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绩与晋升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义也。中共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1978年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同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政治精英的评价标准也必然变化，这是中共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不仅考察政绩与精英仕途的关系，还考察组织人事制度变革以及精英仕途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荣敬本等人（1998）在对河南新密市等地县乡政治体制运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县乡压力型的政治运行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下级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关键是指标任务的层层分解和完成评价。这个体制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和跑官卖官、寻租等腐败的发生，所以荣敬本等人提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的时代课题。

杨雪冬（2002）以河北涞源县的调查为基础，考察了政绩考核从“忠诚—命令”式向“忠诚—政绩”式的转变。新的政绩考核通过政治承包制，围绕指标任务的分解、完成和评价来进行，形成了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但也带来了软约束和高成本等弊端。

BoZhiyue（2002）构建了省级领导人仕途的政绩型模式，认为派系和地方主义均不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而政绩则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变动。薄智跃发现，人口大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晋升；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周黎安（2008）提出了中国官员仕途的政治锦标赛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财政分权、属地管理和晋升竞争，从而形成了官员治理的整体性框架，使得官员为晋升而竞争，为竞争而发展。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周黎安（2008）等还运用1979—2002年的省级水平的数据验证官员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GDP实际增长率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中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张军（2005）等认为，为增长而竞争，这是中国增长之谜的一个解释，让地方官员树立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是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增长共识的达成，对中国的发展作用甚巨，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特征，任期定为5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2005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年间京官交流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Gang（2007）通过1995—2002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当作用。

Landry（2003）通过1990—2000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中共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Landry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中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组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probit模型，Landry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