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综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人类学得到了恢复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费孝通、袁方等教授提出了举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建议，引起北京大学校领导和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高度重视。1994年11月，北京大学就举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等有关事宜，给教育部（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报告。鉴于我国高校骨干教师队伍的跨世纪交替急需加速培养新一代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国家教委发出教人司[94]452号通知，正式批准决定于1995年6月21日至7月12日之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首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自1995年以来，国家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了六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后又称“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六届高研班的前三届在北京大学举行，第四、第五届分别在西南地区的昆明和东南地区的厦门举行，而第六届在西北地区的兰州举行。参与讲习的学者有国内外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学员和与会者包括国内人类学专业教学科研人员，他们对海内外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理论与方法、中国人类学的具体实践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讨班论文、讲演集已列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预计2002年全部出齐。
第一届：人类学讲演与对话（1995）
第一届研讨班于1995年6月21日至7月12日之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东亚著名人类学家的支持，是首届高级研讨班获得初步成功的重要前提。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欣然允诺来研讨班发表讲演，她在研讨班的结业典礼上还发表讲话说：“能在北大讲学，感到非常高兴。这有两个理由：一是能在这里见到来自全国的人类学家，二是能够看到年轻的人类学家正在中国成长起来。在世界上，中国的人类学很有发展的前景。尽管以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今后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心。这次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这样大规模的高级研讨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韩国首尔大学人类学系金光亿教授，不仅在百忙之中为研讨班撰写了多达六讲的讲演稿，还多次为高级研讨班的设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金教授先后两次特别为我们寄来了有关研讨班讲座的“试案”，他提出研讨班的目的可以是“开发适合中国研究的人类学”，为此，研讨班的讲授和讨论内容，应该有人类学各分野理论及研究内容的介绍、东亚诸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与人类学应用方案研讨等。在金先生设计的讲座课表中，既包括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田野工作方法、各国人类学简介以及人类学的各主要分科，又包括了作为讲演者的人类学家个人的研究心得与体会。
此次高级研讨班的实践，在相当意义上，还是海峡两岸三地中国人类学家共同推进中国大陆人类学发展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的乔健教授，是这次高级研讨班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多方奔走，不仅承担了海外联系的大部分工作，还与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共同为研讨班筹措必要的资金。乔健教授在开班典礼上说：“一年多前，我就参与了这个高级研讨班的筹划，今天这个班办成了，而且比原来预期的要大、要顺利，很高兴。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有一连串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并普遍地被其他学科采用。希望通过这个高级研讨班，提升学科水准，并将它传播到全国各地。”“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蒋斌博士，也为这次高级研讨班尽心尽力，讲演授课，作了许多贡献。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诸位人类学家，在高级研讨班期间，还分别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等学术单位，分别与我国人类学方面的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延请到东亚各国、各地人类学的“头块牌子”，是十分难得的。
这次高级研讨班的研讨内容，主要包括各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流派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调查与研究方法、人类学田野工作报告、人类学分科或专题研究、著名人类学家自身专题研究的经验、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汉人社区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中的应用人类学课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特性的比较研究、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等。
在举办这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色，其一便是强调并具体实践了人类学家之间“对话”的原则。这次研讨班在促成东亚国家和地区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促成我国几代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促成讲员和学员之间的对话，进而促成国内各教学单位、科研单位以及各地区中青年学者们之间的对话，发挥了积极和良好的作用。有的学员反映，东亚国家和地区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已经开始逐步从国内走向了东亚，这应该是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阶段与途径。
费孝通教授在研讨班的结业典礼上发表讲演，特别就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作了总结，他说：“dialogue是双方的，这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方法，是不是有了一个变化？这次班上的学习方法不同，它的性质是dialogue。请大家来，大家讲，大家学，大家教，大家可以互相对话。在对话中，我们知道世界之复杂，思想之复杂，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而且这些思想有它的来源，有它的作用。通过对话，我们要看到自己与别人为什么不同。这样，学然后知不足。有些东西我或是没有想到，或是说不出来，听人家一讲，明白了，自己也长进了，也知道了自己过去的知识是不够的。大家来学，学点东西回去，还要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不多。这一点，不通过dialogue，不容易明白。光是在老师那里听，也不容易明白。我们要开创一个学风，就是要在互相的交流里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不是比来比去，显一显，表现自己。通过暴露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明白，无形中也就提高了自己的境界。提出dialogue，也使我更加清楚了，高级研讨班，就高在这dialogue上，高在对话，通过对话自学，学人家，大家学，而不是高在有多少博士、教授来讲，来听……我们不妨来dialogue，使人的知识多积累一点，使人更现代化一点，能接得上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就是自己感觉不够，从人家那里吸取营养。‘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这里不止三个人，里面有很多都是你的老师，可以互为师友，大家来dialogue。高级研讨班不是其他的研讨班，关键是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要养成一个新风气。不是唯书是上，看书要看它是不是从实际出发，解不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学习人类学的最高的希望。”
第二届：文化自觉与人类学者的使命（1997）
1997年1月5日至12日，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大学如期举办。1月6日上午，潘乃谷教授主持研讨班开幕式，李亦园教授致辞，他回顾首届研讨班，认为第二届研讨班的机会非常难得，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个传统，坚持办下去。在开幕式上，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其近作《重读〈讲村经济〉序言》为引子，展开了对“文化自觉”的理论阐述。回顾他一生对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费孝通教授指出，人类学向来借助泛文化的对照，达成对人生存本质的理解，促使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形成充分的“自觉”。而文化的自觉表现为多维度的认同，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一直以创设文化的自主体系为己任，尤其是在现代民族一国家时期中，与“主权”、“公民权”、“认同”意识的形成同时，民族性及具有边界意义的文化认同成为时代的特点。不过，费孝通教授强调，到21世纪，人类正在迈向一个文化边界逐步模糊的时代，因而未来的文化自觉将是一种全球性的、泛文化的人文一致性的认识。在阐述中国未来发展中学术研究的重要角色时，费孝通教授指出，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应置身于“文化自觉”的建构之中，积极为人文世界的多元性和一致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作出新贡献。
