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三年伸冤
“ 四人帮”倒台后，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９年，三年间我花了很多精力去伸冤，为父亲、为大哥、为自己、为我六千难友、甚至为一些亲友的朋友！我已无法计算曾写了多少申诉信，跑了多少次“信访办”，见过多少“接待员”，而在我自己家里又接待过多少上访的难友，听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心湖上刮起过多少次感情的狂澜！到后来我已不只是写检查的专家，也成为写申诉、跑“ 上访”的老手了！
我总结出写申诉的要点是：文章叙述必须简明扼要，不能罗唆，尽量别引起首长的厌烦；用词必须冷静，别用带刺激性语言，以免引起首长的反感；在申诉案情时要择其重点说之以理，论点要明确、逻辑要严密以引起首长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在讲道理时要会“ 引经据典”，即善于引毛泽东思想之经、据毛主席语录之典！当然特别是引用党中央的有关政策。其实写申诉的主要学问即在此！
必要时当然也要反映冤情所带来的苦难后果，动之以情！但这一点一定要适当，说多了、说重了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如果你上书的对象就是制造这个冤案的当事人或有关人。他可不愿受此刺激！这类人决不会为你动这份情，除非他自己后来也尝过类似的痛苦。
为父亲的的彻底平反奔走为早日平反父亲的冤案，我反复看了检察院那份“起诉书”，查找了毛主席的有关“最高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政策。那第一条罪名：抗日时期父亲在刘文辉手下当西康省立毛织厂厂长时确曾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一度担任过该厂“区分部书记”，但根据政策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不能算历史反革命，更何况这一条父亲参加政府工作后就向组织上交代过，这是错案；其第二条罪名：父亲在解放前夕根据地下党指示为保护工厂成立的“护厂队”根本不是“反共自卫队”，这是冤案；其第三条罪名：在家中召开黑会支使其子女猖狂向党进攻，这完全是主观臆断，是假案。
我以母亲和五兄妹名义写好申诉书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检察院、最高法院、农业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邓小平同志各寄一份。当时真是有病乱投医，也不知哪家最有望解决问题，因而尽可能多地寄申诉信和材料。开使还用复写的办法，后来和其他老上访人员交流经验后，又改成每件都手抄，好给每个单位首长造成该件只上呈他本人的印象，以更加引起重视。但这样一来，更加耗费我的精力和时间。
对于重点上访部门农业部和检察院，我则不厌其烦地当面呈诉冤情，开始这些单位的信访办总是虚以委蛇，催急了，就说：“文革中冤假错案太多，你不能太着急。”真正大规模落实政策是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和中央下达了为右派分子复查改正的文件后。我们的申诉由于有“邓办”（邓小平办公室）的干预，以农业部落实政策小组为主跟检察院的联合复查到１９７９年５月，经过两年多努力，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农业部党组向所有亲属子女的所在单位寄去了给张止渊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的《通知》，建议取消因张的冤案所产生的政治株连；农业部还成立了“张止渊治丧委员会”，印发了有关父亲的平反和“不幸去世”的讣告，父亲作为国家十一级干部按高级干部待遇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按规定给母亲发放了安葬费、遗孀抚恤金等。
我和妹妹先去看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九室，爸的骨灰应放在那间屋里的一个壁龛里，原来那里众多冤死屈死的高级干部也有不少是只放了一个灵牌，可见他们也和父亲一样，火化时不许拿走骨灰！我还被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的灵牌所吸引，在那不大的瓷砖上烧制的她的头像依然那样美丽而又坚毅！瓷砖上的祭文简单记载了她的生平和去世经过。这启发了我们，决定也给爸烧制一块同样的瓷砖。现在在父亲的灵龛里放的就是那样的灵牌。
１９７９年６月３日，我们、张止渊的亲属和后代共２４人聚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他去世整整２０年之后，为他老人家举行了没有骨灰的骨灰安葬仪式！当我们搀扶着虚弱的老母向父亲的灵位鞠恭时，母亲无力地跪了下去，我们所有人也都跪下，洒了一地泪水！我代表我们兄妹这一代人向父亲朗读了我写的长诗：《哀悼亡父！》爸爸，亲爱的爸爸／我们在呼唤您／您听见了吗／ 您的孩子们在呼唤您啊！
