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六年右派
帮助党整风
１９５７年６月初，正当我一方面以主要精力去辅导毕业班学生高考前的化学总复习，一方面照顾休产假的妻子，学校党支部召开了教师大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明确提出了：“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策，欢迎“ 大鸣、大放”！随即又布置教师工会召开教职工大会开展教学民主，请大家在会上对学校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决定由我这个宣传部长来主持大会。那次职工大会开得相当热烈，不少老师畅所欲言，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我在最后做总结发言时，感情一激动顺口使用了在报上见过的名词：“民主办校”。我说：“今天的教职工大会开得很好，充分发扬了老师当家做主的精神，迈出了民主办校的第一步！”
几天后，支部副书记又召集了少数老师开会，副书记说：“ 今天与会的都是递了入党申请书的积极份子，请大家来是希望你们带头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不论是方针、路线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还是个别党员的作风问题都可以提。”
会后，我很激动，心想这次党中央是下决心要认真解决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了。我想起地质部××司的那“位老党员、老革命”的所作所为，那已经不是一个作风问题而是蜕化变质问题。要是更多的领导干部也像他那样依权仗势为所欲为，群众就会对党产生对立情绪，党群关系肯定要紧张，党群矛盾必将激化，尖锐到一定程度矛盾的性质都可能发生变化。党如果失去了民心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切身痛苦体会向党呈述，呼吁党要对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加强监督，应对个别人的蜕化变质问题进行严历的惩处。
第二天，我就到党支部去向那位Ｚ老师汇报了我的上述想法。我将地质部那位司长的恶劣行为做了较详细的揭发，并请求组织上将此情况反映给地质部党组。最后我说：“我真诚地希望在新社会不要再发生新的梁山泊祝英台事件！”。
风云突变
１９５７年７月初，学校匆匆结束了各项工作，校领导宣布全体教职工一律留校参加运动。我还得抓紧完成我的毕业班班主任任务：帮助学生选择高考志愿，对估计考不上大学的同学预先做好思想工作，进行家访等等。
学生放暑假回家了，喧闹的校园安静下来。那天早饭后，老师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到会议室集中开会，因为领导上说这次会很重要，一律不许请假，带孩子的老师也必须参加，便有几个当了妈妈的老师抱着孩子坐在门边上，其中就有Ｅ我的爱妻！我坐在她边上，看见刚两个月的儿子拱着她的乳房吃奶，我拍拍小家伙轻声说：“你真是贪得无厌。现在开会了不许闹，啊！”
这时主持会议的支部副书记说：“老师们，请安静，开会了！今天的会主要是结合我们学校最近出现的一些言论，大家来分析认识，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现在我们先请张泽石老师谈一谈他的一些观点。”我的耳朵在战争中受过强震听觉有些迟顿，也根本未想到会先叫我发言。
Ｅ捅了捅仍在疼爱地看着儿子的我，我抬起头来，这回听清了会议主持人对我说的话“：对，张老师，请你谈谈吧！” “我！我谈什么？”我确实有些吃惊！ “对，你就谈谈你在党支部对我说过的那些观点！”Ｚ老师说话了。 “难道我那次向党汇报的想法也要向大家公开么？”我脑子迅速地开动起来，心开始往下坠，但又想：“我那次谈话的观点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呀！”于是我尽量平静地向大家复述那次汇报的主要内容：个别老干部蜕化变质企图霸占别人的妻子，有损于党的威信，建议党组织给予党纪处分，并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监督！ “你不止是就事论事，你还上升到党群矛盾的理论高度谈了你的观点，也请说一说。”Ｚ老师又提醒我，于是我又讲了我在思想汇报中谈的关于某些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行为，将造成党群矛盾并有使之激化的危险的想法。“你最后还提出了一个 ‘希望’，也跟大家讲一讲吧”说话的还是Ｚ老师。“我，我希望新社会不要再发生梁山伯、祝英台事件。”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发抖。“好，现在请大家就张泽石的观点和言论进行分析认识。”会场主持人态度严肃起来了。
在一片“我说”“、我说”“、我来谈点看法”的喊声中，我看见了在那次“党积极份子会议”上的那些老师的面孔。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了，我这才感到形势严重！我的头沉重地低了下来！我把身子转过去尽量背开我身边的妻子和儿子，我不愿也不敢去看她那时的脸色！
我听见了那几位老师的发言：“张老师的话听起来味道有些不对头，怎么能把个别干部的问题归到党的身上呢？”、“他还提出什么党群矛盾，党在我们心中如一轮太阳，我们和党根本没有矛盾嘛！”、“你甚至还说什么搞不好矛盾要激化，真是危言耸听，帝国主义就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动是党群矛盾激化呢”
“不行，我必须向大家说明我的态度和愿望，这样上纲上线太歪曲我的原意了。”我举手要求发言。
“你最好先冷静地听听群众的意见，不要急于去为自己辩护嘛！”会议主持人剥夺了我的辩护权。
于是会议发言越来越“热烈”了，用词也愈来愈明确了！
