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一五
关于胡适治学的范围，他自己总喜欢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1]因为他留学期间所学的是哲学，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学。所以列“哲学”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为什么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呢？此事说来也不难理解。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谨严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学史时——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动笔。但是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谈何容易？一个神会和尚已够他忙一辈子了！
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颉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好多与胡氏很接近的后辈，在这方面都上了他的大当。在他的影响之下，大家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敢献丑。但是此事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陨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
加以现代的学问已与胡适当年不同。以前老一辈学者动辄来一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的学者能搞个“萧红女史”或“江青同志”也可名利双收。大家各钻其牛角，你不必钻得太深也就足够做个专家了。何必学胡大师去钻《水经注》呢？所以胡适那一套也是害尽苍生，他地下有知真应该饮恨黄泉。
就因为落笔千钧，所以胡先生写起文章来也慢得出奇。他时常告我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
吴国桢先生有一次告诉我说胡适之一定要回台湾。我问他，何所见而云然？吴说：“他（指胡氏）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吴氏那时在美国是靠讲演为生。他并且告诉我讲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为小城市听众出不起钱，大城市听众见多识广，你不算老几。只有中等城市——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那里的听众，又未见过世面，又肯出钱！
胡先生那时也偶尔去“中等城市”讲讲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讲稿都能传之后世，那他写起来就“极慢、极慢”的了。极慢、极慢，那就不能“谋生”了。
胡先生搞神会和尚永远搞不完也是这个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兴味索然；《中古哲学史》也就出不来了。加以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就犯了这个大毛病。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声名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2]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3]，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一六
本来有胡先生那样成就的学者，博士不博士是无伤大雅的。老实说他那本论文，他在哥大的两位主要论文导师——杜威和夏德（Friedrich Hirth）都是看不懂的。胡氏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足敌哥大一校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空头学位，原不值一提。笔者在这篇随笔式的文章里，本也犯不着多废笔墨。只是一般读者茶余酒后或不免要提出做谈助，好事者或不免要据此而乱事推测，所以笔者也就顺便根据史实，约略交代一下，以免流传失真。
为胡先生的学位问题弄出很尴尬场面的第一人是已故哥大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林顿（Howard P.Linton）先生。林氏为纪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庆，于1952年开始编撰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4]这本目录包罗万有，独独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校园内一时传为笑谈。林氏也自认为一件不可恕的大“乌龙”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据校方正式记录编纂的，为什么校方的正式记录里没有胡适论文的记录呢？
第二个为这一问题伤脑筋的是袁同礼先生。袁氏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5]，在他费时十年的编纂期中，袁氏受了无数的意想不到的骚扰。因为有许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辈子。如今在这本新出的洋进士题名录中，居然录上无名，岂不糟糕？
根据袁氏所收的资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则退居第二共二○三名（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共二○四名）。因而在袁氏编纂期中，他交给我一个名单要我在哥大替他帮忙“复查”一下。在这名单中，想不到“胡适”也是问题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为什么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却晚了十年呢？笔者为替袁公帮忙，并为好奇心所驱使，乃自哥大“校史图书馆”（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关部门，以胡适清查虚云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龄的办法，把胡适“老和尚”和其他十来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彻底清查一遍。结果我替虚云老和尚报了个小仇。我告诉袁先生说胡先生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关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袁氏少知道一点真相，反可减少他精神上的压力！这位诚实的迂夫子那时已被类似的问题弄得头焦额烂。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袁先生最后决定把这两个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录”上并列，才结束了我二人这段小“考据”。
胡、袁两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那些“胡学”研究员和“待赠博士”，惑于袁书而向笔者问难。我只告诉他们：“1927！”未及其他。那位专研“胡学”的哈佛博士格里德在他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6]一书中也就根据我的一句话而照抄无讹，又未注明资料出处。幸好他的论文导师是费正清教授，如果审查员是胡适或区区，他这种无征而信的记载，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一七
