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重见天日

党终于确认我不是“ 右派分子”

自中央下达有关文件后，我不止一次到北京九中党支部去要求复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 请稍候“”，已报上去了，请再等几天！”那时候我忙于申诉“ 被俘变节”问题，心想“：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等几天就等几天吧！”但到了 １９７９年底，我得知原北京九中的右派分子已先后得到改正，只剩下我的问题还被悬挂着！我不能再等了。我去九中找到新来的刘书记，希望确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改正问题落实不了！刘书记是从文革中艰难地熬过来的正直的共产党员，他说：“ 我研究了你的档案材料，主要问题是那个：党群矛盾若激化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人民就可能起来推翻共产党的言论，有人对这个论点看得很重，认为这绝对是右派言论。好在你的档案中并无群众的揭发检举材料，我建议你再写一个申请书，承认自己有错误观点，但那只是在党支部向组织上汇报思想时提出的，并未在群众中散布过，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不能算作右派言论，要求落实改正右派政策。”

他见我低头不语，又说：“ 老张，关于你的情况我听说了不少，你是个老同志，你能理解有些事常常是要拐个弯才能达到目的，何况有的人还一定要有个台阶才肯下来，你说呢！”

我为刘书记的恳切态度和用心良苦所感动！两天后我就按照他的劝告送去了再次请求落实我的右派改正问题的“ 申请书”。

我一边写这个“申请书”一边想：“所谓左和右完全是相对而言，就看你把标杆定位在哪里！若将标尺定在极左的位置上，一切正常的都必然要成为右”的了！又想：“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一直在探索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有各种观点并不奇怪也毫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有的人认为只有自己绝对正确，绝对革命而他们又处在制定政策、掌握别人甚至国家民族命运的位置上，再加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这种以个人主观意志来左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个人的命运的危险，那就必然迟早要给这个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带来灾难！反过来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不陷于灾难，又必然或放弃或掩饰自己与其不同的观点，若有人不只想消极地躲避灾难而是还希望改善自己处境，那就只有随声附和甚至摇旗呐喊，形成一种争相竞赛谁最拥护那个掌权者，谁就最革命的局面，同时又必然会有人极力找出甚至创造出 ‘对立面’来做陪衬、当靶子，以证明其忠心和正确！而在多数人认清这一切，有了基本的个人民主权利的觉醒之前，是无法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能制约个人说了算的强大力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这样一想，我也就谅解那些坚持不肯给我改正的当权者了：“一定要他们承认自己完全做错了，也太为难他们了！”最后我对自己说。

１９８０年 ３月 １５ 日，我得到石景山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正式通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工资恢复到原中教七级即每月７０元，我的工资当时为６９元，因而从下月起增加一元工资。还告诉我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将统一封存在“文书档案库”里，这使我因为右派得到改正本来十分高兴十分感激的情绪低落了不少！我原以为那些“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思想改造汇报”将交还我本人或当众付之一炬呢！因此便想：“是否那些整人的头头是要以此警告我们这些“改正右派们”不许你们翘尾巴，否则就秋后算帐呢？”

我的一些亲朋好友知道我得到改正的喜讯，在表示祝贺之后，又为我未能补发从取消工资到恢复工资这２２年中所少给的近万元工资而愤愤不平，我总是笑着说：“咱们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确实，我内心认为能恢复我的政治名誉就很不错了，何况那时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气来，百废待兴呢！而且对我来说“政治名誉”也只恢复了一半，我还得为’ ‘另一半”奔走。

中央发布《（１９８０）第７４号文件》１９８０年７月赵政委从本溪回山西老家，路过北京，我陪他去总政保卫部了解对我的落实政策的进展情况，保卫部的Ｓ干事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告诉政委他们已经向中央呈送了一份为我们落实政策的文件送审稿，并附了一个上报中央的较为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我们的请求下，他对我们介绍了那个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１）肯定我们的被俘情节并非右倾怕死更非叛变投敌。