在费孝通教授的讲演之后，从1月6日至7日，台湾“中研院”李亦园院士，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乔健教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研究所所长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副会长、首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教授，先后作了主题讲演，他（她）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理解的重要价值以及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在以“宗教、仪式与象征”为题的讲演中，李亦园教授通过探讨中国人当中最为基层的信仰、符号与制度体系，揭示了文化理解中的宗教、仪式与象征分析的重要意义，为“文化自觉”的进一步阐释提供了一个宗教人类学的视野。乔健教授的讲演围绕着“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主题，主张人类学者应在文化的相互尊重、理解、协调中发挥其能动性。金光亿教授的讲演主题为“中国人类学中文化研究的意义”，涉及了社会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权力理论的不同理论体系，通过讨论人类学文化理解在目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阐明其远大的前景。王斯福教授的讲演，针对殖民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发展人类学的演变，提出了人类学者在社会参与过程中面临的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问题，主张发展人类学者应直接面对这些问题。宋蜀华教授以“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为题，通过西南民族文化区域历史研究的个案分析，阐述了中国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潘乃谷教授在讲演中论述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并对费孝通教授的理论体系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介，尽管其主题是“费孝通教授对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她的讲演涉及中国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并展望了未来发展的走向。
继主题讲演之后，1月8日，来自国内若干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同时有志于人类学研究及教学工作的中青年学者，就本届研讨班的专题之一，即“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本土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七位主题发言人分别针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研究内容的拓展、本土文化视野、中国学派等问题展开了各自的论述。马戎的《关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王铭铭的《本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翁乃群的《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梁治平的《中国法律中的“小传统”——兼论文化人类学的贡献》、王庆仁的《民族学中国化与理论建设问题》、石奕龙的《应用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徐杰舜的《汉民族研究纵横谈》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目前亟待广泛吸收海内外理论与方法经验，确立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使中国人类学走向成熟，为促成人类的“文化自觉”作出应有的贡献。
1月9至11日的专题研讨，以“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田野资料解释”为主题，其中又分为5个分题顺次展开：（1）田野工作方法，（2）交换与民间社会田野考察，（3）华北民间文化田野考察，（4）族群关系田野考察，（5）多元文化之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庄孔韶的“三峡人类学考察”、周星的“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流”、郭志超的“田野资料与惠东文化之谜的解开”、王红生的“‘内人’与‘外人’：在中印农村做田野工作的经验”、刘世定的“时间价值与进入田野的方式：社会调查的新问题”、刘豪兴的“追踪调查的一个范例”、白兰副的“田野工作中研究者的‘身份’”等主题发言，都以生动和充分的田野素材为例，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社会价值、知识构成等具有一般性意义的问题，作了多元、广泛而又深入的论述。罗红光的“交换体系：陕北杨家沟村田野考察”、陈俊杰的“关系、关系资源与关系策略”、郭于华的“国家力量、民间社会与文化象征”、方李莉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调查”、郑工的“闽东畲族民居的调查与研究”等报告，围绕田野研究中的交换体系、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生动地体现了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考察对于文化理解的贡献。与此相互映照，刘铁梁的“中国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杨利慧的“女娲信仰：华北地区的田野考察”、闫钟的“山西乐户的历史变迁”、麻国庆的“家的分析：北王村的个案”等，进一步通过分析华北地区田野工作中获得的丰富素材，阐述了民间传统的历史与现状。周大鸣的“族群关系：以甘南州夏河县调查为例”、龚永辉的“徕人识别记略”、赵杰的“从韩满语词源看韩满民族的亲缘关系”等主题发言，则讨论了田野工作中族群与文化关系的处理问题，对族群界线的传统界定提出了深入的反思；而周云的“中国人口变动对亲属关系与制度的影响”，则从人口政策的制度效应人手，探讨了中国人口转型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最后，钱民辉的“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李建东的“民办教师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滕星的“一体化与多元文化教育问题”等，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格局理论的前题下，对城乡和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解释。
除上述的主题讲演和专题研讨之外，与会学者围绕着本届研讨班的诸多议题，展开了不拘一格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对于学科建设和田野工作中社会与文化现象的理解问题作出了富有多元性的相互评论。研讨班期间，组织者分别在1月的7日、8日和10日，先后安排了三次夜间座谈会，为与会学者提供了进一步阐述观点的机会。在研讨过程中，费孝通、李亦园、乔健、金光亿、王斯福等教授，作为研讨班特别约请的评议人，曾多次和反复地就各位的专题发言，作了详细中肯的评议，直接与到会的中青年学者形成充分的相互沟通关系，为学术界“代沟”和“文化隔阂”的消除树立了新的范例。
王斯福教授在结业典礼上说：“在这里我想谈到有两个传统，正是它们把我们引到了一起，第一个就是费教授本人表现出来的跨国联系，他是个伟大的传播者、交流者；费教授讲话时，常常夹有英语，这有助于让我理解他；费教授同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传播者。第二个传统也是费教授表现出来的，这同时也就是马林诺斯基的传统。在英国和美国，马林诺斯基都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在人类学方面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即田野工作的方法，也就是在民间的田野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也是努力来表现这两个传统，每个人也都在表现这两个传统。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班，中国人能够产生出自己分析性的概念，进而可能跨国参加国际人类学的争论。”
金光亿教授在讲话中说：“人类学是一个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性与基础性的学问，我们应该强调这个传统。有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以前在大学里都不是学人类学的，有的学医学，或者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人类学是‘多元一体’的，这是人类学的特色。……通过研究别人而发现自己，这就是人类学的目的，我们研究别的民族、别的社会和国家，首先当然是了解他们、他们的社会与文化，但重要的是通过了解他们来反思我们自己，‘他们’或者说‘别人’乃是反映我们自己的镜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别人的现实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进而促进和平与发展。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一方面可以发展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又可以让中国人了解外国……”
费孝通教授在本届研讨班的多次讲演、评议和插话中，反复强调了学术“反思”、“对话”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他认为，比起首届高级研讨班来，本届研讨班在“鼓励对话”方面前进了一步，“学员间的对话增多了，大家放言无忌，真是一个大改进。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学术新风”。费教授还特别举例说明，“这不仅得到学员们的积极支持，而且在对话中，我确实得到很多启发，充实了我今后继续‘反思’的内容”。
第三届：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跨文化对话（1998）
1998年，恰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6月15日至7月5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讲座系列，并基于第一、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而举办了第三届研讨班。在讲演与其他学术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围绕着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的“文化求同存异、和平相处”这一论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风格各异的阐述。