“张泽石的言论跟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如出一辙，都是对党的恶毒攻击！” “使用的手法也相同，都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他泡制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要抢占民女的神话来污蔑党的形象，还含沙射影说什么新社会不该再出现梁山伯、祝英台事件，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就这么阴暗？他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张泽石还在教职工大会上大唱要民主办校的调子，跟大学里那些大右派一唱一合，妄图取消党对学校的领导！”
“张泽石的言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
“张泽石就是我们学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开始时我还感觉到血往上涌，头发胀，心发颤，到后来就麻木了，那些发言的声音愈来愈远，那些发言的人的脸形在我的偶尔一瞥中也愈来愈模糊，后来那些声音隐去了，在我耳中出现了朝鲜战场的枪炮声，出现了集中营里美国鬼子的喝斥，叛徒们的狞笑，眼前出现了巨济岛上的阴森森的“最高监狱”的牢房，出现了在昌图县大四家子村那个宣布开除我党籍的场面，出现了Ｍ交给我“绝交信”的镜头……我不知那次“批判会”什么时候散的会，一直等到副书记走过来拍拍我的背对我说：“老张，你回去认真想一想大家的发言，不要计较个别老师的用词，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提高认识！回去准备好明天在大会上要做的检查！走吧！该回去吃饭了。”我这才发现会场上人已走光，我看看身边妻子曾抱着儿子坐过的空椅子，一下跳了起来，快步赶往我们的“小家”。
好远我就听儿子那特别响亮的哭声，我推开门一看，Ｅ正脸朝里搂着儿子躺在床上双肩抽动着，我掩上门靠在门里，觉得全身无力，抱着头慢慢地蹲了下去。一种对无辜妻儿的深沉的愧疚涌上心头，掩盖了我自己巨大的痛苦……我听见Ｅ抱着儿子下了床，过来拉我站起来，我望着她那双红肿的眼睛，顿时觉得心如刀搅，便迅速转过身，将头用力撞在门上痛哭起来，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我要反党早在集中营就反了，早就去美国去台湾了，何必拼死拼活回来！命运干吗如此捉弄我啊！
还是身边儿子更大的哭声惊醒了我。只听见妻子哑声说：“你抱着他，我上街去给他买牛奶，我的奶水好像一点也没有了！”
“怎么，你奶水没有啦！”我全身一震，完全清醒过来！“我这就上街去买！”在儿子哭声催促下，我拿着钱往街上走去，心想：“Ｅ的奶水本来特别足，儿子吃不完，还喂二姐的女儿，怎么一下就没有了？”“都怪我，让Ｅ受惊了，把儿子害苦了。”走了几个小铺都没有鲜奶卖，幸好买到一袋“肥儿粉”赶了回去，凑合止住了儿子的哭声。
那天晚上，Ｅ和儿子睡了，我伏在桌上继续写交代检查。 思想很乱，写写停停。一想起批判会上对我的那些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欲加之罪”就非常委屈，写不下去，但一看见妻 子、儿子那甜美的睡姿，一听见那亲切的鼾声、梦呓，我就冷静下来，想：“这次运动不首先揪你还揪谁？你只有力求减轻些处分。你本来就有严重历史政治问题，决不能跟运动顶牛，需要自己骂自己都行，只要她们能少为我受罪”！
为了表示我态度诚恳，我又自己“坦白”了几条“错误思想”：我对学校发展党员有看法，认为只发展“唯唯诺诺”的人；一次一辆红旗轿车溅了我一裤子泥水，我便想现在当官的已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我思想上还认为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有一定道理。写完了“检查”，我抱着也许能渡过难关的一线希望在Ｅ身旁躺下，夜，静极了，只有后山上坟莹的猫头鹰在阵阵哀鸣！
第二天开大会，我的检查仍通不过。说我“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企图蒙混过关”“、态度极不老实”，甚至有人追问我：“你既然认为党群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激化，那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你不可能没有想过。”我只得说，“矛盾激化的结果就可能转化为对抗！”又有人追问：“那对抗的结果呢？”我说“：没有想过！”。
“你不老实！”有人喊“：张泽石不老实怎么办！”有人拍桌子“：张泽石，你站起来！”“，张泽石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右派分子张泽石”！
批判会显然已变成了斗争会“，我成了什么人？”我在心里 痛苦之极地呼喊！
“张泽石，大家对于你的顽固态度很气愤，无非是想挽救你，不让你坚持反党立场，你应该放聪明点，早点转变自己的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会议主持者如是说。
“我，我想一个革命者如果蜕化变质就将走向自己的反面，一个革命政党也是如此。若走向反面，和人民的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那结果只有自己垮掉或人民起来推翻它！”我明白我是无路可走了，而他们要的就是最后这句话！
“你用不着遮遮掩掩拐弯抹角，你想的就是要煽动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告诉你，张泽石，你这是蚍蜉撼树，白日做梦！我们群众是不会受你的煽动的，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位发言的老先生唾沫四溅，没注意到旁边的人直躲他，而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
“今天张泽石还算承认了点实质性的东西，你回去根据大家对你的挽救，认真挖掘自己的反党根源，拿出像样的检查交代来。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老张你留一下。”会议主持人终于宣布散会！
