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追回年华
“ 树挪死，人挪活！”
１９８０年春，我从“ 右派、叛徒泥潭”中挣扎着爬上岸时， 已经５１岁了！我站在岸上回顾逝去的大半生岁月，悲哀地发现自己不知究竟该算什么人？
算“ 革命者”？谁能承认你这个被驱逐出党并被控制使用 ２０多年的人是个革命者！算“ 人民教师”？我从教２５年来真正站在讲台上还不到１０年！我环顾四周，那校舍，几乎每个教室都留有我挨批斗的身影，那操场还有把我拖在地上被毒打后留下的血迹，这一切常将我带回梦魇般的过去！要开始新生活，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调离那所中学！除非我真不再想干点什么去追回我失去的青春年华！ “ 老张，你该做到在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当我向校领导提出调动的要求时，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
“ 不，树挪死，人挪活，我该挪动一下了！”我心里这么说。我并不怪那位Ｃ书记，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既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书匠”，更是她手中十分好使的价廉物美的工具！何况希望她这种“ 人上人”能理解我的感情和愿望也太天真了！
我到区文教局人事科提出我的调动要求，回答是局里必需尊重学校的意见，对我的要求不予考虑！那位人事干部还“ 耐心地”劝我学习雷锋同志的“ 甘当螺丝钉”的精神。意思是要我一辈子“拧”在那所学校别动了！他没有料想到这样一劝起了反效果！我心想“我已经当了大半辈子 ‘螺丝钉’该换着当个 ‘齿轮’了！”
正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招聘记者的广告，条件是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并通过英文考试。广告上宣称一旦考上，将由《人民日报社》负责调动，这真是个好机会，我偷着去报名时，对向我要单位的介绍信的接待人坦率地谈了我的真实情况，那位年青的女同志十分同情我，让我填了报名表，交了相片，领了准考证，对我说：“您先参加考试再说！”看看周围没人，又悄悄补充说：“您回去准备一份英文的自我介绍”。
考试那天，几个教室都坐满了人，至少有２００左右，据说只收２０名，我看大都是年轻人，有几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都带着英文打字机直接往卷子上打，我一看那个熟练劲儿就感到竞争不过他们。但我仍努力去答卷，幸好考题主要是写一篇自传体的英语作文，我事先有些准备，考完试自我感觉良好，１０天后我接到通知要我去一趟人民日报社。
一位年龄比我还大些的长者对我说：“你通过我们的考试了，只是你已年过半百，我们的记者要经常在国外跑，十分辛苦。我们想推荐您去外文出版局的编辑研究办公室，任务是研究外国报刊的组稿与编辑方法，如果您愿意，您就拿我的推荐信直接去找他们的局长，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我当即表示同意并感谢他的关照。
我到了外文出版局见了那位面貌慈样的局长，交谈后局长很愉快地说他将尽快亲自去一趟石景山办理我的调动手续。两天后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开进了我们学校大门，我正好没课，见局长和一位年青人一起进了党支部办公室，我满怀期待地等着我们的人事干部来叫我去谈调动之事，没想等了半天只见局长神情黯然地由他的年轻部下陪着从楼里出来向小汽车走去，我急忙迎出去向他问好！
他一见我就摇头说：“你们文教局领导要我们直接来找你的支部书记商量你的调动问题，而你们的Ｃ书记态度十分坚决就是不放你，我们先回去想想其它办法，你再耐心等一等吧！”我看着他的小轿车向回城的方向开走了，感到我的“人挪活”的希望也随之消失了……我当然没有死心，过了几个月，经北京市科委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又去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巡回展览团”筹建处求职，接待我的年轻人在知道我读过清华大学物理系，又当过英语翻译，还会一些俄语、朝语之后，兴奋地将他的领导请来跟我见面，我没有隐瞒自己被俘历史问题，但告诉他们即将有文件下来为我们平反，我的党籍也将恢复，他们听了说：“那就好了，我们这个团主要是到国外去展览，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条件要求相当严。但我们确实很需要又懂科技又会英语的专家！只要有文件下来，我们就立即去调您”。
一个多月后，我揣着中央７４号文件抄件去“筹建处”，他们一见我就说：“您来了正好，我们已经见到为你们平反的中央文件，我们这就去活动将将您调来，看来咱们得双方使劲，你最好先找找你们区文教局的领导并做好学校支部的工作，我们想法从北京市教育局做工作”！
我回家跟Ｅ一起去了区文教局一位副局长家，求他帮忙，他表示同情，愿意试着做些工作！但他说：“区里正在抓教学质量，我担心区里不会放走像你这样的老教师！”我心中暗暗叫苦“：我干吗要那么玩命教书啊！”
回到学校，我硬着头皮找了Ｃ书记，谈了我想去参加将我国古代科技成果向国外介绍的意义重大的工作的愿望，请求她放了我。她说：“老张，我们对你不薄，你干吗总是要走？我们正打算等你党籍一恢复就提拔你当教导主任！”
我一下按捺不住地回答她：“就是让我当校长，我也要走！”这一下可坏了事，她勃然作色道：“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非我不当这个书记！”我站起来冲出门去，脑子里出现了我当年演的杨白劳被强拉着在“卖身文书”上盖手印的情景！……１９８１年春，机会终于来了。区里成立了“成人教育局”打算办一所职工大学，而“成人教育局”的正副局长恰好是先后担任过五里坨中学校长的老Ｙ和老Ｋ同志，我去向他们表达了我愿当他们的“马前卒”的愿望。