英国剑桥大学的女人类学家斯特雷森（Marilyn Strathern）教授的讲演题目为“亲属制度的再创造”。在西方社会人类学界，由于文化差异论的长期盛行，亲属关系中生育后儿女的“根”，一直被许多学者当成只在非西方社会才存在的问题。斯特雷森教授在讲演中，以当代西方人工受精卵和试管婴儿发明以后出现的子女“认根”的法律和权利复杂性为出发点展开论述。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试管婴儿在法律上应归属于母体，归属于拥有精子的父体，还是归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即养父），这一系列问题无论在法律和伦理上都引起了极大关注。争端的焦点在于谁应具有对于子女的社会—法律拥有权这个问题上。这看起来是在西方某次医学技术革新后才出现的，然而，回溯到三十年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民族当中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经验，斯特雷森教授指出，子女的社会—法律拥有权问题，在非西方社会中也存在，只不过土著人以不同的语汇来谈论这个问题罢了。因而，“认根”问题表面上似乎是在西方人工受精卵和试管婴儿发明以后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它却可能是一种人类普遍性的关注。
对于文化可沟通性的论述，向来容易受到另一派学者的反驳，而斯特雷森教授用西方法律术语来“沟通”非西方亲属制度的看法，并非是所有与会学者都能够接受的。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教授在题为“何为人类学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诲”的讲演中指出，不同文化的内在语法能够经受历史变动的考验，而得以长时间的持续，使差异得以保存。这篇讲演涉及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为人类学者广泛运用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文化会随着世界的现代化而趋同，甚至认为世界从近代以后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然而，20世纪后期，人类学者却不断发现，文化不但没有随现代性的成长而消失，反而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19世纪人类学中的“进步”和“启蒙”观念，说明一个逆反现代性的潮流与现代性一样强大，甚或冲击着现代性。那么，新时代的人类学启蒙为何？萨林斯教授认为，这应是通过研究本土文化对于现代性的吸纳，来展示文化符号结构的力量来达成的事业。萨林斯的论述所追求的，与斯特雷森恰好相反：后者力图通过文化寓意的沟通来达到一种跨文化的理解，而前者则力图通过非西方文化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回应来展示文化差异。
来自英国的布洛克（Maurice Bloch）和帕金（David Parkin）教授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再度表达了对于跨文化沟通的不同看法。布洛克的讲演基于他近年展开的认知人类学研究，注重儿童认知发展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在人类学界，这一领域长期沉浸于文化相对主义之中，主张儿童是被动接受文化特质的主体。而布洛克则力图指出，其实儿童认识外部世界或许有着天然赋予的因素在起作用，由此在世界的不同区域，我们看到儿童的某些认识方法和关注，实际上十分相近。这或许意味着人类确实存在普遍的共同性，而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许并非人类学应该专注的唯一问题。帕金的讲演，论述了近年英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物质性”（materiality）的普遍关注。他认为，这种对于物质性的关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如对物质文化、符号景观、群体亲和性、生物力等的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路径却表现出对于把社会—文化局限于符号文本分析的反叛，表现出在象征、语言、解释人类学之后的一种人类学的实在论。
上述四位学者的讲演表现出来的，无非反映了人类学这个介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的内部紧张，而这个紧张的实质问题在于，人类学是应当一如人文学那样，专注于被理解的文化的内涵，抑或应当一如社会科学那样，运用“实证和理论的模式”来提炼某种“规律”。如果说这个问题的阐释一直是人类学内部的“显学”，那么在社会学中它的地位则似乎不那么受重视。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除了邀请著名西方人类学家以外，还邀请了部分著名欧美社会学家参与。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亚历山大（Jefferey Alexander），从事都市与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尔（Michel Crozier），以及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英国社会学家哈特雷（John Hartley）及墨多克（Graham Murdock）等，在讲演中各自介绍了近年学术研究的成果。
布劳在其讲演“文化与社会结构”中讨论了社会学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化形式，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观察。以韦伯、帕累托、帕森斯为核心的理论流派，运用文化的解释学方法，力图对社会生活加以深度的理解，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以马克思、涂尔干为核心的结构理论流派，则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特质。这两种方法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形塑的西方文化背景，而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普遍性后果，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尔在讲演中介绍了法国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近年发展。这个讲演属于一个学科介绍性的工作，讲演者本人并未对布劳式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二分法做出回应，但由于过于专注于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克罗齐尔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为布劳界定结构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个案。他基于法国都市生活做出的社会学研究能否被运用于非西方，甚或非法国社会，或许应当成为文化论派所提的核心问题。当然，这个理论的进展，又进一步在两位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的讲演中得到重现。哈特雷的“图片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主要论述了他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新闻、现代性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讲演中，哈特雷强调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和政治形塑中的关键性角色。墨多克的讲演“中介过的现代性”，用复数来描述现代性，认为尽管大众传媒及其文化正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各国文化的主流，但它必定是经过不同的媒体文化形式而被改变了的。
以欧洲为中心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个问题在上述的几次讲演中仅仅是得到了见解的阐述。而社会理论的后起之秀亚历山大关于市民社会的讲演，则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讲坛之上。亚历山大认为，在一些深受非资本主义制度制约的社会中，一些政治论者以为市民社会的建构即为逃脱非现代、非资本主义统治的惟一途径。于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把市民社会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等同视之的看法。然而，考据“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系谱，我们能够发现这个概念和理想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差异性极大的内涵。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市民社会的空间构成中起着清除障碍的作用，但这种社会也制造了自由和市民社会的阶级性。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相等同。
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的组织者，特别邀请了美国的桑高仁（Steven San-gren）教授、英国的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克罗尔（Elisabeth Croll）教授、石瑞（Charles Stafford）博士、彭克（Frank Pieke）博士及德国的王海（Thomas Heberer）教授等长期从事中国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是长期致力于区域研究的学者的一部分，而他们的研究对于跨文化对话又应当起何种作用？
桑高仁教授是以台湾汉人社区研究起家的人类学家，他在讲演“何以文化，何以再生产？”中，提出了西方理论界对于“文化”概念与“生产”概念之间关系的曲解，力图在理论的反思中提出可供中国区域研究参考的体系。讲演中，桑高仁教授特别指出，西方人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把“文化”与“生产”对立化的做法，其实从古典的生产理论，我们仍然可以理解文化过程的许多方面。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当然有理由批评西方学界对于文化的简单看法，但是，从西方学界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风格与人文风格、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人类学界亦应引起广泛关注。这个论点无非意味着，中国的区域研究应当加入到由西方学界奠基的理论思考当中去展开自身的论述。