您在哪里啊？爸爸／我们不见您整整２０年了／２０年来您的英灵在何处安身？
月宫虽美、太远太冷／九泉虽静、太暗太阴森／那 都不是您愿去的地方啊！
我们知道：您是那么疼爱我们／您怎么舍得离开这 温暖的家！
我们知道：您是那么热爱祖国／您说过：您是全国油料作物的保姆／有那么多发展油料的计划还等着您去完成！啊！爸爸／２０年来／您的英灵是否仍在视察祖国大地的油料作物／您说过：您最喜爱巴山蜀水的金黄菜花／您最惦记东北平原的大豆／黄河沃野的芝麻／还有那大江南北的万朵葵花／您要去摸摸它们是不是都籽粒饱满／看看它们是否都壮健挺拔。
啊！爸爸，我们的好爸爸／当阳光普照神州的时候／您的精力是那么旺盛／谁料到祖国的第一场严寒就 夺去了您光辉的生命！
多少次我哭着读不下去！专程从哈尔滨赶来的小侄女虹宁用她那带稚气的童声朗读了她代表第三代写的祭文“爷爷您没有死”：敬爱的爷爷：我们随着爸爸妈妈飞越山海关来到祖国的首都，在这苍松吐翠的革命公墓向着苍天呼唤您！爷爷您听见了吗？我的弟弟叫永新，我叫虹宁，还有石头哥、一虹姐、路路、雷雷一共１５个您的子孙。虽然您从未见过我们，但我相信您一定能听见我们的呼唤，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永远流动着您的血液！
爷爷，您没有死！因为您像一棵不朽的青松，已经把无数种子播撒在祖国大地上了！
爷爷，您不会死！因为您的理想、您的恨和爱有我们来继承！安息吧，亲爱的爷爷！
人间还有什么比孩子们的亲情更纯真、更催人泪下！
为六千难友、也为自己伸冤从１９９７年夏天开始，我自己和少数一起被俘归来的难友开始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申诉书，申诉我们当年不幸被俘后为什么要回来和究竟是怎么回来的；申诉我们个人回国后这２０多年所受的磨难！请求中央取消对我们的怀疑、歧视，恢复我们的军籍、党籍等等，但都毫无回音。
正当我深感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且“人微言轻”引不起上面的重视时，我接到了从辽宁本溪市寄来的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集中营地下党委总书记、我的老团政委赵佐端同志的信。政委在信中说：“一年来我们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三人各写一份，看谁的好就用谁的。可写完后一看，都不大满意，便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由他和原集中营地下党总委委员郭兆林、王化英共同署名的申诉信，原稿内容如下：我们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幸被俘而又被营救回国的志愿军指战员，又是在美帝集中营坚持对敌斗争两年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历史上被俘，回国后在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的组织结论中的不实之词的基础上，又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迫害，致使六千多名归来人员蒙受了各种不白之冤！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率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我们感到无比高兴、信心百倍。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华主席无比尊敬、无比信赖的心情，申诉我们的衷情！请党中央、中央纪委、中央军委、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军区重新审议复查处理我们的集团性冤案，实事求是地按党的政策处理。望予批示为盼！
附：关于朝鲜战争五次战役失利被俘人员对敌斗争的情况汇报。请阅示！此致 敬礼！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呈上该申诉信的附件，概述了朝鲜五次战役失利后我们的反包围作战和终于陷于绝境的过程，讲述了我们不幸被俘后敌人如何强迫我们背叛和我们坚决斗争拼死回国的经过；也申诉了回国后对我们六千人的审查处理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列举了一些突出的、典型的家破人亡的事例！
我读了政委的信和他们的申诉稿好高兴！我立即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又将修改稿寄回去请他们三位老领导审阅。
