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寻求再生
再次重新参加工作
１９６２年底我被确定为我们区最后一批被摘帽的右派之一，并被允许恢复教师工作调往五里坨中学。１９６３年初北京九中党支部正式宣布解除我右派身份，“回到人民队伍”。不久坨中人事干部即通知我：“ 你按照大学生新参加工作，本来只能定中教九级，考虑到你在改造劳动中表现较好，按政策规定在定级时将你往上调了一级即中教九级，月工资６２元。”我当然表示感激党的“ 亲切关怀”！我也知道了我当了这六年右派不仅不能算工龄，连我原来的全部工龄都否定了！就像１９５５年重新参加工作一样，必须再一次从头开始就业，仔细想想这也合理！我本来算是“ 脱胎换骨，死而复生”！惟一遗憾的是我未能如转世灵童那样真获得一个新的生命，新的青春，我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也没有忘记不久前我在内心的呼喊：“ 脱胎换骨了，给我一条再生之路吧！”我应该满足了！
“ 应该满足了！”Ｅ在枕旁对我说，重新定级时我们爱情之树结的又一个“ 苦果”我们的女儿已满１００天了，她的学校开恩给了她和女儿一个单间，我就经常去住，我们也算又成了个家！一回家我常抱起女儿来，她那双绝对纯净的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喜欢用她的玉笋般的小手抚摸她的不称职的父亲脸上那难得一刮的胡子。“ 啊！我的女儿，为了你，我也要活得像个人样！”我常在心里对孩子说。 “好好干吧！”妈妈在饭桌上对我说。那时妈已经被毕业留校工作的妹妹接到钢铁学院一起住，同时帮妹妹照看一下她的小儿子。我的妹夫是钢院的政工 部，妈妈住在那里我很放心。每次我去，妈总要做些好菜来“慰问”她的老三。那次听说我摘了帽子恢复了工作，重新定了级，更是高兴，做了好多菜来庆贺！ “老三，去开创新生活！”大哥、大嫂在信中对我说。大哥在兴凯湖的劳动改造已结束，他转业到我大嫂所在的山西阳泉矿务局医院。大嫂是二嫂的大学同窗好友，也是个正直能干又贤德宽厚的优秀医生。他们始终非常关心我，得知我摘帽子的喜讯，知道我重新定了级，也来信鼓励我重新开始去建功立业。 “烈火炼真金！”二哥二嫂在信中用这句话与我共勉“！下放”到哈尔滨的二哥二嫂当时也都已摘了帽子，恢复工作。他们对人生仍然抱着一种乐观进取的态度，不屈服于强加给他们的命运。这真使我深受鼓舞！
我从亲人们的鼓励中建立起了新的生活信心，四弟从矿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抚顺煤矿埋头苦干。平安度过了运动。我看见尽管这次政治风暴夺去了父亲的生命，但他老人家和母亲共同栽种的我们家庭的这棵生命之树，依然顽强地屹立着，并将继续繁衍下去。这说明因他们的辛勤培育，这棵树已深深扎根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国土之中了！父亲可以安息于九泉了！
怀着这种对我们一家的悲惨遭遇的新的认识，怀着对自己的命运不服输的劲头和要让父亲留下的我这一支生命之树更加根深叶茂的责任感，我开始了生命的新的追求！
为了祝贺我“回到人民队伍”，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而不是“生活补贴”之后，Ｅ做主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请了一次客，答谢在我落难中给了我宝贵支持的亲友，除了在京张家、杨家亲人，还专门请了Ｅ的妹夫和潘家的伯母，对她们“雪中送炭”的恩情我终生不忘！我和Ｅ又专程去向“二姐”夫妇表示了感谢！
五里坨中学是１９５８年才成立的、位于石景山最边远地区的一所初级中学，这里的学生多是工农子弟，我去后让我教外语，那一年中苏关系虽已恶化，但中学的外语课仍是俄语。我幸好在巨济岛的“战犯集中营”里跟朝鲜难友辛泰凤学了一年俄语，他被俘前是朝鲜俄语大学校长，而在那之前曾是苏联塔什干师范学院院长。我跟着他学到了比较标准的俄语，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教初中俄语还可以，我接受任务后又主动到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去学习教材教法，加上我还会唱不少俄语原文歌曲如“祖国进行曲”“、喀秋莎“”光明赞”，因而我在初一年级的俄语课堂教学是相当成功的，孩子们学了不少课堂用语及日常生活口语，还会唱一两首俄语歌，对俄语的兴趣相当高，到１９６３年暑假之后的新学年里，区里已开始组织俄语老师们来观摩我的课堂教学了，而我自己和初一孩子们在一起也有特殊的收获，他（她）们以自己的天真、善良、美好的心灵，净化着我这个老师的灵魂，使我那因人间种种丑恶、争夺、迫害而受创的心灵得到好大的安慰！
