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受审一年
归 国
那是１９５４年１月３日清晨，在朝鲜平壤火车站，一列坐满了换防回国的志愿军专车，在长鸣一声汽笛后正滚滚起动。站台上不少朝鲜妇女儿童挥舞着手中的纸花、彩旗伫立在寒风中热情地呼喊：“急文滚东母，多满那不西达。”（ 再见，志愿军同志！）一位苍白消瘦的年轻军人上身挤出窗口，向欢送人群默默地摇动着手中的棉军帽，顾不上抹去自己满眼热泪。那位年轻军人就是２４岁的我，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似乎那时我挥手告别的不是刚刚结束了战争灾难的朝鲜人民，而是告别我自己那段刚刚结束了的战俘集中营的苦难岁月！
列车正好沿着我们三年前入朝时那条路线北去，我望着掠过窗外的那宁静的山谷，那隐在白雪绿树丛中的村庄，那村庄里升起的安祥的炊烟，真正意识到战争确实过去了，和平确实来到了！
我靠着硬木车座的椅背疲备地闭上眼，三年来的经历潮水般涌上心头：匆忙入朝、千里行军，战斗失利、遭敌围困、突围不成、受伤被俘，痛苦彷徨、赤胆忠贞，腥风血雨、奋起斗争，坚持归国、长期监禁，思念故国、云天望尽。
一路上对往事的回忆又引起了我的万千思绪。我想起：被俘后，使我和我的难友们最为痛苦的是那种严重的耻辱感！我们部队的传统教育和作战纪律都有“决不当俘虏”这样一条！有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和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榜样，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的要求！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还要加上“忠君报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精神压力，尽管我们的被俘都是因指挥失误，战争失利，自己完全丧失抵抗力而不幸被俘的，作为个人对战争的失利、对自己的被俘都不应承担责任，但我们却总摆脱不了一种对国家，对党的负罪感！
于是，就出现了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里有比起朝鲜人民军战俘营远为严重的精神压抑、情绪消沉现象；甚至出现了有的难友被俘后寻机自杀的现象；出现了盲目越狱逃跑事件；出现了“用鲜血和生命去洗刷耻辱！”的斗争口号。而中国战俘的这种“耻辱感”甚至曾被敌人利用来策动战俘背叛自己国家，阻止战俘回归自己祖国！
然而，在我们这些中国战俘心里，也还有我们那一代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强大精神力量：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我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目睹了甚至亲身参加了打败日本鬼子侵略和打垮由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反动腐败政权的战争！那个响彻全世界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还回荡在我们耳边，那犹如旭日东升新中国的万丈光芒还闪耀在我们眼前！我们都曾经为祖国的新生而流血流汗，即使现在身陷囹圄也是为了她我们那人民勤劳，江山秀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祖国啊！对我们中国战俘所有爱国者来说，战俘集中营无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又一个战场而已！
美国当权者竟然要强迫这样的中国战俘放弃做人的尊严，背弃自己的信念，背弃自己的祖国，谈何容易！
啊！历史学家们将怎样来总结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中营斗争的是非曲直呢？
未来等待我们这些战争幸存者的又将是什么呢？
