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年叛徒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１９６６年５月我正在热情地进行着初中英语教学的大胆试验，正在细心地培育着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上的４０棵幼苗，还在教师英语进修班上忙着教老师们英语，几乎无暇他顾，完全未见到社会上的政治动荡已经波及到学校，只是当老师们在教研组里、在宿舍里议论着报上刚发表的《 评海瑞罢官》意味着什么时（ 因为“ 海瑞罢官”这出新编历史剧的作者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是我敬爱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吴晗先生），我才从多次挨整的经验中意识到，中华大地上又有一股政治龙卷风正在逐渐形成。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那天下午，报纸送到教研组来时，我正好在办公室里改学生作业。我抢到一份人民日报，打开一看，赫然一组通栏大字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急切地去读这篇社论的内容，愈读就心跳愈厉害，那口气，那指向，跟 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那篇著名的《 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何其相似！“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新动向”，我的天！我竭力想从社论中读出点什么来证明这一切跟自己无关，一心想从中明确“牛鬼蛇神”中并不包括归国战俘、摘帽右派和被开除了党籍的阶级异已分子。但我越急却越感到好像说的就是我……我觉得似乎同事们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便赶快放下报纸若无其事地抽烟、喝茶、改作业，心里还嘲笑自己这个上过战场，蹲过监狱，经过劳改的人竟然变得如此神经过敏，如惊弓之鸟，如打草之蛇。“可笑之至！荒唐！”我企图用不断自责来安定自己的心惊肉跳！
然而“，历史的发展决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我所害怕的风暴还是来了……学校根据教育局指示，提前匆匆结束了学年考试，７月初，就将老师们集中到石景山中学去开展“文化大革命”。
在学完了《五·一六通知》等文件，“提高了认识”之后，就开始了“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不知道是因为支部的Ｋ书记和Ｇ主任想保护我，还是我的教师英语进修班的学员们对我这个老师还有些尊重，总之，运动开始未整我，还让我当了个“后勤组长”，协助校领导管理在校集中学习的老师们的吃、喝、拉、撒、睡！
这个阶段大字报揭发的内容有“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有ＸＸ女教师生活作风问题，但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针对我的大字报！上帝保佑，一张也没有！
不久，我们“班师回营”，大家又回到学校在“工作组” 领导下“停课闹革命”，重点是揪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的黑线人物。这时候，教导主任Ｇ老师和另一名“区先进教师”Ｙ老师被点名批判。我很为难，不写大字报有“一丘之貉”的嫌疑，写吧却不知他们何罪之有？只好人云亦云应付一下差事。但尽量字写小点，张贴在不显眼的角落里，真怕“引火烧身”！
后来，工作组撤走了，开始有老师站出来批判“工作组” “保护黑线人物，镇压革命群众”，开始贴出“学校党支部烂掉了”、“党支部重用什么人”的大字报。这时教师中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两派。一派认为解放后１７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革命路线，学校党支部也基本上是好的，这一派以党团员、老教师为主；另一派则认为１７年完全执行的是“刘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党支部是刘邓路线的黑爪牙，是黑帮分子的黑据点，这一派则以年轻教师为主，大多是非党团员。
从此，就有了“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但大家都说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是最革命的！两派也都在一般教职员中积极宣传自己的观点。与我同宿舍的两位老师正好各属一派，晚上睡觉前常为辩护自己那派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他们请我对他们的争执表态。说心里话，我好不容易有机会真正教了三年书，学校领导给我创造了条件，给予了支持，我是十分感激他（她）们的，所以从内心赞成“保皇派”的观点。但我哪敢得罪“造反派”呢！于是便说：“我怎么听你们两位说得都有道理呢！以前我只顾教书，反正领导上叫我咋干我就咋干，很少想过这些问题。” “你上当受骗还不知咋回事哩。难怪他们推行修正主义那一套很顺利了，这对你也是危险的！”那位造反派先生便认真地提醒我。我只好点头称是，还表示谢谢他的提醒。
在党支部“靠边站”后，学校“选举”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被选为组长的是一位出身好的Ｌ老师，据说他是中央ＸＸ老革命的亲戚。在领导小组里还“结合”进了一位原任党支部副书记的Ｃ老师，她是后山上解放军工程兵军官的家属，刚调来学校不久，“造反派”们一直在动员她“反戈一击，从黑据点里冲出来！”那时党支部手里有造反派们急于想掌握的学校教职员工的人事档案，造反派们极想用它们抓出一些受党支部庇护的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我不知道党支部将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最担扰的是我被俘问题被造反派搞出来，那是在我头上悬着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
仍是在劫难逃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的一个星期一，一大早我从家里换乘三次公共汽车到达学校，见到几位被造反派斥为“保皇派干将”的老师正抱着大字报卷，提着浆糊桶，架着木梯要往后院墙上刷大字报。已经有不少老师同学跟在后面想看个究竟。一看那卷大字报的体积，大家都想到这肯定是对上星期造反派在鸣放大会上对“保皇派”所发起的强大攻势的一个有力回击。我也被吸引过去，而且挤进人群中站到了前面。
第一张大字报纸贴上去了，那上面是浓墨重笔的楷体大字：“打倒崇美、崇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嗯，这是要批倒谁？”我心里一惊。没等我反应过来，第二张贴上去了：那上面写的竟然是：“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张泽石！”
我本能地想朝后退，后面已是一堵人墙。我反过身来打算挤出去，但大家都在引颈扬脖惊奇地往前挤，后面的人还在不断往这边涌来。我肯定是躲不出去了，只得又回过身来。第三、第四张也贴上墙了。我那一受惊腿就发软的老毛病又犯了。 “你得挺住，挺住！”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我知道这次真要倒下去，恐怕就再难爬起来了！
