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 老一代学者对学科建设的苦心——1995年前后的一段回忆

潘乃谷

自上世纪初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个源自西方国家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学者就开始探讨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学科研究的特点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学科的问题。在30年代和40年代，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通过开设课程和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1979年受中央委托在中国重建社会学之后，费孝通教授在这些年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开展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包括如何继承和发扬历史上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特点、特别是继承社会学与人类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学术传统等有关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重建与发展，始终受到费孝通教授的直接关心与指导，也在思考学科建设的方向问题。近期我重温自学科重建以来老一代学者的讲话、报告和建议，深切的感受到他们所花费的心血和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苦心。此文是对1995年前后人类学学科点建设的一段回忆和记实。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理解老一辈学者对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和谆谆苦心。

1994年9月21日费孝通和袁方教授给北大校长并教委有关委办写信，提出“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深入，国内社会结构和文化研究日益发展，国际文化交流和异文化的比较研究越来越被重视，我国急需不失时机，加速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他们认为“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学科，是以人类自身的生物属性及文化、社会特性为研究对象，所需的基础多门多类，是一门广泛综合的人文学科。它注重联系实际，强调实地社区调查，通过比较研究以促进社会发展，因而具有其他学科所缺乏的实用价值。”在“条件好的综合大学，文理学科门类齐全，相关学科基础深厚，适宜于建设此类综合性学科，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其观点、方法和知识对具他人文学科有较强的联系作用，这种学科的相互嫁接和交叉，必将促进人文社会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它的应用价值。”最后他们恳切表示：“我们这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者健在的已为数不多，趁我们尚有精力为重建这门学科再出一把力，为此建议率先在北大把人类学列入正式学科行列，并作为重点学科进行建设。……同时我们建议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开办有国内外人类学专家参与的高层次研讨班，积极推动人类学学科建设。”

1995年6月25日适逢该年可申报增补学位点时，费教授再次致函校领导和国务院学位办建议在北大设立人类学博、硕士点。6月28日袁方教授在申报表中的审核意见中写道：“北大社会学系建立15年来。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中都设有人类学课程。在费教授的学术指导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实证性社会—文化研究，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一直有社会人类学方向，根据现代化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意加强人类学学科建设，增列硕士点。”但由于当时学科国家中没有“人类学”这一专业设置而未能如愿。

在教委和学校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于1995年6月开办了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次研讨班不仅得到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著名人类学家的帮助，而且还是我国两岸三地人类学家共同推进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出席开幕式及闭幕式并讲话的老一代学者有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京宋蜀华教授、北京大学费孝通、季羡林、袁方、韩明谟教授，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的杨堃和林耀华教授还发来了书面讲话和贺信。充分体现了这一批70岁以上高龄的老一代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视和关心。正如费教授所归纳的，“这次研讨班有不少特点，首先是老少咸集。从钟敬文老先生算起，从93岁起一直到20多岁的人会集一堂。10年算一个年龄组，这个班一起交流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个创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个‘接班’性质的大会。我是八年级生，算是老班。老班有责任把我们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里学到的东西，通过年轻人，还给社会。”

“文化就是通过老少相接，一代代传下去和发展起来的。时代在变化，老的所传下来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或都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老一班传下来的东西作基础，年轻人也不可能平地起家，创造新的。年轻人就是要在传下来的东西里善于挑选出到下一代还是有用的，好好学到手，再推陈出新，不断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文化是通过传递和创造的结合，才能日新月异，自强不息。”

“这个研讨班还有个特点，就是参加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学习过一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不全是生手，大家有一定的共同语言，那就是已经从这学科老前辈学到手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班的成员又是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全国各地和东亚各方。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我国两岸三地和日本、韩国的学者来参加主讲。他们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老前辈了。年轻的一代人材更多，包括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湖北、安徽、贵州、山东、山西，费先生还强调“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每个学人都可以有独创的见解，每个人对别人的见解都有赞同与反对的权利。认真求证，不唯上，不唯书，就不至有门户之见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家教委学位办正在进行学科目录调整的准备工作。我们听到一个传闻，说一有位社会学专家向学位办建议把原为一级学科的民族学取消，合到社会学一起，改为二级学科，并误认为这是费孝通教授提的意见。据我所知，1985年费教授参加教委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社会学专业会议时，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目为《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的讲话，提出“重建的第一阶段可以告一结束，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形象化说，戏台已给搭好，班子已初步组成，现在是要演员们把戏唱好了。”自此以后，凡有关学科分类或学科目录等问题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并不了解情况。

