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职真难
先立业？先成家？
１９５４年９月中旬，我和Ｍ一起从西安到北京。她到地质部报到，我则住进我二哥在建国门外的仅１０平米的宿舍里。那是简易工棚式平房。我二嫂刚生了大女儿正在坐月子，二哥自己住进他所在工厂的集体宿舍，而把折叠床让给我这个亲兄弟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
我既感激又不安，如果不是既无单位又无钱，我说什么也不能这么为难兄嫂！我是多么渴望早日脱离这种困境啊！我几乎是天天去北京市转建委员会询问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让我失望！幸好不久父母即由重庆来到北京，农业部先将他们安排在招待所暂住，我便立即搬过去与父母同住。半月后又随父母住进草厂胡同一个小独院内，虽然也只有两间住房，至少有了一个较稳定的栖身之所了，可以开始去为成家立业而奋斗了。
当我又一次被市转建委的接待人员那种不耐烦态度和含沙射影的语言刺得心灰意冷之后，便萌发了“到清华大学去复学，大学毕业后总得分配工作吧”的想法。对此，父母十分支持。Ｍ尤其支持：“ 你去上大学吧，我的工资够我们两人用的。”
第二天，我回到阔别了六年的母校。清华园依然是那么庄严、肃穆，又充满勃勃生机！大操场上像我当年那么年轻的男女同学在打球在跑跳，在尖叫在欢笑，那么无忧无虑真让我羡慕不已！看那大礼堂庄重的球形楼顶！我曾经在它那蓝色的穹顶下，在那灯光辉煌的舞台上参加演出过《黄河大合唱》！啊，这就是我们物理系大楼，我在那里上了两年课，我还记得周培源老师给我们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情景。还有大礼堂旁的阶梯教室，我曾经在那里听过朱自清老师的文学课！
“我费了那么多心血才考上了清华大学，怎么中途就离开了呢？” “１９４８年暑假，我是听了党组织的话，才放弃学业去解放区的，而今还让我回来读书吗？”。我在校园里一面走，一面想，内心波涛汹涌！总算找到了校办公大楼。我到教务处询问，负责人告诉我已有不少跟我情况类似的同学回来复学了，只是我原来上的物理系因为院系调整已经并入北京大学。他请我去北大询问。
我有些失望地离开办公大楼，转到学生宿舍区进到新斋、平斋，去看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又转到静斋后面的树林里，看看我当年秘密入党宣誓的那块林中空地！我站在那里看着已长成大树的林子，回忆起刚满１８岁的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自己艰难革命历程的。如今，我在这世界上走了一大圈活着回来，党籍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饭碗也没有了我低垂着胡思乱想的脑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清华园。
我赶到和清华大学仅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学，那里原来是燕京大学校园，与我也是很亲切的。我到教务处谈了我的要求。他们立即去里间屋查看了原清华物理系１９４６年入学的学生名册档案，找到了我的名字，然后，微笑着告诉我：“欢迎你回来重读！只是你离开学校已经六年，必须重新从大一开始学习，现在物理系的学制是五年毕业。另外我们也需要看一下你的档案才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么说，我如果复学，要到１９５９年才毕业，就是说我这大学从１９４６年开始一共要花１３年时间才能毕业！”我出了办公大楼信步来到“未名湖”畔，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思考着。“时间长些也不要紧，谁让我那时候那么积极去投身革命呢！ 问题是我上学的学杂费、书费、生活费还得全靠爸妈供给，一直到我３０岁”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脸都发烧了！
