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人口流动中的乡愁
我问贵州侗寨的返乡青年，他们为什么返乡？
原因有很多，其中两点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和陪伴；另一个就是想家。
想家的含义又有两方面。一方面他们会提到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比如，过去侗族地区家家都会织布，“我们到外面打工的时候，脑海里经常响起妈妈织布机的声音”。如果用学术语言去概括，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作当地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乡愁。另一方面就是在城市没有融入感。不管到哪打工，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觉得自己融入不到当地的社会里。这一部分是因为语言、饮食、节日等文化差异，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与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反复说到的制度有关。
他们返乡后做什么？我在当地看到，大体上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本地资源做深度游，深度游的主要吸引力不是多么绚烂的风光，而是对当地文化的体验，包括建筑、饮食、传统的节日和艺术等；第二是农产品和手工艺传承和发展，比如织布；第三就是社区的公益，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妈妈味道”。
在榕江县三宝侗寨，我们访问了娘美布彩织染坊的创始人赖蕾，她也是“村寨联盟”的理事会成员。20世纪90年代她曾经在深圳打工，当时月收入就有一万二。后来她回到农村做侗族手工织布和染布传承，创办了很多工坊，培训了上千名深山里的留守妇女，给她们提供订单。
赖蕾是三宝侗寨为数不多受过高等教育的“70后”女性，专业是工艺美术。她做的事不仅是把留守妇女组织起来织布和染布这么简单，还包括很多技术创新。
首先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反馈，不断改良织布机和织布工艺，将传统土布仅有的几种面料发展到1 000多种。另一个重要的突破，是通过传统工艺的“数据化”，实现量产。早期有一些国际大品牌看中了他们当地土布的质地、颜色和样式，但手工植物染料的稳定性受气候和温度的影响很大，难以做出一样的颜色满足市场量产服装的需要，所以即使来了一个大的订单也不敢接。于是赖蕾开始给染布写日记，每天分三个时段给染缸测量温度、湿度和酸碱度，同时染出棉、麻和丝三种不同材质的样布。日积月累，反复观察，她就有了一个数据库——同样的工艺在不同的温度、时节染出什么色号的布，客户需要什么色，根据数据库来实现供给。
还有一个叫龙额的侗寨，返乡青年们组成的团队，做的社区公益工作是收集村寨老照片和历史影像，建了一个乡村影像资料库，同时自己筹资拍摄村寨的纪录片。返乡青年团队还在为村寨60岁以上的老歌师录歌，做口述历史。侗族的音乐非常美妙，四五个人就能表演四声部合唱，无指挥、无伴奏，听得我热血沸腾。这些影像资料的记录和保存，未来有可能做成博物馆。
侗歌和侗戏一定要组织队伍，结果就形成了社会资本的建设。比如说很多孩子会到“妈妈味道”去吃东西，妈妈们说，我出去打工，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妈妈味道”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通过唱歌从歌队吸收进来的。也就是说，通过社会资本的逐步建设，能够让大家凝聚到创业项目中来。
在侗寨，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和社会资本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一直到现在，侗族人都保留着一个很好的传统——凡是碰到侗族大的节日，在外面打工的人基本上都要回来。同时，通过在城里工作，他们也在现代社会里学到一些观念和技能，并在返乡创业时将这些观念和技能融入他们的工作中。
返乡青年带来的最主要的三个要素：第一是新理念，第二是新生活方式，第三是环保观念。
新理念，比如说生活美学。在三宝和美德吃饭的几次，菜摆上来，边上一定是插着花的。青年们有一个理念：一定要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充满美感。
在新生活方式方面，“妈妈味道”就是一个例子：你投票告诉我要吃什么。
再来看看环保。比如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有一个口诀：猪能吃的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就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卖了能够挣钱买猪的叫可回收垃圾。在村寨里，他们就是这么定义的。其实在当地，政府并没有要求做垃圾分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生活里实践了。他们还做无痕山林野炊，以对自然最小冲击的原则，在野外生火做饭，完了能够恢复到不留下痕迹。他们带自己的孩子去做无痕山林野炊，把它当作村寨教育的一部分；如果带城市的客人去，就是深度游产品中的一种。
这些理念和做法，一部分源于侗族的传统文化，比如侗族地区普遍流传的侗歌“江山是主，人是客”所表达的生态观，比如至今仍然保存良好的稻、鱼、鸭共生的农耕系统；另一部分来自“村寨联盟”的倡导和输入。这个扎根乡村的自组织联合体，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为三宝、美德这些村寨的返乡团队提供了系统化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帮助他们发掘本地资源和知识，整合他们在外打工学到的技能和经验，通过组织化的支持和治理创新，推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个人和社区价值的提升。