“你又不是毫无思想准备！要吃柿子先拣软的，你就是个政治上的软柿子，运动来了，不先把你拣出来还拣谁？”我说服自己必须有自知之明，更应有先见之明！
“其实，你顶多不过是个 ‘死老虎’，很可能只是个档箭牌。几年来党支部对你这个摘帽右派够可以了，若现在拿你来挡一下箭，你应该心甘情愿地献身……”
我在安慰和鼓励自己。看大字报的人群将我往右边挤，我索性抬起头来跟着大家往下看：张泽石出身于资本家兼地主的反动家庭，自幼在教会学校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一贯崇美、崇蒋，在抗美援朝中贪生怕死投降美帝，在战俘营当翻译官，忠实为美帝服务，背叛祖国当洋奴，是可忍孰不可忍！朝鲜停战后被美帝派遣回来，因其叛国罪行被开除党籍。１９５７年又受美帝支使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污蔑社会主义，妄图篡夺人民的江山，堕落成为万恶的右派分子！在其伪装积极摘掉帽子恢复工作后，又阴险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尤其可恨的是热衷于将帝国主义语言教给年幼无知的学生，并在他的英语教学中用崇美思想灌输学生，妄图再替它的洋主子培养一批又一批洋奴！这充分证明他是一只美帝走狗，是美帝派遣回来的大间谍！必须将张泽石的罪恶嘴脸公诸于光天化日之下！张泽石必须低头认罪。
打倒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张泽石！
一群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
看完大字报，我明显感到脊梁发冷、腿打颤！ “决不能让人看出我在胆战心惊！”我急速转身挤出去。我听见有学生说：“张老师原来是这种人！”于是我更加快脚步，回到宿舍倒在床上，脑子里翻腾起来： “一群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谁会对我义愤填膺呢？”我想起那几位老师在贴我的大字报时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竟然要造谣惑众拿我开刀呢”？
“我该怎么办？去请求党支部为我说句公道话！可党支部已经靠边站了。去找那些老师辩论？他们并不代表个人，他们有组织，又出身好，历史清白！你当过俘虏、右派，能跟他们叫阵？”
“认命吧！当年你自愿去朝鲜，在战场上失去抵抗力被俘；现在在这场革命中你又是毫无抵抗之力，那就老老实实准备挨整吧！” “不行！我不能再让人任意宰割！得跟他们斗到底??但跟谁斗呢？在集中营里我能面对面地跟敌人干，可这里我总不能把那些贴我大字报的老师们当成敌人吧！”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２０多年后，当我的《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在《北京晚报》摘录连载发表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一天我从晚报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竟然再次读到这张大字报的全文，这位读者在信中说：敬爱的张老师：您可能不记得我了吧，但２０多年来我可一直惦记着您！昨天偶然从北京晚报上读到您的大著看见您的名字！那名字是自从您在我们班的第一节英语课写在黑板上之后就印在我心中了！张老师，我当过您的英语课代表，当过新年英语晚会上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拿起话筒在斗争您的大会 上发过言，“控诉”您用帝国主义的语言和思想来毒 害我们。为了代表我们班的同学发言，一位老师把揭发您的那篇大字报的草稿给了我，让我根据它写发言稿。当时我读了它，我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真的恨起您来了，恨您为什么叛国、反党！您在我和同学们心中那高大形象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一种被欺骗的痛苦感觉！因此我才有勇气面对面地去斗争您！现在我一想起您站在那两张摞在一起的桌子上，头上戴着大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黑板，弯着腰听我控诉的样子，禁不住悔恨的泪水簌簌直流。张老师，我今天才知道我是多么幼稚，多么轻信，多么对不起您。当年，我太伤您的心了，您对我们，特别是对我花了那么多心血，付出了那么多爱心，而我却那样对待您！张老师，我今天特地到阅览室把登有您的《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的连载一口气读完，我边读边擦我止不住的热泪，一张手绢都湿透了！原来您不但不是叛徒，还是忠贞的爱国者！您为祖国吃了那么多苦，回国来却受到那么不公平的对待，其中也包括我这个您最喜欢的学生对您的伤害！ 我怎么能不流泪……张老师：２０多年过去了，我自己的女儿都上中学了。您现在在哪里？头发全白了吧？身体还好么？ 我现在多么想继续向您学英语啊！每当我听到女儿朗读英语课文发音那么难听，就想要是您来教她就好了！张老师，要是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我肯定是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了，而今我只能是个售货员！想起来，我好恨！
张老师，刚才我把中学的日记本翻找出来，果然找出来夹在里面的当年揭发您的那张大字报的底稿。我本想将它撕个粉碎，又一想，也许您将来写书用得着它呢！便决定将它寄给您，同时向您表示我深深的歉悔！老师，您能原谅我么？
不值得您记住的学生
Ｑ．Ｓ．Ｈ．
我的学生在那封“读者来信”里当然只能把那场十二级台风刚刮起来时的灾难情景，点滴写出。
那次还有两位老师受到和我类似的以大字报突然揭发“历史问题”的方式的攻击，并分别给戴上“中统特务”、“黑帮爪牙”的帽子。与此同时，当天晚上文革领导小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黑帮管理所”，将“革命群众”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统一监管起来进行专政和批斗，并成立了以“革命小将”为主的“群众专政队”负责监管任务。
黑帮管理所
那天中午我正在宿舍休息，突然几个带着红袖箍的学生闯进门来。 “张泽石，站起来！”带头的大个子男生手里提着一根军用皮带向我吼了一声。
“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宣布，从现在起你被捕了，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我们无产阶级对你的专政。”另一个女孩十分庄重地学着《列宁在十月》电影里的台词向我喊，她是学校文艺队里的尖子，我给她化过妆。
“从现在起不许你乱说乱动，你只能呆在这间屋里，随时听候革命群众的批斗！”又一个男生将手中的皮带在我头上挥舞了一圈说。
“我们对你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你可以给家里写个条子，告诉家里你已经进了 ‘黑帮管理所’，不能回去了。你需要什么生活用品也写上，我们将派人到你家里去取。”后进来的一位刚分来学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发话了，看来他是“群专队”的负责人之一。