我觉得正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在意识深处明确自己的生命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真善美的人世，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人性！而教师的工作则是最直接去实现这一目标的奋斗方式，这使我对教师工作更加热爱了！
１９６４年暑假之后，学校开始增设英语课，于是让我这个当年战俘营的英语“翻译官”去担任英语教师。我当然非常高兴！整整十年我未接触过英语了。只是上级要求教给学生的发音必须是标准的英语而不是美语，即必须是伦敦音！为了将我的美音换成英音，我从外文书店买来英国著名灵格风学校的英语语音唱片，从国际音标规定的单音发音口型开始学起，彻底改正了我的发音方法。当然从感情上讲我仍喜欢活泼、柔和的美音而不太喜欢过于庄重、严肃的英国发音，但为了当一名优秀英语教师，我服从了上级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上使用录音机，暑假我专门参加了市教育局电化教育馆举办的录音机使用维修培训班，那时的录音机还是很苯重的电子管录音机，但它的电磁转换原理、整流振荡和放大电路，跟现在的录音机基本相同。这对我以后教物理电学，特别是训练学生实际电工操作技能也很有好处。
由于感到在六年监督劳动中失去的岁月太可惜，我才总想抓住一切学习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弥补一点儿损失。
盼望多得到一点理解从１９６３年夏天到１９６６年夏天这三年是我的教师生活中十分值得回顾的一段。在这三年里不只是较充分地发挥了我的才智去为社会做贡献，为自己的生命又能发热发光而喜悦，我还因为得到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敬重、同事的友谊而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我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特别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我在恢复教师工作之初，就向五里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老Ｋ同志诚恳地表示了我希望多做点工作的愿望，那时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在摘了帽子之后，一般都向领导上表示：“要将功补过”。有的人甚至表示“要立功赎罪”。我虽然内心并不认为自己有过，更不认为有罪，但我也表示了“要将功补过”以表明我对反右运动、对党和政府并无不满和不服情绪。当时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做法另一方面，当时我在思想上尽管想不通为什么将我打成右派，而且是给予二类右派的严历处分，但我又确实对党中央、毛主席仍然是信任和拥护的，我认为我以及我父亲、兄嫂的悲剧只是基层党组织所造成，是群众运动中难以避免的偏差，反右斗争运动本身还是没错的，那时我信报上的宣传，认为确实有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我始终在自己内心深处认定自己仍是一个共产党人，至少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参与了这个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保卫，不愿见到这个政权、这个党被攻击；我也仍然像当年在集中营一样把党和祖国等同起来。“你忠于祖国人民就应当忠于党，党和祖国一样也是你的母亲！”我也很自然地把党对我的不公正对待看成是母亲错打了儿子。因而我自己那么反复被踢，被打翻在地，被赶出大门，却仍哭着喊着要往回奔！
就在我刚摘了帽子恢复工作后，我就又再次真诚地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重新入党申请书”！只是在过了２０多年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一被俘回来就被看成“变节者”，被打入另册“终身控制使用”，我才痛苦地感到这种“单相思”之可悲！