送我们回国的那趟专列终于平稳地到达了新义洲，前面就是鸭绿江了，我们大家都拥向窗口。啊！鸭绿江水已变得那么碧绿纯净，三年前河面上那滚滚硝烟已化为历史的尘埃随风飘去了。
大铁桥那边就是丹东市。河岸上伫立着那么多骨肉同胞在等着迎接我们归来呢！我闭上眼睛将额头紧压在窗玻璃上，从我心底深处升起一声剧烈颤抖着的撕裂长空的呼喊： “祖国，您的满身创伤的儿子回来了！”
“２０字方针”
我们在丹东没有停，列车送我们直达沈阳。在沈阳我们住进东北军区招待所。过了两天就又坐上火车前往辽宁昌图县。接我们去的那位干部是东北军区“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的一个干事。他告诉我们先期回国的难友们都在那里休养，一方面治疗在集中营所受的严重创伤，恢复身心健康，一方面加强学习，了解祖国这两年多来的巨大变化，以便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我们听了是何等高兴！祖国的怀抱是如此温暖！
列车在广袤的松辽平原上行驶，尽管冬天的田野还显得荒凉，在我眼中仍然是那么亲切，美丽！心想：“这才是我亲爱的祖国！我的母亲，不怕您现在还贫穷，我们会很快让您富饶起来，会把您打扮得更加美丽的！”
到了昌图，见到城里到处张灯结彩，“庆胜利，迎新春”的大红标语贴在新刷白的墙上十分醒目，才想起春节即将来临，而且这是朝战停战后的第一个春节呢！我们在“归管处”的招待所住了好几天。主要任务是“补课”。
原来在我们留用开城的四个来月中间，难友们在昌图的“学习”内容都完成了一大半。我们必须跟上学习进度。“归管处”的领导郭主任亲自给我们“上课”，做报告。他在致以慰问之后，先传达了中央对待我们的２０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然后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方针的内容和“归管处”执行方针的措施与情况。郭主任还说：“现在各团都已进入自我交待和互相帮助阶段。由于大多数同志都能虚心学习，端正态度，学习进行得比较顺利，有可能提前完成预定的计划，让大家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参加祖国建设”。他表示：“相信你们会很好地按照组织上的要求，认真地完成学习任务。因为大家都是集中营的核心领导和斗争骨干”
郭主任的讲话使我们很受鼓舞，惟一使我们有些不安的是，在昌图听到了我们十分尊敬的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的情况，据说他的个人交代一再通不过，他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已经有些精神失常。这使我们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过了三天，宣布团营干部留在昌图，其余连排干部都分配到下面教导团。我和几位战友被送到教导三团一营二连。我们连驻扎在金家镇大四家子村，以班为单位分住在老乡家里。
最初一段快乐时光
到连里我见到了不少原来在“８６”“、７１”、 “６０２”等集中营联队部共患难的老战友，我和他们是从杜德事件后就分开了，这一年多他们在济州岛，我仍留在巨济岛，海天茫茫，相互挂念。他们遣返后，我们这些“战犯”迟迟不予交换，他们写了“备忘录”请板门店我方谈判代表指名要我们。等我们到达开城时他们已先期回国。我们又被留在开城参加解释代表团的工作，晚了四个多月才回来。现在我们在生离死别之后站在祖国的土地上重逢，心情非常激动！
曾在“７１”带头缝制了集中营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曹明，送给我一床花被面，说：“早就买好等你回来要为你做床新被子！”曾一起在“７１”担任英语翻译的张济良紧紧地拥抱了我，我想起他当时冒名顶替代我从“７１”去釜山接受审讯，结果被敌人发现挨了一顿毒打，我两眼发潮了。
当天连里请我们几个新来的“学员”到连部谈话，“归管处”派来的连指导员说：“你们因工作需要回国晚了几个月，你们先休息几天，过了春节再说，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于是，我们开始了新的“学员”生活。