我附了一封回信。信中说：“读到你们起草的申诉，十分激动！它说明了你们还像当年在集中营那样关心着我们六千难友的命运，它体现了我们之间的同生共死的战友情谊……回国后２０多年来我们所受的苦难，本不是我们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国家领导应如何对待归国战俘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处理问题，我们的冤案既然是一个集团性历史冤案，也只有集体上诉才能求得中央的统一解决。我愿意仍像当年在集中营一样当你们的秘书，在你们的领导下把这一不仅关系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后代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威望、党的信誉的大事尽力做好！”
很快，我就接到他们原封不动寄回来的修改稿。赵政委在信中说：“你修改得不错，尽快向有关单位寄送。为了提高效率，今后凡是需要以我们的名义向中央申诉的，就由你直接写好，署上我们的名字即可，我们全权委托你了。在集中营你就当过我们大家的代表，现在再当一次吧！”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底我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的形式向党中央， 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军委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东北军区等单位呈送了我们较为全面的申诉材料。
１９７９年１月赵政委又寄来一份专就原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对我们的审查处理的指导思想、处理标准以及我们的意见为内容的申诉稿。我在其前面写了几句前言，即以他们的名义再次寄往中央各有关单位。
他们这份申诉稿，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对说明我们这个冤案的起因与后果十分有力，兹摘录于下：现将归管处对归来人员的处理标准、指导思想和我们的意见送上，请领导参考。
一、原归管处领导对归来人员当时处理的指导思想：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这是归管处的各级领导同志在各种会议上经常讲的）。
２．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对集中营的内的斗争抱着怀疑态度，因此要求每个被俘归来的同志只能交代过错，不让谈功，还反复强调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产生的结果是：表现好的是极少数，坏的是大多数！因此决定９５％以上开除党籍，百分之百不信任，结论都加有“控制使用”四个字，还有很多人被注明为特嫌！
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１．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
２．违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则，不分析、不研究，抓住本人交代的问题无限上纲，严加处理。
３．对不幸被俘归来人员抱有歧视和仇恨态度，甚至有欺骗行为，如结论不给本人看，宣布与结论不符。
４．把归来人员在对敌斗争中产生的各级领导人一脚踢开，一头栽进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以感情代替政策。对归来人员说的话，不相信、听不进，凭主观想像办事，脱离实际，脱离党的政策。
二、归管处当时处理归来人员的类型大致如下：１．没受处分的。被俘后没有受过审查没暴露身份，只有几个人，但同样受到“控制使用”！
２．恢复军籍、党团籍受严重处分的。这类同志能积极领导、参加斗争，成绩显著，有微小错误，仅仅十余人且结论和所写语气都是很重的，同样受到“控制使用”！
３．承认军籍、恢复军籍、开除党团籍。这类同志多能积极领导、参加斗争，成绩显著。有的是一度斗争消沉，但后期斗争勇敢；也有暴露了一般情况，有的在敌人打昏后或者在压力下违心地刺了反动字样，或违心地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这一类是大多数，占９０％以上。
４．开除军籍、党籍。这里有的是一度为敌人做了些服务性工作，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但后期斗争特别勇敢，并有特殊贡献，只是个别人犯有较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双开处理是过重的！
以上可以看出当时旧管处对归来人员的处理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以被俘后的全部表现为依据，而是孤立地、片面地抓住一点不计其余！
三、对归来人员的处理，我们意见应按五种情况处理为宜。
１．被俘后能始终坚持斗争，并有显著成绩者，应恢复军籍、党团籍，并应以表扬，斗争牺牲者应一律追认为烈士。
２．被俘后在敌人压力下违心地做了些错事，说了些错话，但总是想办法和敌人进行斗争，并有一定成绩者，这一类同志大都是党团员和干部、老战士，所以基本上应恢复党团籍和军籍。同时，可根据错误大小，后果情况考虑到功大于过，可免于处分。个别严重的有一定后果，也可给适当纪律处分。