值得庆幸的是我又遇到一个好书记。当时Ｋ书记对我就像北京九中的赵书记一样那样对我给予勉励，说相信我会在教学教育工作中做出成绩，并说我原来在九中的工作表现Ｇ老师早就告诉他了。凑巧我所在的外语教研组的组长就是北京九中毕业的学生，虽然我未直接教过他，但他却对我有好感，因而在工作中对我这个组员也十分尊重。这样在我教初一两个班的英语和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时，就得到了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教研组长的支持，就看我自己如何去干了！
在英语教学上，我因已有一年半俄语教学的经验，加上我自己在教会学校学英语时，我的外籍老师的种种教法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是信心十足的，我设想我就是高鼻子、蓝眼睛、只会说很少中国话的外籍教师，去教我喜爱的中国孩子们学英语。第一节课，我走上讲台，第一句话是： “ 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早上好，孩子们！）我看见那么多双稚气的、好奇的、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我仍然用英语说下去：“现在开始上课，让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你们的英语课教师，我的名字叫……”
我当然说得比较慢，还用手势来帮助解释说明，逐渐孩子们听懂了，高兴了！我也像我的外籍老师那样用图片来“看图识字”，用图画来讲简单的童话故事片断，用卡片来提问单词，让值日生用英语来报告出席人数、缺席人名，今天上下午都是几节什么课，今天的日期，星期几以及天气情况等；让学生相互用英语回答课文；教孩子们唱英语歌；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语音正规化，除了教国际音标外，还教拚音规则，唯一不同的是我的中国话比我的外籍老师好得多，当然这样讲课，在备课上比照本宣科，老是让学生跟着我读生词、写生词、读课文，背课文和听写、默写课文等等教法要费劲得多，但课堂气氛和学习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１９６４年的圣诞节和１９６５年新年，我组织孩子们自制贺年卡，用英语写上互相祝贺的词句，在课堂上组织了一次联欢会，唱了“Ｈａｐｐｙ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ｔｏ ｙｏｕ（”祝你新年快乐！）的歌子，做了用英语数数的游戏，还让孩子们拉起手、围成园圈跳集体舞“：Ｗｈｅｎ ｗｅ ａｒｅ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当我们一起跳舞）等等，玩得很开心。到了１９６５年夏天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组织学生给全校老师和一年级同学表演了一台英语节目，有“白雪公主”片断“，卖火柴的小女孩”片断，唱歌“，诗朗诵”“，讲故事”等等，演出中化装成外国孩子的学生们那纯正的发音，流利的口语以及天真的表演，加上他们的同声翻译，演完后反映强烈，有的老师认为这种教法效果好，有的则认为离开课本太远如果参加全区、全市统考会影响学校名次。
后来，区教研室不止一次组织同行老师来听课、观摩、座谈。我总说自己这一套只是一种试验，还很不完善，不一定能在别的学校推广，我知道这种教法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她最好是当过口语翻译，当过歌唱演员和戏剧演员，还要对这个工作对学生有深沉的爱心！
我的辛劳得到的回报是不小的，既有学生对我教的这门课表现的浓厚兴趣和较好的成绩，更有学生和学生家长对我的一份理解，一份友爱。特别是学生对我的那份真挚感情，他（她）们纯真的笑脸使我想到在批斗会上见到的横眉怒眼的面孔；在到处求职时见到的冷漠的面孔；在“归管处”宣布开除我党籍时见的那冷酷的面孔；集中营叛徒特务们或狰狞或委琐的面孔，感到真有天渊之别，觉得这才是人类希望之所在！