“还有这五年间，我结不结婚？要不要孩子？有了孩子谁养活？让Ｍ那柔弱的肩头来挑起整个家庭担子？”
我坐在那里茫然看着湖里涌向我脚边的层层涟漪，心乱如麻：“更麻烦的是还要政治审查，物理系要学核物理，我这被开除了党籍的人即使让我复了学，毕了业，也决不会让我去参加关系到国家机密的高深的研究工作，顶多让我当个物理老师。那我花费整整五年时光和精力去读完这个全国最好的物理系，岂不是又白白去耗费我从战神魔掌中捡回来的这条命么？”
我艰难地撑起身，拖着如坠了千斤重石的双脚，蹭出了燕园的大门。
回到家里，对爸妈的询问我只简单地汇报了有关情况。他们安慰了我这个最让他们操心的儿子，那时弟妹都已在北京上大学，五兄妹只有我没着落！
那天黄昏，Ｍ也赶到我家来。她见我满脸愁云，晚饭后便邀我上城墙上去散步、谈心。我把自己不愿再从头上五年大学的想法告诉了她。她理解我的想法，安慰我说：“那我们就一面等组织上分配工作，一面自己也托朋友找工作，你别太着急了！”
“只怪我在没回国之前，把什么都想得太美。现在回来都一年多了，既立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我觉得自己于社会、于家庭都是个多余的人”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不！你在我心中是唯一不能缺少的人！我正想和你商量成家的事呢！”她见我反应强烈，便拉我在城墙砖垛上坐下来：“我已经被分到ＸＸ司司长办公室当机要秘书，是个保密岗位，我得服从组织分配。我原先想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你也走上工作岗位了我们再结婚。” “现在呢？” “现在想先成家，不让你再等了！” “怎么个成法？”
“今晚我不走了，以后周末我都回来跟你团聚！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那，那，你不怕怀上孩子？” “万一怀上了，就马上提出结婚申请。” “如果组织上不同意呢？”
“那我就请求调离保密岗位，总不能不让人结婚吧！？ “啊！我可不怕衣服破了？”我看着她那认真的神情，低声欢呼起来，见她不解地望着我，便又凑近她耳朵说：“本以为：我年过２５，衣破无人补，若要有人补……”
她指着我的鼻子说：“得再过２５！”我抱起她来转了两圈，幸好附近没人而城墙上面又很宽。
我们牵着手跑回家去。她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地喊了声：“爸，妈，我们回来了！”两位老人惊喜地看着我们。妈恍然大悟地打开衣柜抱床新被子出来说：“我早就为你们准备好新被子了！”这时候Ｍ反而害羞了，低头红着脸帮助妈妈重新铺床换被。
里外屋只隔一层布门帘，我们轻而又轻地完成了“婚礼”！我抱着她低声说：“谢谢你批准了我俩的婚事！” “这回你不是多余的人了吧？”她亲了我一下说。 “不是了，再也不是了！”我也亲了她一下。
我们都奇怪那晚并无干柴烈火般的冲动，有的只是一起跋涉过崎岖山路登上山顶后的欣慰，她伏在我胸前，我轻轻搂着她，我们就那样静静地相互拥抱着，庆幸我们终于勇敢地争得了爱的权利，想像着我们从此永不分离的无比幸福！
去当歌唱家？
光靠我自己去闯，看来是不成了，我找到了铭贤中学的同班校友路奇大姐。在铭贤时，我在班上最小，而她家五个妹妹却没弟弟，便认了我这个弟弟。那时她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做行政工作，对我十分关心。见我成天为找工作而苦恼，正好她们剧院要分出一些人去建立中央歌舞团，便介绍我这个当年的“清华大学民间歌舞社社长”、“四川大学方言歌舞社导演”、“军分区文工队队长”去试试。路奇还告诉我，歌舞团正缺男低音。