３．被俘前期，有的同志在失败情绪的影响下，短时间为敌人做了些一般服务性工作，没有造成什么恶果，但很快地摆脱敌人的控制，加入斗争行列，这一类大都是新参军战士、青年学生，部分解放和起义战士，这类人员原则上应恢复军籍，免于处分，个别表现较差者，区别不同情况，可给予不同的纪律处分。
４．回国、回家心切，不愿或不敢参加斗争，害怕斗争，始终消沉，在敌人压力下违心地刺了字，还做了其他一些坏事，原则上应开除党籍，给予较重的处分。
５．个别有严重错误的如主动刺字写申请书，甚至有血债的，应开除军籍。
四、党中央对归来人员处理有四句话：“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情问题，妥善处理。”这是符合对朝鲜作战失利，特别是五次战役失利后不幸被俘的指战员的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在实事求是，重新评价功过是非之后，在处理上对大多数人应取从宽态度，其理由是：１．五次战役失利纯粹是指挥上造成的损失，万余遇难被俘的同志同样是军事指挥错误的受害者。回国这六千余人，应该说是志愿军被俘者中经受反复考验的骨干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必死的决心，是到不了回国集中营的，因此说，这六千余人，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总的概念应该肯定。
２．尽管被俘遇难但能积极参加敌斗争，甚至不怕流血牺牲，这本身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认为凡是被俘就是怕死，就不可能英勇斗争，是唯心主义者的瞎说。
３．为了热爱祖国反抗侵略，忍受各种酷刑、虐待，长期过着地狱生活，不屈不挠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在激烈、复杂而又残酷的斗争中，有些同志虽有一般性错误，自己上纲上线进行检讨，认识到错误，我们认为就可以了，不必过分追究，更不能无限上纲上线给做结论。
４．在敌人残酷镇压、强迫扣留战俘的情况下，敢于冒着生死危险逃出虎口，回到祖国，这是对我们每个被俘同志一次最大的考验，是强烈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表现，既然回到了祖国，就不应轻易地给同志们戴上怕死、变节、自首、叛变、为敌服务等帽子，甚至有的同志没被敌人整死，反而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五、几个政策概念问题
１．什么是军事秘密？什么是一般性军事秘密？所谓军事秘密都是有时间性的，总的来说，要考虑到时间、动机和后果，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和不良后果，就不应该视为暴露军事秘密。
２．什么是公开表示不愿遣返？刺字写血书是公开表示不愿遣返，但应区别自愿的、违心的、强迫的、受毒打（有的打昏）的四种情况。
３．什么是为敌服务？什么是反革命活动？有些人被俘初期还没有找到对敌斗争的领导者，为敌人做了一般性服务工作，没有什么危害，不应视为为敌服务。
４．什么是叛变？什么是变节行为？什么是动摇等，这要看动机、后果，主要是危害。
团结奋战与同情支持１９７９年２月，长春的孙振冠、鞍山的顾则圣两位教导员相继来信，支持我代表大家上诉，同意我以他们作为原地下党组织的总委副书记名义联名给中央写一封申诉信，正好山西马兴旺营长和武汉彭林、陶均善战友相继来京上访，我们便在我家一起研究起草了又一申诉信。写好初稿，我们请来我们１８０师的老战友孟伟哉同志替我们“参谋”一下，他当年有幸提前突围出来，后来上了大学，那时已成了名作家。
他看了我们的初稿，直爽地对我们说：“我读了你们这份申诉，眼前就出现了你们几千人拖儿带女跪在天安门广场上叩头喊冤的景象！咱们不能这么软，咱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领导同志讲讲道理：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战俘，为国而战失去抵抗力不幸被俘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如果被俘后背叛国家，认贼作父！而你们被俘后坚持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跟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了维护祖国的荣誉受了那么多罪，本应受到国家的奖励嘛！咱们来改一改！”
他的一席话，确实使我们心里豁亮了起来，于是我们就在姜瑞溥那间只有１０平米的小屋里挤在一起，改写了那篇题名为：“强烈要求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人大常委、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为我们６７００名原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斗争的被俘人员平反冤案！”的联名信。这封信我又油印了上百份寄往已联系到的各地战友们，鼓舞大家先自己直起腰杆来做人，理直气壮地在当地申诉，要求落实政策。