Ｙ局长说：“你来，来筹建职工大学，先当教务长，办好了，一年后当副校长！”这一次是区长办公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调我担任“石景山区职工大学教务长！”
当区委文教卫生部找我谈话时，Ｃ书记追到区委大楼的楼道里拉住我说：“老张，你别走，文教局已经同意任命你当我们学校的校长了，回学校去吧！”我见她确实态度诚恳，我也心软了，我说：“Ｃ书记，您只要想一想今天我还是个挨过整的老师，明天忽然当上了大家的校长，要大家听从我的指挥，确实太难办了，我谢谢您的挽留！真谢谢了！”她终于松开了手。
办职工大学
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筹建职工大学的工作：先到兄弟区县的职工大学去学习办学经验；再调查本地区社会需求，决定先开办中文、英文、商经和工业民用建筑四个专业，一面准备招新生；一面根据成人和业余特点制定好教学计划，然后到各名牌大学找我的老校友给我推荐聘请教授；又从本区选调人员成立教务处，总务处。还有租借校舍，向区里申请一辆接送教授来兼课的小汽车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太了解在文革十年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人对文化知识的需要，对大专文凭的渴求！像我的儿子在下乡插队三年后考上正规大学的究竟太少了！那时我让儿子和我一起从家里来回坐三个钟头车到我教书的学校上中学，为的是看着他好好念书，插队时我要他带着课本下去，还给他装了个收音机来收听英语讲座。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我让他给生产队长送厚礼，请了半年“病”假回家复习功课，由我买了个小黑板挂在墙上给他补习数理化、外语，那时胡同里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老战友的孩子，甚至在山西的我大哥的女儿都来听我的高考补习课，我家墙壁上贴满了数理化公式、英语句型和不规则动词表等等。
儿子也知道他爸没权没势，不株连他就算万幸，根本没法给他走后门找工作，拿出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才考上了大学。因而我对我的职工大学学生要求是很严的。希望他们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多学些真本事，不能只想混个文凭了事！
这年年底，成人教育局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我和妻子好高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独立的家了，结束了２５年挤住在岳父家的日子。
我们搬进新居那天，屋里空空荡荡、只有几样旧家具，我拥抱着Ｅ说：“实在对不起，儿女都这么大了才让你住上结婚新房！”她亲了我一下说：“这已经太好了，我原打算跟你住一辈子茅草屋呢！“但当学校走上正轨之后，区里派来了一位军官夫人担任职工大学的校长兼书记，掌握全部人财物大权，我要用车去请教授都需向她请示，教学上的安排也常受她的不合理干预，我愈来愈感到蹩扭，我意识到区里是只想使用我而并不信任我，我在他们眼里可能仍然是个“改正右派“、“异已分子”吧！
大学办到第三年，生员愈来愈少，经费也愈来愈困难，我决心离开这个区，到市里去做科技开拓方面的工作，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副主席都是我清华大学地 下党老战友，他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他们说：“谁先把你调出来，你就上谁那儿去工作”。我于是向区里交了请调报告。
到深圳办“中小企业厂长培训班”
市委组织部来人跟区委组织部商量，要把张泽石调到市里工作。区里不同意，说除非市里给派一名职工大学副校长来顶替他。我又托老校友向市委组织部长反映情况，市里又多次来电话，来人催促区里放人，区委组织部长找到我动员我留下来，当然说了不少表扬我的话，最后我只好找到区委书记呈述我的要求，区委书记有些不愉快地说：“走吧，咱这庙太小了！……”我心想：“我并不是什么 ‘大和尚’，我只是不愿在这个“庙”里做恶梦罢了！”
就这样，１９８４年春我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一直到１９８８夏年我离休为止。
原来说好是调我去当科技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后来遇到竞争者，因我的老友乃非实权派而改调我去一个部门担任“国际智力开发部经理”。我倒是很愉快，反过来劝我的老友不必为我未能提升“正处级”而抱歉！我那时是副处级，并不清楚半级之差有什么关系。
我这个“经理”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深圳去办“全国中小企业厂长培训班”。那个培训班是我们和香港一些企业界朋友合作，重点向国内的中小企业厂长经理们介绍香港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同时也组织学员们参观深圳的“三资”企业，特别是了解在特区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经验，这些对一般乡镇、街道以及边远地区的中小企业厂长经理已有很大吸引力，更何况还要组织学员们到沙头角参观“中英街”以及到珠海游览并坐船绕澳门一周！因而向我的这个培训班报名进修的学员相当踊跃，并为我所属的那个部门“创收”不少！