王斯福教授的讲演“卡里斯马与中国人的生活个案”，与桑教授的风格有所不同，他并没有从理论出发，而是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卡里斯马型权威概念出发，顺着韦伯社会理论的线索，追溯并比较了人类学界对于卡里斯马型权威在诸多非西方社会中的展现。王教授认为，卡里斯马型权威概念在韦伯一脉的社会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在一定意义上与西方宗教体系本身的特点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当西方人类学到了中东、非洲等地展开同一主题的田野考察时，他们发现这里对于类似的权威类型的解释存在着许多地方性的特性，如把圣者看成是拥有医治个人与社会的药方的人格。不过，似乎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们都把卡里斯马与特定形态的宗教联系在一起，只不过联系的方式有所不同。那么，中国社会中的卡里斯马型权威具有何种地方性色彩？王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卡里斯马型权威与特定的仪式表演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时代与宗教传承互动中产生的团体仪式表演形式。在这些表演中，卡里斯马型的人物经常能够像中东和非洲的圣者那样，显示出某种独特的天赋，而这种天赋的效力则来自于地方宗教与变革时代的互动。王教授的讲演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出发，展示了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潜力，同时展示了区域研究在概念的更新和相对化过程中的意义。
与上述两位人类学家提出的问题不无相关，克罗尔教授和石瑞博士的“社会性别与亚洲发展”及“苦境中的中国婚姻”对于中国性和家庭作了不同的阐述。克罗尔用普遍主义的女性人类学的看法，来解释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她在概述了亚洲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不同流派与新近动态以后提出，有必要把性别问题扩展到男性与儿童的研究方面。然而，在最终的结论中，克罗尔仍然坚持普遍的性别不平等的标准，认为由于儿童性别化的发展，亚洲的性别问题还没有达到平等状态。石瑞博士的讲演则注重从文化的内部逻辑中去揭示性别问题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被误解的程度。他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男女平等的西方观点，已经部分导致了人类学对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曲解。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通过“养育圈”的营造和维持，不仅在私人的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家族的公共生活也起着现实上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论点正好与克罗尔的女性主义看法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如果说后者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西方式的平等原则在区域研究中的展现，那么前者的研究则更多地采用了人类学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解读，这一矛盾的背后，实际上依然是跨文化概念运用的内部紧张。关于这个背景性的紧张，也隐含于彭克博士的讲演“人类学在中国的地位”中。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人类学这门西方起源的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彭克认为，中国人类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就经常谈论“中国化”的问题，这对于学科发展不利。人类学要在中国得到发展，大大依赖于学科本身的独立性。王海教授在其题为“东亚与西方：合作还是斗争？”的讲演中，叙述了东西方文明与政治冲突的西方和非西方意识形态根源，并强调文化和认识论的“本土”与“西来”的矛盾，可能被发挥到一种民族意识上的斗争，因而问题需要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邀请了八位亚洲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中国港台地区的金耀基、李亦园、乔健、李沛良、庄英章，日本的中根千枝，韩国的金光亿，印度的穆克己（P.N.Mukherji）诸位教授，他们围绕着本土文化与西方理论的沟通及区域差异的沟通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讲演。金耀基教授的讲演“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指出，社会学在欧洲的兴起，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作为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在“现代性方案”，即与传统社会殊异的现代社会的构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取向与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同轨的。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学深受欧美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承启蒙主义的进步观。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学似乎是现代世界社会学的构成因素之一，而它的知识论背景也似乎正是全球性进步观。不过，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本土化”的努力，显露出中国本土社会学者在诠释现代性当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而带有“文化自觉”取向的理论探讨，则更进一步说明，如果我们没有给“文化”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中一定的位置，那么就很难谈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程，很难看到中国社会学的定位应是从全球性的观点去建构中国的现代性。
如何在现代性的场景之中理解本土文化，显然不只是金耀基教授关于社会学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讲演所关注的问题。其实，来自亚洲地区的其他知名学者也颇有同感。例如，在题为“普世化与本土化：重新思考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讲演中，来自印度的穆克己教授借用华勒斯坦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观点指出，19世纪以来建构起来的社会科学，长期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而在欧美社会科学中，无论采用什么观点，属于何一哲学阵营，社会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世俗基础。这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难以脱离以西方殖民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变迁的秩序化过程。然而，随着殖民主义的失落，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受到了脱离殖民状态的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华语世界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讲演的“中国文明的民间文化基础”不直接涉及本土文化与西方理论的沟通问题，其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d Redfield）提出的对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区别的看法。李亦园教授承认雷氏理论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意义，并强调人类学对于民间“小传统”的研究、对于分析复杂的古老文明社会的巨大贡献。他指出，以往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大多注重上层的“宫廷文化”和精英的“大传统”的研究，而较忽略民间文化（即“小传统”）的研究。事实上，民间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文明的理解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李亦园教授认为，人类学者从民间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原来经由上层的“宫廷文化”的研究发现的中国文明的核心特征。其中，如李教授本人从民间宗教、民间医疗文化等项研究中所发掘出来的“致中和”的人观与宇宙论。
在其讲演“全球化、现代化与文化多元性：分析香港中、西药体系的互动”中，来自香港的李沛良教授从不同医疗体系在香港地区的交错使用来评论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中叶以后，香港医疗体系深受英国殖民政府推行西医计划的影响。殖民政府积极引进西医，为民众提供西医方面的服务，并只为西医提供法律保障和大学教育。不过，这些有利于香港医疗文化“全球化”的政策却没能完全使香港中医体系衰落；相反，在西医得到官方提倡的情形下，以正统专业中医学、民间实践疗法、神灵医术为组成部分的中国医疗传统却能够延续存在，形成中西医同时治疗某些病症，在医治疾病的不同阶段中西医并重及疾病预防的中西药并重现象。中西医在香港的并存，说明研究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能只关注这两种过程对于传统文化的取代，而应关注延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体系构成的复杂关系。
上述的四篇讲演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亚洲本土社会与本土文化研究中广泛存在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理论，对于人类普遍性的论述之间关系的问题。由于共同强调文化作为同质性整体在理论分析中的意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未涉及区域与文化内部的层次与社会界分问题。不过，中根千枝教授、乔健、庄英章教授、金光亿教授的讲演，在这一点上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中根千枝教授的讲演为“关于汉人、印度人与藏人边界的比较研究”。她认为，藏汉之间的交往与藏印之间的交往有所不同，前者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而后者则局限于宗教方面。民族交往方式的如上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态度差异。这一论点说明，文化的探讨不能局限于东（亚洲）—西（欧美）比较，而应关注东方内部的文化差异。