大凡一个人的一生总归会有几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适之先生也有的话，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认的“平生憾事”之一。当我在替袁先生“复查”之时，礼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这位长辈直说的，但是道义上我又非向他报告不可。所以我只有在适当的场合和气氛里，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渐地向我说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释时，他老人家都有点苦笑的表情。他的尴尬的情况，反而使我对他益发尊敬其为人。
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7]他对上述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种以上的解释而不感到丝毫尴尬。最直截了当的便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所以学位才稽延了。[8]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是胡先生是个深染于孔孟之教的书生，他没有“好官我自为之”的厚脸皮，所以他就为这宗小憾事而感到尴尬了。
其实“胡适学”里的这个小小学位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美国所谓“常春藤盟校”领袖学府内，正统的“哲学博士”学位是相当难读的。以创出哥大成绩空前纪录的顾维钧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读了四年（实修五年）。顾氏的论文也只完成个“导论”。那时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校方鼓励他“返国服务”才特别通融毕业的，这是哥大校史中一个有名的“例外”。其他华裔名校友如马寅初、蒋梦麟、蒋廷黻、冯友兰、罗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弃学位而急于回国的原因，实是个熊掌与鱼的选择问题。
胡先生在当学生期间已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红大紫而全国驰名。1917年一纸北大聘书就强迫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择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学做教授，还是留在纽约做老童生，再熬两年？到那时北大是否仍能等着他，就很难说了。面对这个现实，那时的留学生恐怕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更认为机不可失，所以也就卷铺盖回国了。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之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
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怜费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里德博士就不了解这一点。他说当胡氏1917年返华之时，立刻觉察到自身为社会环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价值标准受到了基本上的敌视（见格书第三三三页）。这是格君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作“想当然耳”的论断！他不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经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因而人们觉得胡适对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氏亦默不作声，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这些都显示二十来岁的胡适对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时搞“胡祸”的草包，竟然不敢驳他。当梁启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诸章捧得天高之时，这些反胡乡愿也倒捧他一场，说这些杰作，是胡适“剽窃先人”的。那个在一旁暗笑、无先人可以剽窃的青年胡适，因而胆子越来越大，信心也就越来越强了。
以上这些小事都不足为胡氏盛德之玷。读历史的人绝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者看成大乘至圣或我主耶稣。在那种排山倒海的反胡阵营之前，一个才高八斗的浊世佳公子打点太极拳勉图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也是绝对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试问出版了十六年的《传记文学》里不诚实的故事还不是所在多有吗？青年胡适的那点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纵使是春秋责备贤者，也不应苛责于他的。
一八
胡先生既然以哲学为职业，所以他一开口总是自称“我们治思想史的人”。显然他是以治中国思想史为其职业的主要部门。
治中国思想史胡氏是确有创见的，但是他贡献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新方向，从“新”字方面说事实上和接踵而来的“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同样都是新开箱的洋货。只是唯物主义是个最武断的学派。它不许你零买零卖。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学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观，在社会发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
实验主义却是个混沌水。所谓“实验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欠明确。若说胡适搞政治是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前篇亦持此论）那还没大错。若说胡氏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这话就有问题了。
胡氏治中国思想史是承继传统的，不像唯物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和全盘翻案。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虽没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却也没有实验主义的传统，所以主张承继传统、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制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倒颇有点像早期宋代的“道学家”。道学先生们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终于驱佛入儒，因而发展出宋明的“理学”。而胡氏则由儒入杜，结果一发难收，有去无回，始终未能搞出如冯友兰所自吹的“新理学”，却做了一辈子的“实验主义者”。
冯友兰的“新理学”当然也只是吹吹罢了，而胡适之始终未搞出一套，实在也怪不得这位“藏晖先生”！
宋代的道学家学佛能去而复返者，因为那只是少数隐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内，思想上的反反复复罢了。闭着眼睛在庙里打坐的释迦牟尼本来就是个死人。这些道学先生思想上的波澜也不是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当时的国计民生也不因这几位夫子思想上的波澜而随之波动。由农村去，由农村回，风潮是大不到哪里去的。