我作为培训班负责人，从向国家科委“国外智力引进办公室”申请外汇额度开始，到招生、去深圳找合作伙伴、租用办班的场地、筹备学员的食宿，到聘请和接待香港来的讲课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及联系参观游览等全由我亲自去跑，我们那位部长只给我一两个轮换助手，我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我却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我难忘第一次坐上飞广州的波音７０７直插兰天时的心情，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那变小了的山峦河流，阡陌田畴，对比那浩瀚深邃的穹宇，地球并不怎么大嘛！我难忘第一次到达广州的情景，那我少年时就景仰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庄严沉静和白天鹅宾馆的华丽喧闹对比是如此强烈，历史似乎一下就迈过了一个世纪！
我更难忘第一次在深圳参观渔民村的感受，那绝对乡土味的小洋楼、楼上楼下每间房里的大彩电、大冰箱跟观士音财神爷的小塑像并立在一起，使我十分惊讶于现代科技竟然能与古代思维如此和平共处！
从１９８４年初夏到１９８５年深秋，我在深圳共办了五期培训班，既培训了上千名学员也培训了我自己。我跟学员们一起听香港老师讲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一起听深圳有关领导介绍在深圳进行的经济改革试验，一起去参观活跃在深圳的三资企业。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市场经济”，开始认识到“商品”，作为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它所内含的呼唤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的不可抗拒的物质动力，它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看见了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从而理解了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这使我极为欣喜！我感到了那个曾经给我们民族和我自己带来深重灾难的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势力，这一次是真正受到了强有力的、从根本上的冲击！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之所在。为了这一切的到来，我和我的同胞已经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当然，在我脑子里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它推动我去学习、思考。我于是经常和香港来的老师们探讨。后来，我这个来自北京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竟然跟从香港请来讲课的“资本家”、“白领先生”真的交上了朋友！原来我们从相互陌生好奇、谨慎客气相处，到互相理解、建立友情，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艰难，也未花多少时间。后来甚至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比跟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更轻松些。
他们大都是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在大公司受聘当高级管理人员或自己办实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有知识和爱国是我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从这个共同点出发，我们都对国家的发展和前途、对香港的未来十分关心，并都愿意为祖国的富强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有时他们下班后单身从香港过来住一晚上，以便从容地在第二天早上讲课。我们便住在同一间客房里谈得很晚，在坦率的交谈中自然会出现争论，特别是涉及到何种社会制度更好、更合理这种问题之时。 “对你们在经营管理上的精明和高效率，我是十分欣赏甚至钦佩的，但对你们香港的 ‘拜金主义’、贫富悬殊、红灯区、黑社会，我绝对无法接受”有一次我直率地对一位姓陈的香港老师说，这也是我那时的根本想法。“事实上，企业管理上的高效率，经营上的高效益，不单纯是个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问题，就拿我讲的《质量管理》这门课来说，我担心咱们培训班的厂长们把我教的方法带回去，不一定就能保证他的工人会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来！这里还有个为谁干活的问题！‘拜金主义’如果指的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否就绝对坏？香港的贫富悬殊、红灯区、黑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您能去实地考察一下！”
我请的那位讲师、留学英国的经济学硕士陈先生这样回答我，他随即热情地正式邀请我们去香港考察。
港 澳 行