“归管处”对我们生活上的热情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了，我们的伙食是部队团干的中灶标准，几乎餐餐都有肉，对我们这些刚吃了两年多“半碗饭”、“清水汤”的人来说无异是天天过年！而我们的精神食粮也十分丰富：我们三天两头看一次电影。国产电影不少，苏联电影更多。尽管在露天演，有时还有大风，可大家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跟着电影里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我们整整三年没有看过电影了！图书室的杂志画报也应有尽有。
连里还组织了文娱活动。我们连的知识青年不少，又有原是１２军文工团导演的老高，他担任了我们男声小合唱队的教练，我们排练了不少苏联民歌，从《伏尔加船夫曲》到《三套车》，从《卡秋沙》到《纺织姑娘》。我们的演唱在当时全团春节联欢会上很出了点风头！兄弟联队的文娱活动也很红火，我还记得彭林在联欢会上主演的双簧，他那红脸蛋、白眼圈和扎了红头绳的冲天辫子逗得大伙前仰后合！
那个春节联欢会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次了，这是我们在自已的土地上过的第一个春节联欢会！在集中营里我们就是在梦中也从未这么开心过！
大四家子村的老百姓对我们也很好，那儿是老解放区，村子里不少人家门上挂有“光荣军属”“，光荣烈属”的牌子，又有拥军的老传统。一开始，老乡们对我们这些穿军装却没有胸章帽徽的军人很奇怪，后来知道我们的来历后也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看不起我们。我们班住的那家老乡跟我们真成了一家人。有时晚上不看电影，大家围着热炕头，那个上中学的小伙子常缠着我们讲集中营的斗争故事，老大妈在旁边听了还陪着我们抹眼泪！这样的时候，即使窗外寒风怒吼，我的内心也倍感温暖。
我住在老乡家也有“合不来”的地方，首先是那热炕头怎么也习惯不了。昌图的数九寒天窗外少说也有零下２０度，室内却只靠烧炕取暖，在屋里还得穿棉衣，但那土炕表面的温度却在４０度以上，刚钻进被窝时挺舒服，一会儿就热得出汗，可打开被子又冷，只得盖上。于是我就只有辗转反侧，翻来复去，成了一块被烙烤的大饼！直到炕温下降到室温左右才能慢慢进入梦乡。但更不习惯的是男女老少在一间屋里，一个炕上睡通铺，而且老乡们还有脱光衣服睡觉的习惯！
我们那间寝室除了过道实际上只有一个大炕，那炕至少有十米长，我们半个班六个人和老乡家五口人都睡在那炕上，晚上只用一个布帘隔开我们和主人一家子。主人家老两口紧靠门口，那儿离隔墙的火灶最近，炕温也最高，然后是他们的上中学的“老小子”。主人家的小两口紧靠布帘，当那天我被补充到这个班里来时，班长安排我睡在紧靠布帘这边，说是照顾我，因为离门越近越暖和。
我的天！本来被“烙饼”就睡不踏实，偏偏布帘那边传过来小两口的轻声细语，后来还有压抑着的喘息声。正血气方刚的２４岁的我怎么受得了！班长老张是我们在巨济岛小监狱时那个地下党支部的书记，比我大五，六岁。当第二天我向他要求跟他换地方睡时，他狡黠地看着我说：“老弟，这是对你的信任！人说 ‘当兵三年，母猪当貂蝉’，何况咱这三年兵有两年多是在见不到女人的集中营里，要是你这个大知识份子都经不住考验，别人就更不成了！”
于是，我只得去承受这种特殊的考验了。但我心想：我在集中营里是见过女人的，不仅有朝鲜女难友，还有咱们惟一的中国小妹！我听说小丫就住在金家镇的小学里。
不久在一个赶集的星期天，我去了金家镇，见到了两年半未见面的小丫，她显然长高了，丰满了，真是个大姑娘了！她见了我好高兴！歪着头说：“你把我忘了吧！”我愉快地握着她的手说：“你托朝鲜女代表带给我的信我还背得下来呢！”她一下脸就红了。
我问她都在读些什么书，她说读高中语文，说她天天听小学老师讲课，想将来也教书。我说：“真有志气！”她忽然低声问我：“你信中说你有未婚妻是真的吗？”我答：“是真的，而且快来探亲了。”她垂下眼睛说“：那就祝你幸福。”
有朋自远方来
春节刚过，我的未婚妻Ｍ真的来了。
节前，Ｍ就从西北大学来信说她决定趁寒假有空来部队探亲，否则，开学后她们地质系毕业班就要开往大山里去进行地质勘查实习，那时恐怕连通信都困难了！随信她还寄来一张六寸大的加了彩色的头像。那天，我从通迅员手中抢过信，跑到屋后田野里去看信。我捧着像片，专注地望着那双三年来无数次在我梦中出现过的，我曾以为永远再也见不到的大眼睛，于是一切都摇晃起来，那伸向山坡的冷清的牛车道，那坡顶上光秃的孤树，都一下变得模糊而遥远。