我兴冲冲地去了，由姓陈的团长亲自考查，她弹琴让我自选几首歌来演唱，我选了自己演出过几十场的《白毛女》和《赤叶河》片断。我站在练唱室的三角钢琴边上，运了气，竭力镇静着自己有些紧张慌乱的情绪，我告诫自己：“沉着点，沉着点，别砸了快到手的饭碗。”于是，眼前出现了在漫天风雪中弯腰驼背的杨白劳的身影，我尽最大努力唱出了：“十里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来，回家来”自觉声音还饱满宏亮，感情也表达得相当深沉，而当我唱到“只望熬过了这几天，挨冻受饿也心甘，也心甘”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命运比杨 白劳也强不了多少，眼里还真溢出了泪花。忽然，我发现自己的嗓音中出现了沙哑的撕裂声，我的情绪一下就低落下来。勉强唱完后，我惶恐地对团长说我因为感冒没好，声带有些发炎。她婉惜地说：“恐怕不只是刚犯的咽炎吧？路奇告诉我你是从美军战俘集中营回来的，你们在那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你的嗓子看来有问题了！”
“对，对，嗓子是受了些损伤。美国鬼子没少让我们吃毒气弹，不光让人流眼泪，还刺激嗓子和气管，我们几乎常年咳嗽。回国一年多了也未全好。”
“可惜了你这ＢＡＳＳ（男低音），音域又低，声音又厚实，稍加训练是很有前途的！但现在看来声带损伤了，你得先到协和医院去认真检查，彻底治疗，然后再来试唱，好么？” “好好，我这就去，谢谢您的指点！”
我走出中央歌舞团的大门，看见不远处有个小店，掏了掏身上还有好几角钱，进去买了一盒“大婴孩”香烟和一盒火柴，出来倚在墙角猛吸了几口，剧烈地呛咳起来。“去他妈的，戒了烟嗓子也不行了，何苦呢！美国鬼子，你们功劳大大的，你们用毒气毁了一个中国歌坛上的男低音歌唱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下你们该高兴了吧！哈、哈、哈、吭、吭、吭”
我蹲在地上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呛咳，一边傻笑、一边擦眼泪。我忽然发现身边站了好几双小脚，抬头一看是几位过路的“红领巾”围着我。一个带有小队长臂章长着极乖的苹果脸的小姑娘弯下腰对我说：“解放军叔叔，你病了，我们送你去医院，好吗？”啊，这才是人世间最美的声乐！我一下清醒过来：“不要紧，我这是老毛病了，马上就好。你们真好，谢谢你们，放学了快回家去吧”
我站起来语无论次地边走边向她们挥手，又忍不住多看了她们几眼。那些尚不知人间有苦难的孩子们对我真诚关怀的眼神便永远刻印在我的脑膜上了。
关于报考中央歌舞团未成之事，我只给Ｍ讲了。他说：“你幸好没考上，歌唱演员是不许沾麻辣味的，你受得了吗？”
去当矿工？
等我再见到路奇大姐，她说中央歌舞团的陈团长已打电话把情况都告诉她了。“没关系，你不去也好，那些艺术家成堆的地方是非也多。咱们另找工作。我父亲在煤炭工业部当总工，我已经跟他说好让他帮你在部里找个工作，你尽快去吧！”
她把地址给了我，我立即欣喜地骑上我二哥的那辆旧自行车飞快地跑往煤炭部。一路上我哼着歌子，心想：“等我有了工资也买辆自行车，太方便了，还省钱！”那时的煤炭工业部还在旧楼里，但警卫比现在威严，我填写了会客单，传达室又打电话到“总工办公室”问了，才让我上楼去。
伯父对我很熟悉，解放前我上清华大学时，他在门头沟煤矿当总工，圣诞节、春节都是在他家过的。伯父视我如义子。我确信他会尽力帮助我的！
伯父见了我高兴地说：“已经跟人事部门打了招呼，他们将接待你”，随即让一位部下领我到“人事处”去。
人事处的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干部很客气地接待了我，给我倒茶，请我坐在沙发椅上。那女的又拿出本子记下我说的情况。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很受鼓舞。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籍贯、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学历、哪所大学、什么专业、毕业与否，问得很详细，我答得也很顺畅。只是问到“政治面貌”时，我结巴了“：我，我，我是群众。” “你本人希望从事什么工作？” “什么都行，技术工作、文字工作、勤务工作，甚至下井去当矿工都行，我不挑工作，让工作挑我吧！”我急切地说，最后把刚在报上见到的口号也用上了。 “你的人事关系现在哪里？” “在北京转业建设委员会。” “这样吧，三天后请你再来一趟，好吗？”他们又互相看了看。那位男同志友好地送我出门，还跟我握了握手。我知道他们将去看我的档案，刚来时的欣喜心情冷了一大半。