（２）肯定我们在战俘集中营跟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

（３）肯定原东北军区归管处对我们的审查结论与组织处理偏差甚大。

（４）肯定因此给我们及亲属子女带来了严重后果。

（５）肯定对我们的被俘历史问题进行复查处理的必要性。

我们听了十分高兴，再三对他表示感谢，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一个调查组做了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其中也包括阅读、整理、核实你们送来的那么多申诉材料。”他送我们下楼时说估计两三个月内能发布一个为你们落实政策的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旬，我的一位清华校友打电话叫我立即去他任党委书记的那个单位去见他，说有好消息！我赶去，他正在办公室等着我，见我进去，指着在沙发前茶几上放的那份红头文件说：“泽石，你们苦苦盼了多少年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快看吧！”

我大步跨过去，捧起了那即将改变我们６０００人以及我们数万名亲属子女命运的几张薄薄的１６开纸！在台头正中是六个红色大字：“中共中央文件”，右上角印着（秘密）字样，左侧是“中发（１９８０） ７４号”几个字。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前文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共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现批转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１９８０． ９． ２７（此件发至县团级）

文件正文第一段是：

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被遣返的归来人员６０６４人，这批归来人员，除极少数战场投敌以外，绝大多数是因负伤、生病或其他原因失去战斗力而被俘的。在被俘期间，由于美蒋特务的残酷迫害，有些人曾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１９５４年对他们在被俘期间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情况基本查清，但在结论处理中，由于对他们的问题具体分析不够，看得过重，因而定性偏高，处理偏严“，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其中一些人，又被加上了“叛徒” “特务”等罪名，遭受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或被打伤致残，亲属子女受到株连，造成了严重后果。近年来归俘人员不断申诉，要求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复查。为了调动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进行四化建设，对这批被俘归来人员的问题，认真进行复查，是非常必要的。根据中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和适当从宽的精神，现将有关政策问题和复查办法，提出如下意见：……当我读到：“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这里时我一下仰靠在沙发背上，用文件掩住了脸，泪水泪泪而下：“啊，祖国！您终于承认我们是您的忠实儿女了！我的生死与共的难友们，咱们的苦难快结束了！我的骨埋异国的烈士们，您们听到祖国的召唤了吗？魂兮归来吧！……我感触到老校友将一杯茶水默默地塞进了我手里，我坐直了，对他点头致谢，放下文件，掏出手绢擦干泪水一气读完了文件全文，它提出的“有关政策”分三个方面；关于党藉处理问题、关于军籍处理问题、关于安置问题。总的精神是只要不是敌人派遣回来的特务，只要在集中营里没有严重变节行为，党藉军藉都应予恢复。我从中感受到这次党中央确实对我们在集中营所受的残酷迫害有了深切的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是真真相信了！尽管文件中没有“彻底平反”几个字，实际上是为我们恢复名誉，为我们从此应该享有的做人的尊严、公民的权利、复员军人的待遇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安置问题上，文件也根据当时条件，提出了可能实现的一些规定，文件在最后明确规定了以各级政府的武装部门为主，在民政、组织部门配合下组成复查工作组，负责对本地区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落实文件所规定的政策。

等我读完，放下文件，我的老校友笑着问我：“怎么样，这个文件？”我说：“太好了，我的难友们知道了该多高兴！我能抄一份让他们早一点读到这个盼望已久的文件么？”他看了一下表说：“你抓紧抄，下班前我能送回机要室即可”，他递给我纸笔，打开里屋门将我让进他的休息室，关起门来。

我便用最快速度抄完了文件，回家后连夜复写了几份，向鞍山、太原、成都、武汉、等地的难友各寄去一份，请他们尽快转抄寄给本地区的难友们，我特别向吴成德、赵佐端、孙振冠、几位老领导以及在抚顺乡下的郭乃坚单独寄去一份！

我在给老郭的信中说：“老哥，咱可熬出头了！中央发布文件为我们平反了！”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早一分钟和我分享这个巨大的欢乐啊！