我们是大学同学，参加革命后都从事文艺工作，曾在学生运动中为介绍解放区一起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也曾在敌后武装斗争中为慰问游击队员共同演出《夫妻识字》；解放后我们合编进军分区文工队，又一起演出过《白毛女》。朝鲜战争来了，我被调往野战部队去抗美援朝，她考上了西北大学地质系去重读大学，临别前我们订了婚，那天晚上，她是那么激动，好像是既要弥补过去在艰难危险的地下斗争中没有机会充分表达的对我的爱；又要预付给我到异国远征之后无法享受到的她的温情，她把一切都给了我！
我事先请求连里给她准备一个住处。于是，“小张的未婚妻来队探亲”的消息一下传开了。等到正月初十那天，连里派出的大车把她从昌图火车站接回来时，大家真正热闹了一番！伙房专为她炒了几个菜，连长、指导员来陪她吃晚饭，周围还挤了一圈跟我最亲的战友们，大家七嘴八舌跟她讲：“我们张翻译在集中营表现可好了！”“、他做的贡献可大了！”
晚饭后，先送她到我们班里跟大伙见面，房东一家也参加了，炕上炕下挤满了人。她带来的糖块和飞马牌香烟更增加了喜庆气氛。要看“新媳妇”的邻居姑娘和娃娃们轮流进来拿“喜糖”，你推我搡地嘻笑。男人们抽着烟嚷着：“让小张两口子来段夫妻识字！”等我们唱了，又喊：“再来段兄妹开荒要不要？大家鼓掌！”我刚一唱完“雄鸡雄鸡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房东的老大忽然说：“小张同志，你昨儿半夜又说梦话又哼歌子，好像就是唱的这个！我心想小张准有啥高兴事才半夜唱起歌来，原来是要见到你媳妇了。”大家又是一阵轰笑！直到连里吹熄灯号才散去。
我把Ｍ送到村头一位孤老大娘家，大娘已在单间里烧好炕，铺好被子。还说：“被子薄，你们俩就凑合着挤着睡吧。”等只剩下我们俩拥坐在炕沿边，我们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三年来在硝烟与铁窗里的苦苦思念，只化为燃烧在两双对视着的眼里的烈火！化为静静冬夜里两颗一起跳动着的心的轰鸣！后来，她轻轻地推着我说：“你回去吧！”见我不愿动身，又柔声说：“咱们明天就向组织上申请结婚，就在这里办喜事，好么？”我垂下头，起身要出门，听见了背后她急促的呼吸声，我刚转过身，她已扑上来紧紧地抱住我，我感到火山爆发了！在天旋地转中又忽然惊醒过来，在热吻中我触觉到她满脸泪水。这次是我轻轻地推开她，转过身大步跨出门去。
那天晚上我觉得炕比平时都烫，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去。一大早我就跑去看Ｍ，她正背着我梳头，那散开的发辫像黑色的瀑布洒向她浑圆的两肩，当我看见镜子里她那仙女般的笑脸，我扭身就跑到连部去。正好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结结巴巴地问他：“我能不能申请结婚？”指导员立即拿起电话向营里请示，然后告诉我营里将向团里请示后再回答我。下午指导员请我到连部，遗憾地说：“由于现在你们还是军人，按部队规定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才能结婚。”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天后，我送Ｍ上火车回西安。临别时，我踞起脚在她耳边说：“等你毕业，等我复员，我们就再不分开了！”作为回答，她从车窗伸出手来使劲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车开动了，我分明看见她两眼泪光，她却一直微笑着向我挥手，直到列车消失在铁轨尽头。
“被俘就是变节”
元霄节过后，连里要我们抓紧写出自我交代材料，指导员跟我们谈了话，明确我们“交待”的内容是从被俘到交换回国的全部过程，并提醒我们：“是否能交待好，关键是要端正态度！即端正对党，对祖国人民的态度，也就是要对党绝对忠诚老实，特别是绝不隐瞒自己犯过的错误，那怕只是由于一时的糊涂而做错的事也不要放过！因此，能否交待好，也考验你们对党是否忠诚老实??”