乔健教授的讲演“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与文化咨询”，主要论述的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学应用的潜在贡献。不过，这篇讲演首先在理论上视中国文明为一个多元的体系，尤其强调这个文明体系内部的族群多元与文化多元。从乔健教授的讲演内容来看，他似乎比上述诸位学者更倾向于反对把中国文明当成一个单一的体系，而主张更细致地探讨中国境内的文化与认同的多元性。而正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乔健教授提出当代人类学的应用，应注重协调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与矛盾，通过“文化咨询”解决族群与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
其实，中国文明的内部差异，不仅表现在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且还进一步表现在族群内部的区域传统差异与权力差异。庄英章教授在其“婚姻与家庭——台湾与华南地区之比较”中，引用了详实的田野调查与统计数据，以通婚与家庭组织形态为例，论证了中国文明内部生活方式的巨大区域性区分。而在其题为“当代中国社会里的宗族指向性与共同体意识形态”的讲演中，金光亿教授则强调指出，国家权威与民间社会之间对于传统文化形态的态度差异，从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文明体系”内部的官方与民间区分。这两次讲演充分发挥了人类学实地考察的力度，为我们指出了讨论现代性本土化、中国文明论及社会科学本土化时潜在的把文化简单化为单一的、亚洲（或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倾向。
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如期举行，并成为百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研讨班最后一周的研讨活动和前面两周的国际学术系列讲演一样，也产生了很多的学术信息，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
第四届：文化理解与民族社会学（1999）
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暨国际会议）由北京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承办，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于1999年6月23日至7月2日在昆明举办。通过北京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协商，双方确定了本届高研班的主题为“民族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及“中国民族研究”。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业分支方向，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基于我国国情和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状况，介绍欧美发达国家民族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一些典型案例，同时，注重结合中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和建国以来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并与当前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动态演变紧密联系，展开深入、广泛的学术讨论与争鸣，这是发展我国的民族社会学专业，进而拓展我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学术空间，不断增强其学术规范性和现实应用性的重要步骤。把民族社会学列为本届研讨班的研讨重点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本届高研班也像以往历届一样，得到了费孝通、宋蜀华、马曜、田汝康、李亦园、金光亿等海内外前辈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研讨班期间，主办单位先后安排了14场学术研讨，先后有28位海内外著名的民族社会学家、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发表了主题讲演或作了学术报告（含2个书面报告）。来自云南、北京、台湾、四川、贵州、广西、福建、湖北、广东、青海等十多个省区，以及来自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共计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高级研讨班。
马戎教授在学术讲演中强调指出，民族社会学尤其关心现实问题的研究，突出特点应是对中国当前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并认为，民族社会学虽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分支），但与人类学也有相关性。郎维伟副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在他题为“反贫困的民族社会学分析”的报告中，通过对川甘滇藏区导致贫困发生的原因及对策的分析，突出了“民族社会学”的应用性。张江华博士（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以讲述“故事”的方式，从另一侧面呼应了关于扶贫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在“扶贫工作”背景下发生于某基层社区的有关修筑公路的“事件”及其过程的描述，他提供了一个外部援助引发社区内部矛盾甚或导致社区分裂的典型例证。
谈及民族社会学或一般社会科学的应用性问题，还应特别提到何耀华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何耀华教授从我国城市化的概况、有关小城镇问题的争论、小城镇重要性的再认识等方面，阐述了小城镇建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特别指出了我国民族地区发展小城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本届高研班的讨论焦点之一依然是文化理论。宋蜀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书面报告，强调了“文化”涵义的演变过程。通过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文献中“文化”概念的分析，他提出了文化的三分法、层次结构及其整体性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金光亿教授（韩国首尔大学图书馆）的讲演，题为“民族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通过对韩国、北朝鲜、中国朝鲜族、台湾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许多涉及民族舞蹈和民族艺术的丰富案例的分析，深入探讨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媒体、资本和商品化对文化生产及消费的多种影响，给我们展示了文化理论研究的新动向。高丙中博士关注的焦点是民间文化复兴的过程及其解释模式问题。在描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信仰得以迅速复兴的过程或趋势之后，作者比较了几种可能的解释模式，并倾向于采用“合法化”的解释。
纳日碧力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另一独特角度即人们认知活动的立场，反思了我国早年“民族识别”的实践，他提出的“家系类似性”和“区别性特征”等观点，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兴趣。纳日博士认为，“家系类似性”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特点之一，“家系类似性”的连锁关系和“区别性特征”曾为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基于协商、政策性参与、政府认可和民族象征的符号化，经由“民族识别”所认定的“民族”，是主要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政治—文化体系。
戴蒙（Fred Damon）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在他的讲演中，通过新几内亚一个个案的研究，对西方的族群理论作了再检讨。个案展示了一个地域性的岛屿社会如何在社会形态发生变迁（如私有化）的过程中分化成为“族群”的过程。戴教授特别强调了族群理论在西方作为社会哲学的属性，他认为在将西方人类学的诸如族群等概念直接套用于非西方社会时，可能面临一些危险。
涉及族群理论的还有相关的民族“译名”问题和“族群分类”问题。“译名”问题的实质乃是文化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下的学术需要交流，在不同背景下产生的概念和术语体系之间也需要相互沟通；但另一方面，“译名”的困扰却充分反映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学术界有足够的重视和耐心。关于族群分类，李亦园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在介绍有关台湾高山族的研究时，就族群的“行政分类”和“学术分类”及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见解。
研讨的理论焦点还有“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涉及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例如在中国，族群的分类和民族的认定，实际上始终都有国家的介入。王铭铭教授的学术报告，通过重新解读吴文藻先生1926年发表的一篇论著《民族与国家》，并在与孙中山理论的对比中，分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他倾向于突显“国家”的政治性与“民族”的文化性。王亚南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他自身参与“云南民族文化大省”计划的社会政治实践的体会出发，试图对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有关我国“国家”和“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表述提出质疑和反省，其理论勇气颇为可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周星教授在讨论中倾向于认为，在将“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模式用来解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社会时，应充分注意到该模式的局限性，并给予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例如将其修正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和“少数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等。