为了进一步引起中央重视，我们又建议各地战友，联名向中央上书，重点申诉他们当年的斗争和回国后各自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四川成都当年的“小鬼”们写的那封申诉信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１９７９年６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我从报上见到了大会有一个提案委员会，委员中还有好多著名作家，感到这是一个极难得的申冤机会。正好山西张城垣等战友也来京上访，我们便在我家那昏暗的灯光下连夜起草了一封申诉信，为了要抄送给那么多人大代表提案委员，便动员了我全家人一起动笔抄写。那封信的申诉人署名几乎包括了原集中营全部领导人。正好当时在人大常委会秘书处担任要职的老首长Ｚ的妻子是我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她说他一定会把申诉书带到人大常委会上交给提案委员会的老作家们。
现将那封曾在五届二次全国人大提案委员会代表中引起强烈震动的申诉信摘要如下：敬爱的×××代表同志：我们首先向您热烈祝贺五届二次人大召开，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更好地为全国人民的幸福而斗争！我们趁人大召开之际，向您并通过您向全国人代会提出一个涉及到宪法，关系到国家、军队和人民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即国家应如何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在国际战争中被俘归国的解放军战士的问题。我们的宪法只规定了每个公民有保卫祖国的义务，却忘了规定国家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幸被俘的参战人员，特别是没有规定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在被俘前英勇战斗、因战事失利不幸被俘后仍然坚贞不屈继续与敌人英勇斗争拚死拚活回归祖国的忠实儿女！
根据我们的切身体会，咱们的许多领导人对待这些人一直采取的态度是：这些人既然被俘过，那一定是“可疑分子”、“变节分子”，回国后决不能再享受正当的公民权利；在政治上一律不予以信任；在工作上一律不予以重用；在生活上也不能一视同仁。总之，他们认为被俘归来的人没有一个好人，即使被俘前身经百战累立战功，被俘后经过严峻考验无限忠诚，那也不可信赖！即使因此而成为历次运动中的打击对象，挨整挨斗，家破人亡，那也是咎由自取完全活该了！
敬爱的代表同志：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就是亲身遭到这种不公正对待的、经历了悲惨遭遇的六千名原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等外公民！
我们是在朝战中，在战事失利部队陷于重围后，因伤、残、病、饿突围不成而落入敌手的！在整个朝战中，中国战俘一共二万一千余人，结果只有我们六千多人回归祖国，其余一万五千多人都去了台湾！为什么只有我们六千多人回来呢？我们又是怎样回来的呢？
我们一关进战俘集中营，敌人就千方百计要我们背叛祖国去台湾。一是欺骗：“你们既然被俘了，共产党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二是利诱：只要表示愿去台湾，就可以不挨冻受饿，不做苦工，不受种种人身折磨。三是政治陷害：强迫战俘检举党员干部、写血书要求去台湾，甚至在身上刻下反动字样！而为了镇压战俘的反抗，他们使用了宪兵、特务、叛徒、打手，对集中营实行凶残狠毒的恐怖统治！当时，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何去何从！我们六千人坚决选择了“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宁死不屈的道路，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后方开辟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新战场！
但是我们的每一个斗争行动都曾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如我们５３８团参谋长杜岗同志因在战士中发展地下组织，就被敌人吊起来毒打，门牙全被打掉！阳文华烈士由于参加第７０集中营的夺权斗争而被活活打死！林学逋烈士因在第７２集中营公开号召难友们回归祖国被剖腹挖心！
……
特别是１９５２年国庆节，我们在济州岛上同时升起了十面五星红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战俘要回归祖国的坚定意志！为保卫国旗，我们有１０２名难友身负重伤，有５６名难友壮烈牺牲！２７年过去了，祖国仍未承认这些为祖国英勇献身的忠实儿女为烈士，他们的遗骸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而他们的忠魂却仍然流落在异国土地上！