这些话我是完全同意的，只是感到有些多余！我们靠什么去坚持斗争回归祖国，不就是依靠我们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么？还需要再考验么？我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抓紧详尽地写完了自己的“交待材料”。我先请班长过目，他拿着我写的厚厚的材料，在手里掂了掂含笑说：“还是按规定先在班里读一遍，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等我在班里念完，得到总的意见是：比较详细，具体，但要大改：第一叙述过程太多；第二，强调客观太多，挖掘主观思想不够；第三，分析认识差。
开完会，我找班长讲理：“被俘后咱们俩长期在一起，我的情况你最清楚，干嘛不在会上讲几句公道话！？”
“老弟，你别埋怨，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谁都得过五关！” “那我该咋办？”
“要想通得过，你必须只写缺点错误，不说优点成绩，只写事实本身，不说过程；只写主观想法，不说客观原因；最后认识还必须深刻！” “你干嘛不早告诉我，让我白费功夫？！”
“这又不是上级明文规定，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道道，怎么敢随便泄露天机！要不是你，我还不想吭气呢！”
“可我想不通：不让说优点成绩，还怎么正确评价我们在集中营的表现？”
“现在上面要的是你的交待材料，不是总结材料，你别忘了２０字方针里讲的是严格审查，不是全面鉴定！”
我回到宿舍，爬在小炕桌上改写交待材料，却好久拿着笔发呆。我开始明白我们这些人原来并非有功于国的“斗争英雄”而是“审查对象”。我看着入朝慰问团送给我的茶缸上那“送给最可爱的人”几个大红字，感到非常刺眼，禁不住将杯子转过身去。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我责备自己这个党员的党性太差：“你应该站在党的立场来考虑问题。集中营情况那么复杂，你能保证回来的六千人都没有问题？不严格审查行么？你应该相信党组织，有思想问题应找党组织谈”这样的自责反倒使自己内心稍为安定下来，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虔诚的心情去连部找指导员汇报了自己的“活思想”。指导员表扬我的“组织观念强”，要我放心，说组织上对我们在集中营斗争中做出的成绩是清楚的，也不会埋没功劳，只是功过不能相抵，作为党员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应该在高标准、严要求方面给群众做表率。还说：在端正态度之后，提高认识就很重要。有些问题不是你们不愿交待而是没有认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质。比如不少同志向敌人承认了自己所属部队番号，却不认识那就是暴露军事秘密；不少同志在战俘营当过俘虏官，却不认识它有“为敌人服务”的一面。最后他还要我打消顾虑，要相信“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在“想通”之后，较快地改写了交待材料。指导员来班里参加讨论我的交待。这次群众反映：“你是比上次有进步，但有两个重要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认识：一是你的被俘、个人就没有责任？二是你当 ‘翻译官’就一点个人企图都没有？”总结时，指导员表扬了我们班“帮助同志能够不留情面”。
就这样，我在群众的帮助和领导的启发下，检查出我在被俘时是带有一个未能扔出去的手榴弹的。我写上了：“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又想我由于当“翻译官”，确实有时比一般难友吃得多点，便写上了：“被俘后怕饿肚子，同意给敌人当翻译为敌服务”，并自己将这些行为定性成”：“严重右倾保命、丧失气节行为”。我的交代终于在班里得到通过，并为连里接受。
紧接着开始了背靠背的相互揭发。重点是揭发别人的战场主动投敌、参加反动组织、出卖党员干部、有意泄露斗争机密、以及为虎作伥打骂难友等变节行为，甚至要求揭发哪些人有敌人派遣回来的嫌疑！还宣布了在此期间不许任意相互串连，不许订立攻守同盟等纪律。这一下更加重了大家心中的阴影，相互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到了１９５４年４月，我们的交待、审查、揭发基本结束。团里做了“学习总结”，表扬了一批交待好认识好的学员，宣布组织上已经根据各人的交待审查做出了政治结论与组织处理意见，报上级审批去了。在等待处理阶段，归管处曾组织我们到附近农村去参观农业合作化，组织大家学习有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等等。我们在表面上还热情参加，学习讨论中也积极发言，但大多数人都心神不定，惶惶不安！
我的心情稍为好一些，据到连里参加抄写结论和处理意见的那位难友偷偷告诉我：报上去的对我的处理意见是：“留党查看，恢复军籍。”对此，我已经很知足了。
决定命运的时刻
１９５４年６月的一天终于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由团政委宣布：上级已批下来对我们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
宣布对我们进行处理的三类不同政策界限。我记得大意是：一、被俘情节清楚，被俘后有一定右倾错误但能即时改正，积极参与对敌斗争表现突出者恢复军籍，保留党团籍。