马曜教授（云南民族学院）的主题讲演，集中对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成就作了回顾与展望。马教授的报告清楚地展现出我们的前辈民族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我们今天起步的基础。除详细讨论了我国民族研究领域中“民族识别”、“政府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研究”之间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外，马教授报告的精华部分还在于突出强调了“民族学”与“地方史”之间的密切关联。与马曜教授的报告相呼应，李亦园教授的学术讲演以“台湾高山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台湾南岛系民族的概况、日据时代的“高砂族”研究、光复初期和光复后期的高山族研究以及当代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与发展。李教授就台湾高山族的族群分类，先后提出了族群分类中的“自我分类”和“他人分类”、“行政分类”与“学术分类”等范畴，并就学者应有的立场发表了意见。他有关台湾高山族研究的“深度民族志”和“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等学术新动向的介绍，应当引起大陆同行们的关注与借鉴。
汪宁生教授（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他题为“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学术报告里，给“民族考古学”作了非常明确的定义，不仅澄清了一些可能的误解与混乱，同时还就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原则作了清楚阐述。他指出，民族考古学保持其科学性的基本前提，乃是民族考古学家亲身参与田野调查，在前工业状态的“活的社会”里寻求可资类比的物质材料，然后依据“类比”、“假设”和“验证”的方法论规则从事态度严谨的具体研究，以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在列举了若干研究实例后，汪教授对“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两者的边界通常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此外，作者还对一般的“民族志类比”与“民族考古学”的区别，作了明确阐述。
聂莉莉博士（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学术报告，全面完整地介绍了日本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历史，初创时期西方各学派对日本民族学的影响，日本文化人类学在战后的发展以及当代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点、问题意识等。她认为，日本文化人类学的重视知识积累，定期回顾总结，强调“先行研究”、历史民族学、地域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等许多特点，都有可供中国学者借鉴之处。此外，聂博士还着重指出，战前日本民族学与殖民主义曾有过极其密切的关联。
魏捷兹博士（James Wilkerson，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报告，以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为主题，着力探讨亲属与经济（交换）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对人类学“知识论”的阶段性的分析，魏博士试图再次发现摩尔根的人类学成就的一些以往久被忽视的重要价值，并试图以其在中国云贵高原的实证研究予以回应；由于摩尔根在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传统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位置，魏博士的这项研究自然应该引起大陆同行的特别关注。亲属制度研究乃是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础，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大陆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界依然较少力作，显得较为薄弱，在这个意义上，魏博士的研究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何翠萍博士（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关注的学术目标，是揭示不同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建构他们各自的“人观”，通过对生命礼仪的深度描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博士将房屋的建筑礼仪也理解为生命礼仪，试图以此说明“人观”如何在生命礼仪过程中被建构并得以实现，人们如何在其生命礼仪中接受、体验并强化其“人观”以及“人观”如何发展变化。在何博士看来，“人观”可能包含着“个体”、“自我”及“个人”等不同层面。何博士的研究以重视土著观点为特征，应属于所谓“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研究之一，其课题意识对于中国西南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有创新意义。
孙秋云副教授（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就湘鄂土家族地区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的变迁问题所作的报告，特点是大量利用了谱牒资料，并对新旧谱牒作了对比。作者认为，目前该地域宗族活动的性质，与以前它曾经具备过的具有自治功能的宗族不同，乃是一种民间文化的活动。麻国庆博士的报告，通过对汉人“家”观念的分析和归纳，进而与瑶族和蒙古族的家族组织进行了初步比较，展现了社会人类学所具有的比较社会学的学术属性。
石奕龙副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基于自己在福建某村落社区从事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从仪式过程的角度，探讨了汉人基层社会民间权威的形成及其多样性、复杂性和小群体性的特点。作者倾向于认为，汉人基层社区内的民间权威未必是个人性的，而往往具有一定的小群体性特点，这一观点与以往有关民间权威的研究多少形成了对照。
魏伯（Terry Webb）教授（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在他有关“主题公园的人类学个案”研究中，生动描述了以其民族文化为资源的某旅游观光企业的雇员们内心世界的各种冲突和动态。报告揭示了一个特定的宗教信仰者群体（摩门教）的集团性或族群性，如何在与外部观光客们的互动中，借由“羞耻感”的生成而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或许对我国类似的以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而兴办的文化企业，有一定的参鉴意义。
专题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专题性的文化研究和专题性的妇女研究。专题性的文化研究，较为重要的有徐杰舜教授（广西民族学院）对汉族民间信仰的基本属性的归纳，其报告的特点是具有宏大的历史学视野。徐万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描述，试图给予多元性的解释，但他尤其注重“生态”和民众生活智慧的解释。洪熹教授（韩国大真大学）的报告，将凉山彝族的毕摩教和东北地区的萨满教进行了比较，尤其在涉及巫术道具的方面，亦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杨德均教授（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主题讲演，详细介绍了东巴舞蹈和东巴舞谱间的关系，阐述了东巴舞谱在中国舞谱谱系中的崇高地位，论证了东巴舞谱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与前述金光亿教授的文化分析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比，杨教授对东巴舞谱这种纳西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可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另一种不同路径，亦即谱系的专业性研究。杨教授试图促使东巴舞谱由文化遗产“再生”为文化资源，但在这种期待的同时，他又对商业化前景充满了忧虑。这种情形可能反映了中国大陆民族学家对于“文化遗产”的内心冲突的一般性态度。
周星教授在题为“习惯法与少数民族社会”的报告里，重点探讨了在“现代化”的背景和趋势之下，国家统一法制和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大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以习惯法为核心的法文化传统，中国实际是法律多元即多种法律并存的国度。以凉山彝族社会的若干案例为基础，周教授主张在国家法制和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经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实践，逐步建立两种或多种法律间的衔接，以兼顾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少数民族法文化的多样性。
专题性的妇女研究，则有庄英章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论文和张晓副研究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的报告。庄教授的论文集中讨论了华南闽台等地妇女的婚姻，尤其以惠东的资料为例，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所谓“小婚”在对象地域呈现为制度化的婚姻方式，但又受到地域性习俗的影响，例如“长住娘家”在结构上与“小婚”形成了互相排斥的关系等。除“闽台比较”之外，庄教授的论文还以采用统计分析资料和历史档案资料为特点，并表现出严谨的学风。张晓副研究员则关心“社会性别与妇女生育”的问题，她通过对自己家乡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苗族妇女生活的个案分析，努力揭示了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形塑作用。报告作者对苗族妇女中“性羞耻”观念的揭示，引起了大家的深入讨论。与会者在研讨中一致认为，由女性人类学家深入观察和研究各个地域或族群中妇女的生活与文化，这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将有可能形成很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新的学术空间。