我低头坐着等副书记训话，只听他说：“今天你态度还比较好，如果检查交代也写得认真，得到运动领导小组的认可，就不再开大会帮助你了，有两个问题要提醒你，一是我们已经知道你执笔给中央军委写了封信，企图为你们的变节被俘问题翻案。第二，有人检举你们家里不只一次开反党黑会，这些严重问题你必须如实交代，我们为了给你一个自己坦白的机会，才没在大会上揭发出来！”
我的眼前发黑，感到挨了一记沉重的闷棍：“我自己反正已经如此了，可你们干吗还要把我的家人、战友都打下水！”我十分艰难地往宿舍走，“不，整死我也不能从我这里拿到什么材料去整他们！”我下了“顽抗到底”的决心！
推开家门没见到她们母子，我心慌了，今天开我的斗争会，领导上开恩没让Ｅ去参加，可她会上那儿去呢？我惶惶不安地在屋里打转，不一会Ｅ抱着孩子，回来了，脸色很难看，她把已睡着的儿子放好，回过头来看着我低声说：“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了！说给你，你要挺得住！”。我说“：集中营都挺过来了，你别担心！”
她才告诉我领导上找她去谈话，要她交代我们家每次聚会都谈了些什么，她实在想不起说了些什么反党的话，她说自己每次聚会都是和妈妈在厨房做饭很少参加大家聊天。领导上说：“老张家的××都写了揭发材料来了，你是他爱人会不知道他们家都说了什么？”又说“别忘了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要是跟他划不清界线，后果你自己考虑！”
我反过来安慰她说：“副书记已经要我交代每次家里聚会谈话内容，你确实都没怎么参加就别管了，我会如实地交代的”。
学校接着又从教职员中揪出几个右派份子，其中就有那个在我的斗争会上发言义愤填膺唾沫四溅的老教师，而给我的任务是闭门思过，反复修改自己的“认罪书”，其完整内容应包括 ：１．自己何时、何地对何人散布过哪些反党言论？
２．我对这些反党言论的错误与危害性的认识。
３．我反党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
４．我还和什么人有过反党活动反党组织。
５．我今后如何改邪归正，脱胎换骨。
运动领导小组最后对我的“认罪书”中第四条始终没写出什么具体内容，警告说：一旦发现我有隐瞒，将受到加重处分，然后叫我回家听候审查处理。
同遭厄运
那个星期天，在允许我离校返家后，我和Ｅ带着儿子先回到她的家中，我请岳母照顾一下Ｅ和儿子，自己急忙赶回东单去看已半个多月未见到的爸妈，这段时间我从报上看见全国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的大量报导，确实心惊肉跳，我担心亲人们的命运，特别是他们又向我和Ｅ追查所谓“家中开黑会”问题，每读到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右派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之类的指斥，就更担心我们那种具有自由、民主气氛的家庭聚会，从父亲开始到我们兄妹平时追求进步，关心政治，喜欢各舒已见纵论天下事的坏习惯将带给我们可怕后果！更何况我十分了解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受的西方民民主义教育与对我们子女自小给予的民主思想的薰陶，还有解放前夕我带回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再加上我们全家所崇尚的士大夫对国家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感、责任感，使得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决不会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政治生活中的阴暗东西去装聋作哑，更不会俯首贴耳。这些在当时是太不合潮流了，太危险了！我在回家路上，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
果然，一进家门就感到冷冷清清，兄嫂弟妹都没回来，妈妈急着问我情况如何，为什么那么久不回来？我只好说我们学校集中搞运动，都不许回家。妈擦着眼泪告诉我： “你二哥、二嫂都挨整了，你爸他们农业部也给爸爸贴了大字报，老三，这怎么得了呀！” “好多人都被贴了大字报，那只是一种公开提意见方式，平时难得听到下面的批评，来一点民主是好事嘛！”爸在旁说。
“爸那儿，您放心！爸是党外民主人士，又是邓小平同志吸收参加政府工作和调来中央的，他的农业部油料处处长工作，很有成绩，去年在部里评上先进工作者，国庆节还上了天安门观礼，可见领导上在政治上对爸是充分肯定的，您完全不用担心！”我竭力安慰妈，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对爸妈说我去买点菜回来，便独自上了城墙。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为二哥、二嫂也被打成右派而非常痛苦、思绪万千！我的二哥是一个正义感非常强，事业心也非常强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我想起１９４８年党组织将我从华北解放区调回四川从事敌后武装斗争准备迎接解放，由于党的重庆市委遭到破坏，回川后，我失去组织联系，是他冒着危险留我在他当助教的四川大学，并将我介绍给中共川大地下党的。他那时虽同情党的政治主张，但不赞成党的阶级斗争路线。他那时和父亲一起变卖了祖父留下的田产，成立了一个“世民服务社”（“为世界人民服务合作社”）在成都郊区乡下建立“合作小水轮机站”用来发电碾米，实验他们的乡村建设路线，希望以科技扶贫来减小农村贫富悬殊，来缓解阶级矛盾、来解决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后来父亲和他都接受了我的“批评”，停止了“世民社”的“第三条路线活动”，转而坚决支持共产党！不仅把两个机动水碾子都交给我们地下党做了交通站，他们自己也参加了党的地下斗争，父亲在解放前夕根据党的指示在他当厂长的长寿秦安纱厂组织了武装护厂队防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工厂，而二哥则尽自己力量支持我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出面请他的同班同学王家佑，一位国军军长的公子送１０块钢洋给我购置一台高效收音机的零件，又请他的同窗好友苏德坚替我设计装配，我正是用了那台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创办了川西地下党的机关报《火炬报》。