我站在那里，尽量低着头，顺从地听喝斥。由于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更有丰富的挨整经验，那时心如一潭死水！
于是，从１９６６年８月开始，我又升级为“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被划归入“牛鬼蛇神”这种只有在我们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才有可能出现的怪物群落。我再次失去了人身自由！
“黑帮管理所”成立的第二天，全校召开了批斗大会，我们一共７名牛鬼蛇神被戴上纸糊的黑色高帽子，挂上小黑板，上面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姓名，姓名上被画上了红色大“×”，黑板的提手换成了细铁丝，那铁丝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后颈。
我们各自被两名“革命小将”反剪双臂按下脑袋，排列在会场前面，轮流上台去接受批斗，批斗台是两张方桌再摞上两张课桌搭成的。
Ｋ书记是第一个被揪上台去批斗的。这位年过５０、一生从事教育的校长颤颤巍巍地爬上高台，弯着腰接受批斗时，汗流如注。我真担心他会晕过去。随后是Ｇ主任。我从那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对她这位“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干将”的揭发中，听到有一条罪名是：在教学上重用大叛徒张泽石并在政治上给予庇护。我心想“：真对不起，让我连累了您！”
轮到斗我，未等高音喇叭里喊出揪出我的口号，我就自动地爬上了高台，但等了一会并未听见“愤怒声讨”，只听见下面喊“：张泽石你下来！”我想“：可能不斗我了吧！”下来后，押我的红卫兵取掉我的高帽和黑板，把我押到播音室说：“快，喇叭不出声了，赶快把扩大器修好！”
学校的各种电器，从收音机到电视机，从录音机到扩大器，一直是我在负责维修，扩大器还只有我会修。我正要动手检查毛病，只听旁边的小将一声喝斥：“你要不老老实实修，就砸烂你的狗头！”我扔下试电笔猛地转过身来生气地看那学生一眼，只见她吃惊地用手捂着嘴担心地看着我，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才又回身去修理。幸好毛病很快修好了，外面的喇叭又响起来。 “下面，把大叛徒张泽石揪出来！”我再次爬上去。第一个发言的就是２０多年后写信给我的那个女生，她通过我刚修好的扩音系统，用她那稚嫩的声音照着稿子念，声音既小，语气也太软，我不禁在心里为她着急起来：“小Ｑ，大声些，要有愤怒情绪，最好再骂两句！”当她说到：“像你这样毒害学生的坏老师应该、应该、应该……”竟说不下去时，我一着急便大声替她接下去说：“应该打入１８层地狱！”哗！会场上响起了笑声、骂声。
主持会场的老师抢过话筒大声喊：“严肃些！安静！安静！”见会场仍未安静下来，另一位主持人拿过话筒带头喊起口号：“张泽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才终于在口号声中安定下来……接着几天是在室内开小会批斗，主要是教师参加。要我交代的大问题有：我跟英国大使馆有何秘密联系？起因是我到外文书店给学生买外国童话原文书籍时，正遇到一位金发碧眼女士向售书员打听有无鲁迅的《祝福》英译本。那售书员听不懂。于是，我便替她当了临时翻译。那位女士在感谢之余跟我交谈了几句，互相通报了一下职业和姓名，才知道她是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我回来在教研组谈了此事，说应该给外文书店的工作人员办一个外语培训班。没想到竟成了间谍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那么积极地在教师中办英语培训班是否想发展几个会英语的美国间谍？我只得请求领导上调查若本人有所隐瞒愿受任何处分。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的名字为什么用毛泽东的“泽”和蒋介石的“石”，是否想当反革命两面派！我说这个问题我确实无法回答，因为给我取名字的家父已离开人世！
大小批斗会告一段落，我们就半天反省写检查交代，半天罚劳动：给校园锄草和掏大粪，这些活对我是驾轻就熟，我常在暗中照顾一下Ｋ书记和Ｇ主任。
一天下午，一位“群专队员”对我说：“今天你不用去劳动了，你当过文工团员，下午你的任务是创作一支“黑帮歌”，并负责教会你们这些牛鬼蛇神！”
我一下午就把“黑帮歌”创作出来了，歌词开头是：“我是黑帮罪该万死……”曲调是用我少年时在教堂唱诗班唱的那首《耶稣救我》的曲子。“群专队”的头头听了我试唱，认为还不错，便限我当天教会其他黑帮。遗憾的是我的黑帮同类缺少音乐天赋，而Ｋ书记和Ｇ主任简直就是五音不全，那么简单的曲子，教了半天，他们还是一唱就跑调，弄得在门外偷听的革命小将们捧腹大笑，产生了很不严肃的政治影响，幸而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在“黑帮管理所”这个阶段，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有两件大事，一是９月初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大搞了一次“破四旧”和“阶级斗争”。他们分成小队到附近的风景点砸佛像，又到几个生产队去“惩罚”“地富反坏”，将他们全家老小都用皮带抽打一顿。我听他（她）们在我们的“牛棚”门口议论：“那个地主老太婆真不经打，我上去只几下她就死过去了！也可能是装死！”“没想到打人也挺累，打那个富农老头，我自己差点喘不过气来！”；而学校传达室的那位曾当过伪警察的张老头吓得当天就喝农药自杀了！墙上贴出了：“张××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
二是从１０月中旬开始接待大串连来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的外地红卫兵。我们负责把教室改成宿舍，打扫卫生，准备茶水。后来天冷，还负责烧锅炉供暖气。那时对他们能免费全国旅游，我打心眼里羡慕！当我们学校不少年轻老师也戴上一个红卫兵袖章就坐火车走了之后，我是更加痛感“自由”之可贵。
尽管外地红卫兵在知道了我们这些为他们打水扫地的老师是“黑帮分子”后，也对我们大声喝斥，但我仍从心里关心着这些离家千里的孩子们。东北、西北来的中学红卫兵，身体一般都较结实能吃苦，南方特别是上海苏杭来的就比较娇气，有好多孩子在她们那绣有红五星的军用挎包里全装的是饼干和糖果。一天，有个女红卫兵生病独自躺在宿舍里，我去送水送药，她一边说：“我不喝你这黑帮送的水！”一边抹眼泪。见我仍是微笑着侍候她，最后还是用我送的水把药吃了。
１９６７年初，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之后不久，我校学生中的两派红卫兵“井岗山战斗队”和“战旗不倒造反兵团”分别在两派老师的“革命群众组织”率领下，开始为争夺学校的“政权”即学校那颗大印和“舆论阵地”
广播室而斗争。开始两边还比较执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互相只在大字报上争论，在高音喇叭里辩论，后来就出现漫骂，再后就发生了武斗。武斗结果是“井岗山战斗队”获胜，夺走了大印，占领了广播室，封了实验室（那里有化学毒品）和图书馆。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完全靠边站之后，我们这个“黑帮管理所”便无人管了。
１９６７年４月，我们得到“井岗山兵团”的勒令：“你们这些黑帮分子先回家反省，随时听候传讯！”
抄 家