“村寨联盟”所做的尝试很有意义，但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困难。整体上，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些大的挑战和缺失。
第一是缺资本，第二是缺人。民宿经营得比较好的模式没有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其实是没有足够的经营人才和资本将他们的商业模式进行很好的推广。
第三是缺信息服务。“村寨联盟”做了传播培训，教大家“用手机讲好村寨故事”，但目前只有一两个村寨做得比较好，能够开微信公众号，其他村寨的宣发基本上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第四是缺公共支持去实现规模化和量产。“村寨联盟”有竞争力的是极有个性的文旅产品，但上不了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价格很贵，实际需求就难以增加。
返乡青年们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是，在他们面临的困惑里，恰恰写着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本质上，“规模经济”是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力量。
无论对于返乡青年，还是在乡村做公益的朋友，如果理解了城市化的规律，了解了产品和服务提供背后的规模经济原理，便有利于在各自的工作中合理地发力，为乡村振兴找到出路。可以做什么呢？也许“个性化需求的规模化提供”就是一个突破口，包括宣传、营销和公共服务，以及组织音乐节、建设村寨博物馆之类的项目，通过社会组织来做，并且做得可复制，就更能做成。
乡村振兴，一边是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另一边，还是要看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困境，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找原因。
目前，城市中的一些制度不能让农民工融入现代化进程。在我的案例研究里，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往往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先返乡，然后再想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结果就碰到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缺失和困难，如资本、人才、公共服务的平台，等等。而且，几乎所有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返乡后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些都在意料之内。
那么，农村除了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之外，是不是就不能有其他产业来致富了？当然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中国当下还存在着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在统计上有不少仍然叫农村，但从人口规模来说，其实已经是“城镇”。有些乡镇企业是与城市制造业的产业链相配合的。能发展这些乡镇企业的地方，通常地理条件比较好，没有违背“比较优势”的规律。
真正位于农村的乡镇企业，往往从事的是规模化的农业（包括养殖），或者依赖于当地资源的产业，比如就地取材的编织。而在服务业方面，除了旅游，其他的服务业基本上是服务于本地需求的。这就局限住了乡村经济的总量和创造就业的能力。
有人会问，乡镇企业当年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的布局吗？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再重新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呢？这里要敲一下黑板：每一个经济现象的产生，都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确出现过一次乡镇企业发展的热潮，但是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还没有全面展开，城市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负担重，同时，城市的现代经济集聚效应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而在农村，乡镇企业却充分利用了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都便宜的优势，而且还有国有企业的大力帮扶。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放缓了，因为位于农村的工业企业缺乏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
放在“空间均衡”的视角下看城乡关系，仍然是规模效应的道理，农村地区的产业和人口份额将持续下降，城市化的进程还将继续推进。不管是在农村发展产业，还是做慈善公益，抑或是制定政策，城市化是共同的背景。
接下来，就要说到慈善公益的逻辑和公共政策逻辑的异同了。
不管是留守儿童问题，还是乡村发展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人以及当地发展的问题。人类的同情心都是一样的，帮助弱者的愿望也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讨论，如何更加有效地帮助弱势的群体和地区。哪怕对于扶贫这样的工作来说，都有必要讨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最大化资源的扶贫效果。