尽管研讨班的组织者已尽可能多地安排了大会的讲演、报告和研讨，但由于时间限制，仍有不少学者只能以论文交换的方式参与交流。在这些论文中，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和少英教授（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田野调查报告“东巴教圣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中甸县白地水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王正华副教授（云南民族学院民语系）的专题论文“拉祜西‘扩党’的象征文化诠释”、南文渊教授（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论文“青藏高原藏族游牧方式考察”、高立士副教授（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论文“傣族传统‘垄林’文化信仰对生态环保的贡献”以及王四代副教授（云南民族学院艺术系）的论文“西南少数民族神话史诗中的时空观”等等。
本届高级研讨班邀请到海内外一些著名的民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到会发表了精彩的讲演，参加研讨班的成员大多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人数多达百余人。本届高级研讨班创造了一个大家共享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空间，活跃了学术气氛，增进了学术民主，也较大地增加了参与者有关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和知识体系方面的共识。同时，它还实际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了前几届高研班已经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这就是学术的对话交流与文化的自觉和反思。
第五届：美人之美，和而不同（2000）
2000年7月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并经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国人类学会协商，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配合中国人类学会2000年“人类学与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本届研讨班将作为中国人类学会2000年大会的组成部分与该会同场举办，由来自国内人类学主要教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博物馆、云南社会科学院等——的二十多人参加。应邀出席研讨班的，还有多名海外学者，包括牛津大学的帕金教授、彭克博士，法国跨文化研究院的李比雄（AlainLe Pichon）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戴蒙教授、康奈尔大学的桑高仁教授和弗瑞曼（Sara Friedman）博士、衣阿华大学的黄树民教授、俄亥俄大学的陈中民教授、加州大学的杨美惠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王福明（Nic Tapp）教授，韩国首尔大学的金光亿及台湾地区的李亦园（台北“中研院”）、乔健（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王明珂（台北“中研院”）、吴天泰（台湾东华大学）等教授。
研讨班学术指导、著名社会学与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应邀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历程及个人在这一历程中展开学术研究的经历，费孝通教授指出，过去一百年，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等三个阶段的发展，而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中，中国又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两次跳跃。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费孝通教授本人体验了这“三级两跳”的过程，也以“从实求知”的态度参与了这个过程。在21世纪，人类将进一步面临信息社会带来的诸多变迁，其中，全球化的力量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同时，费孝通教授强调，全球化的发展不应简单带来文化的单一化，未来人类发展需要探讨“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规则，而人类学将在这种文化交往规则的探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上一届高研班上，费先生提出中国学者需要“补课”的主张，在本次研讨班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这一方面工作的强调。他强调，提出全球化过程中“和而不同”的主张，不是要“文化保守”，而无非是要指出，历史的发展可能比我们以往的观察要复杂得多，因而未来的人文和社会研究工作者务必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经有关方面协调，研讨班作为大会的第二分组在厦门宾馆会议室召开，讨论分为四场。本届研讨班配合国际会议的主题，就（1）与21世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2）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区域网络相关的社会与文化视野；（3）21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及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主题的讨论由王铭铭教授主持，在讨论中，周大鸣教授从田野研究所见的现象出发，阐述了中国西部发展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探讨了西部开发过程中公路、教育、民族关系处理的重要意义。纳日碧力戈博士探讨了广西各烟村社区中全球化的影响，侧重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考察全球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戴蒙教授的讲演“反思可持续发展：印度太平洋区域的传统生产模式与资本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生产”的分析概念，来探讨印度太平洋地区原有生产模式的特征，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临之后这一生产模式的适应问题。第二主题的讨论由刘铁梁教授主持，在讨论中，潘乃谷教授在题为“潘光旦释‘人世间三角’”的发言中，针对目前科研教育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回顾中国学术前辈的有关论述，论述了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王亚南、王俊敏、王晓丽、马戎等几位学者参加了讨论，其中值得提到的是王俊敏从内蒙古人类学调查所获的认识，他集中分析了“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的现实影响，强调其对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保护的负面影响。第三主题的讨论由金光亿教授主持，发言人包括徐新建、龚佩华、彭兆荣、刘铁梁、李友梅等，分别集中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类型差异、女性人类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民间文化研究等问题。第四主题的讨论由乔健教授主持，发表论文包括曾少聪博士的“菲律宾华人社会组织的建构”、麻国庆博士的“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初探”、叶涛副教授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论纲”、张翠玲副教授的“中原悲歌”等。
应邀出席研讨班的海外学者，大多被列入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发言中讲演。其中，牛津大学的帕金教授、台湾地区的李亦园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探讨了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区域的地位及新时代面临的问题。法国李比雄教授针对跨文化研究的使命，讲述了文化之间构成的沟通空间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英国桑高仁教授延续其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分析了大小传统在理解华人文化中的地位。衣阿华大学的黄树民教授从其林村研究的认识出发，论述了华人“道德经济文化”在理解东亚发展中的意义。彭克博士论述了近期农村研究中，社区的政治和经济变迁的有关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王福明教授从苗族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与地方意识的关系。韩国首尔大学的金光亿教授论述了东亚人类学的诸特征。台湾地区的乔健教授（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论述了他对“底边社会与底层社会”的调查研究。王明珂（台北“中研院”）、吴天泰（台湾东华大学）等教授也分别就有关族群关系和人类学应用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其中，王明珂教授结合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族群意识的历史性问题。应邀出席研讨班的部分国内学者，也作为大会发言人提交了论文。
第六届：人类学与21世纪（2001）