胡适就不同了。他要选择和吸收的对象已经不是泥塑木雕的如来佛，而是声光电气席卷而来的洪水猛兽。他所身历的社会，也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那有六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崩溃，接踵而至的是个不可捉摸的工业文明。在这个文化交流、社会形态交替的大时代里，思想家们头脑里电波的变动已不再是单纯的抽象思想的反复；相反的，那是反映实际的社会经济、文教制度、国内民生、国际政局，整个变动和改制的问题。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像唯物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计划的——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也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解决之道绝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这是五百年大计，岂可责功于少数“圣贤”？！
试看那在同一个国度之内，同一个社会形态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它和佛教的关系还谈不上什么文化的对立与统一，也要经过大师数十人，历时数百载，才功德圆满的。以宋明理学的发展比诸今日文化的交流与社会形态的递嬗，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也不是胡适之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乌托邦是无法生根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这个里应外合的局面始终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远开不了牌！
一九
有一次一位原来学历史和神学的女同学天真地向胡先生说：“胡伯伯，我现在不学神学了，也不学历史了。我改学化学！”
“Good girl，good girl，应该学自然科学！”胡氏高兴地把她拉过去拍一拍，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在一边静立旁听，我深深感觉胡氏这句话不是为称赞那位小姐才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因而我心头立刻的反应便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辈子还未搞出啥名堂来，况余小子乎！
事后我想想杜威会不会说这话呢？我敢说不会的。但是胡适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再翻翻胡适中西文著述目录，我也知道，的确，他“一辈子”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胡适之这样的一个聪明而用功的人为什么就这样“不知……什么”地“搞了一辈子呢”？他自己显然是当局者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搞了一辈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二○
胡先生打麻将时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便是：“麻将里头有鬼！”
胡夫人上阵几乎每战皆捷，所以时以“技术高”自许；胡先生接手则几乎每战必败，所以时以“手气不好”解嘲。手气不好，是“客观实在”使然，是“鬼使神差”的，与技术无关！其然乎？岂不然乎？胡适之是不喜欢邵康节的，但是打起麻将他的确相信“有鬼”！因为这个“鬼”是他在麻将桌上“小心求证”，证出来的。
除此之外，胡适是绝对不信“有鬼”的。
胡适不信鬼这一点也被哈佛博士格里德在李敖的书里找到了，人云亦云，因而大谈其胡传、胡适父子是如何地受了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这就是洋人治汉学不知轻重的地方了。
这是个“胡适学”里“有神”和“无神”的大问题。范缜算老几？中国普通读书人有几个注意到他？但是“无神”却是中国文明的特色。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是我们夫子的戒条。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向就讨厌鬼神之说。这是我们文明里极其进步的一面。早期来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荣任我国“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初来时便颇受我国士绅的欢迎。原因之一便是丁和尚的庙里没有菩萨！[9]
胡适的美国老师是个基督徒，而胡氏本人则是反佛非耶的！是胡氏叛杜而宗马乎？非也。是胡适读《神灭论》而豁然顿悟乎？非也。胡适只是个传统的士大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基本上是无神的！胡适事实上是韩愈以后第一个打和尚最起劲的卫道大儒。所以格里德博士说胡适思想是在现代中国主流之外的，固然是胡说；那些搞文化复兴的老先生们自己去拜菩萨、做礼拜，而偏要反对胡适，那就真是不可解了。
胡先生反佛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本极纯正，却无端地自污于佛说。自东汉以降，浮屠东来，邪说泛滥便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弄混杂了。胡氏名之为“印度化运动”，并特地造了一个英文字叫Indianization。
在这方面胡适简直就是韩愈。对那群秃和尚他也真是要“人其人而火其书”。
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二一
胡适之留学时代曾一度要皈依基督。中年以后他就反基督教了。他对教堂里高冠厚履的大主教们看得很不顺眼。以胡氏那种人情味极重的人，他对所谓“违反我的原则”的事物却毫不通融。他反对中国人信教，尤其反对中国人糊里糊涂地在教堂内结婚。
有一次一位佳期在即的准新娘（显然是胡先生朋友的女儿）到胡家来请他到教堂去代表女方家长，主持她的“出嫁”（give away）。胡氏竟严词拒绝，使那位漂亮的待嫁新人眼泪汪汪而去。我一边旁观，认为胡氏太执拗了。帮人家出个嫁又有什么天大了不起呢？
“啊！这件事违反我的原则，我决然不做！”这个老头子说那句话的神情，简直就不像“胡适”。
1957年冬笔者也在纽约结婚了。我虽非教徒，我倒并不反对在教堂内结婚。孔夫子说“祭神如神在”。反过来说，一个人如不信神，则“祭神如神不在”也就是了。入境从俗，向空气磕个头，也只等于是一个公开的结婚仪式罢了，那又何损于新夫妇的伟大人格呢？但是我知道那是违反胡适之的“原则”的，所以我就未向他发请柬了。幸好内子信奉胡适，她也主张不去教堂，结果我们是在一个非宗教性的“道德文化社”（Ethical Culture Society）的礼堂内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胡先生，原来他老人家却是该社的原始会员。他听说新娘不去教堂，便认真地把她夸奖一番，而对我这个“可去可不去”的马虎新郎则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新娘子要去教堂，那你不就跟着去了吗？
“胡先生，”我说，“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重要吗？”
胡氏破颜大笑，但是却大摇其头。
二二
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做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为着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学”——尤其是禅宗——研究得相当的精深，但是对于“禅”，他只是“参”而不“悟”。他晚年曾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笔战得相当激烈。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便是胡氏是倾向于理性的禅，而铃木则倾向于感性。从理性出发，则胡氏便一直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个可解而不可学的、无用的东西。这在佛家看来就是他没有“佛性”或“慧根”，因而“与佛无缘”。在基督教士看来，他就是个“异端”（pagan），尚有待于上帝的感化。
胡氏这个老顽固的反佛非耶的坚定立场，是写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者，在西洋便是扭开中古神学和繁琐哲学的枷锁而恢复自由、开朗、淳朴的古代文明。韩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体上复古，也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胡适被洋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太离谱。“胡文公”和韩文公时代上虽相差一千余年，他们俩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