对于通常的公共品提供，有个数量和方向的问题，如果不计代价，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
打个比方来解释问题。假设在深山老林里住着一位老人，100岁了，政府要不要修一条公路到他家门口？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完全追求公平、公正的，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就是“Yes”。但仔细考虑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位百岁老人，当路通到门口的时候，他真的用得上吗？而修这条路的钱能够建一所学校，这就涉及要不要投钱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的问题。在公共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如何将资源有效地利用于不同的用途，是现实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人们也许比较容易有共识，可以给这位百岁老人提供其他方面的关爱（比如把他免费送到最近的养老院），原来准备修路的钱用来建学校。但如果在这个例子里有10个90岁老人，100个80岁老人……随着年龄的下降，老人数量的增加，可能大家对修路到家门口与否就会产生分歧，而分歧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
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政策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是交给公共决策机制的，而人们的公共选择，本身就反映出社会的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面向收缩城市（包括人口减少的农村）的投资，似乎就是基于一种认识，认为有必要通过公共投资去修一条路，通到深山老林里的百岁老人家门口。我想提醒的是，如果没有各方相关主体共同决策的机制，就很难保证最后的结果是社会最优的，地方官员有可能会“不计代价”地追求某个单一维度的目标，而忽视了其他目标。
对于公共政策来说，资源有限，在一件事上做过了头，就必然在另一件事上做得不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地方政府比较片面地加强经济建设，科教文卫等民生支出在地方政府支出中的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这种情况直到2006年才得到纠正。(1)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之后，追求城乡和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成了新的目标。当前，更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人口流出地——肯定要，而是要讨论投资什么、投资多少和投资去哪里的问题。现实状况是，大量投资已经造成了人口流出地的“鬼城”和空置的工业园这样的浪费。
对于公共服务，当然是要注意公平性，在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要加强针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但即使如此，当下也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给定教育的投入总量，是继续把钱投在农村，还是加强对于中心镇的学校建设？甚至，在国家层面要考虑，是让更多儿童在农村和老家的小城镇接受教育，还是让他们更多地随父母迁入工作所在地区，然后对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补短板？
再说回文化和乡愁。对于人口流出地区而言，人们比较有共识的就是文化保护，比如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者古建筑保护，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民族文化记忆，具有公共品性质，是需要公共政策去保护的。
但是，人们经常混淆文化和乡愁的边界。我在讲座的时候曾经被听众问道，如何看待乡愁？我反问道，你觉得乡愁的对象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听众被我问愣了。读者想一想就能明白，除了与文化相关的公共品，其他的乡愁对象是私人品。你的乡愁是你自己的，在本质上跟你怀念青春岁月没什么差别。
人口流出地的人怀念回不去的家乡，人口流入地的人也会怀念已经被拆迁的老房子。那么，怎么办？不要变化，就没有乡愁了，可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些乡愁是跟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公共政策保护的是传统文化这种公共品，既要保护人口流出地的古镇和民间文化遗产，也要保护大城市有价值的老建筑，但恐怕不能直接通过限制人口流动来保护乡愁，也不能为了乡愁而放慢发展的脚步。
不少人自己生活在城市，或者从老家流动到大城市，却希望把别人留在农村，留在收缩的小城市，来为自己保留乡愁，这更是自私与荒谬。
讲完公共政策的逻辑和边界，再来讨论扶贫和慈善公益。
