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一］，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三］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注释】
［一］意必固我，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二］此处两“忘助”，均指“勿忘勿助”。
［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云云，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翻译】
所谓“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还不能见到其头绪，说“致良知”，则当下便有踏实地步可以用工夫，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时从事情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主观武断、固执自是，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然没有忘的弊病；没有一丝一毫的主观武断、固执自是，则自然没有助的弊病。所以说“格致诚正”，就不必再说一个“勿忘勿助”。孟子说“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得病处开药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长的病痛，所以孟子专说助长的害处。告子助长，也是由于他以义为外在，不知道从自己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夫，所以如此。如果能时时刻刻从自己心上集义，则良知的本体就会洞然明白，自然使得是是非非丝毫不能隐遁，又哪里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大有功劳于后学，然而也是根据病情开出药方，只说得一个大略，不如《大学》“格致诚正”的功夫，尤为精一、简易，这才属于彻上彻下、千秋万世都没有弊病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