他们在解放前夕的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积极拥护党的斗争，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倒会反起党来，这可能么？还有我的二嫂，一个温柔、善良、聪明、勤奋的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北京医学院研究生，她去反党干什么？这些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在那段城墙墙头上坐了好久好久，直到夕阳完全消失了它那曾经耀眼的光芒！
我还很不放心曾跟我一起签名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的、和我一起被俘归来的马兴旺营长、姜瑞溥小兄弟。我得去看看他们。
马营长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姜瑞溥当了一年工人后于去年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我在第二天分别去见他们时，都先去看看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结果都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啊！上帝，我们已经一起被俘受苦，现在又一起当了 ‘老右’，真是命中注定的难兄难弟！”。
然而使我内心更加痛苦的是：老马与小姜跟我一样在集中营都是风云人物，是敌人眼中最顽固的共党分子、左倾分子，怎么现在都成了共产党眼中最顽固的反党分子，右倾分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标准么？我们自己究竟算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谁来判定？特别是当我在那些批判老马的大字报中发现确实有一项可怕的罪名：“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真后悔不该建议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不仅解决不了原来的委屈，反而增加了新的冤情！
过了不久，又传来我的在炮兵学校任教的大哥被内定为右派分子，送往兴凯湖劳动的消息。那时我又后悔不该在１９４７年请他从四川到北京来、通过清华大学地下党将他送往晋察冀解放区去参加解放军，他曾经是国民党远征军的炮兵士官，后来为反对打内战而开小差回家，一直要找共产党！我帮他找到共产党，现在却成了反党分子！
１９５８年夏天，我的父亲在农业部被打成“极右分子兼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赶出农业部宿舍，迁往西便门城墙根下面临时建成的专为反革命家属集中居住、类似拘留营的简易平房里。
曾几何时，我们十分为之自豪的“革命之家”，转眼间变成了可耻的“右派之家”，而且四分五裂，天各一方！父亲被捕前是国家十一级干部，我们兄妹本是“高干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子女”！
在劫难逃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我们北京九中的九个“右派分子”暂时在学校菜地劳动，等待处理。我虽还教初三一个班的化学课，但工作轻松多了，工资也未动。学校菜地活也不多，除了学生有时围着看热闹，自觉成了动物园的猴子，有些蹩扭外，感到当右派似乎也没什么可怕！因为已揪出的右派人数未达到１０％的比例，到寒假期间再“补课”，再抓了两个达到１１人。１９５８年４月３０日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对我们１１个右派的判决处理：一个极右分子开除公职押往劳改农场强制劳动。两名二类右派保留公职，取消工资，每月发放１８元生活费，送往农村监督劳动，其余八名右派为第三至六类，分别降级降薪，亦送往农村监督劳动。
我的处理结论是：恶毒攻击党，有反党思想纲领，并参加叛徒翻案反党活动，接受批判态度较好，作为二类右派处理。
会上同时宣布那位被订为一类极右分子的老教师立即由公安人员押送劳改农场，其余１０名右派立即收拾行李到西黄村去，与本区其它学校的右派分子一起集中编队，接受监督劳动！
开完大会回到宿舍，我完全傻了。我把自己扔在床上，脑子开始翻江倒海： “这下彻底完旦了！我干吗要活着回国来？我干吗还要结婚生孩子？现在我拿什么去养活儿子？把担子全都压在Ｅ那纤瘦的肩上？……” “Ｅ啦？Ｅ上哪儿啦？”我一下惊坐起来！我看表，是该给儿子进食了，她是去托儿站了，我又无力地倒在床上。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把自己的生死荣辱都交给了党，现在反而成了反党分子！我得找个地方讲理去啊！给毛主席写信？向邓小平申诉？向刘仁同志上书？到区委去喊冤？再找一次老校长，他是了解我的啊！” “不行，搞不好又说我要翻案，态度恶劣，罪加一等，成为极右！那可就更完了！” “怎么办？我怎么苦都行，Ｅ和儿子怎么办？……” “干脆带她俩去东北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吃野菜、野果吧！白毛女一个弱女子都没饿死，不信我们就活不下来！” “可现在哪儿都有派出所，哪儿都要查户口，深山老林也有伐木队、护林队、勘探队……万一被发现了就成了畏罪潜逃犯了！”我看见桌上小镜框里那张我和妻儿的合影像片，像片上Ｅ和儿子都在笑着看我，我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 “Ｅ！结婚刚一年多，就真得让你跟我吃糠咽菜了！儿子， 你还不到一岁就得为我吃苦了！”我捧着相片深深地埋下头去……门被推开了，Ｅ手里提着饭盒回来了！她看我一眼，放好饭盒就去拿了毛巾递给我，又将我手中的相片框子拿下来放回原处，双手扶着我的肩冷静地说：“什么都别去想了！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你休息一下，我给你收拾行李！”听那口气好像我不过是出趟远门！