那天中午，我满怀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家庭温暖的渴望赶回家，等我踏进家门却站在门口１一下惊呆了！中间堂屋全空了，原来的紫木长条案桌，雕花大木方桌和太师椅都不见了，满地是碎瓷片，碎纸片，Ｅ听见脚步声从里屋跑出来，一见是我，只说了句：“你可回来了！”就靠在墙上闭上了眼。我跨过去抓住她的手臂：“怎么回事？抄家了？孩子们呢？爸妈呢？”九岁的儿子、八岁的侄女跑过来一边抓住我一条腿喊：“爸，他们把咱家的钱抢走了，他们拉走了好些东西！”我往里屋看，四岁的小女儿正蹲在地上拣散落一地的算盘珠子。
我一步迈过去抱起她来紧紧地拥在胸前。女儿伏在我肩上说“：爸，你总是不回家！“”是爸不好！”我喉头发紧。Ｅ过来拉着我去见岳父母，撩开布帘只见岳母坐在床前清理一大堆杂乱的衣物，岳父闭着眼平躺在床上。我说：“爸妈，我回来晚了！”岳母抬起头来焦急地说：“现金、存折都叫他们翻出来抢走了，叫咱一家子怎么过？”岳父闭着眼没吭气。
Ｅ示意我回到我们屋里，拿出一张用学生作业本纸写的收条，上面写着拉走“四旧”物品多少件，落款是西城区红卫兵联合行动司令部高×我说：“好，只要有单位，有人名，就有办法把钱要回来！”我又问：“爸怎么了？”Ｅ一下用手捂住脸抽泣起来。我急了：“爸究竟怎么了？”
“他们用铁链子把他当狗栓住在地上拖，又用皮带抽他老人家，逼他交出大哥、三哥去台湾之前留下的枪支弹药和金银财宝，差点把老人家折腾死！” “法西斯，完全是一群法西斯野兽！”我禁不住愤怒地喊起来。Ｅ赶快向我摆手，指指窗外示意别让街坊听见了。
我找到一个要好的老街坊，向他打听了那时著名的西城红卫兵“联动”纠察队的大本营地址，又请他帮我借一个红袖箍。他说：“我就有，你先拿去用！”说完取出他们厂里的“红卫工人造反团”的袖箍给我。我真羡慕他没有上高中就到电子管厂当了工人，等于进了“政治保险柜”。
我披上我的志愿军棉大衣，袖筒上显眼地戴上红袖箍，到了北京４１中学，打听到了“西城红卫兵联动总部”在后院。我大摇大摆地要进去，一个站岗的红卫兵问我找谁？我反问：“高×在哪儿？”另一个小一点的“女兵”上下看了看我，试探地问道：“您是高叔叔吧？”“高叔叔？啊！对，对，我要见他。”她往一间教室一指“：他就在那儿。”当我往教室走去时，听见背后传来她的声音：“高×他爸肯定是个老八路！”
我精神抖擞地站在教室门口四周环顾，见教室里摆了两排床，一些床上堆满了许多在当时很珍贵的照相机、留声机、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座钟、手表、金银首饰、毛皮大衣、整条的洋烟、洋酒??显然是他们抄家的战利品。一些床上则懒散地躺着男女红卫兵，有的嘴里叼着香烟，手里转着打人的皮带；有的跷起二郎腿，跟着留声机放出的《何日君再来》打拍子；有的手里拿着外国画报在看。他们见我威严地皱着眉头立在门口，便放下腿，赶快坐了起来。我压低嗓音说：“谁是高×？”只见一个细高条，虽然穿一身军服，但气质上完全是个学生的年轻人站了起来说“：我就是！” “好，请你出来一下！”我用手指着他。 “是！”高×显然被我的气势所慑服，立即顺从地走过来，跟我往院子当中移了几步。 “这是你们干的？”我拿出他留的那张“抄家收据”。 “是！”他瞄了一下那张纸，有点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是这样，我是７１８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家是我的街坊，我完全支持今天上午你们对他家采取的革命行动，但我们的任务是扫四旧，不是抢劫！而你的手下人却将他家的现金和存折都抄走了，这给你们的革命行动，给整个红卫兵运动都抹了黑，知道吗？”我口气十分严厉！ “真的？”他那白净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惊恐。 “绝对没错！抄家时我的儿子去看热闹，在窗外亲眼见到一个红卫兵顺手将存折偷偷揣进衣兜里了！”我编了一个不好查证的故事。 “请您等一等！”他脸带怒气转身进屋去了。
我在院里来回踱步，那教室窗玻璃上不时映出红卫兵往外看我的影子。没多久，高×手持一个储蓄存折出来，低着头对我说：“谢谢您指出我们的错误，这件事我们一定引以为戒。请您将它带给那家！现金已经花掉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希望你今后要对下面严加管束，别再让他们重犯这种错误。好，再见！”我拿过存折跟他告别后，压着步子走出学校大门，心跳开始加剧。我知道万一被他们发现我这个黑帮分子竟敢假冒革命造反派来吓唬他们，他们能将我活活打死！
我立即到新街口储蓄所把那上面３００多块我们全家七口人的活命钱都取了出来，回家交给了岳母。老人家脸上的皱纹才舒展开来。
那天晚上，妻流着泪对我说：“他们不会再把你关起来了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不在家我真害怕死了！今天要不是你赶巧放回来……这一家怎么过啊！” “啊！，真苦了你呐！”我替她抹去了眼泪。
“我什么苦都不怕，只怕苦了老人孩子！那些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再来了咋办啊？”
“我看学校的武斗一时停不下来，他们现在顾不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了，我这次回来哪儿也不去了！”我极力安慰她。 “那太好了！”像是怕我再被抓走，她将我抱得更紧。我抚摩着她的肩背，发现她瘦多了！想着半年来她一个人早出晚归，到学校作为黑帮家属、台湾国民党家属得随时准备挨整，回家来还得照顾二老三小，又要天天牵挂在牛棚里的丈夫，她其实比我难得多啊！
“明天你去看看三妹他们吧！红卫兵是先抄了他们家才来咱家的。潘家对咱不错，你去看看能不能帮一把！”妻怕惊动了身边的孩子们低声地嘱咐我。我嗯了声，心想：“你对身边的亲人都操心到了，就是不操心你自己！”我在黑暗中默默地亲吻着她的头发！
第二天，我赶到西直门妹夫家去看望跟我们同一天被抄家挨打的潘伯母，只见满院都扔着砸烂的“四旧”，我小心地踩着碎玻璃、瓷片进到南屋，满头银发的老人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赶上去握着老人的手说“：伯母，你受苦了！”老人默默地示意我坐下，随后说：“不怕！我这辈子见的土匪乱兵多的是，只可惜这些学生娃娃被教坏了！”在我帮着三妹收拾屋子时，三妹告诉我红卫兵们为了让老人供出藏珠宝的地方，毒打之后，还用烟头烧老人的脚心、手心甚至耳朵眼，坚强的老人竟然挺过来了！
我离开潘家，走在寒风怒吼、行人稀少的街上，眼前总是出现老人被烙烧的惨景。我忽然懂得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了！
我怎么就不能参加这场革命１９６７年４至５月，我在四川的难友黎子颖、丁先文、张达先后被本单位揪斗、吊打、折磨。为了活命他们先后逃来北京，对他们的“通缉令”随即贴到了北京街头！我也先后冒险“窝藏”了这三个“投敌叛国的在逃犯。”老黎来后知道我了一家人在反右运动中的悲惨遭遇。特别对我父亲之死深表悲痛。他本是想到中央再次上访再为自己申冤，一到内务部见到那满院大字报的乱劲，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又见到我岳父家房子已被“没收”，西屋、南屋都已住进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我们七口人挤在三间北屋里，他只住了几天便坚决回四川到他弟弟家去“逃难”了。