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０日由我们培训班的领导人、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三人考察组，从深圳过罗湖桥坐电车到香港，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对培训班学员能否去香港参观、实习的问题进行调查、联系。但我给自己又加了一个任务：好好观察一下香港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橱窗”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当好考察组的英语翻译，我们都不会广东话，再不会英语，在香港就行动困难了！
陈先生首先带领我们参观了他在那里担任高级职员的香港地铁公司，使我们较细致地了解了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能够赢利的地铁公司的精密、严格、高度自动化管理作业；参观了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那完善、精良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自动借阅管理，学生的勤奋，校园的整洁给我很深的印象！香港中文大学又是另一种风格，整个学校是一座大花园，不同建筑风格的各教学楼及教职工学生宿舍，沿山坡建于绿树红花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教书都是令人羡慕的，陪我们参观的主人是该校的图书管理人员，他开上自己新买的小轿车送我们来往于校园中，我问他的月薪是多少，他笑笑说：“不多！我买这辆新车整整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我心想：“老天，何时我们国内的大学教师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呢！”
我们还去参观了几家中小企业，有一家生产超微型收音机的小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整个厂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的一个车间，３０名工人在两条生产线上紧张地工作着，老板夫妻两个承担了全厂人财物、产供销的管理，既无党政工团的组织也不需会议室、仓库、食堂等设施，其生产效率之高和经济效益之好是当时国内一般企业难以达到的！那是香港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各种配套服务发展完善的结果。
我问厂长：“你的产品需要那么多零部件和消耗材料，日产量又高，没有库房怎么成？”老板说：“电料商行每天定时根据我的订单用小车将零部件送到我的厂门口，我拿来就上生产线！我自己的产品有运输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定时取货送给我的买主！”能这么办厂，真令我这个当年的校办工厂厂长非常羡慕！
香港这么人口密集而交通却相当顺畅，街道卫生等城市管理也都表现了依靠法制与科技的相当高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朋友们还陪我们参观了著名的海洋公园，在高大玻璃房里游动着的那些五光十色的海洋生物真让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
一次，陈先生在计程车里用英语问我：“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ｓｅｅ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ｆｉｌｍ？（”你想去看蓝色电影么？）我估计他是因为在座的我们考察组的组长是位女士，才用英语和我交谈，我惊奇地用英语反问他：“蓝色电影是什么意思？”他答：“就是你们国内说的黄色电影！”我吃惊地问：“在香港可以随便看这种电影？” “也不是随便看，而是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放映，并且是禁止未成年人看的！” “谢谢了，我不看！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太可怕了）！”
他看看我已经涨红的脸，表示理解地笑了笑！过一会儿，我忍不住用英语问他：“香港的红灯区也是公开的么？” “岂止公开而且严格管理，妓女必须定期检查身体！并受到人身保护，还必须向当局纳税。” “难以想像！”我脱口而出。 “英美等许多国家都采取类似做法，从社会学观点看，它可能还有助于社会安定呢！”
这次我没有立即反驳他，而是感到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只是我得好好想一想！后来我立即把我们在汽车里的英语交谈汇报给了我的组长，她正色道：“香港这个花花世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虽然我们在香港只住了八天，所到之处又都只是走马看花，她总体的繁荣、富裕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以全方位的开放吸收着世界各地的商品、资金、技术，以高度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促进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确实增强了我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心，我还从我所接触到的香港朋友们的爱国热情和知识素养中，感到这颗“大不列颠女王皇冠上璀璨的宝石”在回归祖国怀抱后将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那时我感到遗憾的是香港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文化氛围中的商业味、殖民味也较浓，但我也深信：她在１９９７年回归祖国之后，当强大的中华文化之流从祖国本土源源不断地灌溉她那被荒芜了的田园时，在这块南疆的绿洲上，定将开放出美丽的文学艺术之花！