三天后我抱着一线希望去到煤炭部，先直接去了人事处，还是他们两个接待我，依然很和气。那位男同志说：“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你的情况，目前我们还真需要大学生来做技术工作，可惜你专业不对口。部里也缺做文字工作的干部，只是按上面规定，政治条件要求较高。至于你说的勤务工作或矿工，我们人事部不能分配大学生去干，我们受批评事小，耽误了你的前途事大。”
我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巧嘴，明显感到屁股底下的沙发并不柔软，我站起来说了声：“给你们添麻烦了！”就跨出门去，把后面他那句“很抱歉，有空再来”关在了门里。
我到总工办公室去见了伯父，只说：“人事处让我再等等，谢谢您的关怀了！”就告别他出了大楼。
我骑车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心里苦笑着：“耽误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什么？是他妈的需要糊口，养家！再买辆自行车！我当初干吗要上大学？大学生连矿工都不能当，你小子就回家呆着吧！”但是此时我不想回家，爸妈都上班了，回去一个人冷冷清清，什么书也看不下去，什么活也不想干。我骑车到处瞎转，最后在城外一处野地边上的树荫下睡了一觉，太阳下山后才回到家里。
爸妈正坐在饭桌前等我，桌子上摆了好几个菜，还有葡萄酒。我装着很愉快的样子说：“嗬，这么多好菜！妈，今天有什么喜事吧！” “快吃饭吧，跑了一天了饿坏了吧？”母亲仔细看了看我的脸色，答非所问地说。
“老三，今天这桌菜是我炒的，这还是２５年前在上海四川北路开饭馆时练的手艺。那时候我这个大学生刚毕业，就失业了。到处求职，实在找不到工作，才跟人合伙开了那个饭铺子。我又当厨师又当跑堂的，你妈还要上学。你小子就是那时生的，你来得不是时候，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哈哈哈哈”爸的笑声真爽朗。老人家又在我的酒杯里斟满葡萄酒，说：“先喝口酒解解乏！”我噙着眼泪一口把酒全喝了，好久没敢抬头！
去当电影演员？
几天后，Ｍ回家来告诉我：她打听到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正招收演员，要我赶快去报名。我因在中央歌舞团碰了钉子有些胆怯。她鼓励我说：“电影演员要的是形象和表演技巧，对嗓子的要求并不高。你忘了你演的杨白劳曾使多少人流泪！”说完硬拽着我坐车到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排练场报了名。
初试那天，等在考场外的至少有５０人，不少是跟我一样穿军衣没领章帽徽。轮到我进场，一看台前坐的一排考官中有著名演员崔嵬、白杨，我就慌了神。但她们似乎理解我的心情，满脸是鼓励的微笑，让我镇静下来。主考老师要我朗诵一首诗、唱一支歌、跳一段舞。我幸好事先做了些准备。于是激情饱满地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唱了我曾在战俘集中营里经常唱的高尔基的《囚徒之歌》，跳了一段俄罗斯的水兵舞。
我从考官们互相交换意见时的表情中看到满意的神色。主考老师随即给我出了“即兴表演”题目题目是：“你和未婚妻一起从四川来北京报考电影演员，你自己来看考试结果，结果是你考上了，她未考上。你打电话到招待所去告诉她这个结果，并和她商量是你自己单独留下来当演员，还是都回四川去按原计划完婚。”