“脱胎换骨”
１９５８年４月３０日下午，我们一行１０人到达西黄村生产大队。那里已先有１０几个从其它中小学来的同类。晚上开了有生产队书记、队长出席的会。宣布我们这个右派小队正式成立，行政上归生产队领导，政治上归区委派来的指导员领导。指导员提出：（１）要服从生产队的统一管理，遵守队里的一切规定，服从队里指挥。
（２）努力劳动，从劳动中改造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３）继续批判自己的反党思想，加强互相监督，每周要开一次检讨会，每月写一次思想总结汇报。发现别人有反动言行及时检举。
（４）在劳动和思想改造中表现好的可以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
（５）如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则罪加一等，送去劳改。
（６）正常情况下每月可以回家一次，若表现不好则留队反省，不许回家！
我们集体住在村边一座已废弃的旧庙子里，无心去扫除那年久沉积的尘垢，队里给了一点麦秸铺在已坍塌的神像下，打好地铺，就开始了“新生活”！
我幸好有当兵集体生活的训练，特别是战俘集中营恶劣环境的磨练，晚上尽管屋里哀声叹气，咬牙放屁，惊梦呼叫，鼾声起伏，我仍然能逐渐入睡，特别是在极其疲劳的沉重劳动之后！痛苦的是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一摸旁边没有了娇妻爱子，才想起自己已经沦落泥潭，不禁潜然泪下！那时白天希望下雨，可以干点室内的轻活恢复一下疲劳，夜里害怕下雨，怕那种“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凄凉袭来，怕出现那“驿外断桥边，寂莫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难耐心境！
好在，这种“落难公子”的孤芳自怜情绪很快就被现实生活要操心的种种问题所排挤，家庭一下少了５２块钱收入就是最大问题。这又得“感谢”那两年分文皆无的集中营生活磨练！我很容易地把牙膏、香烟、肉食这些奢侈品省掉而代之以盐粉、烟叶和素食，特别是一想到儿子那嗷嗽待哺的小样儿，就是餐餐吃窝头咸菜也心甘啊！
比起“生活关”，对于我这个文弱书生更难迈过的是“劳动关”。
我下去劳动的第一天就在“沙子坑”里干活，分给我的是抬石头，将分筛出来不能参入混凝土的大块石头成筐地抬往远处坡上倒掉，那个与澡盆相当的大筐，每筐石头得超过２００斤，用碗口粗的大木杠做抬杠，我只抬了半天，尽管身子弯成虾米状，两手支着抬杠，肩还是肿起老高。头天我咬牙挺过去了！第二天，上班开始一碰那已红肿充血的肩头，就痛得龇牙裂嘴，只得完全用双手使劲撑着抬杠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结果一次绊倒，杠子一下压在肩上，那种钻心的痛使我浑身都颤抖起来，但压了之后反倒麻木起来，我干脆继续用肩抬，三天后疼痛减轻了，一周后肩上起了茧子，在艰难时刻我一是想别人干得了的我为什么不能干？二是想：为了Ｅ，为了儿子，为了早日搞帽子回到她们身边，我必须豁出去！沙子坑的超重体力活虽没有给我“脱胎”却有了“换骨”的作用！到了麦收时，我已敢扛２００斤重的麦袋了！
在农业劳动中我更怕的是“技术活”，首先是蹲在谷子地里耕地、间苗、除草，大家排成一排往前推，我尽最大努力，连女社员也赶不上，又怕不小心除了苗留了草，检查出来，说我存心破坏，更加手忙脚乱，有时觉得腰快折了，也不敢站起来歇一下。往前看别人已走了好远，而那地边尽头还遥不可及，那时多么希望干脆倒下去再也不爬起来，那润湿温厚的泥土原本就是人类脱离苦难的最好归宿啊！……那次麦收，第一天我因不会磨镰刀，麦子割得又慢，留得荐还高，受了严历批评，说我“松、尖、坏”！我又委屈又恨 自己不争气，那晚上请教了一位善心的老农才知道镰刀要放平磨，不能性急，不能翘起刀刃磨。我花了半天时间将刀磨得锋利，第二天果然割得快多了，正要庆幸今天不会挨批了，刀刃顺麦杆滑下来切入了左手食指根上，骨头都现出来了，血流如注。撕了衣服包扎好，结果，因为耽误了活还是受了批评！我才知道那“夺麦大战”果然是还要流血的“战场”，只是我的血完全白流了，心想早知如此，这血还不如流在朝鲜战场上流在集中营的斗争中！
然而我必须特别小心的还是政治上不能再出漏子。那位情节不重，但态度恶劣因而和我一起被订为二类右派的年仅２０岁的李老师，当地里点种了麦荐玉米需要用小石磙碾压一下之时，可能因队上的小毛驴另有它用，叫他去拉了一天石磙子。他回来笑着说：“我当了一天牲口！”不知何人向指导员汇报了，硬说他抗拒改造，不久便被罪加一等送了劳改农场，他一去２０多年，大半辈子就交代了！
麦收之后，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开始了。吃大食堂，劳动组织军事化、大跃进，放高产卫星，真让我眼花缭乱。我们西黄村营在“打擂台”中立下了亩产２０万斤小麦的“军令状”。我们的任务是先将那亩“试验田”深翻１．５米，我这样的高个子，跳下去都快看不见头。等我们费了好大功夫将翻出的生土砂石再倒回去时，那块田竟比周围的地高出了０．５米，然后又命令我们早晚全部出动打狗，将周围村子里的狗基本都打完了，再将庙里的大铁锅架起来连夜熬狗肉汤，全部泼到试验田里，最后抬了一大麻包足有２００斤重的麦种播在那块 田里。所有这一切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一种怎样违反科学的蛮干，可我连一个字也不能说。
对一个学自然科学教自然科学，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知识份子，自己也被迫去参加干那种必将带来灾难的蠢事。那真是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惋惜，一种巨大的痛苦！那块田只能是全长成草，连种子也没收回来！
种完试验田，接着要我们上山去割喂牲口的冬贮草，规定每人每天割２５斤干草，我想２５斤算什么，半天就可干完！结果真干起来天天都完不成定额，受到严历批评，说我磨洋工！其实是要我们上山采割的那种茅草很轻，长得又不是很集中很茂密，山上长得多的地方一般都有放牛养羊的去吃过了，或已采过了，想割得多必需走很远的路进很深的山才行。