到了90年代中期，费孝通教授考虑社会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有了一定的基础，需要深化，感到有必要思考和探讨一些与今后学科建设健康发展相关的问题。1995年8月16日，费教授请北京大学袁方教授、韩明谟教授和南开大学苏驼教授等到寓所座谈学科建设问题。袁方教授首先回顾了早年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发展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情况，提出在学科建设中这些大学过去就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的传统，社会学科重新恢复之后，在北大社会学系的培养计划中也一直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和方向。所以根据历史学术传统和已有的基础，人类学的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在大家分析和讨论基础上，费教授说，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科都是研究人的人文世界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我们需要研究早期的初民社会向现式化社会发展的不同发展程度的整个过程，研究的对象多元化、多样化，领域十分广阔，三科作为一个集团，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

1995年8月30日，中央民族大学的几位学者又出席了在费教授家召开的座谈会，宋蜀华教授、王辅仁教授首先介绍了国家教委学位办和社科规划办有关民族学学科分类的情况，说明了历史情况和现状。费教授表示，虽然做学问不在乎叫什么名字，但牌子还得要，有关的人员还需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同时要承认历史，已有的要保持，并把关系理顺。三个大的学科都是需要的，可以并列起来，各个大学可以各取所需，课程也可以相互交叉，并提出是否可以把三个学科的关系归纳为“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各有所长”。最后他说，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意见，我可以管管闲事，需要时我可以写封信向有关方面讲讲我们的意见。总之学问还是要做的，也要让大家各得其所，可以发展。

当年正值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所十周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也面临着跨世纪的新老交替新局面和制定“九五”规划的新任务。如何在老一代打下的学科基础上继续创业，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借此机会于1995年10月30日下午暨建所十周年庆祝会的机会召开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请五位老一代学者做主题发言，他们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讲题分别为：

袁方教授：“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

宋蜀华教授：“谈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

容观琼教授：“我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

韩明谟教授：“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六年来的发展”

费孝通教授：“开风气、育人才”

袁方教授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学传入中国后的经历，特别提出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论述了当今加速发展人类学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宋蜀华教授就学科体系规范化、理论体系中国化、民族学知识普遍化、田野调查科学化、研究对象和方向多元化这五个方面全面介绍了该年9月中旬中国民族学会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情况。

容观琼教授介绍了历史上人类学经历了三次革命以及国外境外学者70年代对“人类学与社会学关系”的专题讨论所总结的三句话，即“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加强协作”。并就继续重视和学习国外人类学有关理论、继续坚持田野工作实践、明确我们学习人类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这三方面，发表了个人看法。

韩明谟教授认为社会学重建16年来还处在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好比一个剧团，还是在组建、选角儿、搭戏台的阶段。他借用费教授的“五脏六腑”的说法，来衡量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情况，并进一步总结了几年来各领域的学术成就和中国社会学历史发展轨迹和民族特色。

费孝通教授的长篇讲话开篇明义，他说：“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五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一江水的人驻足溯源，回忆反思。因之，我挑选这时刻说一些感想，和同人们一起鼓劲自励。”

他回顾了吴文藻先生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决心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使中国的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1933年吴先生请美国芝加哥大学派克教授来燕京大学讲学，给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群众生活中去实地观察和亲身体验社会的调查方法，并抓住这个机遇，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以后吴先生“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当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当时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的意义。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社会学，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个传统，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这就是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学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六十多年前开始的这个传统，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专家，只要想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常常就会碰到这个老问题。就是说常常会感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还有更深的道理，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本土化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所以机械地照搬一些概念和方法就显得不够了。”