当我听完这个考题时，真觉得是上帝在保佑我，否则怎么就和我的处境与心情如此巧合呢！我想像着Ｍ在招待所等我消息时的急切心情，我用手势和语言十分形像地表演了拨电话老是不通和好不容易总机通了又没人接的焦急以及总算接通了分机，听到了她的声音后，我的紧张、犹豫、矛盾心情等等。
三天后，我按时去看初试结果，果然初试通过了。主考老师给我和另一位女考生出了一个共同的复试题目：让我俩表演著名话剧《雷雨》中周朴园和鲁妈见面的那场戏，要我们一周后去应试。
我们十分兴奋地在考场外面商量了一起排练的时间、地点，并互相介绍了一下简况。原来她姓何，是从６７军文工团复员下来的，就是北京本地人。她形象虽然一般，但普通话说得真好，表演技巧也不错。我们的排练很顺利，应试那天，我们在排演场的舞台上做了相当成功的表演，有几位考官在我们的表演结束时还禁不住鼓了掌。主考官让我们在家里等书面通知，说因为要进行一下政审调查，时间会稍长一点。
那些天我在家坐立不安，食无味、睡无眠。Ｍ回来得更勤。她若不回家就让我去她们地质部的宿舍玩，那时她住在西四西安门大街的一栋小楼里。她为了给我做饭吃，专门买了煤油炉子，锅碗瓢勺。吃完晚饭，她就陪我出去压马路。我们经常站在北海公园大桥看白塔在湖水中的倒影，看中南海的灯光。她起劲地谈她的工作情况，谈当下面报上许多新发现的矿藏时她的高兴心情。还说她的司长是个老红军，对她很慈祥就像父亲一样等等。我知道她是在尽力分散我的焦虑心情。
终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信封上印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字样的公函。我手颤抖着撕开了信封，通知上写着：“由于你的北京话发音不纯，不拟录取。”我跌坐在床上，不相信自己的普通话发音还不如当时那些乡音浓重的电影演员。我呆坐了半天才想起应该到小何家里去问她收到通知书没有。她说：“刚收到！”便拿出一个同样的信封。通知上写着“复试通过，你被正式录取，请于三天内前来报到”。小何高兴地推着我说：“你快回去等通知吧！咱俩同演一台戏，肯定你也考上了！”。我没吭气赶快离开了她家。
我耳边又响起了几个月前，指导员宣布我的组织处理结论的声音：“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 “演电影必须是党员么？”我想不通！我开始怀疑在我档案中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东西！
去当代课教师
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意识到：要想找到正式工作于我将是很难的。到了１９５４年年底，我几乎陷入绝望时，路奇大姐为我找到了一份教书的临时性工作：到东城区工人夜校去代课，教成人初中语文或者代数。我去问教务主任是否能安排好课表使我有可能语文、代数都教？教务主任是位和善的中年妇女，十分热情，她说：“听路奇介绍你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初中科目，你肯定全能包下来，只是你的时间、精力是否允许。同时教一门文科一门理科我们这里还没人干过呢？” “我保证都能教好，只要教课时间不冲突就行。”见我那么 自信，她同意了。
当我领到两本教材、两本备课笔记本、一支钢笔、一瓶墨水时，真是高兴极了！“新生活开始了，我生命的新的一页翻开了，从此我可以自食其力了！”我对自己反复念叨着。
从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备课，在正式上课前又多次去旁听了别的老师如何教语文和数学课，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
１９５５年元旦刚过，我开始讲课了。当我踏上那五尺讲台站在几十名青年工人前面，看着他们那一双双充满求知欲望的眼晴时，一种传授文化、播种文明的神圣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我原本是可以为国家出力的，决不是一个社会多余的人！”
