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类学的发展和转型
日本人类学的发展和转型[20]
麻国庆
对于日本现代人类学的形成、发展和转型，应该在从历史的发展脉络角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把不同阶段的人类学的特征置于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特别是要考察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人类学在进行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同时，其在意识形态上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属性。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把日本人类学的发展纳入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即一方面要考察日本人类学与近代欧美人类学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作为亚洲为数甚少的殖民国家之一，日本的人类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东亚国家的影响。
日本人类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个时期，即早期、中期、现代早期和现代。
一、日本人类学的早期
这是日本人类学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为1884—1945年。
这一阶段的前期，日本人类学可以概括为以人种学为中心的人类学（1884—1934年）。日本人类学出现的标志——日本人类学会的建立以及学会杂志《人类学杂志》的发行。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坪井正五郎、鸟居龙藏。其学科特点是以人种学为核心，形成医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种学与体质人类学互相吸收、互动、多样性的统一。之后上述学科开始各自独立，可以说是一个从一体到分离的过程。与此同时，作为人文科学的人类学开始出现。特别是鸟居龙藏引入了实地调查的方法，以鸟居龙藏为核心的这一时期的日本民族学，开始在东亚与太平洋岛域一带进行调查，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日本的军方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使得日本的人类学从建立起就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不过，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了欧美人类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类学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日本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与组织化，其重要的标志就是1932年日本民族学会的建立以及在大学里人类学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与专业的人类学队伍的出现。当时，日本的人类学在理论上，受同一时期的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很深，在实践上，把人类学作为应用的科学来对待。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日本人类学对殖民地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台湾、中国大陆、朝鲜与南洋群岛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日本战争期间的日本人类学，为了战争的需要，建立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机构。如民族研究所的组织与活动、（财团法人）民族学协会、满铁调查委员会及其活动、太平洋学会（1941）、学士院东亚民族调查室（1940）、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43）、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1944）等。这些组织，通过战争期间的日本民族学者以及其他学者的调查和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积累了很多调查资料。不管调查者主观的意图及成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其最大的动机是为“殖民地统治”服务这一点。但当时的一些调查资料，确实成为认识和了解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如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满铁调查部的成果中，和人类学关系最深的是与东亚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华北农村《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调查以河北省和山东省为中心，于1940年到1943年间进行。20世纪50年代，日本公开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册）。这一调查涉及面相当广泛，即使是“关于家庭构成的实态调查，也不仅仅着眼于家庭的构成人员数、居住状况及其他外在的构成，它更为关注的是家庭内部的权威关系及规范意识，通过法律的习惯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特质是本调查的特点。”[21]除对汉族的调查外，其还调查涉及到中国诸多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满族、苗族、黎族、鄂伦春族等调查，留下了诸多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日本的人类学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一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之一。殖民主义与日本人类学的研究，早已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如日本中生胜美教授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22]。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周星教授的研究就是一例[23]。
二、日本人类学的中期
日本人类学的第二阶段即中期，可称为战后日本人类学的转型（1945—20世纪70年代）时期。这一时期有如下几个特点：
1.开始调整和反思军国主义时期的人类学；
2.对侵略战争时期的一些调查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和出版，如上述的《惯行调查》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东京大学仁井田皗教授利用《惯行调查》资料，对华北农村家长的权威和宗族结合的社会角色进行了论述，与直接调查者的研究不同，他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把《惯行调查》作为文献资料加以利用，把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其他资料组合进来，在历史的文脉中予以捕捉，构筑出一个完整的体系[24]。内田智雄作为《惯行调查》的直接参与者，对于家、分家、宗族等有详尽的研究[25]。旗田的研究虽侧重于村落共同体以及村落内部的结合，但对家族系统在村落中的角色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26]。平野义太郎对村落的组织——“会”、庙会以及宗族的研究，对于认识华北村落社会的结合原则，无疑是一重要的参考点。他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时满铁调查的负责人之一，在华北农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他于1943年出版了《作为北支村落的基础要素的宗族和村庙》[27]，首次对中国的宗祠、村庙和日本的氏神、镇守（当地的土地神）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中国，第一，作为血缘集团的祠堂和地缘社会的村庙，在村落的历史发展中不像日本那样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是各自独立存在的；第二，汉族的祖先崇拜仅为家族的祖灵崇拜，而不像日本作为民族普遍的祖神崇拜，进而他认为日本的神社通过祭神与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中国的村庙通过城隍庙和上帝联在一起，没有统一地与国家联在一起。此外福武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一书，也大量吸收了满铁的调查资料[28]。