张达在高中毕业后仍未得到国家分配，干了各种苦力活，最后当了修筑成昆铁路的民工他的活动能力很强，逃来北京后打听到“四川工人造反兵团”驻京代表们驻扎在北京地质学院，他去了，并很快取得那些头头们的信任，被任命为“交通分团”的勤务员。他即搬往地质学院，吃住都解决了！几天后，他来找我去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斗争彭德怀、罗瑞卿、吴晗、廖沫沙大会”。我去后没想到竟然因正式代表突然被中央召见，让我俩临时以“四川工人造反兵团代表”的名义坐上了主席台！大会主持人还邀请我们讲话，我立即写了发言稿，由张达出面向上万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发言称：“我们谨代表百万四川工人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士向首都红卫兵战友们学习！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崇高敬礼！我们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战友们大无畏的革命行动……”
当时，我内心忐忑不安，深怕台下忽然有人站起来喊：“把冒充革命造反派的黑帮分子张泽石拉下来！”我尽量把头低下来装作看材料。幸好很快有人喊叫：“把彭、罗、吴、廖押上来！”
当彭老总被押到台前，我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在这种场合见到我们的解放军副总司令，我们的志愿军司令员！看到他那被凌辱得完全成了一个死刑囚犯的样子，真是心痛不已！然后我见到了正好押在我正前方的吴晗老师，他本来不多的头发已被揪光，我只能看见他那被架成“喷气式”的、痛苦地佝偻着的背影，我想起在清华大学他在讲台上讲明史时那充满深刻唯物史观的教学，想起我们地下党外围组织“戈壁草读书会”在他家里聚会时，他和吴师母对我们是那么慈祥！
“啊，我的老师，您受苦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啊！”我在心里呼喊着，我终于告诉张达我要解手而离开了这个比我自己挨斗更难忍受的会场！
丁先文来京后，通过他们四川绵阳“八一造反兵团”跑到华北局大楼，找到了“全国复转军人八一造反兵团”，也被接纳参加了工作班子。为了找一个“硬笔杆子”，他来请我去见他们头头。头头听了我在部队和集中营的经历后，立即请我当他的宣传部长。我说我得慎重考虑一下再答复他。这时老丁劝我：“你一定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我们活着回来就是要作为一把匕首而存在！要和一切恶势力斗到底！”
我倒没有他那么激进，但我想：“我干吗每次运动都只能当革命的对象，而不能当革命的动力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呢？”但当我回家跟Ｅ一说要去“华北局大楼上班”她就担心。正好三妹夫老潘来看望岳父，一听说我要去参加革命造反派活动，就坚决劝阻我：“你我都没有条件去冒这个政治风险！你要是出身很好，历史也毫无问题又无家庭之累，我就决不阻拦你了！”
不久我去看望姜瑞溥，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以为这真是一场什么革命吗？我看这纯碎是上面的一场争权夺利斗争，我们根本犯不着去为哪一派当牺牲品！”那时我觉得他又太右了，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当那个“宣传部长”，主要是听了三妹夫的劝告，心想：“为了妻子儿女，我决不能再去冒什么险了！”果然，不久那个什么“全国八一造反兵团”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受坏头头把持的反动组织”。
我的天！幸好我没去！而老丁就被押回绵阳关起来受审，他这把“匕首”在战胜人间恶势力之前，自己先被折断了！但我这个“笔杆子”又被我们学校的“红色革命造反队”的老师们看上了，他们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战斗队”。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安慰和鼓舞！我对那个红袖箍的保护作用也很感兴趣，加上该组织的老师中好几个是印尼或泰国华侨，为人善良正直，我们原来关系一直很好，便答应参加。但我提了两个条件：一不出面参加辩论，二不参加武斗。他们同意了。我便有时回学校去帮他们写几篇辩论稿子。。
第一次回去时，看见那被砸得遍体鳞伤的学校教室，连图书室的玻璃窗户也被人砸碎钻进去撕了好些书拿走好些书，还在书堆里拉屎撒尿！真让人心痛！我想此事若让孔夫子在天之灵知道了，他不知该多伤心！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命”了，作为一个文化播种者，我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悲哀，只希望“苟且偷生于乱世”算了，但我连这一点也办不到啊！
妈妈，我保护不了您１９６７年６月的一天，忽然收到妹妹一封短函，希望我抽空去她家看看妈妈，我立即赶去了。在她们教工宿舍门口墙上，我看到一张大字报，那上面将我妹夫说成是“黑帮分子”，将我母亲说成是“地主婆子”，“勒令”我母亲在一周内“滚回老家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改”。落款是钢院某革命造反派。我去敲妹妹的宿舍门，没人应声，我慌了，又连敲了好几个邻居家的门。一位老先生从门缝里匆匆告诉我，说我母亲可能在大操场上拔草，说完就关上了门。
我赶去大操场，只见在一个角落上有一排前胸后背都贴有“铭牌”（什么分子，什么名子）的老人正在烈日下用手拔草。我走近一看，果然妈妈也在其中，老人正两手撑住地面在喘息，背上衣服全汗湿了，那块写有“地主婆子×××”的布也洇湿了！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妈妈，儿子无能，保护不了您，让您受罪了啊！”看看四周正好没人看管，我立即蹲在母亲身边轻轻地叫了声“妈！”妈转过满是汗水的脸来，惊喜地说：“是三来了！”她见我满眼泪花，又强笑着说：“干点活，也是锻炼！”
我站起来大声说：“妈，车票买好了，咱回去收拾一下就上车站！”我扶着母亲回到宿舍。给妹妹留了个字条，帮妈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了点干粮就上路了。我在北京站买好去山西阳泉的火车票，又给那边我大哥发了电报，送老人上了车。在我心的深处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恐惧，又怕流露出来伤了母亲的心！
火车响铃了，要开车了，我跳下车，跑到窗户跟前喊了声：“妈，您要保重啊！”就只有摇手了。列车远去了，在我的泪眼中只留下妈妈那坚强的身影。
不久接到母亲从老家四川广安代市镇来的信，信上说她到了阳泉没人接她，她自己找到矿务局医院，原来大哥正在斗争大会上挨斗，罪名是“反军现行反革命”，大嫂只得再送她上火车回了广安。老人说她向镇上领导如实汇报了自己回乡的原因。那些年轻的领导人只听说过我的祖父在镇上办造纸厂做纸生意的一点情况，让她住在一个亲戚家，每天和五类分子一起扫大街。照顾她年老体弱，就让她在住家附近负责打扫一条街。另外就是早晚去听训话。因为当年祖父在镇上为人宽厚，老一辈的街坊对她都不错，让我放心！
过了一个月，大哥也被轰回老家劳动，妈妈有了大哥照顾，我才真正放下了心上这块石头！
再次进“牛棚”
１９６８年６月学校来通知：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我高兴地想，可能运动要结束了，快恢复了正常秩序了！回校后见到了“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这个“老兵”对解放军当然更亲切，心想：“就是再搞运动，他们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对我这个战争幸存者也会手下留情的！”
一开始由他们对全校师生实行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训练，有时进行一下“野营拉练”那点苦，老师们感到吃不消，对我却如家常便饭。