我由于自己有较厚的文学底子，又有相当丰富的阅历与表演才能，我的语文课就讲得比较生动，无论对字词的讲解举例，还是对课文的分析，特别是对学生的写作练习、作文讲评，都让学生获得较多收益。后来外班有些学生也跑来听课，有时座位不够还有人站着旁听。
我的代数课也由于能结合成人理解力强和生活经验丰富的特点，又在课本之外选择了一些从学生那里了解到的生产中的实例来讲解公式和定理，也很受学生欢迎。课后常有一些学生围着我问问题。有的学生缺了课我就星期天到设在米市大街小教堂里的学校去为他们补课。这些学生有的年龄比我大，叫我“张老师”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呢！
由于我教的课时多，第一个月下来，我竟得了５０元的代课酬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工资，我拿着它转身就到商店为父母、爱人、弟妹、兄嫂、侄女都买了春节礼品，花去了 一大半收入。
１９５５年春节来了！春节那天，在全家吃团圆饭时我意外地散发了礼品，大家高兴得叫起来。妈妈穿上我送的毛背心就不脱了：“这是我老三送的，穿上它最暖和了！”Ｍ收下送她的小巧玲珑的皮手套，那么幸福地看着我，好像是得到了月亮宝石似的，要我亲自给她戴上。在北京钢铁学院上一年级的妹妹拿着那支金光闪闪的英雄牌钢笔跳起来在我脸上吻了一下说：“英雄的哥哥送我英雄笔。”
在北京矿冶学院读四年级的四弟拿着他得的那个刷了金边的漂亮日记本故意追着妹妹喊叫：“三哥太偏心眼了，送给你那么贵重的金笔！不行，得换过来！”在农机厂当工程师的二哥则翻开我送给他的大相册，读着我写的：“欣逢劫后余生的第一次亲人团聚，谨祝你们新春幸福，谢谢你们给我温暖的亲情关怀！”二嫂拿着我送侄女的小毛绒帽，一边给怀里的小宝宝试戴，一边说：“啊，小共音，你知道吗，这是你三叔用第 一次工资买的，快谢谢你三叔！”又对Ｍ说：“其实这个婴儿 帽该给你们留着呢！”弄了Ｍ一个大红脸。
只有爸爸一直微笑着看着大家。他头上有些可笑地戴着我 送的那顶有护耳的防寒帽，招呼大家入座。等都坐好了，他说：“除了你们大哥在石家庄部队上这次来不了，现在全家都团圆了，难得的是老三今天能坐在我们中间。这些年，我和你妈最怕的是过年过节，怕看桌子上为老三空摆着碗筷，不知道老三在哪儿，不知道老三还能不能回来，那时候我们最想了解 朝鲜战场的消息，又最怕听到朝鲜的战报；那时候我们经常在 半夜惊醒，不是梦见日本鬼子’八·一三’炮轰上海时，我们 抱着老三逃难的情景，就是梦见美国鬼子飞机在追着老三扫射！头一年我们还盼着开信箱时能突然见到老三的信，后来我跟你妈谁都不愿去开箱取信，怕、怕”
爸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屋里空气凝固了！妈已泣不成声，妹妹转身去里屋拿来毛巾自己擦了泪又递给妈。我用手支着低垂的头，泉涌的泪水不断滴在桌上，Ｍ在旁边递上了她 已被泪水打湿了的手绢。我起身到院里使劲擤去堵塞的鼻涕，浑身颤粟着！我望着天上闪闪的寒星，心想：“但愿人间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战俘，不再有生离死别的苦难！”
春节过后，老战友黎子颖从四川来了。他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回乡后竟大半年不分配工作，只得在长江边码头上当苦力挣钱，最近分配他在镇子上供销社里卖油盐酱醋，而他的镇子上中小学校缺语文教师却不让他去！他是来内务部上访要求按照正常复员军人对待他。我跟爸妈很同情，留他住在家里。平时和我一起睡，Ｍ回来了，就单为他在贮藏室里支一个行军床。我们真是亲如手足，对此他毫不在意。
我陪他找到了内务部，接待室的干部确实相当热情，听完了子颖的呈述后，要他写一份书面申诉交去，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解决。出来后我对子颖说：“你这集中营里写控诉书的专家就重操旧业吧！”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当第二天他送申诉书去时，那位接待员请他耐心等待些日子，说他要先跟四川省民政厅联系，厅里还得跟县民政局联系，并说他们人手少，要解决的类似问题太多。子颖为难了：“我真不好意思长时间打搅伯父母，我又囊空如洗，无法报答！”我说“：有办法了！”