3.这一时期进一步受到欧美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如以文化人类学命名的人类学，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开始大量地接受美国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在受美国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了另一种以“社会”为核心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在日本国内的研究中与日本农村社会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出版了大量的对日本农村社会进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对国内调查的同时，日本的人类学开始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以纯粹研究者的身份开始在日本国外进行田野调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人类学家开展对国外进行的研究，如川田喜二郎对尼泊尔的低地与高地文化的考察，中根千枝对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调查和研究等。
4.大学制度中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完善及各自的特点。如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东京都立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南山大学的人类学等各有特色。在这个时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各种海外研究经费大量增加，日本人类学者开始对世界各地开展调查和研究，形成了日本人类学又一黄金时期。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三、日本人类学的现代早期
日本人类学的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特点是：
1.研究愈加细致化。如对于东南亚的山地民族、乡民社会、台湾的原住民等的研究，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社会人类学教授末成道男先生（现为东洋大学社会学部教授）的《台湾阿美族的社会组织和变迁》（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越南的祖先祭祀——潮曲的社会生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日本风响社，1998）等。
2.研究领域的多样化与对实践和应用的重视。一些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生态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开发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政治人类学、都市人类学、观光人类学等都有很大的发展。
3.后现代人类学开始出现并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如对国民文化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再生、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如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人类学教授、东南亚研究专家田村克己主编的《文化的生产》一书。
4.人类学学科教育的综合性特点的出现——对于地域研究（area studies）和超域文化研究（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的重视。日本东京大学，1996年把教养学部的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表象文化论三个专业合并为称为“超域文化科学”的专业，英文写为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这种分类本身已引起非常大的争论，日本学界对此看法也不一致。这一“超域”的概念，对于文化人类学而言，具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具有超越地域的含义。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地域横断面的研究，跨文化的研究就是这方面典型的研究，同时随着区域的开发和民族及族群的流动，人类学者的研究也要随着他们在不同地域流动，进行追踪调查，这种调查有的还跨越国境，如华人的研究，菲律宾人的研究等；第二是研究领域的越境问题。文化人类学可以说是在近代西方已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出现较晚的一门学科。它从研究简单社会及未分化的社会时就开始强调整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强调，本身已具有越境的意味。它在诸多的研究中，事实上处处在越境，即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研究习惯法要和法律交叉，研究援助和开发问题又要和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相联系等。如此一来，人类学留给人的印象就是超越不同的学科界限，在不同的学科间游来荡去，发挥它特有的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或许这一特点正是国际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趋向。其实，对这一学科归属的讨论本身就说明这一学科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东京大学的这项学科改革，即三科合一，本身的出发点，就有一种把人类学向人文科学靠拢的取向。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翻一下有关的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学者们自身就带有不同的取向，有的向人文科学靠拢，有的取向于社会科学或者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的介乎两者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人类学的超域性的一种体现。
上述三个时期的具体内容也可以从以日本民族学会的名义出过的三本有关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的著作中看出来。第一本于1964年为迎接日本民族学会成立30周年而编写，当时的书名为《日本民族学的回顾和展望》；第二本为1984年编写的，书名为《日本的民族学：1964—1983》；第三本为1996年出版的《日本民族学的现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从其不同时期的关注点可以看到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如在60年代出版的《回顾和展望》中，第一部分的民族学理论的发展仅仅分了五个部分，即历史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物质文化、文化论和民俗学五个方面，而在二十年后的1984年的书中，关于第一部分的民族学的诸领域中，有包括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女性研究等在内的20个领域。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书中，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一章排除了像80年代那种以人类学分支领域的研究来谈学科的发展问题的方法，而是以日本学者研究的集中的问题意识为基础，进行分类。如象征空间论、都市民俗学/祭祀空间、日本的中世纪历史研究、日本的民众史研究、社会结构论、家族研究、共同体祭祀研究、族群性、神话、饮食文化、计算机的民族学等领域。这也反映了学科的问题群的组合更加成熟化。
这三个时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海外社会的调查和研究就成了日本人类学的主流，而日本本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冲绳。我们可以从末成道男教授对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进行的归纳中看出这一特点。按照田野工作区域统计整理《民族学研究》刊载的论文的研究情况[29]，见表一。
表一 1990年前《民族学研究》刊登论文的区域分布
（注）有关日本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的研究的文章未出现在这一表格中，其数量为395篇。
四、日本人类学的现代