再者，在思想上复古，在现代的科学文明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义”（pursuit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说是“循名责实”——的两股思想主流之内，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纵是在谈玄最盛的六朝，玄学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茶余酒后的“清玩”而已。中国思想家穷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后才稍稍搞出点“无极”、“太极”的东西来，那是受了佛家的影响。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们传统的思想里，一开头就用尽气力去“追求”他们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实说数千年来西洋文明吃“上帝”的亏，实远甚于“上帝”对他们的保佑。纵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后！
他们也有反对“上帝”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却很难跳出“上帝主宰一切”这个概念。唯物主义者就创造个“物”（matter）来代替“上帝”。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物”的形象和功能与“上帝”却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它比较接近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科学。
所以在“追求真理”这条思想道路上，今日哲学家已经公开地向科学家认输。他们知道“上帝造人”始终只是个“大胆假设”，而“人造上帝”则是经过“小心求证”出来的绝对事实。混沌初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学生们应该去问吴大猷、丁肇中，而不应该去麻烦枢机主教。要探索“宇宙”，只有在“科学”里才能寻求其答案。所以两千多年来西洋哲学里所追求的“真理”在现代科学的光辉之下，都变成了“无意义”（meaningless）。“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emotional satisfaction）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
这一项当代西方新思想的发展，说也奇怪，在一个中国思想家看来并无啥稀奇。因为中国思想向来就是如此的。只有糊涂的白鬼才把“盘古”看得那么认真，顶礼膜拜，视为“上帝”。他在中国一直就只是老祖母们在厨房里逗逗孩子们的故事罢了。
中国古老的无神论今日在西方复活，正如我们的“书法”和“泼墨山水”在西方艺术里新生一样。在洋人看来这是何等高明的“当代印象派”！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垃圾，几乎早就被吴稚老丢到茅坑里去了。
不特此也。我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把宗教挤得靠边站了。“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有一个文庙就足够足够了。又何必另盖些龙王庙、少林寺呢？熟读圣贤之书，你自然能“了生死”、“求极乐”！名教中自有交代！你又何必去自讨苦吃“面壁九年”，拜上帝做祷告呢？韩愈、胡适动口，曾国藩、胡林翼动手，非把那个糊涂蛋洪秀全干掉不可！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
今后世界上，只要人类还有生死，宗教就会继续存在。列宁错把宗教当成鸦片烟说它能麻痹“革命人民”的反抗情绪。其实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却是兴奋剂。赤眉、黄巾乃至太平天国都是由宗教搞起来的。相反的，它对有钱人反而是鸦片烟。愈有钱、愈怕死；愈怕死、愈信鬼神。因而国家愈承平，经济愈起飞，大施主、大护法就愈多；教堂庙宇也就愈要盖下去。所以在传统中国里，大法师、大主教们一向就靠我辈愚夫愚妇生命里的“意义”和“情绪”赏饭吃。他们在文化上是不能和传统的士大夫平起平坐的。
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像汉代古文学家一样，他把两千年来的儒术，剥茧抽丝，涤尽粉饰，找出个儒家的原来面目，这个具体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适之自己。
所以就人类思想演进的程序来说，胡氏是较他老师走前一步了。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
那个和他同时的爱因斯坦就不然了。爱氏认为他的科学理论足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他就敢亵渎神明而坐在教堂上方大谈其上帝不存在之道。这也是笔者耳闻目睹的。那是由纽约“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办、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堂内举行的一个谈话会，由爱氏主讲。主持人的原意是想请爱因斯坦以他的“相对论”来证明“创世记”的真理；孰知这位怪老头，于教堂之内，背上帝而坐，竟大发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论，使主持人大窘，听众大哗。笔者随同学之后慕名而往，却看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大热闹。
就在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纪里，我们中国出了个“文艺复兴之父”，他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氏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以胡适之并不是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注释
[1] 胡适先生这句话是常常用中英双语夹杂着说的。职业、训练、娱乐的三个英文字是profession，training，hobby。hobby的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业余兴趣”或“嗜好”。只因胡氏自己也偶尔译为“娱乐”，李书华先生等胡传作家均沿用，故此处亦用“娱乐”二字。
[2]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3] Hu Shih，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Co.，1922.
[4] Howard P.Linton，comp.，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s？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1875-195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1957.
[5] Tung-li Yuan，comp.，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Inc.，Washington，D.C.，1961.
[6] Jerome B.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7] 据袁著前书（见5）胡氏共接受三十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连正式学位共三十二。据笔者记忆胡先生曾告我他名誉学位共有三十四个。甚多均为第一流学府所颁赠。国人中接受名誉学位之次多者为蒋宋美龄，共十二个。
[8] 参与胡氏博士口试之导师六人，唯夏德一人通汉文，然亦不足以读原著。
[9] 参阅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South and North，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897.p.67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