扶贫和慈善公益也需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进城的人口越多，扶贫和慈善公益的压力就越小。举个例子吧。当前，城市人口平均收入仍然是农村人口平均收入的2.5倍左右。这讲的还只是平均值。如果用发达地区的进城打工月收入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地区月收入相比，倍数就更大了。现在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月工资在5 000元左右是非常普遍的。一些有经验的服务岗位，工资过万也很平常。但是，他们如果回到贫困的农村老家，一年的人均纯收入恐怕也难过万。中国现在农村地区的平均低保线是人均年收入4 000多元。也就是说，按照人均收入的标准，一家只要有一个人到发达地区打工，那么，从人均年收入的角度来讲，就可以让全家摆脱相对贫困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是最为有效的脱贫方式。比如说，在山西的吕梁山区，已经形成了培训并向外输送家政服务员的系统，成为山区脱贫的品牌。“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已经是吕梁市脱贫攻坚的一个扶贫品牌。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外出务工。的确有些地方的农村足够富裕，比如内蒙古一些拥有大牧场的牧民，又比如在规模化农业企业里月收入几千的农业工人。但请注意，这些案例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已经具备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此外，也总有人因为乡愁，或者因为要照顾留守在农村的家人，没有外出务工的动力。但是，回到这本书最初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农村，因为提高收入的空间受制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总量，只要城市的发展不停止，农村人口进城就不会结束。
慈善公益的逻辑与公共政策有共同点，也有不一样之处。
慈善公益怎么做？无非以下几点。如果一个地方有潜在的产业发展机会，那么，慈善公益在当地进行扶贫，帮助他们发展产业。我去过那些远离城市的极端贫困地区，这些地方做一点农业和养殖业是没问题的，有些地方的养殖甚至可以做到一定规模。有些地方种庄稼条件不好，但改种水果、花卉和中药收益便不错。
敲黑板啦，一个地方做什么，还是有比较优势的问题，在“地形不好”的地方，做规模化的种植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但完全可以做规模化的养殖，或者种水果、花卉和中药，这些产业本来就不那么依赖大型农用机械，不要一提到农业规模经营，就想到拖拉机，然后说很多地方地形是山地丘陵，不能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不管是政府还是慈善公益，帮助欠发达地区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比较优势，是最为根本的。
有文化和风景资源的地方，还可以做旅游。比如本章一开始就提到的贵州的乡村深度游。相应的，做一些跟这些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便于人口和产品的来来往往，同时在资金上，提供一些小额的信贷，这些都是对的。再比如说，在本章前面提到，侗族村寨的青年自发地收集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这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事，应该呼吁更多地由政府来做，至少是结合政府和社会力量一起做。
但是如果在人口流出地做教育，问题就难了。因为教育本身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孩子少，就很难有好的师资，教育质量就很难提高。所以，现在的农村家庭，至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到县城读书。
举个例子。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致力于为贫困地区的家庭提供0—3岁的早教服务。但是在他们的实践中也发现，在人口较多的县城提供早教服务，成本大约只有农村地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2)
再举个例子。在打工者云集的江苏昆山，由“我的打工网”所关联的企业提供针对1—7岁孩子的早教和托管服务，借助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将定价降到政府提供的同类公共服务的价格水平，这使得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得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好了，一个难题出现了。同样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是愿意在农村帮助一个孩子，还是花同样的钱在城市帮助三个孩子呢？这的确是个“灵魂拷问”。答案取决于各人不同的价值观。
慈善公益就是这样一项带有价值观的事业。有的人选择帮助城里的三个孩子，有的人更愿意帮助农村的一个孩子。都重要，都了不起。
慈善公益和公共政策的不同在于，从事慈善公益是可以带着自己的价值观的，只管自己要做什么；但制定和施行公共政策需要有效利用公共资源，最大化社会福祉，同时，兼顾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
但是，我想说，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慈善公益，目标不能是号召人们留在农村，甚至从城市返乡。愿意回去的就回去，回去要有就业和创业的空间；愿意出去的，就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城市里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在和“村寨联盟”的交流中，我总结了一句话，送给在乡村做公益的朋友们：
从长期来看，需要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此处敲黑板），找到未来乡村发展的路径，让市场、政府和社会三方力量做得更好，通过组织化的扶持和治理结构的创新，推动传统乡村现代化，实现个人和社区的价值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