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乡村振兴：人出来，钱进去

最近这些年，还有一个现象引人关注，那就是“空心村”现象。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向城市迁移，农村有一些宅子没有人居住，农村人口越来越少。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引用的数据也多次被媒体报道：相关部门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至2010年，我国的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个至100个村落。(3)

类似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提到一组数据：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在李培林看来，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4)

空心村现象实际上就是城市化的另一面。但只要城市带来的收入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停止，城市化率就会不断提高。从本书一开始，我就在强调，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是适用于全球范围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国内，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也是城市化率越高的地方。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是太高了，而是低于世界上同样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未来20—30年间，只要经济增长保持平稳，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80%，甚至更高水平，这意味着，乡村人口还将在目前基础上减少一半以上。

换句话说，当前已经出现的空心村现象还将持续发生。发达国家普遍经历过城市化率从10%逐步上升到80%甚至90%的历程。很多人羡慕今天发达国家乡村的面貌，比如大农场的经营模式和优美的环境，但这恰恰是它们农村人口持续减少的结果。

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动力吗？农民进城能找到工作吗？

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而是存在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下，城市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长期存在。

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状态。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在服务业成为创造就业的主体的趋势下，农村的留守妇女和50多岁的劳动力，都可以成为城市部门的有效劳动力，前提是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保障性住房）要跟上。

而且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女性越来越具有比较优势。年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50多岁的劳动力要从事农业，体力可能已经跟不上了。但是到了城市，在服务业里，他们仍然能够成为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比如做司机。

不要低估中国进一步的城市化进程，它可以为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提供巨大的空间。担心城市化的动力没了，在本质上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没信心了。

当然，也应该看到，农村、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乡村和农民也将长期在中国存在。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乡村振兴成为社会广泛的共识。但是，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通过差异化的规划、管理和投资将乡村振兴做得更有成效？如何在政策和制度层面顺应城市化进程，同时实现乡村振兴？

在全国城镇化进程和人口空间布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城市和乡村所承载的产业功能有所差异，因此每一个地方所能够吸纳的人口数量以及农村所形成的业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按照刘守英教授的说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遵循“活业、活人、活村”这样有序的战略路径。

“活业”指的是先根据每一个乡村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产业。“活人”是指根据每一个乡村所承载的产业功能，由市场决定相应的人口数量、结构和身份。“活村”是指在由产业和人口决定的经济活动基础之上，乡村的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提供适应本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诸多功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对不同的乡村进行分类规划和管理，不要一刀切。

那么，未来的农村发展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差异化图景呢？答案是，要看是哪里的农村。地理仍然是决定性的。

随着大城市的发展，人口集聚带来城市的扩张，城市郊区的农村就逐渐通过城市化融入了大城市及周边都市圈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之下，往往是越靠近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地方，城市化的效率越高，事后看来也越是成功。而相对来说，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往往收效欠佳。比如说，上海的浦东新区、郑州的郑东新区和成都的高新区都是紧邻中心城区的，这些地方都形成了非常有活力的新兴城市。深圳和广州甚至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方式进行发展，形成了一些城中村。这些城中村除了土地性质仍然是农村集体所有之外，其地理区位和经济活动都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产业活跃、人口集聚、房价攀升。

依托于城市规模经济效应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如果在农村当地能够形成一些特色产业，也可以建成城镇形态。围绕特色产业的农村城镇化，最为典型的就是浙江的区块经济和特色小镇。有些地方的区块经济聚焦某一类商品进行专门化生产，可以达到全国甚至全球最大的生产规模。例如：全国60%的电工电器来自温州柳市，50%的童装产自湖州织里，33%的羽毛球产自衢州江山，全球73%的淡水珍珠产自绍兴诸暨。(5)类似的，山东西南部菏泽的人口大县曹县是另一个产业特色小镇发展的例子。其中，大集镇从“全球最大演出服饰产业基地”进而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汉服生产基地”；而庄寨镇则选择了木材加工业，全日本每年近70%的棺材都来自菏泽，其中大部分来自曹县庄寨。(6)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地方被称为“农村”，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如果放在国际标准之下，聚集人口超过五万的地方其实已经是城镇。

在产业发展方面，有些有产业特色的小镇严格意义上达不到常住人口五万的城镇标准，但是，从其经济形态来讲就是城市经济。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旅游小镇。例如，我去过吉林长白山脚下的“万达小镇”，也去过浙江德清莫干山脚下的庾村，它们都是为游客打造的旅游景点加休闲娱乐小镇，也都依托于周边独有的旅游资源，不是白手起家的。

以浙江的特色小镇为代表的一些成功先例也使人们对特色小镇的认识产生了一些误区。很多人认为，只要通过政府扶持，特色小镇就能成功，于是在上一轮特色小镇的发展中，全国各地又一哄而上建设了一批政府推动的项目。而事实上，在浙江获得成功的特色小镇主要是由市场经济的力量推动的。浙江作为一个沿海省份，依托特定产业形成特色小镇，并将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也是符合全球化逻辑的。在这个意义上，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不能理解为可以不顾之前有没有特色产业，都去建设特色小镇，更不要说去建设严重脱离大城市人才和信息条件的所谓“基金小镇”“大数据小镇”，等等。

在这些城镇化的农村之外，其他农村地区只有“人出来、钱进去”，才是乡村振兴的出路。人出来，是让以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为主的农村提高人均资源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让农民致富。钱进去，才能让现代化和规模化的农业，以及新兴的农村产业（比如乡村旅游）得以发展，并且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和有效的管理来改善农村面貌。举个例子，最近西藏兴起了一个连锁酒店品牌，叫“松赞”，每家都开在人们难以到达的山村，每家也都开成了藏文化博物馆，这就是资金和管理改善乡村面貌的成果。

只有不断地减少农民，才能让“农民”能够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在这个意义上，“空心村”的出现并不一定是坏事。

未来，随着城市化、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一边是农民进城，一边是农村将迎来一批新居民，这些新居民更年轻，更有知识，更懂管理，更能适应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他们有可能在经营农场，也有可能在管理民宿。这个趋势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但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还没有为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做好充分的准备，更没有准备好迎接一批新居民。

除了产业发展之外，乡村振兴要考虑的是生活质量。在整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村地区仍然会有大量人口。即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35年中国也仍然可能有2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即使农村人口集聚达不到城镇的标准，也应该可以在某些维度上享受城镇的生活标准。

农村享受城镇的生活标准主要是指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本身与农村人口多少有关。在仍然有足够多人口的农村，未来需要缩小城乡间差距，逐渐实施和城镇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例如，我们调研过的山西吕梁市临县黄家沟村的煤矿塌陷区治理就属于此类。历经46年的开采，该矿区出现了大面积塌陷，因地质灾害隐患，不再适合居住。2010年起开始的煤矿塌陷区治理项目，主要采取由县财政适当补贴加煤矿企业兜底的方式，建设集中安置住房，并配备了相应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

同时，考虑到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未来需要加强农村到县城和中心镇的公共服务可达性，而并不一定要在低人口密度的农村地区提供所有公共服务。甚至在几十年之后，当城市化率达到80%，甚至90%的时候，有些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极低，附近没有医院，如果有紧急需要，可以打一个120电话，派过来的可能不是救护车，而是直升机。如果你是“90后”，能够想象在自己老年的时候中国会呈现出这种面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