我到东城工人夜校找到教务主任，问是否还需要语文老师？听了她否定的回答，我便请求将我的语文课转由黎子颖代教。见主任有些不放心的样子，我说：“您放心，我的这位战友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来的，教得真比我强多了，这样我也好集中精力把代数讲得更好些。”
这样，老黎就和我一起在工人夜校工作了。我们白天一起备课，晚上一起上课，他又抽空不时去内务部询问回音。日子过得又充实又匆忙。转眼一个月到了，我们各人都得到了２５元酬金。从学校出来，我们第一件事是先到东安市场去一人买了一套银灰色的中山装，一顶同颜色的八角帽。第二件事是我们到中国照像馆穿好新衣戴好新帽合了个影。看像片上我们那土里土气又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我们已经赢得了整个世界！子颖还剩些钱，硬是不听我劝，用来给爸妈买了盒点心表示孝敬！
但好景不长，几天之后，教务主任很抱歉地告诉我，他们的两位老师产假已满，将恢复教课，我们只能再等到有空缺或下学期扩班之后再教课了。临别，教导主任握着我的手说：“同学们可喜欢听你们讲课了，学校要有条件就长期聘用你们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向教育局提交过建议正式录用你的请求报告，只是”我机械地点着头，生硬地重复着两个字“谢谢，谢谢”！
好在不久子颖的申诉有了回答，据接待员说，老黎给谢觉哉部长写的信，部长读了很重视，要他们认真办理。他们将谢部长批示了的信转给四川省民政厅，现在省里打报告来，说长寿县转建委已经将老黎安排在他们镇上的中学当正式教师，请他回去上任。部里还给老黎买了回重庆的火车票。
我到前门火车站送子颖，在站台上我说：“你的申诉信肯定是打动了谢部长，得到圆满的结果，真为你高兴！下一步就等着喝你的结婚喜酒了！”我在集中营就听他讲过，他有一个姓傅的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他在集中营化名为“傅稚恒”就是为思念她而取的。我不说这事还好，一说他的笑容立即消失了。 “别提了！人家听说我被开除了团籍，又见我在码头上当苦力，挣钱不多，臭汗不少，已经另攀高枝了。” 我傻张着嘴盯着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泽石，我真为你高兴，真羡慕你。Ｍ能对你那么忠诚，这是我们所有难友的骄傲，你一定要加倍地爱她！”子颖紧握着我的手嘱咐我。
我牢牢地记住了他这临别赠言。
让我去掏大粪吧
送走了老黎，回到我一人独守的空房，看见那些记录了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的备课笔记本寂寞地躺在案头上，我信手翻阅着它们，又一页页地撕掉，地上像洒了一层雪花第二天我又到市转建委员会去了。“你又来了。”那位长得白白胖胖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干部早就认得我了。 “来了。”我已经在接待室靠墙那一排硬木长椅上坐了近一个钟头了。等他叫我去坐在他办公桌前面时，我的口气也有点不那么温顺了。 “这些日子来，要人的单位不少，只是人家一看你的条件就有些为难。昨天有一个单位来要人，条件倒是不高，只不知你是否愿意去！”他翻着一个卷宗说。 “什么单位，我不挑工作，我不挑工作！”我声音有些太高了点。 “清洁队，宣武区环卫局的清洁队，待遇还不低，有营养补助金！” “那是扫大街吧，我可以去！”
“这个清洁队招的是掏粪工人，背粪桶到各院去清理家庭厕所。” “掏大粪，我不怕，我、我完全同意！”我只差说出我曾经在釜山战俘营掏过大粪。 “那好，你明天再来一趟，我回头就跟他们联系。”