第四个时期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一时期根据学科的发展需要日本民族学会于2003年更名为文化人类学会，其学会的刊物也由《民族学研究》改为《文化人类学》。其关注点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反思人类学以往的研究，如对二元模式与场域的思考。欧美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二元论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认识模式间的对立，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把社会学的各个学派归为上述二元对立中的一方，这种方法显得抽象而空泛，布迪厄在试图超越二元模式的过程中采用场域理论来认识社会结构，即认为现实世界是作为独立于个人意识的客观关系存在的，而场域，便是这些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也开始讨论普遍主义与设计主义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的学界一直在西方的话语里进行思考，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本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其实自己的身边就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它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资源，并且由于同属于东亚地区，文化上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研究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的同时，也有助于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日本的人类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东亚的知识共同体和文化价值。形成了对原有研究的反思和目前出现的多样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把握整理，同时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也更加关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殖民地人类学的反思和展望
由后殖民主义的讨论引发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①讲文化的权利属于谁？②民族志内部的权威是如何建构造的？③塑造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境界的要素和实践如何？④为了讲清在现代社会发生的文化的差异，以怎样的话语和态度最为适合？⑤文化的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以国家、言语、文化、民族、社会为单位的制度化的文化人类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2005年12月，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了殖民主义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会议。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就殖民地人类学问题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见解。如鹤见太郎的《战争中的日本民俗学与东亚》、荷兰学者Pete Pels的《人类学从殖民地人类学中学到了什么》、中生胜美的《GHQ的人类学家》、清水昭俊的《阿曼达群岛——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地主义以及人类学未开化主义的交错点》、韩国学者全京秀的《日本帝国主义制度下的人类学家与军事外交官所建立的民族学》、美国学者Prasenjit Duara的《满洲国的民族与人类学》等，作者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日语写就的鄂伦春族民族志》的报告。
殖民时代，日本在台湾和朝鲜所做的与人类学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派，即“台北人类学派”和“京城人类学派”。韩国学者全京秀曾就这一问题写过若干文章，如《殖民地帝国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比较京城帝国大学与台北帝国大学》[30]、《日本的殖民地/战争人类学——以台北帝国大学和京城帝国大学的人脉和活动为中心》[31]等。而日本学者中生胜美编著的《殖民地人类学的展望》[32]一书，详细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状况、日本人类学者的研究情况、近年来日本有关殖民地研究的理论发展情况，探讨了现在的人类学者应该如何理解、应用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中看到的日本殖民地统治、战争、占领的历史性事实，呼吁当代人类学者重视殖民地人类学研究。
在对殖民主义时期的研究中，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如粟本英世等主编的《殖民地经验：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人文书院，2001），对于征服和抵抗、开发和当地社会的关系、混血和文化的融合等进行了论述。此外，这方面最有权威性的著作是岩波书店于2006年推出的八卷本的系列丛书“帝国日本的学知”，第一卷为《“帝国”编成的系谱》，第二卷为《“帝国”的经济学》，第三卷为《东洋学的磁场》，第四卷为《传媒中的“帝国”》，第五卷为《东亚的文学·言语空间》，第六卷为《作为地域研究的亚洲》，第七卷为《作为实学的科学技术》，第八卷《空间的形成和世界认识》。这一系列对于认识日本占领的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如何反思后殖民主义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思考，如太田好信的《民族志的近代的介入——讲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人文书院，2001）、杉岛敬志主编的《人类学的实践的再建构——后殖民主义回转之后》（世界思想社，2001）等。
在对殖民主义反思的同时，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关注侵略与人类学、军队的人类学之思考。其中田中雅一教授的关于《军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美国的人权政策与超国家主义》的论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军队，主要是想弄清楚在日美军基地里发生的事实。他认为研究军队有两个意义。首先是军队进入研究视野，使更广泛地了解该社会成为可能。研究与一般社会的不同和历史的影响关系是进入该领域的主要切入点。其次是国家军队，不仅是美军，从事超国家主义的事情的事实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作者分别对此进行了阐述。首先，列举了从历史到现在，美军中黑人士兵所受的歧视，说明了美国人种偏见的文化价值对军队的影响。其次讲述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军队的超国家主义特性。基地只是他们的一个出差地，在基地里的生活完全是美国式的。但是基地也不是完全和地域社会隔绝的。军队是离不开社会、文化脉络的。文化人类学赋予了研究两者关系的视点[33]。
（二）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思考
文化人类学是以理解异文化为目的而发端的，然而随着后殖民主义批判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人类学被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帮凶”，一方面对异文化的理解被认为忽视了调查地的当地人自己的观点，所以人类学者们逐渐将研究的视角转移到自身生存的社会中来，对自身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逐渐繁盛起来。实际上，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数十年前，日本就已经有了专门研究自身社会的学科——民俗学，所以日本的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日本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末成道男教授，其在早期写的论文《家乡人类学》（《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较早讨论东亚社会自身的人类学研究。