大约是第五天，天未亮，我就带上镰刀绳子上了八大处背后的大山，果然草又多又密，就是山陡坡险不好采割。我在去够山岩边一大束茅草时，脚下踩的石头突然松动，便头朝下摔进两丈深的沟谷里，为了保护脑袋我用手先着地，结果左手掌骨断折，手指关节也错位，断骨支起来将手背的肉皮都顶了起来，巨痛使我昏了过去，等我醒来喊：“有人么？谁来帮帮我呀！”深山荒寂，只有空谷回音！我只得忍痛背上冒险割下的那些草，自己用右手抬着左手一点点蹭出沟口。一面蹭、一面想：“我这辈子真是摔不死的命，朝鲜战场上摔下山岩没死被俘！这回又没摔死！骨头都断了还得痛苦地活下去，老天，您留着我这条没用的命做什么啊！……”
那天队长见我伤那么重还背回来一大捆草，便叫我立即进城治伤，回家养伤。回家后，已退休在家的老岳父马上领我去见了一位祖传正骨医师，他神奇地捏住我那肿得老高的手，摸索着将我的指骨、掌骨复了位，又给了我几副专治跌打损伤的中药就让我回家了。那时我们在学校的“小家”已被拆散，Ｅ已搬回城里和她爸妈同住，儿子也回来由他姥姥哺养，我因父亲被下牢，母亲被赶走，在东单的家已不复存在，只有到岳父母家当“倒插门的女婿”。
自我下乡劳动，由于一直“表现”较好，每月都允许回家休息两天。我常是先到西便门去看望孤苦零仃的母亲，帮妈妈买煤、买米面，陪老人吃一顿饭，安慰老人，说些别担心父亲的冤案等等宽心话，然后赶回新街口努力寻找应由我这男子汉做的家务活来干，以减轻一些亲人们的劳累和自己的内疚。到了晚上，便闭上眼尽情享受Ｅ给予我的温暖、安慰、鼓励！享受她每一个亲吻每一次拥抱所洒向我那干裂的心田的爱的甘露！
我们从不诉说各自承受的艰难痛苦，只说相互的牵挂、思念！而每当我要表示对她的歉意和感激时总被她立即打断或捂住我的嘴！我们住的那间简陋阴暗的小小居室成了我的“避风港”“、加油站”！每当我恋恋不舍离去，就立即盼着早些归来！因而这次有机会在家养伤，能天天见着Ｅ和儿子，喝着岳母给我炖的鸡汤，觉得如此幸福，便生出最好再摔伤一次的想法来！
那个周末，Ｅ从学校回家，看见我斜躺在床上，左手吊在胸前，脸色一下就白了！听了我轻描淡写的叙述，她含着泪说：“你千万别再一个人去冒险了，完不成定额顶多晚两天摘帽子，总比你伤了残了好啊！”我替她擦去眼泪强笑着说：“这点伤比起集中营受的折磨来真算不了什么！何况这次有机会在家养伤，能天天见到你和儿子，还喝妈给我熬的鸡汤，我真想再摔伤它一次呢！”她立即捂住我的嘴，还打了我一下。
１９５８年初冬，我的手伤尚未康复，便随“石景山突击团”开赴密云水库工地，开始了长达十个月不能回家的水库工地劳动。我们这个由“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的劳改队，参加了最艰巨的推土上坝任务。我们团所在的那个九松山拦河大坝高宽都近百米，要将数十万方土石从两旁山脚挖出来运上去。我分在独轮车运输队，那种独轮车用载重轮胎和铁皮车斗做成，可装５００斤土石，但一不小心即翻车。我顽强地练习推车技术，掌握了两腿要用骑马蹲裆式，两手要握得牢而不紧，两臂要随着迈步和拐弯不断调整用力等等技巧，我重车装得多，空车跑得快，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但一躺倒地铺上就觉得周身散了架，动弹不得了！
不过我心里是舒畅的，一方面我摆脱了在农业劳动中那种经常因落后受谴责的困境，一方面还升起了也许能提前摘帽子的希望。那时，我拚命劳动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那就是要借此压下我的青春骚动！由于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而又几乎每天都要听到民工们开的极其露骨的性生活玩笑，使我产生了性饥渴现象，我真的害怕了！
不久，各团展开了劳动竞赛，我们就经常通霄夜战。我不怕干活却怕工间休息！那山谷的风会将我的被汗湿透的棉衣冻成冰壳；那山顶上的寒星会勾起我在巨济岛上经历过的不眠之夜的痛苦回忆，在耳边不断响起那时含泪吟唱的朝鲜亡国者的悲歌： “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哪，我留恋的祖国！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渺茫和辽阔，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故乡的山河？冷冷的夜，清清的风，明月向西落！”??
那时，最盼望的是可以不出工的下雨天。那样我就可以趴在铺上给Ｅ写情书，倾诉我对她的思念。她是我惟一敢写信说心里话的人了！而她每一封充满柔情和鼓励的回信，都是值万金的家书，成了我最珍视的精神食粮！
１９５９年的夏天更是我难以忘却的。那烈日的赤焰、那更陡的坡、更远的路，我已换上双轮车，双臂握把，肩拉套绳，弯身与地面平行，脚狠蹬坎坷不平的路面，挥汗如雨地将近千斤的土石运上坝去。为了省鞋袜，我打光脚，为了省背心，我只穿一条短裤，全身一次次脱皮，最后变得黑又亮！我想：这回该算“脱胎”了吧！
我常在心里哼唱聂耳的《开路先锋歌》来为自己鼓劲，也常以恩格斯的教导：“劳动是由猿到人的必经之路”来激励自己，非常遗憾的是当我将这个感受在一次思想改造总结汇报中，作为思想收获在会上谈了后，当场被我的同类中一位政治理论水平比我高的先生批判为“毒草”，说我是在“借题发挥，恶毒地将劳动人民污蔑为猴子”！于是我那十分突出的劳动表现便告吹，第一次摘帽子便没有我的份。
丧 父
１９５９年９月的一天，我接到母亲的电报：“父亲去世，速归。”
真是晴天霹雳！我急忙请了假，步行到密云县城，坐火车赶回北京。想起爸爸为追求民富国强而奋斗的艰难曲折的一生，想起父亲为我们子女都能受到高等教育所做的巨大努力。也想起老人家对我的厚爱，一路上泪流不止。
父亲在广安县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工业大学学纺织，正逢五四运动，他接受了用科学民主救国的新思潮，大学毕业后先回家乡办实业，在受到封建和官僚双重势力的夹击失败后，跑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人办的“劳动大学”学农业科学知识，毕业后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又回四川教了几年中学，直到应友人邀请到西康省泰宁藏民地区去建设农场，兴办工厂，开发边疆！以后就一直从事“实业救国”受聘办毛织厂、棉纺厂、印染厂，当总工程师，当厂长，直到解放前夕我回四川动员他老人家参加革命协助地下党组建工人武装，保护了秦安纱厂和龙溪河水电站免遭破坏。父亲解放后参加政府工作成绩显著，深受重用，怎么会一下变成“历史反革命兼极右分子”？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怎么入狱一年就去世了呢？