……
敬爱的代表同志：我们这六千人是通过极为残酷的斗争拼死拼活回归祖国的，但是回国后我们受到了什么待遇呢？
负责处理我们的原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对我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审查：只许我们交待从被俘到回国的“错误”，不让我们谈自己的斗争，说是“功过不能相抵”；又不让我们谈“犯错误”的原因和背景，说不能拉客观；还要我们把错误提到原则高度进行自我批判！最后竟在我们的组织处理结论中加上了一系列的罪名“：严重泄密”“、为敌服务”“、变节行为”……等等！更为严重的是竟然在档案中秘密写上：“确系为敌服务分子”“、背叛性政治动摇”“、应终身控制使用”“、系内专对象”，将我们实际上化为敌我矛盾，给我们的处分十分沉重：我们二千多名党员中仅有三十余人被保留党籍，其余的 ９８．１％皆被开除（连我们在“十·一保卫红旗”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领导人韩子建同志也被开除党籍），我们６０００人只有３００人左右恢复军籍，其余的皆不承认被俘后军籍，而不少人甚至被开除军籍！
这样的罪名、结论和处分给我们６０００人，给我们数以万计的子女、亲友带来了可怕的后果！２５年来，我们成了“老运动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打击对象，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百分之百地被当成“叛徒”来揪斗，关押！不少人被折磨成伤残，甚至迫害致死！妻子被迫离婚，母亲被逼上吊，整得家破人亡！没死的精神上也受到难以治愈的创伤！我们数万子女中，没有一个能参军、升学、入团、入党，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问题”而政审不合格！
……
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６０００人的悲惨现实，不能不使我们非常痛心，难以理解！
２５年来，由于我们这些忠于祖国的人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已经蒙受了重大损失，难怪我们子女时常对我们说：“爸爸，为什么别人抗美援朝光荣可敬，凯旋而归，你们抗美援朝却落得身败名裂，我们也跟着受罪？”
我们要求这次人代会在修改宪法时能认真研究如何正确对待归来战俘的问题，做出相应规定，并彻底解决我们的集团性历史冤案！
我们请求您为了伸张正义，改正国家政治生活中这一极不正常现象，完善国家法制，妥善处理好国家和军队、公民之间的这一重大问题，将我们的申诉作为一件提案向全国人代会提出。我们对全国人大寄予极大的期望，对您寄予极大的信任！我们深信您一定能尽到您作为人民代表的崇高职责！
……
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了为我们的冤情进行调查处理的提案之后，总政领导又将此任务交给保卫部具体落实，曾在保卫部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Ｚｈ同志，原是我们１８０师的老兵，他十分了解我们这个部队受挫以及我们被俘后进行英勇斗争的情况，他从内部做了不少工作来推动为我们落实政策的进程。
当时为了主动协助总政对我们的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我们一方面请连排干部较为集中的山西地区战友分期分批派代表前来北京向总政汇报情况，以减少战友们因急于落实政策都往北京跑所承受的经济负担，也减少因太多人和太集中上访给总政造成的负担。那时，在北京的以师参谋长北沙同志为首的原１８０师老战友们和我们在京的一起被俘归来的难友汪尽、曹月乔等同志的家都成了外地来京上访难友们的温暖的接待站！另一方面对于四川、东北这些离京较远地区的战友们的情况决定派人前去进行调查了解，汇总材料后再向总政汇报。这个任务我自告奋勇承担下来，东北和山西一些战友便三元、五元地汇来为我筹集路费支持我远行，其中在山西运城的吴成德主任和鞍山顾则圣、长春孙振冠给了最大支持。
１９７９年夏天，我利用学校放暑假先去东北后去四川。在东北跑了吉林长春、辽宁本溪、鞍山、沈阳，采访了大部分原集中营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们，我们又是大难不死再相逢，大家在一起，重温当年在集中营苦难岁月中的战友情谊，共叙回国 ２０多年艰辛经历！
我原以为他们作为营以上干部，又是直接转业到工矿部门，景况会比我们好些。哪知他们这些年也过得极为艰难！尤其是精神上的负担更重！本溪的老红军出身的赵政委和郭兆林告诉我：就在他们转业不久，有一次突然安排他们去外地做毫无必要的参观，等他们三天后回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来本溪视察，让他们回避。他们在明白自己竟成了“控制使用对象”之后，真是痛苦之极！２５年来尽管他们埋头苦干、成绩卓著，却从未提过级，并总是担任副职。在长春市的孙振冠到那时候还有一个“国际间谍嫌疑”的遗留问题。