2002年到2005年，一部分来自东亚的人类学者，在中西裕二教授主持的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的赞助下，进行了有关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建立的基础性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达数十篇，主要围绕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各国人类学民俗学与自身社会人类学的地位、田野与自身社会人类学家/外国人类学家这三个问题展开。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仲川裕里的《当自身社会成为田野调查对象时——自身社会人类学的优缺点再思考》、《跨越“我们”与“他们”的二分法——自身社会人类学的历史与展望》，刘正爱的《空间、历史与身份认同——有关福建省满族的调查报告》，田村和彦的《中国的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从1980年以后以及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学位论文看田野调查地的选择与应用性》，中西裕二的《何谓自身社会》，Jan Van Bremen的《欧洲的日本研究与自身社会人类学研究》等，作者本人也参与了这一课题研究，并从《自身社会研究与中日比较研究》角度进行思考。
（三）族群与民族概念的重新反思
1.多样的民族与纷争的民族
即使是在当今世界，民族战争、部族战争依然存在着。比如说车臣民族的独立战争、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两大部族的对立、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武力冲突、阿伊奴民族和因纽特人等引导的原住民运动等等。这些纷争与运动的当事人——××民族、××部族、××种族、××族、××人的称呼引起了日本学者们的兴趣。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日本的报纸、周刊、综合杂志还是百科辞典都鲜有对这几个概念的区别划分标准。
2.回到民族的本义
日语的“民族”是一个多含义且很暧昧的概念，既可以指代英语的“ethnic group”、“nation”，也可以指代德语的“volk”。由此，有必要首先澄清“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一般来说，以同样享有国民权力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为“全体”，其中，与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多数民族相比较，人数较少的民族集团为少数民族。日本95%以上的人口为大和民族，剩余5%的少数民族为阿伊努族、琉球民族、山窝等（对此民族划分方法尚有争议）。日本政府在以国际人权规约为基础提交的联合国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少数民族仅指阿伊努族。日本民族这一概念尽管支撑起了日本神话起源说以及民族的永续性，但是它并不是从古至今固有的概念，而是在日本近代史，也就是伴随着19世纪中叶要求开国通商的欧美国家施加的压力开始的，由此，这一概念多多少少就带有欧洲色彩，不过，日本的“民族”概念是在模仿欧美以及对抗欧美的过程中走入20世纪并得以成立的。日本明治时期的代表性国语辞典《言海》中指出“民族”是指“人民的种族”，昭和时代的《大言海》则将“民族”定义为“在单一的政治共同体中，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与故国的所有成员构成的文化、政治纽带”。
3.民族与国家政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民族的独立性是在国家的框架之下成立的“日本民族”概念的形成时间与日本帝国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战后日本的很多政治、社会、学术用语多从欧洲发达国家引进而来，特别是在翻译德国书籍时，“nation”一词常常被翻译得带有“人种”的意味，可以说19世纪后期，日本在努力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在向欧洲新霸权国家——德国学习，从而使其“民族”概念带有德国色彩。
昭和初期开始，日本的“民族”概念突然被大力提倡，而且日本神道史、精神史、日本神话起源等学说以及其后的战争又给此时的“日本民族”概念抹上了浓厚的民族优越性色彩，成为带有内部尊严化、绝对化，外部统摄化双重性质的概念。
4.民族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层面
漫漫历史长河中，政党甚至于国家都是短暂的，只有民族是永恒的。而民族的永恒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但人类不可能创造同一种模式的文化，而人类创造的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又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了各具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民族，可以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莫过于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文化都是民族的，民族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它的文化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的民族。
（四）移民与越境的人类学
从15世纪开始持续到20世纪的殖民扩张，一直是以西方人流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形式展开的，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亚、非、拉美的人口则大量涌入了西方产业社会。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人口流入国的民族性多样化，面对这样急剧的变化，文化摩擦等问题日益严重，探明人口流动原因、流动性质、流动意义的理论的建立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意识改革迫在眉睫。文化人类学这几年也比较关注这一移民问题，形成了探寻跨越国境的流动人口的增加现象以及这一变化给文化所带来的影响的“越境人类学”。越境人类学所关注的不仅是单纯的物理性人口流动，还留意到人口的流动伴随着技术、思想、文化的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是促进国际媒介以及全球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等问题。在日本，一般把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物质、信息、资本等的跨国境流动称为“国际化”。在这一国际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海外旅行大众化”的现象，一方面它显示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也促使了日本观光人类学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石森秀三、山下晋司等开始了观光人类学的共同研究，进入90年代，人类学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刊发了观光文化人类学研究课题入门书，以及论述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变化与观光的关系的研究著作。如：山下晋司等编著的《观光人类学》（新曜社，1996）、山下晋司的《巴厘岛观光人类学的课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桥本和也的《观光人类学的战略——文化的销售方法》（世界思想社，1999）、约翰·阿里的《观光的眼神——现代社会的娱乐与旅行》（加太宏邦译，法政大学出版社，1995）等。
（五）研究内容多样化，不同国家和地域的研究越加丰富
这一时期除传统的人类学的四大研究领域亲属与社会组织、宗教和仪式、政治与法律、经济与发展的人类学继续延续外，很重要的是领域越来越多样化，这也和国际人类学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如对生态、身体、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人类学等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我们可从作者对第30届（1996）至第42届（2008）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大会会议论文、第60卷4号（1996年3月）至第73卷2号（2008年6月）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刊物《文化人类学》（原名《民族学研究》）论文情况的统计中看出这一点，见表二，表三：
表二 1996年至2008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大会会议论文的内容分类情况统计[34]
②即各个分科会、集体发表、讨论会。
续表
表三 1996年至2008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大会会议论文的区域分布情况统计[35]
②包括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社会研究。
③包括阿伊努、冲绳及海外日本人研究。
④包括夏威夷群岛研究。
⑤学术史研究、理论研究、移民研究及其他不能确定田野工作地点的专题研究均归入此类。
续表
①包括民族志影视作品。
②包括民族志影视作品。
我们对总计近2000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中看到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但人类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一直还占有重要的位置，仅举所涉及的不同领域的有关论文如下：