我在香港还去拜访了我在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时期的老战友、祖籍汕头的泰国华侨谢德民。他在１９５７年担任四川大学数学系党支书时，因反对在他的系里打右派，自己便被打成了右派轰回老家！后被允许回泰国，又从泰国到香港来经商 １９８０年他忽然接到国内通知，改正他的右派错案。 “没想到还给我补发了７００元人民币慰问金！”他笑着对我说。我羡慕地打他一拳：“你比我强得多嘛！我可是一分钱也没补呢。”他看我穿得太厚，硬要陪我去买一套薄呢西服，又送我一台电冰箱，在香港交费北京取货。我实在无法拒绝他的战友深情！
在离开香港之前，陈先生陪我们去逛了“女人街”，我买了一些价廉物美的服装，带给我的老伴、女儿和儿媳。心里想着她们即将眉开眼笑地试穿这些漂亮衣服的样子，更觉不虚此行了！
我们在澳门住了两天后经由拱北海关进入珠海回国。那时澳门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香港的繁荣，市政主要靠以娱乐为主的服务业收入。我们去参观的那座远东最大的赌宫，其规模和赌注金额之大都令人咋舌！在赛马场的楼上，我们去看了“租用“”应召女郎”的“舞厅”。女孩子们花枝招展地坐在玻璃房内的台阶上，挂着牌号任你挑选。
一位女“经理”热情地上来问我们想要第几号姑娘？吓得我们赶快退了出来，领我们参观的朋友介绍：“一边坐的是泰国姑娘，另一边则是从内地跑来的 ‘大陆妹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贫穷给我的同胞造成的悲剧！
从港澳回来，更加明确了我内心的一个想法：我要追回的不是已失去的青春年华，那是一去不能复返了！我要追回的是我少年时曾经有过的理想和抱负：用我自己的奋斗去使这个世界多一点光明，少一些黑暗，多一点欢乐，少一些苦难！
圆我作家梦
１９８６年我们单位要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调我来的我的老校友老林高兴地告诉我，他已推荐我去当办公室主任，这次可以提为正处级了，他说：“这也是对你落实政策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按照你的学历、党龄、工作能力早就应该是局级干部了！”他举了包括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内的我同时期地下党老校友的不少例子。我对他的关心十分感动。
没料到在他随团出国考察期间，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位原我单位干部、某外交官夫人回国复职，拟调她任办公室正职，我去当她的副手，他是代表党组来征求我的意见的！
我说：“老林走时可不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也是党组成员！”他带歉意地说：“这确实是新发生的变化。”我能说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这一辈子都听从组织安排了。这最后一次又何必打破传统呢！”就这样，我再次荣幸地在一位“夫人”手下当副手，不久又调来一位副主任。我也开始上班喝茶，看报，虚掷我剩下不多的岁月！
跟着我受了半辈子罪的老伴儿安慰我说：“你苦了一辈子，这回该轻松点了！”但我肯定是生就了受苦的命，就是不会“享清福”！
“我还应该干些什么？”“我还能够干些什么？”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再也经不起虚度年华了！
“正业”不能干，那就干“副业”吧！正好有朋友邀请我参加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人类文化学名著的翻译工作。那本由１９世纪末英国著名民俗学家弗雷泽写的巨著《金枝》，以作者本人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中收集到的十分丰富的民间风俗材料，科学地系统地阐述古代人类思想从巫术到宗教的发展。我在翻译之前阅读原文时，很快就被它那生动的题材、严密的论述、优美的文笔所吸引，一口气读完我分工翻译的前几章。我从中了解到我们的祖先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 身，曾经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经历了多少痛苦！
事实上这个过程现代人类还在继续经历着，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思想进步史就是破除迷信，包括古代迷信与现代迷信的历史！人类社会一切苦难首先源于愚昧，其次才是贫困。要减少人世的苦难，必须与愚昧作战，必须传播知识，推进文明！我认为这样一部学术著作应该很好地介绍给正在重新总结认识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志士仁人们！因而我克服了多年不接触外语的困难，重操旧业，终于在１９８７年春交出了我的那部分的１０万字的译稿，同年６月出版发行了我们三人合译的该书。
交了译稿，我就动手去完成我的自传体纪实文学《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