回到家，我很矛盾要不要跟爸妈和Ｍ讲我要接受这种工作。我知道他们决不会把这种工作看成卑下的，也不会嫌我每天带一身臭味回家。但他们会十分惋惜埋没了我的知识和才华，他们认为我无论在文艺表演、文学、教学甚至技术开拓等等方面都可以做出较好的成绩，他们还会担心我的身体不适应做较强的体力劳动。但是他们能理解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我现在急需的既不是去发挥个人才智，更不是去为国家做什么贡献，而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是要争取劳动和生存权利，是维护我做人的最起码的自尊心！我决定先不告诉家人。
第二天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去应聘。没想到去了后，那位干事却摊开两手说：“嘿，他们知道了你是大学生，体检表上又有慢性气管炎，不同意要你。”
见我摇晃着退回墙根，一屁股坐在长椅上两眼直瞪着他，他又忙说：“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我们将尽力早日为你找到工作岗位。好在你的家庭条件比一般复员退伍军人还好些嘛，他们不少人连维持个人生活都困难呢！你先回去吧！一有机会就立即用电话通知你父亲。”
我走出民政局大院，看着天上悠游着的白云心里悲怆地呼喊：“祖国，您连掏大粪的机会也不给我么？我可是您的从海外不远万里拼命归来的儿子呀！”
回家路上，我想起难友的一些情况，心里更不是滋味：辽宁抚顺的郭乃坚来信说，他回乡后，既不分给他地种，又不许他加入农业社，他只得借钱买了台手摇缝纫机为人做衣服谋生！冬天来了，他寒衣无着，请我支援。我把自己那套棉军衣邮寄给了他。四川眉山的张达来信说他没有工作，决定重读高中，争取毕业后分配工作，希望我能支援点学费，我决定节衣缩食，每月寄五元钱给他，从上月已经开始寄了；成都钟骏骅来信说成都地区不少难友都在自谋生路，大学生高孑、吴均度都在拉排子车，小陈在车站蹬三轮车，有的跑新疆谋生，还有的跑关东找口饭吃。
想到这里，我的心紧缩了。我如果不是自顾不暇，真想尽力帮助这些比我更苦的难友们啊！
终于分配工作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５日，我在家做好中午饭等爸回来。妈妈因在农业部幼儿园当园医，早出晚归，中午一般就我们爷儿俩。爸人在门外，笑声先到：“老三，家里有酒没有？”爸撩开门帘，带进一股春风。 “您中午不是不喝酒么？”我一面解围腰一面问“。今天有喜事得喝酒！”爸坐下来那么高兴地看着我！
我从小橱里取出酒来，心跳得厉害，一边给爸斟着葡萄酒一边忍不住问： “是转建委给您去电话了吧？”
“你小子猜着了！叫你下午就去取介绍信，分你到中学去教书！嘿，满了满了，酒都跑桌子上了！”爸自己去拿了桌布擦干酒水，见我还站在那里发呆，就把我的酒杯斟满了递给我说：“来！我们先干他一杯，等星期天大家回来再好好庆贺庆贺！”
我跟爸碰了杯，一口吞下那不知何味的酒！
下午，我赶到转建委，那位接待员见我进门，立即站起来让正和他谈话的来访者等一等，然后对我说：“有所中学要物理教师，我推荐你去。他们一看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那所中学在远郊！” “只要在中国就行！我都去！”
他笑着给我一封公函说：“背面有去的路线说明，快去吧！”见我捧着信盯着他、一时又说不出感谢话的样子，他拍拍我的肩说“：去了好好干，为咱复员军人争口气！”
第二天，我从前门坐３３７路公共汽车前往位于石景山模式口的北京市第九中学报到。出了复兴门，汽车就进入视野开阔的郊区。
哦！田里的麦苗已经长得郁郁葱葱，路旁的柳树也在迎风舞翠，春天已降临人间！道旁还不时有桃林披着锦团似的花蕾向我招手！
啊！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生活的立足点，终于真正翻开了生命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