1.政治与法律人类学：《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汉族居民的行动——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边缘的政治——爱沙尼亚VOLL地区的地方主义运动》、《殖民地主义与日本民族学（4）》、《民间艺术的民族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国民文化形成的尝试和挫折》、《历史的政治学：秘鲁的印第安人形象和印加主义》、《土地所有权的神话般的“正当性”——巴布亚新几内亚布依族的事例》、《现代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意识以及神话的复活——阿纳姆地东部虐杀传说的意味》、《谁是罗刹——有关多巴巴塔克族“酋长”的特点的考察》、《殖民地行政长官眼中的迦纳利中部民族》、《纽埃岛的土地制度》、《从氏族到“美国本地的”——阿拉斯加阿萨巴斯卡人的夸富宴中表现出来的身份认同》、《后现代人类学的代价——东方研究与身份认同的政治学》、《大洋洲南部酋长制度社会的持续与改变》、《库克群岛马居希基岛、拉卡汉格斯岛的酋长继承问题》、《汤加的身体形象和领导地位》、《西萨摩亚的酋长制》、《斐济维提岛的酋长制》、《斐济中部群岛的领导地位的持续与改变》、《斐济雷克姆巴岛现有体制的维持》、《日籍加拿大人三个世代的民族身份认同——使用EIQ调法》，《新加坡的马来概念与多民族社会——巴维安人同乡会》、《危地马拉的泛玛雅文化运动》等。
2.亲属组织与社会性别：《男子贞操义务说的争论与性别》、《村落社会中的女性集团——八丈岛的乡村妇女会》、《泰国东北农村的兼营化与性别》、《居民参与型小规模项目与性别——哥斯达黎加阿雷纳环境保护区域的事例调查》、《PNG西马努斯岛的歌谣文化——以女性的参与给舞蹈带来的文化革新为核心》、《Madiha族女性的集体争吵》、《有关Netsilik因纽特人的性别的考察》、《菲律宾伊罗戈斯对寄养孩子的养育——其基本特征和移居史中的应用过程》、《韩国原“部队慰安妇”和儒教社会》、《越南村落的年龄阶梯特点——以甲组织为核心》、《某女性原住民的克制的生活史——澳大利亚西部的原住民的生活史研究》、《四川农村的婚姻类型变化——上门女婿与女性外嫁》、《“排除”与“包含”——韩国社会门中的变化》、《阿尼人的民俗知识中出身与生殖的关系》、《英雄叙事诗〈江格尔〉中母子、父子关系的比较》、《密克罗尼西亚雅浦岛的婚外产子现象——以私生子的命名法为中心》、《人口稀疏社会的祖先》、库克群岛芒艾亚岛的人名》、《有关泰国女性开发方法和女性在经济上的作用的论述》、《印度尼西亚的开发政策和农村女性——巴厘岛的手工艺品生产》、《森林保护与性别——以尼泊尔为例》、《米南卡保族有关胎盘处理的性别观念》、《印度南部的新印度主义与性别》、《土耳其摘棉花季节的劳动和性别关系》、《阿尼人（科特迪瓦）对空间与生活的认识》、《在性别角度的基础上开展的对继承意识的研究——女性继承人吗？》、《有关北太平洋沿岸文化圈的社会构造的比较研究》等。
3.宗教和仪式：《奄美大岛的石神信仰》、《日本的火田耕作礼仪》、《茨城县的妈祖信仰》、《贡品与精灵——菲律宾维沙亚群岛席基霍尔岛民俗志》、《法国人天主教传教士的图解传教》、《向看不见的真实跳跃——查丽斯族的萨满》、《中国西北农村的庙会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凝聚力》、《错综的民俗宗教——菲律宾宿雾市的福建籍华人祖先观念的变化》、《中国江西省万载县傩神的诞生祭》、《尼泊尔丧葬礼仪的变化与偏差》、《马尔卡的伊斯兰改革及其社会背景》、《圣人庙的参拜惯例——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穆斯林奥罗莫人的事例》、《丧葬中体现出来的本地知识的动力——滋贺县高岛郡牧野町大字知内的事例》、《有关牙买加的塔法里公爵教派的食物观念》、《20世纪后半期的夏威夷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圣地的构造——巴西救世教圣地》、《丧礼体现出来的同族、亲戚、邻居关系——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全国调查分析》、《冲绳宫古岛的传统祭祀的社会教育性功能——以移居池间岛的社会网络为核心》、《冲绳宫古岛的绘图小说的意义》、《韩国济州岛的灵灯婆婆——有关来访神的礼仪的比较研究》、《居住在土楼里的客家的龟神信仰》、《北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开拓移居村落里的多巴人的改葬的墓穴》、《印度不可接触的民众如何接受基督教》、《卢奥族的丧葬仪式》、《俾格米人的精灵礼仪中男子汉气概的表现》、《使古巴非洲教文化生机勃勃的非洲籍信徒》、《改宗与社会文化变迁——坦桑尼亚西南部Kinga人的事例》等。
4.经济人类学与开发：《高山苗族的生计——根据事例进行分析》、《日本西南部的下套狩猎》、《生活在海上的丰岛的渔人夫妇——近代船民的出现与社会文化的变化》、《“惠水”苗族的生计形态的变迁》、《神话、土地、氏族》、《什叶派进行的社会开发——巴基斯坦北部的事例》、《后苏维埃时期的西伯利亚驯鹿饲养业的重组过程》、《现代日本的大众文化的创造——有机农业为例》、《牛耳朵上的标牌与固有名称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史和家畜管理之间的关系——苏丹东部Bani Amir族的事例》、《频繁的餐宴——塔比特韦亚·索斯（基里巴斯）的事例》、《日本初期水稻农耕民如何烹饪大米》、《刀耕火种耕作法的传承与日本》《马达加斯加西南部捕鱼与农耕的生计样式》、《加纳的可可生产与土地制度》等。
5.语言与教育人类学：《消失的双数和无法消失的双数——加拿大因纽特人的两种方言的变化的差异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原住民语言的复兴运动——以毛利语、夏威夷语为例》、《中国朝鲜族的民族地位及其变化——由对高校教师进行的调查问卷展开》、《韩国的初等教育教科书表现出来的“长幼秩序”的原理——以父母与子女的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待遇为核心》、《用日语研究人类学》、《异文化体验的田野实习——东北大学的试验》、《教授文化人类学的“效用”》、《人的学问与人类学的学问》、《民族文化中教育研究的可能性和课题》、《从教育心理学到学习的社会理论——教育与现代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化——微观、宏观合作模式的提案》、《环境教育与民族学》等。
6.医学人类学：《被讲述的“教育”——医院的民族志（2）》、《作为社会文化认知空间的诊室》、《如何看待儿童肿瘤专家告诉病人真实病情的行为》、《韩国基督教的临终关怀：“微笑”与“安乐死”》、《尼泊尔西部DOSA的概念》、《从对植物的利用以及医疗食品看中国移民的文化传承——以泰国北部的云南籍移民为例》、《什么是再生产性的健康的权利》、《不孕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与再生产性的健康的权利》、《日本人的产子观念的发展轨迹——再一次认识再生产性的健康的权利》、《台湾阿美族巫医》等。
7.都市人类学：《华人社会的都市化和宗教复兴——新加坡的城隍信仰》、《道教信众的产生——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在澳大利亚的文化变迁》、《墨西哥瓦哈卡州圣马丁村的天主教圣人：与都市迁移者的关系》、《伊斯兰教徒印度尼西亚留学生体验到的日本（2）——与日本人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神户犹太人社区的变迁》、《对回到加拿大的第二代人的定居过程以及身份认同的考察》、《巴西的日本人的婚姻关系》、《日籍巴西人看日本》、《非洲籍美国人看日本》、《在日越南人看日本》、《被继承的衣食同源思想及文化——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福建移民的事例》、《中国回国者的“东方习俗”评判——从“通用”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的表现、确认和创造——洪都拉斯穆斯林的例子》、《亚美尼亚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维持战略——以黎巴嫩的亚美尼亚社区为例》、《城市规划NPO与都市民俗学——震后重建的神户》、《都市节日祭祀的多样性和扩散性——东京的佃祭》、《都市节日祭祀的产生与变化》、《小仓祗园太鼓所表现出来的都市的创造性》、《意思与形式的相克——春日若宫祭》、《神户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
8.旅游与艺术人类学：《通过观光再创造“乡土玩具”》、《文化的地域化与摆脱地域化：提出问题》、《巴厘岛的传统振兴政策》、《巴厘岛的印度中心主义》、《中华民族的“演出”——北京中华民族园》、《阿拉斯加北美云杉国家历史公园的海达人和特林基特人图腾柱》、《“力量乐队”感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流行音乐》、《东日本的阿波舞》、《香港募捐游行中的“文化”——小规模慈善团体的战略》、《“阿伊努工艺的历史变迁和社会涵义”的研究》、《冲绳竹富岛的传统文化的意识化——保护城市建筑与民间艺术运动》、《岩手县远野的讲故事能手的实践》、《民俗艺能的实践中的保存和观光——壬生的花田植》、《历史崩溃：蜡防印花产业的近代史》、《舞蹈着的族群——夏威夷冲绳式孟兰盆舞蹈为例》等。