不久，我就接到难友们充满激情的回信，信中说：“这回是拨开迷雾见青天了！”、“没想到咱还能活到这一天，死也瞑目了”！郭乃坚在信中说：他把文件念给家人听了后，全家抱头痛哭……　　落实政策的艰难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起，各地即开始执行７４号文件，任务是对 ６０６４名志军被俘归来人员在２６年之前所做的政治结论与组织处理，逐个进行复查改正！而这６０００多人现在哪里？总政将东北军区政治部保存的原“归管处”的原始档案全部调来，发现已有丢失，只查到４０００余人的名册，再将原来按处理类型分类登记的名册重新按籍贯分类登记，发现这４０００多人当时返回原藉后已分布在除台湾、西藏外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尚不知这２６年中他们的迁移情况。总政只能将现有的、按原登记的藉贯分类的名册下发各大军区，再经省军区，军分区下达到各县武装部，要求各武装部负责按名单、地址主动查找本县志愿军归俘进行复查处理。

到了１９８１年春，只有少数地区的难友们来信说该县武装部主动找到他们复查落实了政策，我们那时能联系上的难友不过数百人，为了配合中央落实我们的政策，我们写信请各地难友尽可能转告自己能够联系上的难友，特别是许多已经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的难友，主动到本地武装部、民政局和县委组织部去申请落实７４号文件政策，有的地区主管部门确实相当热情地给我们的难友落实了政策，可惜这样的地方不多，大多数地方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不主动、不热情，甚至厌烦我们的人去一次次找他们，其中有的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更多的是思想上抵触。

四川一位难友来信请我转告总政，该县武装部长竟斥责他说：“你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有脸来要求给你恢复什么名誉！”；有的难友来信反映由于他们在公安部门的个人档案找不到了，武装部不给复查；有的难友来信说虽然恢复了军籍，却不能解决因被俘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开除了的公职；有的战友们来信要我向总政反映情况，请求总政指示有关地区武装部门解决问题；有的难友则又前来北京上访，我只好领他们去总政信访室，取得一封建议当地武装部门认真复查的公函回去。

有一次一位难友到我们学校来找我，由于穿得破烂，被门房拦在外面等了半天，直到我开完会门房才通知我出去和他见面，他说：“我以为你当了大官不愿见我们了！”弄得我很难过！我太了解他们的心情了！

总政在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又陆继向各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发布了第５４号和１３号补充文件，强调了落实７４号文件的重要性，前者补充了有关按１９５４年标准补发复员转业金和医疗补助金的办法。后者是和中央民政部联合下发的，要求各省组成检查组对７４号文件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巡回检查，以推动各地落实政策，但有的边远地区仍鞭长莫及，这使我深感落实我们的政策，有各种具体的实际的困难，更有人们对战俘问题在思想上和观念上有阻力！

我终于恢复了军籍、党籍自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后，学校领导立即任命我担任理化生教研组的组长，要我好好抓一下这几门课的教学质量。７４号文件发布后，我请求校党支部出个公函，介绍我去武装部落实政策，Ｙ书记痛快地答应了，还亲自向他的老朋友武装部长去了电话请予关注，区武装部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即到学校去查了我的档案，根据我的申诉和提出的证明人，对我在集中营的表现进行了函调，不到两个月就做出了复查结论和恢复我的军籍、党籍的决定，但报到北京卫戌区进行审批却花了近一年时间。理由是要等到北京地区各武装部将本市共２０余人的复查材料都送上来后一起进行审批，尽管我不只一次邀集了我们常来往的五位难友一起去卫戌区上访，没想到就在“天子脚下”申冤也这么难！后来还是请在总政的老上级给卫戌区的Ｈ政委打了招呼，才分批地将我们的复查结论审批下来。

１９８１年底，根据北京卫戌区的正式批文，恢复我从１９４７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党龄，恢复我从１９４９年参军时起的全部军龄。石景山区武装部换发了我的复员军人证书，补发了 ３８０元复员补助及医疗补助金。中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给我校党支部下达文件，宣布恢复我的中断了整整３０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学校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欢迎我“归队”。会上支部书记和同志们讲了很多安慰与勉励的话，我不知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反而不怎么激动了，像是一个饿过了劲的人，一下见到食物反而失去胃口一样！而且当时在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