我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最早产生在巨济岛上那个最高监狱牢房里，那时我曾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祖国，我一定要把我在战俘集中营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告诉我的同胞！没想到回国后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集中营斗争的这段历史被列入禁区，被打入冷宫。按照某些领导人的想法最好将它从我党我军的历史中彻底抹去！“我们的英雄部队，竟然会打败仗，会有人被俘，那是耻辱，那是疮疤！”尽管这些人同时又自称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当我们新的一代领导人从痛苦的历史反思中醒悟过来，真正以大无畏精神去“拔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中央文件形式承认我们那段爱国斗争历史之后，我要写那本书的念头就重新冒出来了。后来，落实中央７４号文件遇到种种阻力，我发现最大阻力仍然是来自那些落实政策的掌权者们头脑中对战俘问题的错误观念，于是我认识到：对我们最根本的落实政策是让人民，让我们的后代了解那段历史！
于是我在支持一些新老作家、电影导演、戏曲作家，为写我们那段历史进行的采访和创作的同时，自己也跃跃欲试了！
１９８２年４月和１０月，《中国青年报》当时的总编克服了不少阻力，相继发表了我写的两篇向国人介绍我们集中营重大斗争事件的短篇：《他的心和祖国人民一起跳动纪念林学甫烈士牺牲３０周年》、《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纪念济州岛中国战俘升旗斗争３０周年》。
１９８４年我的在全国政协工作的老校友张魁堂热情地鼓励我写书，并将我介绍给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郭丽卿。她在听了我的集中营经历介绍后，即以她作为军人后代对战争的理解和对军人的同情心，全力支持我写出书来，她主动承当该书的责任编辑。我这才真正动起笔来，但那时我由于工作担子重，“社会活动”也太多，用我老伴的话说：“狗舔八泡屎，泡泡都没舔干净”！
我那本书断断续续一直到１９８７年底才赶完第二次修改稿， １９８８年春它的缩写篇先在《纵横》杂志和《北京晚报》上以《炼狱之火》为名连载了两个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１９８８年 ７月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又先后 重印近１０万册，仍较快脱销。上海《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也陆续摘录连载。我也先后被邀请到大中小学、机关工厂做了多场报告，听众的热烈反映给予我莫大安慰和鼓舞！
１９８９年该书荣获“北京市建国４０周年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奖”。
１９８８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同意为我们出版《在美军集中营》这本“原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集体回忆录”，以期更全面更完整地记下那段历史，同时也了结我们多年来对集中营死难烈士，对承受苦难的６０００战友及其亲友的一桩重大心愿！
这项工作实际上从１９８２年冬就开始了，当时为了征集与保存集中营斗争史料问题，由原集中营领导吴成德主任、赵佐端政委牵头组成了“集中营斗争史料编辑征稿委员会”，发出了《征稿倡议书》，成都战友以钟骏骅、罗节操为主油印《集中营斗争史料汇编》共３０余篇成为此书的基础。我被难友们委托承担主要的组稿、编辑工作。为了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我于１９８８年夏申请提前一年离休，获得批准。
１９８９年秋，为了进一步组稿，我邀请黎子颖来京与我一起走访长春、本溪、鞍山、太原、运城进行大量采访。
１９９０年秋，我请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发邀请函在成都召开了《在美军集中营》一书的“审稿会议”，这是我们落实政策后的一次盛会，原集中营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斗争骨干基本上都到会了，川西地区的上百名难友们也来了，会上正式成立了该书的编辑委员会和审稿委员会，我被推选为该书主编，黎子颖和钟骏骅为副主编，在该书责任编辑郭丽卿到会参与下审定了共３０万字的２０多篇稿件，又确定了进一步增加与修改稿件的任务。这次会议经费主要由当时已当上餐厅经理的罗节操解囊支助！
１９９１年秋我去四川都江堰，在编委员吴均度全家支持下，我与两位副主编加上吴春生编委共用了一个月，集中将４０万字稿件加以修定。都江堰市委机要室以优惠价格用电脑将修订稿打印出来。
１９９２年春在北京召开了最后定稿的“审稿会议”，有各地主要审委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涉及到如何评价知识份子在集中营斗争中的表现和作用问题时，有过一点争论。我这个主编在修定稿件时确实用了一些笔墨来赞扬爱国知识份子在集中营斗争中表现的主动性、坚定性和灵活性，与他们在机要、外交、通讯、宣教等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的审稿委员认为着笔似乎多了一点。
在辩论中我有些激动地说：“在我们党内、军内不少领导人历来对知识份子有偏见，一提知识份子，至少也将其归属于小资产阶级，又必然要给戴上软弱性、动摇性等等帽子。到了集中营，我们的爱国知识青年主动找工农领导干部还常遭到怀疑，在斗争中，依旧使用得多，依靠得少。但他们大多数都能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尽力去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才智甚至生命！林学甫、阳文华两位爱国知识青年就是最先英勇就义的！”说到这里我已热泪盈眶了！