此外，我们从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权威杂志《文化人类学》（原名《民族学研究》），也可以看到其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人类学一直关注海外的研究，且以原殖民地国家的研究为主，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地域相对集中，日本本土研究备受关注。我们可从作者对第60卷4号（1996年3月）至第73卷2号（2008年6月）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刊物《文化人类学》（原名《民族学研究》）论文情况的统计中看出这一点。其中日本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比例较大。见表四、表五。
表四 1996至2008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刊物《文化人类学》
（原名《民族学研究》）论文内容情况统计[36]
续表
表五 1996年至2008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刊物《文化人类学》
（旧名《民族学研究》）不同地域的研究论文情况统计[37]
②包括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社会研究。
③包括阿伊努、冲绳及海外日本人研究。
④包括夏威夷群岛研究。
⑤学术史研究、理论研究、移民研究及其他不能确定田野地点的专题研究均归入此类。
通过对表四、五的论文分析，我们看到研究领域的宽泛化和地域的更加多样性。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地域：
1.亚洲，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论文90多篇。主要有：《关于中国近代的表现和日常的实践——德宏傣族的送葬习俗改革》、《从中国湖北省农村的招赘婚的事例看——宗教的规范和个人的选择》、《关于馕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食文化》、《从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共产党政策下的送葬礼仪的变容和持续》、《从中国鄱阳湖养鸬鹚的渔民们看——职业环境变化的二重对应》、《在达兰萨拉镇构筑的“西藏文化”——关于西藏歌剧拉莫和雪顿节的记述和言说的考察》、《正在消失的抢亲婚的现在——关于与喜玛拉雅山地民族的言说实践的“近代”的交叉》、《从老挝南部温族村庄的“奇加颇”占卜看——村落社会的象征斗争》、《从印度尼西亚的事例看——开发和革命的说法》、《以印度尼西亚楠榜州普比安人社会的婚姻礼仪的事例为中心——论习惯和文化》、《后乌托邦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佛罗勒斯传统村落的变容》、《通过哈萨克斯坦系牧民的事例——论中亚的乳制品加工体系》、《恶魔的神义论——泰国的山地民拉祜族中的基督教和本土精灵》、《政治与发话——构筑现代韩国的政治文化的“误解”》、《分娩的近代化政策中的“传统的”接生婆——关于印度TBA训练的价值和实践》、《由印度古吉拉特州库奇县的帔布的事例——论生产布匹的印度人和穆斯林的社会关系》、《当事人的共同体、权利、市民的公共空间——论流用论的新的阶段和冲绳基地问题》、《从系满渔民的读海——论生活的文理中的“人的知识”》、《“民族问题”的不存在——论或者是“流球处置”的历史》、《从清水市的足球普及过程——论成为民族主义的契机的地方体育运动》、《从秋田县的面向现在的室外锻造对策——论室外锻造的生存战略》、《书道界制度和力学——关于现代日本书道会和展览会的考察》、《控制产生兴奋——论秋田县角馆、曳山传统仪式的延续的机制》、《兄弟的结合与生计战术——论近代冲绳屋取的开展与世代》、《关于“正确”的宗教的政治——马来西亚沙巴州、海沙捞越人社会的官方穆斯林的体验》《由菲律宾地方城市的咒医实践——论亲密的他者》《苏维埃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乞丐”——论都市下位文化的穆斯林与共同性》、《“拉祭”的本质——关于东南亚大陆部山地民的民族归属认知的灵活性》、《抢婚——关于帝汶岛南部德顿社会的暴力与和解的考察》、《论“本土的人类学”的另一个可能性——从黑田俊雄与神佛调和的人类学的理解》、《日本人用英语说日本的时候——关于“民族志的三者构造”中的读者/听众》、《本土人类学的射程》。
2.非洲的论文30多篇。主要有：《论斐济的印度人社会——以甘蔗栽培地域的事例为中心》、《习俗婚怎么能被回忆起呢——肯尼亚卢希亚社会的埋葬公诉记录的分析》、《开拓边疆的人类学——吉库犹族移住社会的再编》、《市场经济与畜牧的消费模式——肯尼亚中北部、家庭经济的事例》、《从子宫到农田——论加纳南部的开拓移民社会的宗教实践的变化》、《精灵的流通——论加纳南部的宗教祭祀的刷新和远距离地区交易》、《作为物体、述说的命运——论加纳的占卜的咒术的世界的构成》、《关于药剂的流通的政治——论加纳南部的药剂政策和化学药品推销》、《现代伊博社会的王的诞生——关于民族文化新的言说和历史认识》、《殖民地经验和的本土化——关于非集权的伊博社会的权威者》、《不是移民，也不是原住民——论非洲系人的民族的同一性》、《文化传统的真正性和历史认识——关于岛的和土地》《改变货币的意义的方法——关于喀麦隆的考察》、《作物资源的人类学——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少数民族的多样的作物的动态》、《从锻造职人展望的社会——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锻造职人的生存战略》、《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农村社会的事例——论所有和分配的力学》、《克里奥尔人文化空间的摆脱殖民地战略——关于马提尼克相反的空间认识》等。
3.欧洲和美洲的论文20多篇。主要有：《先住民社会的文书环境过程的成立和对土地所有制度的影响——基于20世纪前叶的玻利维亚的法庭代理人运动的事例》、《盖房子的女人们——墨西哥农村的社会变化和性别》、《产生对抗资本主义时候——西班牙的地域通货活动》、《对抗黑暗的未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地震与共同体》、《法国的事业者的实践——论主体性的解释》等。
4.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和反思：这方面的论文有近60余篇。其中又可归纳为如下领域：
（1）人类学理论的对话和反思：《人类学是什么？》、《从宇宙到自然——人类学的近代论的尝试》、《未开化的人格、文明的人格》、《作为人类学的方法的比较的再研讨（代序）》、《被统管的比较——进门以后还能前进吗？》、《比较的不幸》、《人类学在“at home town”——关于对区域社会的贡献的日本的人类学的诸问题》、《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外延与展望》、《对话的田野、协动的田野——开发援助与人类学的“实践”形式》、《愚直的民族志——著作权、无形文化遗产、志愿者》、《表象、介入、实践、人类学者和当地的关系》等。
（2）传媒和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被重视：《媒体、人类学、异文化表象》、《媒体人类学的射程》、《日本的电视节目中的媒体表象》、《通过电视节目和民族志的比较——论异文化的标准化》、《由媒体产生的对面的个别性的关系——关于某个广播电台节目听众的“集会”》等。
（3）医疗、身体与性别：《掌握差异——看糖尿病药物的使用时的人与科学技术的相关性》、《从印度尼西亚的事例看——开发和革命的说法》、《开发的两个记忆》、《从本土的实践到民族医疗——以和近代医疗的交差为中心》、《作为的专业性——关于尼日利亚、的传统医疗的专职化》、《妖术与身体——肯尼亚海岸部的翻译领域》、《关于民族医疗的占有》、《宗教是什么？》、《性别的人类学——来自那个困难的展开》、《人类学的性别——研究与男女平等主义》、《作为“他者”的“日本女性”——批判欧美的“水子供养”言说》、《通过意大利的“异质”性别歧视机制的再考——论另一个男女问题》、《变异的共同体——超越联姻理论》、《“身体资源”是什么？》、《民俗艺能的继承中的身体资源的再分配——由西浦田乐的试论》、《向着身体技法的视角——通过再读莫斯的“身体技法论”和无数教室的事例研究》、《在现代化与萨满教的实践中看身体》、《差异的反复——在加拿大实践中看到的记忆与身体》、《“护理”的人类学特集中的序文》、《保护乳腺癌患者会领导人中的人的意义》、《摘柿子叶生活——超越标准化》、《从无障碍化到脱离障碍——照射近代日本的视觉障碍者们的“没有作完的梦”》等。
（4）技术与文化：《面向科学技术的人类学》、《机器与社会集团的相互构成——泰国的农村机器技术的发展与职业集团的形成》、《作为媒介的生产技术的开发与接受的过程》、《地震学、实践、网络——土耳其的地震观测的人类学的观察》、《朝着产业的生态学——产业和向着劳动的人类学的过程的尝试》等。
（5）历史、共同体与国家建构：《共同体概念的脱离与再建》、《我们的差异（连接）的形式——法国巴黎郊外的马格里布系移民第二代的多民族的共同体》、《从韩国济州岛的生活实践——论生活共同体原理的混淆与创造》、《现在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为了理解的历史研究——东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事例研究》、《历史中的全球化——波罗洲北部的殖民地期和现代看到的劳动的形态》、《某个不完全性的历史——20世纪古巴的精神和物质的时间》、《国家政策与近代题解》、《学习文字、积累知识，了解故乡——关于期南西伯利亚的作为文化政策的文化建设》、《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的安全神话的政治学——以卷入殉职的权利关系与言说的构筑为中心》、《共同体性的近代——从巴里岛的火葬礼仪的实施体制的变化来思考》、《关于博物馆的公开性理论的难题——（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实践和可能性》、《爱斯基摩人的共同体形成运动——人类学的实践的界限与可能性》、《中间集团论——从成为社会成员的起点到回归》、《统治的结社与意识形态——关于的差异的排除的实践的考察》、《现代社会的协会的乌托邦——法国和菲律宾的协同组合的社会地位》、《民主主义和不充分的道德政治——关于中间集团的现代的可能性的考察》、《在家里的田野调查》、《在地域学习、在地域连接——宇治市的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与教育实践》、《从祭祀礼仪看大学与地域以及人类学的作用——以明石市稻爪神社的秋季祭祀调查事例》等。