在鞍山，我进一步了解到：当年在釜山集中营被敌人打入水牢都没整死的韦光明，是怎样在文革中被当成叛徒乱棒打死的！我还见到在文革中自杀未遂的王友清，他的额头上有一大块蓝色伤疤，那是他在被逼得从几十米上的烟囱顶上坠下时，被烟囱壁擦伤留下的见证！我的这些老领导２５年来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啊！
老战友们尽管生活还很困难，却尽其所能来招待我，使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在离开鞍山时，鞍山的十几位原部队营级干部，集中营地下党总委委员们都到车站来送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老顾说：“你在北京为大家伸冤很辛苦，我们仍然把你看成是大家的代表，我们寄厚望于你呢”。
特别难忘的是在我到达沈阳时，原８６集中营联队部的安宝元、郭乃坚、杨永成到车站接我，一见面大家拥抱在一起流泪，郭乃坚还哭出了声！“这些衣衫破旧，胡子拉楂的老头们怎么啦！”下车的旅客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能够活着再见面是多么不易啊！
回京稍事休整，我又动身去四川，到了成都，住宿在钟骏骅家那简陋的乡间瓦屋里，白天整理我收集的材料都要开灯，因为室内照明只靠屋顶那几片“亮瓦”。成都的十几位难友聚在一起为我“洗尘”，在城郊一个小饭馆里，要了些菜，有的还带来些熟菜，每人来和我干一杯泸州大曲，那次我真醉了，被家乡浓烈的美酒，更被真挚的难友情谊所陶醉！那时正逢我的５０周岁生日，家住成都的大姑父母和表弟妹们十分高兴地又为我举行了“家宴”来表达她们的亲情！祝愿我在年过半百之后能苦尽甘来！
原四川大学地下党的老战友们，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老战友们，听说我“回来”了，也为我举行了几次聚会，主要是慰问我，并对我们的申诉表示支援。他们大多数在文革中都被打成“叛徒”、“土匪”。我在川大“方言剧艺社”最亲近的，以兄弟姊妹排行相称的老友们聚在“老九”王能才家中听我这个“老六”讲述战俘集中营的经历，有的还带了上大学的子女来听“六叔”讲故事。
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我们的苦难和斗争以及回国后遭遇，从晚饭后一直讲到午夜。大家和我一起愤怒，一起流泪！最后大家又纷纷解囊相助，支援我多走一些地方，多收集些材料，更好地向中央反映我们６０００人的冤情，争取早日平反。
四川是我们难友最多的省份，我收集到的难友们所经历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林模丛、边世茂等好不容易考上四川大学，却因被俘问题不许入学；李炽、王洪度、罗大犹、郝安生等在老家求职不得，被迫当盲流去新疆谋生；原集中营斗争骨干曾宝元、丁先文、骆星一竟被以叛国罪判刑劳改；高攀被发配青海后冤死狱中；斗争英雄代玉书回乡后长期失业，以修鞋为生（１９８９年贫病而死）…… “我一定要尽快把这些情况向党中央汇报！”我痛苦地对自己说。
到了重庆，我病倒在黎子颖家里。受到他全家人的亲切照顾，他家在长寿龙溪河畔的山上，风景极优美，房前有池塘，房后是翠竹青山，我在他家养病的一个星期吃了不少塘里的莲藕，嫂子把她在塘里喂的三只鸭子都杀了，来“慰问”我这北京来的兄弟！
在重庆还见到了在学校当老师的小丫，受到她全家盛情招待，听了她２５年来的痛苦经历，我心痛不已！我只有用我们当年在集中营共同斗争的回忆来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
我从东北到四川又经武汉见了李喜尔、彭林等战友才回北京。这一次，历时两个月，行程上万里，真是“满载而归”！满载我所收集到的大量的申诉材料，更满载无比珍贵的友谊和亲情！
我着重整理了回国后难友们的苦难遭遇和家属子女所受株连的材料。选择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部队级别，但都受到岐视、迫害的典型事例送呈总政。
我跑了这一大圈后，许多未见面的难友也得知我在向总政提供材料，各地寄往我家的信件便陡然增加许多，基本上都是个人申诉材料，都希望我亲自面交给总政负责同志，我只得隔一段就集中寄送一次，来京上访的难友也增多了，都领到总政负责同志那里不合适，但原地下党总委领导同志如赵政委、郭兆林、孙振冠、顾则圣、王化英、马兴旺、李喜尔、张城垣等，对全局性情况了解多，在征得总政有关负责人同意后，都陪他们去过总政保卫部反映情况，呈诉对落实政策的意见与建议。其它难友一般都陪他们去总政信访室面谈，也受到比较负责的接待。
为了使我们这个重大历史冤案的申诉能引起中央重视，我做了些自己有条件完成的工作，而大量的艰巨的信访申诉还是由各地难友们完成的。对我们６０００人最后实现平反，做出贡献的当然还有各方面正义感强烈的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包括全国人大提案委员会的老作家代表们、中央作出决定为我们复查的领导人和总政及各地负责为我们落实政策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