正当我为自己在军训中表现不错而有点沾沾自喜时，军宣队宣布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于是开始了小会、中会讨论，提高认识，背靠背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我的心又立即悬了起来！果然有一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军宣队那位Ｌ副团长点头后，我们那位Ｃ副书记走上会台宣布：“经过检举揭发，内查外调，在我校抓出了三个阶级敌人，这次是铁板钉钉，没跑了！”
大家都紧张地伸长脖子等待宣布人名，只听她说：“第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第二个是特务分子马ＸＸ，第三个是……”她看了我一眼，我像被火烙了一样全身一震。 “第三个是大叛徒张泽石！现在，把阶级敌人王、马、张押上台来！”台下立即响起了口号声：“打倒刘邓陶！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打倒王马张！”
六个身强力壮的红卫兵过来将我们三人押上了台，将事先做好的黑板牌挂上我们的脖子，当押我的两个红卫兵用力反剪我的双臂使劲揪我的头发时，我还能坚持不吭声，当他们残忍地反折我的中手指头，剧痛使我大喊一声：“啊！”就跪倒在地。那块黑板的铁丝提手深深勒进我的颈里，接着背上又挨了一脚狠踩，我支持不住，头往下栽到地上，这时双臂还被揪住，我感到手臂快断了。只听见有口号喊：“将万恶的阶级敌人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那只脚便更加用力踩在我的背上，我完全喘不过气来，天旋地转，痛感开始消失，声音远去……等我重新被拉起来，意识重新返回，一阵剧烈的恶心使我大口吐起来，一股臭气弥漫开来，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被架着、拖着，扔进了一间黑屋子，门从外面被锁上了，过一会儿，王、马也被扔了进来。王老师吟呻着，我听见他撕下一条布，凑过来说：“老张，请你替我包扎一下，我的手指头被折断了！”我去把灯打开，果然他左手的中指第二关节肿得如核桃，并且直不起来了，我只得替他草草包扎了，并把他的左手平吊起来。我逐个摸摸自己的指头，还万幸未被折断。
那天中午和晚上递进来的窝头、咸菜，我们三人都未动它，我们一直无声地在黑暗中躺在自己的床上。我脑子里极乱，不明白为什么回到我在集中营那么日思夜想的祖国，反而会受到比集中营更加残忍的虐待和迫害？而且最痛苦的是往前看不见尽头，不见亮光，若是像今天这样天天受折磨，我不知还能否熬得过去，不知道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入夜，我开始琢磨怎么自杀更好点，上吊太痛苦，汽车轮下倒是痛快，但死后形象太难看，还是触电好一些。我不禁抬头看了看房顶的那盏灯的高度，计算着怎么能够得着它！
突然，我仿佛听到女儿的声音：“爸，你总是不回来！”接着出现的是女儿那天真的笑脸。Ｅ也牵着儿子看着我，那眼神分明在问：“你就忍心丢下我们？”我一下坐了起来。“你这条命已不只属于你自己，你无权随便处置它！”我对自己明确地说。
这一次的“群众专政队”由于有“军宣队”的训练，比“黑帮管理所”正规得多也厉害得多！我们完全被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每天半天反省交代，半天劳动，还要随时接受批判。在复课闹革命后，主课当然是政治课，而政治课重点又是批判“刘少奇叛徒哲学”。
于是，我这个“叛徒”就成了政治课的活教材，被轮流押到各个班去接受学生的课堂批判。问题是每次去都必是“群专队”押去，而且是“坐喷气式飞机”，批斗结束押回囚室，往往是朝我屁股上一脚踹我一个嘴啃泥！这种侮辱直到半个多月后，学生政治课转为其他课才有所减少。
紧接着是对我“为什么没去台湾”进行重点审查。我的多次交代都没有过关。有一次半夜将我押去提审，军宣队的负责人在一旁监审。我实在逼急了，就说：“我是怎么回国的？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证明材料，我是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之一，由我方和谈代表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去调查！”我刚说完背上就挨了两闷棍“！你他妈还不老实！”“，你他妈还臭表功！”
一左一右两个持棍的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骂，军宣队那位长官挥手让他们放下棍，对我说：“张泽石，我们本不想打你，但你的顽固态度激起了小将们的阶级义愤，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你应当转变自己的立场，彻底交代你是怎么被派遣回国，给你的间谍任务是什么？像你这样的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长期受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的人不可能不去台湾！这是三岁小孩都可断定的事！” “我一定据实交代！”我低着头说，但心想“：你们简直连三岁小孩都不如！”我回到囚室，连夜抄了一份我原来的交代：“我不去台湾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在集中营又是地下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去了只有死路一条！”同时我做好了再挨一顿毒打的思想准备！
第三天，我们被押到大操场上砸石头，突然几个“群专队员”围住我，借口我砸石头不合格有意“破坏”，将我打倒在地，几双脚朝我的腰部、头部猛踢，痛得我抱住头在地上打滚，我的小腿被踢我的皮鞋上的钉子划开个大口子，流了好多血，后来化脓，至今伤疤还在！
挨打的那天晚上，我把最后一盒家里捎来的“三红牌”香烟一气抽完，我重复地念烟盒上那“红、红、红”三个字，心想：“我的小红，爸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活着见到你！”那时允许家里每月给我捎一点食品和香烟以示对我们的革命人道主义，但不许我跟Ｅ见面，Ｅ又不敢在“留言”中写什么，一般只说“家里老人孩子都好，你只管认真劳动改造……”等等。
每次捎来的烟的牌名都带“红”字，我知道她是以此提醒别忘女儿小红在等你回来！只是香烟限制在每月１０盒，而我吸烟却越来越凶。没烟了，便在每天早上押我们出去扫楼道时注意地上的烟头，特别留心清扫暖气片下面，那儿往往有不少的烟屁股，我如获至宝一样拾回来用它们的烟丝卷“大炮”。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日，那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天晚上石景山顶上设了一个点，为庆祝国庆节放烟火。我们正从囚室的窗口看放礼花。突然几个群专队员开门撞进来，把我们没头没脑地给狠揍了一顿。我两颗门牙被打掉了，满口皆血。只听得那个头头说：“王、马、张，你们听着，不许你们再去看礼花！今天是全国人民高兴之日，也就是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但比较起来，我受的罪，还比王、马二人要少些。一是受益于我有电工技术，我们学校的那台苏联进口的电视机老出毛病，我也就常被押去修理，修好后还让我坐在那里观察一下声音、图象是否稳定了；二是我的记忆力比他们强，在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时我出错比他们少，挨敲打也就少些。特别是在军宣队要撤之前，我被命令为他们每人组装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叫我开出零部件清单，告诉他们采购地点，买来之后让群专队员监督我安装，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逃避了体力劳动和人身摧残。