（六）现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正如前文所言，日本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结合在一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学者有机会来中国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民族主义人类学的反思和“重访”研究
如前文在殖民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以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为基础，做了一些“重访”研究。如1990年中生胜美对满铁的调查村之一——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进行追踪调查，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这一村落的社会变迁和村落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围绕着家族宗族进行了分析和描述[38]。1989年，石田浩在《惯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地调查，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39]。但石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缺乏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此外美国的一些学者，利用《惯行调查》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40]。黄宗智的研究指出，传统的华北农村村庄多为多姓村，宗族组织不发达，活动限于自然村的范围，在自然村内一般都具有内生的而又相对封闭的政权结构，这种结构植根于自然村的宗族结构。在这种政权结构中，族内的纷争由族中威信最高者调解，而异族间的纷争、村庄内的公共事务以及与外界的交涉，由各族的领袖组成“首事”会议协商处理。黄宗智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华北的村落中，族政和村政是分离的，但村政的建立，又离不开各族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若孟，利用《惯行调查》中的四个村庄的材料，研究了近代农村经济——主要是村庄和农户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怎样行使职能以及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并对中国的土地问题展开了讨论[41]。杜赞奇也利用《惯行调查》，从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视角，探讨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与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而明了村落和国家的关系。其研究具体反映在《文化、权利与国家》[42]一书中。在上述诸多的研究中，研究者较为注意的是村落自身的结构特点。特别是旗田巍、黄宗智和杜赞奇等，都注意到了亲族关系与村庄的分化，只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具体考虑组成亲族关系的具体的家及族的内在机制。这些研究基本上反映了两种倾向，日本的学者仅仅考虑的是村落本身的结构特点，且着眼于描述，缺乏理论的升华，特别是没有更多地研究调查社区与整体社会的有机联系；而黄宗智、杜赞奇的研究强调了国家政权与村落的关系，对村落的影响，缺乏考虑民间社会的规范对整体社会的影响。这一研究我曾经把它归纳为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满铁研究学派。同时，在日本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战争与现代社会的记忆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其中旅日学者聂莉莉的《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本军的细菌战的伤痕》[43]，最具有代表性。
2.汉族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报告不断涌现
对于汉族社会的研究，日本研究者有着深厚的东洋学的传统。而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也是传统日本对汉人社会研究的基础。如1940年加藤常贤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1943年诸桥辙次的《支那家族制》，1952年大山彦一的《中国人的家族制度的研究》，1968年守尾美都雄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牧野和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解体》、《中国族产制度考》等。关于村落制度和地方自治有和田清变1939年写的《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松本善海1977年的《中国村落制度史的研究》以及清水盛光1951年的《中国乡村论》等。特别是田仲一成对村落祭祀与宗族的研究，是近年研究中国村落社会祭祀礼仪的代表性著作[44]。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的叙述和表达之上。如何在此基础上结合《惯行调查》等对中国汉族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来书写现代汉族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这也是日本学术界一直想努力达成的目的。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很多日本学者这方面的田野集中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如渡边欣雄教授的《风水的社会人类学——中国和周边社会的比较研究》（风响社，2001）；濑川昌久的《客家——华南汉族的认同与其界限》（风响社，2001）、《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与移居》（风响社，1996）、吉原和男、铃木正崇和末成道男主编的《“血缘”的再构造——东亚的父系结构与同姓联合》（风响社，2006）等。
除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外，在日本获得人类学学科博士学位的一些中国学者其选题多数集中在汉族村落社会的研究。第一本日文版的著作为聂莉莉的《刘堡——中国东北地方的宗族及其变迁》（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韩敏博士的安徽李村研究，把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传统，有机地结合在其跨越时空的、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村落民族志的研究中。她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延续性的观点，其中也暗含着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性的含义。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后村落社会在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叙述，让我们重新思考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问题。可以说该书是在延续日本东洋学的基础上，秉承西方、日本和中国的人类学的优秀传统，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关于汉人社会的一部经典的民族志论著[45]。还有秦兆雄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中国湖北农村的家庭·宗族·婚姻》（风响社，2005）、潘宏立的《现代东南中国的汉族社会——闽南农村的宗族组织及其变迁》（风响社，2005）、萧红艳的《中国四川东部农村的家族与婚姻——长江上游流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庆友社，2000）等。不过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亲属与社会组织的框架中进行。
此外，日本的新一代年轻学者通过在中国各所大学的留学，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如蔡林（音译）的《汀江流域的地域文化与客家——有关汉族多样性与一体性的考察》（风响社，1995）、饭岛典子的《近代客家社会的形成——在外界称呼与自称之间》（风响社，2006）。