过年节时孩子们给我的那些用稚拙的字迹写的祝福的话句，常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家访时，学生家长对我表现的那种热情，那些用真诚、纯朴的语言所表达的对我的劳动的理解和尊重都使我深感温暖！这可能是因为不久前还有人曾唆使他的孩子来侮辱我这个为他家义务掏厕所的清粪工，对比太强烈之故！
自１９６５年秋天开始，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使俄语课完全停开了，英语成为中学外语主科，大量俄语老师改行教英语，我的英语教学更受重视，学校还组织了一个教师英语进修班，由我来主讲英语语音和语法，不少老师参加这个培训班，我当上了老师们的老师，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更加勤奋地工作！
对不起儿女
我自认为我对学生还算得上是个称职的老师，但对儿女却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并常为此感到内疚！
儿子不满一周岁即因我出事，母受惊而吃不饱奶，随即又因我被取消７０元工资，只拿１８元生活费使家庭经济极为困难而受苦，当时他母亲工资为６２元，合起来我们家庭总收入仅 ８０元，要支付全家的衣食住行！他姥姥给他做的布娃娃和干农活时我从地里捉的一个“蝈蝈”就是他的玩具，我每月一次回家时，进门前先在小铺买两分钱一袋的米花或四分钱一根的果丹皮作为带给儿子的“礼物”，我们带孩子上街最怕的是见到孩子把手指放在口里，羡慕地看别人的孩子吃巧克力或其它较贵的糖果。
孩子都长到四岁了，我们也只带孩子到积水潭或当时的太平湖等不要门票的公园去玩过，一次在公园里儿子拽着我们不让走，原来是一个跟他一般大的小男孩在玩电动汽车，从儿子眼光里表现出的那种渴望神情鞭笞着我。我下了狠心，但仍让儿子等了两年，直到我第一次领工资时才用五元钱给他买了个电动汽车！后来儿子上小学了，我几乎没有看过儿子一次作业，那时我已恢复了教书工作，平时都住校，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了，虽说这里也有我希望工作好些、工资提得快些，让儿子生活也好些的愿望，但哪能这样当父亲呢！
女儿出世后，虽然我的政治情况有所好转，也有了工资，但多了口人，生活仍然十分拮据。特别是那时岳母已经又看管了她的孙女，负担很重，不能再将女儿也留在家里让老人看管，学校的托儿站早已解散，Ｅ带着女儿在学校半年，上课时让其它老师代看一下，满了半岁后，学校将Ｅ调往新成立的金顶街中学，我们只得狠下心来将女儿送街道托儿所，但那个托儿所虽然收费低，条件却很差，女儿不只是每次送去都要大哭一场，且经常闹病，大人还得请假。
最后那一次我去接她，女儿紧紧地抱着我不撒手，不再哭泣，但那眼光里竟然有了哀怨之情，我自己的眼泪突然泉涌而出，我转身就抱着孩子回了家。Ｅ见我们父女俩那副样子，什么也没问。我们决定花５０元钱请一位街坊给照管，那位大妈自己有一个抱养的小女儿，我们不只一次发现我们送给自己孩子的食品被分食。大妈带孩子有办法，专门做了一个带栏杆的小床，我几次去都见到女儿像动物园里的小鹿一样被圈在栏杆里面，什么玩具都没有。星期天该送她了，我先抱着女儿上街玩半天，等她玩累了、困了，我再送回大妈家，却很难放下她，她分明是睡着了，但只要我一放手，她就哭喊：“爸！”我痛苦地感觉到有一根心灵的线牵着父女两头的心！
一直到孩子两岁多，有那天饥饿让她垫起脚去够桌子边上刚出锅的一碗炸酱，滚烫的整碗炸酱，顺着小手流进脖子，烫坏了手，烫伤了脖子、前胸。我们赶去时，女儿已哭昏过去。我们抱着女儿跑医院，我含泪请求大夫植我的皮，保全女儿的皮肤，大夫检查了烫伤情况说估计只有颈部会落下疤痕要植皮也只能用孩子自身的皮肤。女儿颈上那块至今仍在的疤痕总像是一个红色惊叹号牵引着我那痛苦的回忆！那次烫伤后，她姥姥也心疼不已，把外孙女也留家由她哺养了！
我和Ｅ再也没要孩子，那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再要！我们商量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也要把儿女养育好，把老人孝敬好。我们自己尽量节省，一双袜子都是补了又补，舍不得买一双新的。一件用来上讲台面对学生穿的好点的外衣，每星期六回来洗净，星期一穿走，不上课就换下来。平时在学校用餐都是粗茶淡饭。回家尽量给老人孩子做点肉食。
我们在风雨中相濡以沫，期望着国家安定兴旺，期望着通过我们埋头苦干能有一个较为宽裕的生活前景！期望着我们的儿女跟着我们多享点福，少受点罪！
到了１９６６年上半年，这个期望的实现似乎已近在眼前。我们一点都未料到即将有一场更可怕的风暴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