二、被俘情节清楚，被俘后有严重失节行为，但能改正，并积极参加对敌斗争者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
三、被俘情节严重，被俘后虽能参加一定斗争但有严重变节行为，影响恶劣者开除军籍、开除党团籍。
团政委在大会上反复强调了要相信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要愉快接受上级对自己所做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要……他后面说些什么我已经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紧接着大家回到连里听宣布个人结论和处理决定。我们低头坐在连部大院里，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气氛既紧张又沉重。连长拿着一叠档案，指导员逐个打开宣读结论。声音干涩而呆板。我听到一个个战友们的处理大都是承认军籍，开除党籍或团籍。有几个恢复军籍的、党籍也被开除了。更有两个军籍，党籍都被开除了。我的心下沉了！忽然我听到念我的名字，心又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
“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我感到脑子一下胀大了，耳边反复轰鸣着：“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
散会了，我跟着大家迈出院门，无目的地向田野走去，我望着阴沉的天空，心里反复叨念着：“怎么能这么对待我，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呀！”
我听见了咽呜声，我看见一个个难友弯下腰来，蹲在地头上，抱头痛哭。我的泪水也禁不住泪泪而下。我的这些抗日时期参军的战友，在战场上曾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集中营里又是坚贞不屈的铁汉子，他们为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受苦受难，怎么就被党推出门外，成了被遗弃的孤儿了？
看着他们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一个念头出现在脑子里：“你曾是大家的代表，曾经为大伙儿所受迫害跟美国鬼子的将军面对面地进行过辨论、抗议，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应该再次站出来申辨一下啊！”
我转身去到连部，连长指导员客气地站起来让坐，我只站着说了句：“这么处理我们不公平啊！”就说不下去了。连长走到门口看看外面，向指导员摇摇头，指导员过来握着我的手轻声说：“泽石同志，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我们连里为你报上去的处理意见是 ‘恢复军籍，留党查看’，可上面没有批准。”我说：“我不只是为我自己，这样处理大家都想不通，请求组织上能重新考虑一下。”连长态度诚恳地摊开手说：“你知道我们这一级组织是无权改变结论的。”
我又去到营部找到营教导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教导员却很不耐烦地说：“你对别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最好只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对我的结论也是夸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指导员说：“你结论上的话基本上都摘 自你本人的交待材料，又不是我们随便给你定性。”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我血往上涌，忍不住说：“你在全营大会上宣布的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还算不算话？” “当然算话！”营长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他不知什么时候进了营部。见我转过身来，他阴沉着脸继续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功臣？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低头撞出门去，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
十几年后，我们师的组织干事韩子建因为他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委以其被俘问题不批准他重新入党的申请，他跑到东北军区政治部上访，要求部队给他做个证明，证明他在战俘集中营的突出表现，（他曾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日那场震惊世界的济洲岛中国战俘升起十面五星红旗并为保卫国旗伤亡２００多名难友的爱国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一位政治部干事将他当年在归管处写的自我交代材料的复写件翻出来让他再看一遍，并请他根据自己的交待去自我评定能否重新入党，他读完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抱住脑袋无话可说。回去后不久就传来他的死讯。
