴”（serf）了，而这种农奴的社会也就是“封建社会”了。同时这种由全奴制向半奴制发展的原动力仍是这些“奴隶主”利润挂帅、省钱省力的自私打算在作祟，而不是主奴两造“阶级斗争”的结果。
郭沫若对近五十年来西方“行为科学”和“社会史学”的发展未能跟进。他只是尾随胡适之后，用胡适的“治学方法”去咬文嚼字。以银样镴枪头来披挂上阵，那就把战场当成舞台了。郭氏坚持始皇以前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始皇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这就是他对当今的社会科学“头重脚轻根底浅”，他不了解这两个社会里经济结构本质的结果。因而他所说的“封建”就既不是秦始皇所要“废”的“封建”，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在欧洲所通行的“封建”了。吾人研究社会史，连这个社会形态的定义也未找清楚，哪里能谈到研究它的本质呢？如果郭沫若也搞不清楚，那郭老以下之人，就不必多废笔墨矣！
笔者一下写了这许多，无非是想解释近三十年来海内外“批胡”运动，始终没有能把胡“批倒”的道理！
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事实上，胡适是不应该批不倒的。因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按逻辑应该是一天天进步的，新的知识总应该代替旧的知识。让少数人终身领导，这个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何况胡氏“中学”也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呢？可是吾人如把“批胡”各派学者也请出来点点名，就发现他们还不如胡适。胡适的长处他们未学到，胡适的短处他们全有！基本上大家都还未跳出19世纪西欧社会科学的水平。赫胥黎以后，将近一百年的行为科学的发展，在我们祖国几乎是一张白纸。所以近几十年来胡适和批胡者的文化内战，事实上参战双方都只是利用些19世纪的陈枪烂炮在互轰！
胡适这个“但开风气”的“启蒙大师”哪有“批不倒”之理？只是在批评他的阵营中竟落伍到找不出一个批倒胡适之人。形势比人强，我们的社会科学太落伍了，所以胡适就继续称霸了！
注释
[1] 胡氏所用的日记簿是美国Wilson Jones Company的Standard Dialy Division所印行的Dialy Reminder 389红皮硬面精装，在今日还是最精美的一种。
[2] 海斯教授二次大战期间曾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是治“欧洲通史”、“欧洲近代史”和“民族主义发展史”的权威。其著作战前欧美各大学多采为标准教本。抗战期间我国龙门书局亦加以翻印，为战时后方各大学所采用。蒋廷黻先生便是海斯的得意门人。笔者亦尝选其课，因在考卷上讲反话，几不及格。
[3] 马克思是搞“辩证法”的，他避讳“决定论”一类的字眼。笔者为求文气通俗乃加意译。通人谅之。
[4] 威廉医士（Dr.Maurice S.Williams，1885—1955）是一位牙医。1950年曾以其破旧机器为笔者治牙。因为我是“伟大的孙逸仙的崇拜者”，所以他只收我“半费”。威氏青年时曾以两千元高价，印其哲学著作曰Social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该书曾为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讲演中所引用。威氏年少时醉心社会主义，加入“第二国际”为积极分子，故为余道“第二国际”理论与活动甚详。威廉小中山二十岁。二人未尝晤面。毕范宇（Frank W.Price）译“民生主义”时，误书其名。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将毕译“民生主义”收入其《中国文明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亦与之俱误。闻威氏之书已有汉译本，惜未一见。
[5] 见王礼锡编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之《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卷一，第四至五号；卷二，第二至三、七至八诸号。1931—1932年出版。
[6] 李季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二六二页。
[7] 叶青（任卓宣）著《胡适批判》，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共一一四八页。
[8] 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附录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各版均可查对。
[9] 刘文典先生为笔者小同乡，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评胡语闻之于前辈乡人。西南联大毕业之刘氏学生亦每为余乐道之。
[10] 据传奴隶制社会在我国西藏一直延长至50年代中期。然未见诸专题报道；而有关美国奴隶制之专著则汗牛充栋，故笔者姑断其为文明社会中奴隶生产制之最近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