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少数民族研究
20世纪中叶前期，日本对中国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有较多的调查报告和资料。以鸟居龙藏为代表的人类学先驱，从20世纪初期就对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过深入的调查，而且对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游牧社会也做了考察[46]，可以说是开创了日本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先河。以此为开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民族研究所和有关机构在中国各地做过很多的民族学的调查。
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研究中，正是由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作为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单单研究汉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考虑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以及与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家开展了对中国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当时的一些出发点试图探讨日本文化和西南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发出关于照叶树林文化的讨论。同时，白鸟芳郎为代表的学者展开华南、西南民族学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讨论，此研究的有关成果体现在由日本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编著的《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合集1—10，风响社，1995）中。此套丛书，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参加，以民族、历史为中心，涉及考古、神话、民间故事、语言、美术等方面的地域性研究，成为今天讨论华南民族学·大陆东南亚研究的基础性学术著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并没有孤立的考虑某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轨迹，而是把某个民族的变迁置于与周边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与汉族的互动中进行考察。如以竹村卓二为代表的学者，从民族的认同的角度，开始讨论汉族与邻近各民族的关系，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第14号中（1991）；同时竹村卓二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次考察华南瑶族并与东南亚瑶族进行比较研究，并非常关注华南各民族的“汉化”现象，其成果体现在他主编的《礼仪·民族·界限——华南各民族的“汉化”现象》（风响社，1994）一书中，该书集中考察了居住在中国南部的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一边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一边与汉族共存的现象，从各个民族的礼仪角度来验证“民族界限”的复杂多变与维持过程。在此基础上作为竹村的弟子的眆田诚之教授也在延续和发展老师的观点，他主编的《民族的流动与文化动态——中国周边地区的历史与现在》（风响社，2003）则是一本通过内蒙古、云南、越南等广大地区的事例，来考察民族流动及伴随流动而产生的文化变化的论文集；他还与长谷川清共同主编《中国的民族表象——南部人类学·历史学研究》（风响社，2005），论述了中国南部及其周边各民族是如何界定自我与他族的界限的，研究了论述“民族”这一概念的今日基础。他个人代表性的著作为《壮族社会研究——以明代以后为中心》（第一书房，2000）。
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讲演中，曾提到国家主义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概念，这是中国民族学的一大特点。对此也有很多日本学者予以关注。特别是由横山光子主持的，笔者参加的“围绕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动态和国家的人类学”的研究，从国家、民族与文化互动关系，展现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20集，2001）。而长谷千代子的《文化的政治与生活的诗学——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的日常实践》（风响社，2007）从语言、非语言的角度研究从泼水节等节日庆典中表现出来的国家与民族问题。
在这些研究中，如何从理论上来概括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呢？已故在日华人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教授将之升华为中华文明的周边与中心的理论——即你看我与我看你的问题。他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周边的概念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事实上涵盖了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特别强调，必须由汉人周围或汉人社会内部与汉民族有所接触和互动的异族之观点，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末成道男编著《中原与周边——从人类学田野角度来看》，风响社，1999）。
当然有关不同民族的研究有诸多研究论文和报告，在此不能一一枚举。
现在日本人类学界也开始对日本人类学进行反思。他们希望在国际网络中的日本人类学应该展开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对话，特别是在亚洲。如对家族亲族、身份和种姓、道德与礼义、法律与权力、身体和精神、文明的秩序观（中华和印度以及西欧的比较）、移民、族群性、民族政策、历史观、人类学的知识的历史、殖民地经验等，在地域的情境中进行把握[47]。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人类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缺乏规模和力度。如在东南亚，日本的政治学者、经济学者，足迹遍布各地，在很短的时间的调查中，取得了非常瞩目的业绩，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对日本政府和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及世界银行有影响的人物。相反，人类学者在东南亚长时间住在调查社区，进行细致的参与观察调查且非常认真地学习当地语言，并也出版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但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排斥人类学纯学理的研究，而是要考虑这一学科的生存问题。即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应用领域的研究。谈到这让笔者联想到，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界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乔健教授也曾提到，应用人类学对人类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它是关系到我们这一学科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就需要人类学的研究注意“政策科学”的必要性，要研究现实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最近二十多年，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中，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涌现出很多政策通的研究者。然而，人类学与之相比，还处于一种象牙塔的状态。在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地的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和开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开发本身就涉及到人类和文化的问题，开发的前提，就是对异文化的理解。笔者认为，人类学如果守着固有的模式不放，可能会制约学科的发展，这可能不仅仅是非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即便是欧美的人类学也同样面临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