尽管当时我们不少人已经意识到那样的结论和处理将带给我们十分艰难的岁月，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它将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后果！因此，虽然大家都委屈，痛苦，却又都接受了这种不公正处理。不少战友以“这不过是我们当儿女的遭母亲错打了一巴掌”来自慰。我甚至想：“跌倒了再爬起来吧，我要重打锣鼓另开张，要继续革命，重新入党！”
告 别
１９５４年７月５日，我在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大四家子村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三团的全团大会，听取了上级对我们的安排决定： “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作为复员军人由当地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安置，开除军籍者资遣回乡，给予出路由各地政府安排。”
会后，团里将我留下，团政委告诉我：“归来人员中你们四川籍贯的最多，共有两千多人，现已决定集体送你们回去，估计一周内从昌图坐火车动身。组织上决定由你和黎子颖协助我们归管处派出的带队干部以加强部队的沿途管理工作。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回去做好准备。”
有什么要准备的呢？行李简单的很：一床被子，一条毯子，一身棉军衣，两套单军衣，再加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面一个塘瓷缸，一双碗筷，一个笔记本，一本相片册。还有发给我的１７０元复员费。
挎包里最贵重的是我至今还珍藏着的那个３２开的红色硬皮笔记本和那本贴满了难友们像片的黑色相册。“文革”中抄家，我和妻子的结婚证书、订婚金戒指等等都被红卫兵抄跑了，但那个笔记本和相册却被我视如生命尽力保存下来。
在金家镇的最后几天，大家最忙的是互相留下通讯地址，留下几句祝福的话。这些连同我那时记的日记，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小的日记本。许多年来，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总打开这个小本子读一读战友们的留言：“泽石战友，在我心目中你是最有才华最富感情的兄长，相信你今后仍将为党为祖国做出非凡的贡献，而你深厚的战友情谊将永远鼓舞我前进！小Ｚ。”
“泽石老弟，从此我们将天各一方。别忘了我们在集中营生死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友谊！Ｃ。 ”。
我也常打开相册看看战友们的留影。如今那相册上已有好几位永远离开我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和战友们的告别。
临离开大四家子的前一天，我特别去跟被开除军籍的“７１”的翻译张济良和“８６”的书记长郭乃坚告别。他们已换上了蓝色的平民服装，特别刺眼。
我们长久地紧握着手，我们在苦难岁月中共同经历的血火画面无声地从我的眼前掠过，千言万语尽在沉默之中！
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与张济良的永别。他在三年之后死于劳改队里，而我和郭乃坚的再见是过了１／４世纪之后。
我又到金家镇去看小丫。小学校已放暑假，她一人在女教师宿舍，暂时还不走。我告诉她我们即将动身回四川，特来向她告别。她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我强笑着说：“等你回成都咱们肯定还能见面的。”
她默默地拿出一张她刚照的一寸小照片，用她那秀丽的笔体在背面写下她在温江县的家庭地址后交给我。我回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也在背面写上重庆市我父母的住址。我真以为不久会见面的，却不料再次见面已是２５年之后，她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
到了昌图县，我们又去招待所跟集中营的领导同志们告别，大家在招待所门前合了影，那是我非常珍贵的一张相片。我们集中营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斗争骨干差不多都照上了。我特别请赵政委和孙振冠在我的小本本上写上几句“临别赠言”。
他们勉励我要准备承受另一种也许比集中营更为艰巨的考验！我听说他们也都被开除了党籍，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也知道他们内心肯定比我更为痛苦！
在昌图，我们还去看望了病中的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见到他那形消骸露的样子，我们心痛不已！我们已经听说他不只是党籍，甚至军籍也未保住！他可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红军啊！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０日，我们千余名四川籍“归来人员”在昌图坐上火车复员还乡。没有鲜花旗帜、没有欢送人群！列车起动了，我心里默念着：别了我的军营，别了我的战友！别了，我２５岁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