会下，一位老领导对我说：“泽石，你不只是知识分子，你还是老党员，老干部！”我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为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而大声疾呼了！”
１９９３年《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书终于完成审定工作送往中国文史出版社，准备出版。
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我又应邀参加《历史的回音１８０师战斗历程的回顾》一书的编写工作。我们１８０师曾被认为是全师覆没，是政治动摇，是不经打的一支部队，因而才有那么多人被俘！这本书就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编写的。我认为它将是一本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书，同意参加了，现在该书编写工作已完成了！
近十年来，我还以我的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积极参与了一些民办科技企业进行技术开发的活动！
１９９４年我的重要“收获”是完成了本书。
我在１９８９年被批准加入北京作家协会。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我得到了读者和作家们的承认，我那从青少年时代就盼当作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必须努力去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成为一个更受人民欢迎的作家。
夕阳无限好
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对我在落实政策之后，甚至在离休之后还这么“马不停蹄”地奔忙有些不理解也不同意。一位老友善意地批评我说：“你想让自己的生命多发热发光，想证实和提高自己的生命价值，我都同意。但人不是牛马，除了消耗生命，还应享受生命，我们剩下的岁月不多了……” “是啊，我十分同意：真正的人生既应有创造也要有享受，何况我们这辈人大都是 ‘超支户’，既有必要更有权利去享受生命！但对于我来说，我感到自己正是在付出生命过程中得到了生命的享受！我决不想学耶稣基督，把被钉在十字架上看成生命的辉煌归属！我确实是期望实实在在的美好的生命享受，那就是 ‘情’，人间的真情、爱情、亲情、友情！我从自己生死相依的骨肉亲人、患难与共的战友、难友、同学甚至从我的读者那里得到那么多真挚的情谊！我常为自己在精神上、感情上的富有而自豪……”我对那位老友说。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广泛地联系我的亲友、老同学、老战友，才发现原来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惦记着我的生死下落。１９８０年，在改正我的右派错案后，正好北京市老同学合唱团成立。我被邀请参加为纪念“一二·九”运动４５周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活动。我见到了那么多当年在清华“大家唱”、“民舞社”一起从事学运的老校友。他们热情地欢迎和慰问我，我也才了解到大家都经历过不少磨难！
清华“戈壁草读书会”的好友，特地为我在已故柳小芬同学的母亲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小芬妈妈含泪摸着我的脸喊着我当年的化名说：“小天真，这么多年你在北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我真担心你呢！”
“妈妈！我是怕连累您啊“！他的深沉的母爱使我眼睛润湿了！
自从《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出版后，我还接到了一些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友和一些读者请出版社转来的信。他（她）们向我表达了诚挚的慰问！
最近几年，我每年接待台湾的亲友回来探亲，他们不只是改善了我们的家境，更带来了分离了４０年的亲情，也带回祖国统一的希望！
我是多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尽力回报这一切情爱啊！
１９９１年我送走了年近９０的母亲，１９９２年又送走了年近百岁的老岳父，我自知不会有两位老人那么长寿。我似乎已望见了自己人生之路的尽头。在那仙雾飘渺的花园里有我的白发苍苍的祖父母，有我的慈祥的父母亲，有待我如亲子的岳父母、大姑父母，有我那些已先我离世的挚友们，他们都在微笑着向我招手呢！他们似乎在说：“泽石，快来吧！人世太艰难了！你已喝够了苦水，流尽了泪水，现在该休息了，到我们这里来吧！”
但我想对他们说：“我好不容易在大难不死之后刚刚活得像个人样儿，我还渴望多喝几杯爱的醇酒，多享受点人间的温暖呢！更何况又欣逢祖国的盛世，我还想为咱们这个多灾多难又可亲可爱的祖国再作点贡献呢！”
我又想起我的老师朱自清先生改写的那两句古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既然在我生命的黄昏时刻，夕阳是如此灿烂，它已为我抹上了如此绚丽的霞光，即使明天就离开这世界我应无所遗憾了，我只是想：“让我在走之前给这曾经是阴冷的世界多留下点热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