１９６８年那个冬天特别寒冷，“军宣队”走了。“工宣队”来了，我们三个牛鬼蛇神仍然得不到解放，依然要在寒风中去掏粪，清扫操场，打扫楼道。最难受的是用餐，我们三人必须在开饭前低头列队，站在食堂外面，等老师们都买过了，才允许我们进食堂去买饭。那时，我穿着又脏又破的棉军大衣，戴着已不成形的棉军帽，腰里扎上一根草绳，双手捧着饭盒，弯腰低头，在寒风中瑟瑟中发抖，还常有一条黄鼻涕垂吊在胸前。于是工宣队和老师们都躲着我这个乞丐般的“牛鬼蛇神”。我学会了自然界中弱小昆虫用那种保护色来逃避强者攻击的本事，并因此暗自发笑！
也有敢于向我表示同情的人，那就是伙房的张师傅，她的两个儿子我都教过。如果有炖排骨之类的好菜，她便替我留着。等我去买饭时，就将好菜埋在米饭下面，迅速倒进我的饭碗，再盖上一勺萝卜或白菜。每逢这种时候，我只能用眼光表示感激。她肯定没想到她所给予我的远不只是抵御严寒的热量，而是增强了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
１９６９年春节到来的前两天，“看守”忽然通知我们：“恩准你们回家过年，对你们的问题暂时以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但帽子还拿在群众手里！要记住：谁要敢表现不好，那就再戴上帽子关起来！回去要先向街道居委会报到，主动汇报你们的身份，并请求居委会监督你们的言行。滚吧！”
我什么都顾不上收拾，穿上我那件破棉军大衣就赶回城去。我遵命先到了街道居委会，向那位主任报了到，对主任的“回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命令点头称是，然后就在苍茫的夜色下匆匆踏进家门！
“妈上哪儿去了？”
回家那个晚上正，遇上停电，我拉开北屋门，见一家人正在黯淡的烛光下围桌吃饭。听见门响他们朝我转过身来，空气凝固了，只听见 １１岁的儿子大喊一声：“爸！爸回来了！”我的泪水就涌了出来。Ｅ先过来接过我脱下的棉大衣。
我跨进门去见岳父站着，就扶老人坐下：“爸，您吃饭！”我发现岳母没在桌前，便回身问Ｅ：“妈呢？”Ｅ没吭声。我转身进里屋，仍然没有岳母！一种不祥之感袭来，我出来大声问Ｅ：“妈呢？妈上哪儿啦？”Ｅ一下坐在凳子上双手捂住了脸。儿子向我哭着说“：姥姥没有了！姥姥死了！”
我一下跑进里屋扑在岳母的床上痛苦地呼唤“：妈妈，您怎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呀！”Ｅ进来扶我坐起来靠着我说：“妈是上个月走的，得的是癌症，怕你受不了，没敢告诉你！” “老天，你怎么尽欺负好人啊！”我看见站在我跟前孤伶伶的小侄女，忽然觉得怎么没听到女儿的声音。我站起来往外走，惊恐地喊：“小红！小红！”Ｅ赶过来把女儿从门背后拉出来说：“小红，你成天喊着要爸爸，这就是你爸呀！”六岁的女儿这才认出我来，怯生生地叫了声：“爸！”跑过来抱住我。我抱起她来痛苦地亲她，抹了女儿一脸的泪水！
那年清明节，我领着全家上八宝山骨灰堂去祭奠岳母，我抱着岳母的骨灰盒跟Ｅ一起默默掉泪：“妈，您安息吧！我们一定把爸照顾好，把孩子们带好！”我在心里对老人说。
戴着“叛徒”帽子工作
从“牛棚”出来后，学校革委会要我这个“叛徒”带罪立功，先后让我为学校兴建校办工厂，创办地震科研小组。我仍然全力投入，口头表示“一定带罪立功”而心里想的是要证明我“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有幸进驻我校的“工宣队”是从首都钢铁公司修理厂派来的老工人，远比“军宣队”好，他们对我负责建立校办工厂大力支持，在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都得有他们的功劳。
他们对我也不歧视，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我们校办厂生产的柴油滤芯甚至出口到阿尔巴尼亚。两年赚的钱就为学校买了两辆汽车，成为全区有名的校办工厂，受到区里多次表扬。表扬当然没有我这个“叛徒”的份。
我建立的地震科研小组也纳入北京市地震测报网，作为北京西郊的一个重要群众测报点。我发明的“全自动地磁偏角昼夜记录仪”在全国地震测报仪器展览会上获二等奖，而奖金、奖状、奖章当然出没有我的份，因为学校不能报我为发明人。尽管这样，我至今也感谢当时新调去的Ｙ书记能“大胆使用” 我这个“叛徒”，让我少浪费点自己的生命。
１９７０年夏天，学校又让我“带罪”教书，教初中物理课。这中间我对那些违反教学规律的极左的做法尽可能做一些巧妙的抵制：首先是对所谓“教育为政治服务”动脑筋。刚开始恢复教学时，我也跟其他老师一样每节课开课之前要带学生读十来分钟毛主席语录，后来就尽量减少一点这种浪费而多讲点知识。办法是用毛主席有关“要学以致用”要“有的放矢”等语录来抵制那种形式主义的，连学生也十分厌烦的做法。那时，在教材上也搞极左的一套，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高指示”，在《新编初中物理教科书》“力学”的第一章第一讲就是一台塔式大吊车，后面也是以各种劳动、生产机械的构造和使用方法等等来代替牛顿三大定律这些基本原理和规律的传授。几年后我曾遇到这套教材的主编，他告诉我：“当时谁敢‘崇洋媚外’把牛顿这样的一个 ‘洋大人’放在课本里去呢！”我只好在讲完实际生产知识之后尽力归结到基本原理和规律上去，不提“牛顿”的名字，但要讲他的三大定律。
那时候按照毛主席学工、学农、学军的号召，一学期有一半的时间去工地，下农村、搞什么野营拉练，教学计划根本完不成，我便根据毛主席“要不断总结经验”的教导让学生下去劳动时带上课本，由我来将学工、学农经验中的物理知识“总结出来”。学生们曾围坐在水库工棚里，或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听我讲物理课。
１９７２年夏天，学校增办两个高中班，让我一人负责物理化学两门课。我全力以赴，希望为国家培养一些大学生。
那时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不只是农田荒芜，文化园地里更是令人痛心，杂草丛生，死气沉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明已破坏殆尽！“四人帮”还在狂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甚至炮制了一个“高考交白卷英雄张铁生”来砍杀已经剩下不多的文化之树！幸好，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已繁衍得如此深广，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四人帮”的“全面专政”也未能连根拔除，更何况在众多的“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中仍有无数“死不悔改”者，在极其恶劣的气候下继续冒着风雨默默耕耘呢！
可悲的是真有学生反对甚至仇恨传给他文明的教师。和我同宿舍的印尼华侨，林瑞美老师被学生从背后用石块砸伤后脑而死！学生当然不必赔命！即使如此，我仍然和众多教师一起坚定地走上讲台。