2001年7月26日至29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中心和西北民族大学共同在兰州西北民族大学举办了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持、有著名国际学者参与的全国性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先后共举办了六届。第一届至第三届都在北京大学举办，第四届在西南部的昆明市举办，第五届在东南部的厦门市举办，第六届高级研讨班是第一次在我国西北地区召开的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首都以外城市举办的研讨班，都努力吸收当地和附近省区的著名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发挥了普及学科基础知识、理论结合实际、探讨重大现实问题的学风，对当地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历次研讨班举办地点的选择也体现了费孝通教授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布局的大思路。
出席第六届高级研讨班的学者当中，除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费孝通教授、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毛公宁外，还有来自台湾的乔健教授和蒋斌教授、来自韩国的金光亿教授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志明教授，以及来自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四川以及北京的76位国内学者，他们分别属于汉、回、满、壮、藏、彝、土、傣、傈僳、东乡、撒拉、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民族。他们带来了许多在日常学习和调查研究中遇到的与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所以这届研讨班的发言和讨论最后集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如何生存与发展的主题上。
费孝通教授的主旨发言是“人类学与21世纪”，他谈到在新的世纪中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脱离不开现代化进程中的各项具体现实问题。在研讨班开幕式上他作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发言。在现代化、工业化的大潮中，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急剧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貌景观和生活方式，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受到很大的冲击。费孝通先生从这一现象提出了“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的议题，他说“在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十多个，他们今后如何生存下去？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怎么办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虽然并不那么急迫，而小民族在现实生活里已有了保生存和保文化相矛盾的问题了。……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小民族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不采取办法来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他举了鄂伦春和赫哲人在生活转型中遇到的一些现实困境，指出“这说明一种文化向其他文化的过渡并不那么简单。要生活下去和解决贫困，需要有一个复兴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必须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这应该是社会学、人类学者的任务。”费孝通先生认为“先要把人保住，才提得到文化的重建。……保文化就是保命，保住人也才会有文化，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保命的工具。所以一切要以人为本，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正是在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基础上，费孝通教授向国家民委提出的“小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建议，从而组成了由北京大学、国家民委民研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参与的“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发展”课题组，在全国各地开展了22个人口在十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
乔健教授的主旨发言题目是“底边社会——一个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新概念”，他介绍了自己在山西上党地区开展的关于“乐户”的调查，这些乐户、厨子、剃头匠、说唱艺人等在旧社会“三教九流”中属于所谓的“下九流”，构成了当地社会组织的“底边社会”或“贱民”群体，乔教授从调查和访谈材料中提出这些群体成员之间“有强烈的阶级认同感，就是所谓阶级意识”。由于“过去的官府都不追究僧道乐户，……这些人是‘化外之人’，他们另外形成一个社会，这就是我所谓的‘底边社会’。”而人类学家维克·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的“结构与反结构”概念，乔教授认为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这种“反结构社会”“在乐户以及底边阶级所组成的底边社会里也长久存在，它和主体社会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式的。……从这个观念来讲，我们知道研究底边社会的重要性。”
韩国首尔大学金光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新时代的人类学”，他从“反省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讲起，指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们不重视田野调查的实证主义分析，认为经验论存在缺陷和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强调“研究文化、解释文化的人类学本身，而忽视了实践文化的主体——土著人，并疏远了经验主义的田野调查”，认为这是学科研究范式的变化。随后，他又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全球化、新殖民主义、新民族主义”、“公共人类学”、“国家、历史和文化”、“研究他文化的必要性”、“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整合”等几个题目介绍了韩国人类学家们的四轮思考和金教授自己个人的研究体会。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志明教授的发言主要集中在“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方面，他把族群认同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一）族群的名称，（二）族群意识（分析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经验）；（三）客观的族群认同表现（如语言、服饰、习俗等）。陈教授回顾了马来西亚几个族群的称谓的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包括东南亚“华人”、“华侨”称呼的历史，他也讨论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族群”概念的应用问题，如现在被划归为“藏族”的四川甘洛县的“西番人”（自称“尔苏”）并不认为自己是藏族，而且“现今各地区认同为彝族的人，以前并不一定都认为属于同一族群”，因此“可以以族群名称、族群意识与文化表述来分析尔苏人的认同以及国家政策对他们的认同的影响和转变”。
国家民委民研中心主任毛公宁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对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和我国民族问题的若干思考”，他把世界各国的民族问题分为几种类型：（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二）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如卢旺达），（三）中东地区的阿以民族冲突，（四）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和种族歧视，并分析了世界民族关系的变化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带来的重大影响。在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主要讨论了“西部大开发”国家发展战略对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带来的发展机遇，认为这一战略的实施将对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等带来积极影响，同时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努力保持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加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
原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文化传统：一个是从远古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文化传统，一个是近代和现代的文化传统。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贯穿着中国的全部历史。兰州大学杨建新教授的发言集中谈的是中国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点问题，强调民族平等原则的贯彻需要政策保障、必须实现共同繁荣，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特点是“长期联系，密切交往，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出席这次研讨班的各族学者们围绕着“民族生存与发展”这个主题畅所欲言，既有对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梳理和反思，也有在具体民族发展现状调查报告基础上提出的现实问题。潘乃谷教授在研讨班闭幕式的发言对这次高级研讨班的所有研讨活动进行了总结，对出席者参与讨论的热情给与高度评价，同时回顾了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社会学人类学恢复以来的学科重建的进展，指出“学术不能速成”，要大家学习费孝通教授90高龄还在认真“补课”的精神，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群策群力把学科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