赶回西便门天色已晚，我推门进去，屋里没有开灯，也无声息，我急得大喊：“妈妈！”只听到妈妈微弱的声音：“三，你回来了？！”我摸索着打开那五瓦的电灯，在昏暗灯光下，见妈虚弱地躺在床上，我扑过去抱住老人哭喊着：“妈，您可要保重啊！”妈说：“你回来就好了！那个通知单在桌子上”。我取来一看那上面只简单说爸因病去世，要亲属立即去处理后事。我说“：明天我就去监狱，妈您得吃点东西”。
我一看那个简易小蜂窝煤炉子早凉透了，暖瓶也是空的！我赶紧生炉子，煮了点挂面，我娘儿两各吃了半碗。我伺候妈睡下。自己什么也不敢问，眼睁睁直到快天亮才迷糊过去！
第二天妈一定要跟我一起去监狱。我扶着母亲随看守到停尸间，看见仍穿着兰色囚服的父亲躺在那里，脸肿得快认不出来了，看守从父亲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最高检察院的“起诉书”、一张“死亡鉴定书”交给我。
那张“起诉书”上说父亲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又说他解放前夕组织“反共自卫队”与人民为敌，还说在反右期间支使其子女猖狂向党进攻等等。那张“死亡鉴定书”上说父亲在押期间表现恶劣不服从管理，在得了肺心病后不与医生合作不治身亡……妈妈看完，一下挣脱我，扑到父亲身上大声哭喊：“止渊哪，你冤枉啊！你死得好惨啊！”我看看在旁铁青着脸的看守，赶快把妈拉起来哽咽着说：“妈，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党、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
我紧紧扶着妈送父亲遗体去东郊火葬场火化，由于是反革命犯人，骨灰盒也不卖给我们，爸的骨灰也没留下。直到出了火葬场，在一个没人的小树林子里，我母子俩才抱头放声大哭了一场。
办完父亲的丧事，未敢离开母亲，我的痔疮严重发作了，躺在床上，整整一周不敢大便，甚至不敢放屁，痛苦之极，幸得Ｅ请假来照顾我们。当她为我洗脚时，发现脚上厚厚一层茧皮，问我怎么回事，在知道我几个月都光脚干活后，她流着泪用热水将茧皮泡软剪掉说：“你这是干吗？家里再困难，买双鞋的钱还有！”我回去上工时，她硬往我挂包里塞进一双新鞋！
何时能摘帽
１９５９年冬我们又奉命从密云水库工地调回北京修三家店水库，当时已有第一批右派摘了帽子调回学校恢复工作。我自知“罪孽深重”又不忍出卖灵魂，不敢想第一批摘帽。但我极渴望能在第二批摘帽子，便主动要求去干最艰苦最危险的活：抡大锤砸钢钎往巨石上打眼放炮，炸石开山！一个月下来，我练就了一口气抡１２磅大锤砸钢钎１００下的本事。
开春，三家店水库工地忽然兴起一股以“超声波发生器”为主的“技术革新”热潮，我这个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身的右派分子被调到团部专门搞技术革新，我设计并参与制造了“土皮带上料机”“、洗碗机”“、和面机”……只有对“超声波蒸锅”和“超声波熬粥器”我做了变相抵制，我知道那只是浪费能源的一种能量转换器。更何况由共青团团委会发动团员们交上来的自制的“超声波发生器”根本不能用！
只可惜那些被砸扁了的自行车前杈钢管和嵌上去的剃须刀片！我至今也不知这个“超声波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是哪位中央首长支持和发动的！但我得感谢他，让我这个书生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有机会发挥一点我的智力专长。特别是使我有机会和Ｅ团聚！
有一次又让我进城去采购一些技术革新所需的工具和部件时，我忍不住偷偷地溜回家住了一夜，Ｅ是那么惊喜！那个晚上我们在一起是那么激动，真是久别胜新婚，那远不止是生理上的饥渴，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苦苦相思！
我们石景山团在全水库工地“技术革新”评比中获第一名，我因此也得到了团部的公开表扬，还给我发了一条毛巾、一个茶缸做为奖品，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也使其它右派分子羡慕不己。我以为这回该可以摘帽子了吧？但再次摘帽仍没有我，原因是“对思想改造重视不够，有白专倾向”！
１９６０年夏，三家店水库指挥部终于发现那个坝址根本不能修筑水坝，被迫在交了上千万元“学费”之后停建，而当时粮食困难也不允许“大兵团作战”了。我们右派小分队又回到西黄村从事农业劳动，我们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已减到每月 １７斤，大食堂早解散了，我们必须自己做饭，我五年多右派经历中最艰难的时期来了！
死里逃生
我被分配到“积肥组”，我的具体任务是挑着粪桶到村里各家各户去清厕所掏粪坑，然后将粪水渗上土和煤灰秫秸，在地上摊成粪饼。我并不怕臭，我每天都要花五六个钟头到各家轮流去掏。问题是这个任务劳动量相当重。还有，我必须和人打交道，有的家庭对我比较尊重，有时还能给我端碗水喝，拿个小凳让我坐一下，但有的家庭对我这个右派很鄙视，有一次一个孩子故意拿砖头砸进我的粪桶里，溅我一身粪水，大人们在窗户里看了哈哈大笑！在我狼狈逃离时，听到背后的叫骂：“臭右派、臭右派！”幸而那时在我的心上已罩了一层硬壳，对这类侮辱己不再感到刺痛！我甚至想：“只要心里不臭，身上臭点怕啥！”
当时最难忍受的还是饥饿！最初，我进城回家时还到Ｅ的妹夫潘家去饱餐一顿，那时，他们家底较厚实，能买到一些高价食品，又同情我的遭遇，常邀我去，伯母为人宽厚，每去必尽力招待，那时“二姐”夫妇对Ｅ特别照顾，常给她补点营养，Ｅ便留点给我，但后来大家都困难、都爱莫能助了！熬到那年冬天，开始是腿发软、气短，挑一阵就得喘气歇一下才能再走，后来就浮肿，从脚肿、腿肿直到脸肿，我开始为生存而奋斗，我寻找野物吃是从吃一只老鼠开头的！
那天我掏完粪拖着又饿又乏的身子回到宿舍，准备熬点米粥充饥，当我从墙上取下米袋觉得袋子里竟有东西在动，我从外面一摸发现是一只大耗子，当时心里气极了：“我就这么点粮食，你还来偷吃！”我抓紧袋子使劲摔打，直到那东西不再动了，才打开袋子抓它出来，在扔它之前忽然恨恨地想：“你吃我的米，我就吃你！”