用亲情来治疗创伤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国自焚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都长长地舒了口气！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尤其暗中高兴！没有了阎王爷我们可以“自由”些了。那年冬天，我们接到二哥二嫂从黑龙江肇源县靠山屯村寄来的长信，谈了他们夫妇在哈尔滨作为右派和“摘帽右派”的痛苦经历，谈到文革开始不久又被下放到北大荒南沿的靠山屯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他们努力劳动和省吃俭用，现在已有一些积蓄，决定请弟妹都带家人去团聚共度春节，若路费不足他们也可帮助。我们极为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盛情邀请。
１９７２年的旧历大年初二，趁火车人少，我们一家四口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那车厢又脏又冷，但Ｅ和儿女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她们既兴奋又紧张。火车出了山海关后气温更低，车厢内水都冻冰了，我们把带的全部衣服都穿上也冻得不行。夜里本来我们一人睡一条长椅，后来只得起来互相挤在一起取暖，等着天亮。
换了两次车，我们终于到达位于松花江畔的靠山屯。四弟也带着孩子来了。除了妈妈和大哥远在四川还受着管制，妹妹也因孩子太小来不了，我们骨肉亲人在历经两次离别１５年劫难之后，又能团聚在一起了！尽管室外是零下２０多度，松花江面已冻上几尺厚的冰，从西伯利亚来的寒风在辽阔的北大荒草原上怒吼，二哥二嫂住的那两间小茅屋的火炕烧得好热，真是温暖如春！
晚上挤在大炕上，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不只是我们十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更多的是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展望。我们那时已从盲目迷信中清醒过来，最担心的是国家的命运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太危险，而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吃大锅饭、养闲人懒汉”，长期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二哥有四个孩子，除老大在兵团劳动外，有三个在家，加上我们的两个，四弟带来一个，一共六个孩子，玩得好高兴。二哥带领孩子们去“水泡子”里砸冰钓鱼，或带到江边冰面上滑小冰车。二嫂给他们在火炕灶塘里烧豆子吃。而二哥二嫂养的鸡、狗、山羊也都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加上因二嫂长期为老乡们免费看病、接生，我们更加得到那里老乡们的热情照顾！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纯朴民风，让我感到自己是从一个充满政治斗争、权力冲突的喧闹世界进入到一个世外桃园！
可惜寒假匆匆结束，我们满载着亲情依依惜别踏上归途！一个“穷”字使我们冒险给孩子买了两张站台票就上了车，一路上提心吊胆躲查票。到秦皇岛后我带他们下车去看大海，我们坐在海边一只破损的木船里，啃着冰冷的干粮，看着那铅灰色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滔天白浪，听着大海无休止的咆哮，更感到人的渺小和人世的艰辛！但我当时对儿女们讲的却是海明威那著名的老人与大海搏斗的故事！人应成为跟命运搏斗的勇敢斗士。这对孩子们真是一次他们终生难忘的旅行！
参加上访者行列
为了争取老母和大哥早日脱离被强加的“五类分子”的痛苦处境，我自１９７１年林彪叛国事件后就开始了申诉活动。起初是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写信，申述母亲被错当成地主分子赶出北京的经过，请求根据当时已下达的有关政策，准许孤苦无助的老人迁回北京，回到子女身边！同时也写信为大哥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申冤，请求准予迁回山西阳泉在当地进行审查纠偏，恢复公职。
当我上万字的申诉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后，便前往中央机关的信访接待站上访，面述案情，以求解决。我就这样参加了那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行列，目睹并亲身体验了那场民族历史上的大悲剧场面！
那时，这些中央机关的“上访接待站”大都集中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从全国来的数以万计的上访者就云集在那一带。我看见他们大都衣衫褴楼、面呈菜色，或拉家带口，或携老扶幼，栖于车站广场和接待站院内，用一床草席、一张塑料布、一片麻袋，甚至一块纸板铺地而坐、席地而眠，进行旷日持久的申冤活动。
我听到他们向接待人员哭诉自己或亲人被错划为“五类分子”、被开除公职、被扫地出门、被逼迫逃亡他乡、被整得家破人亡的种种冤屈！我看到有些接待人员以高度责任感耐心接待，写出一纸公文介绍上访人员去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但更多的是只听申诉，表示无能为力；更有少数接待员态度严厉，对上访者大声呵斥，视其为无理取闹，引起争吵，便将上访者赶出接待室！
我通过多次碰壁，终于在坚持上访两年多之后，有幸遇到一位同情心强的接待员，于１９７３年夏得到国务院“信访办”的一纸公函：根据中央有关政策，允许农业部退休职工赵印月（我母亲）返回北京。同意“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泽人（我大哥）返回原单位就地劳动改造”！
时逢暑假，我带了一些衣料作为“见面礼”赶回阔别了３０年的故乡。我无限感慨地发现故乡比我童年时显得更加残破凋零了。我找到一些亲戚帮我将“礼品”送给县公安局和镇革委会有关人员，比较顺利地将妈妈和大哥接回山西阳泉，结束了他们长达六年的“五类分子”劳改生活。妈妈和大哥在代市镇借住的那间又暗又潮的黑房子里所承受的凄苦，那靠大哥去挑水、挑粪，甚至去几十里远的山里挑煤谋生，并且还要经常去接受训话，挨斗、陪斗的岁月终于成为一场恶梦过去了！
在阳泉，我跟母亲、大哥大嫂和侄女们团聚了几天，在那风雨飘摇中享受了亲情的巨大温暖！我离开时，妈妈拉着我的手说：“老三，别忘了替你爸爸申冤啊！”我含泪点头而去。回京我就向中央写了申诉信，但毫无反响！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大哥特地到北京来跟我一起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父亲的冤情，要求彻底平反，同时给小平同志去了信。当时法院、检察院信访室接待人员的态度显然有好转，答应认真核查。不料没有多久就开始了“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复辟”。法院竟来人到学校找到校革委会，指责我这个“叛徒”不老实，竟敢替反革命父亲翻案。大哥那里也去了同样的公函。我们因此又多了条罪状。我们只有等着云开雾散的那个日子的到来！
１９７６年来了，先是周总理去世和天安门四五运动，我带着孩子们几次去天安门看那如山的花圈，如海的人潮，去读那些充满深情的悲愤的悼念诗句，去听那些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诗朗诵和讲演，压制了整整十年的人民的怒火终于燃烧起来了，埋在地底十年的人民觉醒的火山爆发了！后来是唐山大地震３０万人的伤亡！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已走到极端，该“物极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