一门学科的引进和改革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这个过程决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尽的。从吴先生算起，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了。这一风气怎么能一代一代的继续发展下去呢？如果说第一期由吴先生把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引入了中国的社会学这门学科里，使他所主张的“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得到了富有活力的操作方法，那么，在第二期的抗日战争时代，又因进入了西南大后方，社会学调查的对象从中国的农村社区扩大到了少数民族社区。解放后当社会学因故停止之后，这种“方针”和“方法”是在新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名称下继续细水常流的涓涓不绝，间而未断，直到迎来了改革开放重新发展的阶段，所以费教授说“现在已届10年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事实上就是吴老师提倡的研究基地的继续，是这个传统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建立这个研究所，我所期望的是要体现当年燕京、清华学科建设的传统”，“回忆起当时的宗旨，无非还是‘中国化’的命题，比如坚持从实际出发，强调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特色，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说到底，就是从吴老师当年提出的那个基础上再出发。”“这些年来我们坚持的这些原则和宗旨，贯穿在一系列的研究课题中，小城镇也罢，乡镇企业也罢，城乡关系协调发展，边区开发，我们始终坚持的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研究、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为他们服务。就在这样一个学术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又渐渐找回来那个我们的老传统，为了体现北大这个研究所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志向与特色，同时也为了国际学术联系与交流的原则，1992年我们又把这个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所改名的缘由，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由吴老师开创，由许多人加以实践的这个好的传统。”这正说明了“这一支新生力量和吴老师自己亲手开创的老本是一线相承，而且从这老本上长成的新的枝条已经不只是这一枝，而成了多枝多条，枝条并茂的格局，眼看中国社会学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现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当然还有民族学，民族研究，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恢复、重建、提倡的阶段已经结束，今后应当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各自的学科建设问题变得重要了。”

“我们现在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这几个概念同时存在，视不同的场合而灵活运用。应该说在不同的概念下确实形成了一些彼此多少不同的传统。我看多几个学术传统没有什么不好，学术也要多元嘛。我过去曾经多次表示过，就我个人而言，叫什么名字实在不那么重要，这是我的大实话。因为我一生追求的无非是认识、改造中国社会，只要在这个总目标之下，叫我什么，的确没有多大关系。”但“叫什么名字对我个人虽然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对要进行学科建设的一个学科来说，似乎也不存在正名的问题。”

“不久前，我约请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一些同事来交换意见，就是讨论我们可以不可以在承认历史和现状的前提下超越这个问题，这种格局的历史大家都清楚，现状也清楚，现在我们中国有各自的学会，有各自的界定，有各自的看法，有各自的分类，总的来说，呈现出多样性的局面。”“我的看法就是承认这个现实，承认在各自的知识分类、整理和积累之中，都有各自的意义。上次与一些同行专家交换意见时，我提了四句话，叫做‘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我的意见是抹抹稀泥，今后大家不再为着这些名分而烦恼，所以说‘各得其所’，大家都专心致志地去研究中国社会里具体的现实问题。后来也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意见，我也都理解，至少在我看来，相互承认这现实，各得其所，可能是一个接近于意见较少的立场。听了一些意见后，不妨再做些小的变动，把‘三科并列’改为‘多科并存’，‘多科并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继续发展’。……上面的四句话，说到底，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它甚至不能说是我的立场。至于这个建议有没有意义，大家可以讨论，没有结果也不妨搁置起来，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超越它，不再为此苦恼。总的意见是大家团结，超越分歧，前面等着我们的实际研究课题实在太多，大家最好不要在这些问题上逗留太久。”

最后，他说在新的时代里，学术要靠年轻人去努力了，21世纪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世界也在向“地球村”发展，全球范围内好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社区，各国各民族朝一个和平共处的目标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跨文化研究显得越发重要，与文化多样化联系的是学术的多样性，所以要更加开放地相互交流。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都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去促进跨文化的对话，年轻人可以在21世纪大有作为。他说：“我所希望年青一辈的学者们的，是不要保守，不要画地为牢，划界自守，因为知识本身是不能画地为牢的。”“不久前在北大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曾提出学术界的接班问题，我很高兴有那么多年轻一辈，他们很活跃，中国未来的学术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题，开风气，育人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继续发展有待年轻的后生们了。”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共同起草了关于社会学学科分类的意见，建议把“社会学”列为学科门类，并把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等都列为一级学科。