于是我将它剥了皮掏去内脏，放锅里炖熟，我惊奇地发现耗子肉除了肉丝比较粗之外，味道和鸡肉相仿！于是我就在挑完粪休息时，到野地荒沟里寻找田鼠洞和刺猬洞，用布口袋去捉它们，偶尔抓到一只就糊上泥，架上柴火烧，泥干了，肉也熟了，洒点盐，不管手上沾有大粪就在外面匆匆吃了再回宿舍，我是到那时才懂得了我的远古祖先们是怎样活过来的！
然而到后来根本抓不到野物了，我又决不敢偷吃队里的庄稼，社员被抓住还要挨斗，我岂不自走绝路！我的浮肿病愈益严重，到后来，连眼睛都只剩下一条缝。我知道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更不敢回家怕她们为我操心！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感到头发晕、心慌得厉害，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自觉实在不行了！我支撑着把粮袋里最后一点棒子面小心地抖进小奶锅里，熬成粥，放在枕边，我平躺在地铺上欣赏着它那金黄色的生命之光，闻着它那沁人心脾的香味，一点一点品尝！
我想起在被俘前突围时，饿得吃树叶、草根的感受，想起在集中营一次次绝食斗争的挨饿都没有这次饿这么久，这么一点点耗尽了我的生命之泉，我估计这一次是难以拒绝死神的召唤了！我平静地对自己说：“这世上已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寡母、发妻、幼子！”我想挣扎坐起来给她们留几句话，又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何必让我至爱的人再为我多流些泪呢！便平躺着，闭上眼，静静等候那个时刻降临。
没想到第三天Ｅ不放心，不顾别人说她划不清界线，跑到西黄村来看我，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地躺着喘气。她看见我那样子，伤心地哭了！拿出一个小饭盒，将里面十几个菜饺子夹出来一个个地喂我。见我已无力咀嚼，便一个个嚼碎了像喂孩子一样喂我。然后她又出去找到一个学生家长，给他一块钱买了一根胡罗卜和一个鸡蛋，在那里煮熟了，带给我放在我枕头下，很不放心地走了，第二天又送来一杯羊奶喂我喝了。
不知是那些极珍贵的食品的作用，还是Ｅ的那份爱心感动了阎王爷，我竟然奇迹般地缓解了浮肿，再次死里逃生，没有成为我们这“物产丰富”的中华大地上又一个饿殍！
归 队
１９６２年春，我们石景山区并入丰台区后，全区几十名尚未摘帽的右派集中在丰台文教局修建队劳动，我又全力投入劳动，可能因我前一段在西黄村掏粪表现突出，这次集中后，让我当了个组长，后来又让我在仓库劳动，政治指导员也换了一位复员军人，不知是否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和了解我的经历，总之我发现他对我很关心，常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干，争取年底摘帽子，我当然极为感动，更加努力劳动。
为了克服我“不重视思想改造”的缺点，我坚持了每周交一次思想汇报，我从报上抄下那些欢呼国家形势好转，拥护中国共产党对苏修的斗争等等字句，再结合对自己错误的批判，不断“向党交心”。唯一不足的是我揭发批判别的右派分子言行太不够。
这年秋天，我还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我在参加收捕教育局自建的鱼塘中的鱼时，偷了一条活鱼。当时大家看到用拦网兜到岸边的鱼群活蹦乱跳，都在为大丰收而欢呼，我站在水里拉网，忽然感觉到裤筒里有一条鱼在左冲右突，我心跳加剧，思想斗争起来，要是能为儿子带条鱼回去，他该有多高兴！Ｅ该有多高兴！我便解开腰带，弯下腰去，趁人们没注意将那条鱼顺着大腿小腹挤进腰带之上，然后将内衣紧紧地扎进皮带里，那条鱼很不乐意地扑腾了半天才安分守已了。
我就那样怀揣着那条不时拱我一下的滑腻腻的活鱼请假骑车回家了。一路上我发现自己真的变了，变得有些无耻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了小偷还心里直乐，毫不知害羞，甚至还对自己说：“顺手牵羊不为偷，顺手抓鱼也不为偷！”快到家我才从又黏又湿的内衣里掏出那条足有一斤多重的草鱼放在书包里。回家拿出鱼说是单位分的，五岁的儿子高兴地跳起来让我狠狠地亲了一口！全家人也享受了一次Ｅ作的红烧鱼！
幸好我这次不良行为未被发现，年底通过了我摘帽子的审查！
那天，政治指导员在会上宣布我们这批摘帽子的五名右派名单时，讲了我们几个在最近两年的思想改造中表现如何好，劳动如何好，决定批准我们回到人民队伍！各学校还将同时宜布这一决定。要我们戒骄戒燥，要那些未摘帽的右派向我们学习。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几年来一直渴望的这一天到来时心里反而很平静，可能是因为看到那些尚未“归队”的同类们忧伤的样子后高兴不起来了。
但那个晚上，我却失眠了！对刚刚结束的近六年的右派生涯想了好多好多。几年来我在精神上承受的痛苦远比我在集中营受的要大得多！但我也得到了在集中营不可能得到的支持和安慰。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年Ｅ为我所受的煎熬，对我的无怨无诲尽其所能的爱护！如果她也像有些右派妻子那样弃我而去，我恐怕也早就走上绝路了！
还有我的岳母，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却能告诉她女儿：“别看泽石今天落难，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１９６１年秋天，生活那么困难，老人家却拿出４０元钱硬要Ｅ去为我买一条纯毛裤，说是留着给我摘帽后重返讲台时穿！还要省吃俭用给我补点营养；我的老战友钟骏骅写信给Ｅ，要她坚信“泽石一定能回到人民队伍”；我还想起在农村、在水库工地，那些耐心教我耪地、割麦、推车、打钎的善良的老乡们，特别是那些在我生命垂危时支援我一个鸡蛋、一根胡萝布、一杯羊奶的好心人们！
“我将怎样去回报你们呢？正是你们的友情、亲情、爱情挡住了十二级狂风，我的生命之火才没有被吹灭啊！”
第二天，原来在九中教书后来调到五里坨中学当教导主任的Ｇ老师，专程到丰台来接我去坨中教外语，从此结束了我五年多的右派岁月！我以为我将从此开始正常人的生活了！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的女儿在这年年底呱呱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