1995年12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给费教授写信，通报了中央民族大学同仁关于调整“民族学”为民族科学学科门类并把民族学等列为一级学科的建议。

紧接其后，费教授于1995年12月28日致函国务院学位办表示了意见，他说：“由于我自30年代就长期参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50年代参与了民族学院的民族研究工作，70年代末以来又参与了社会学学科的重建，我感到有责任说明一下自己的看法。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过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祝会上的发言《开风气，育人才》中，我读到了自己对这些历史过程的了解和看法，供参考。”

“目前关于这些学科成为学术门类的条件是否成熟，应由专家们讨论研究，考虑到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和改革开放新开势对学科建设提出的要求，我个人认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至少可以并列为一级学科，在某些方向上可以互相交叉，在学科目录中各学科及其方向的涵盖面宜宽一些，发展余地大一些，这样有利于各学校根据自己的优势进行学科建设，也便于互相协作，共同发展，妥否？请专家组和学位办公室研究决定。”

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公布了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于9月发出增列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考核工作的通知。在进行北大申报设置人类学博士、硕士点的同时，费教授又于1997年10月18日和1997年11月28日，再次分别给国务院学位办和教委主任朱开轩写信，恳请理解和支持增设人类学学科点。他说：“我始终认为，为了使教学和研究工作结合中国国情，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对于我国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自1985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社会学研究所以来，我始终提倡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把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1992年这个研究所正式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实际上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人类学方面的硕士生与博士生。人类学在北京大学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因为在我牵头的社会学博士点中，实际上一向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特色。”最后他表示“培养跨世纪新一代学术带头人，是我们老一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迫切性、重要性不必赘述。我们这一代健在者已为数不多，趁尚有精力，希望能有机会在学科建设上继续出一些力，把北京大学的学科点建设好。”

北京大学在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一方面争取设立学科点，一方面继续举办高级研讨班，自1995年6月开办第一届起，至2001年共举办了六届，一直得到东亚各国和港台学者的帮助和支持。第三届研讨班正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请来了世界各国知名社会学和人类学者举办了“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的国际系列讲座。四、五、六届分别与云南民族学院、厦门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合作在西南、华南、西北地区举办。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老一代学者直接参与了这项培养人才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不但指导研讨班的工作，还亲自讲课，他事先发放文稿，出席时再作即席发言。他的长篇论文有：《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重读〈江林经济·序言〉》、《读马林诺斯基〈文化动态论〉的体会》、《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人类学与21世纪》。他的即席讲话整理成稿有：《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世变方激，赶紧补课》、《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民族生存与发展》。1998年6月第三届研讨班时费教授与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有一个对话，发表为《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社会学人类学》一文，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观点，开创和提倡了“反思”“补课”和“对话”的新风气。

前面已经提到，费教授在第一届研讨班开幕式上说过，这是一次新老人类学者传棒接班的聚会，并再次谈到老一代学者吴泽霖教授提出的“人生天平”观：即衡量一个人一生的事业，有个天平，把你受之社会的和贡献给社会的，自己称一称，你一生的评价就定了，不是你自己说好就好了，而是要在这客观的天平上称一称，看一看。其实这正代表了老一代学者的理想抱负和社会责任心。

从以上对于费孝通教授在1995年前后学科建设的一段活动与讲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一代学者为了建设中国的学科，付出了多少心血，对年轻一代寄予何等的厚望。

时光飞逝，这批老学者现今多已80岁以上，他们有着浓重的“学科意识”，但他们一生中失去的时间太多，也可以说这个学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我们每一代接班人是否想到和看到了上一代的期望和体会到了他们的苦心。学科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继续发展，开拓创新，不仅是每一代人的每个个人要自己抓紧时间，努力前进，还需要有“学科的抱负和意识”，大家团结起来，携起手来，相互配合，凝聚力量，共同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