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

小靳庄南面数华里处，便是董堂自然村。李永成说，该村有位村支书是兰考县著名的农民企业家蔡化幸，半年前他来×乡调查时，与其相识，既然研究村落宗族与能人现象，何不便道访一访？曾多次受到省、市、县领导接见、表彰的“农民企业家”一定是个大能人。上午，李永成独自去商量会见的时间与地点。

下午2时，我们如约赶到设在村集体企业——光华鞋帽公司——内的村委会。在村委会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这位总经理兼村支书的踪影。李永成说，乡下人没有准时赴约的习惯，除非上级官员来检查工作，他们才不敢怠慢。在此干等，不如直接到他家去。

这位“农民企业家”的家，堪称一流的“府第”：临街而建，坐南面北。一排七大间，高大无比。中间门楼独占一间位置，左右各三大间。红墙瓦顶，很是气派。进得门楼，一条很大的狼狗突然窜出，狂吠不已。幸而铁链锁颈，南奔西突，犹令人心惊胆战。庭院内与门楼相对处有一照壁，照壁前栽有数株石榴，满枝红花；照壁之后，栽种各色月季，争芳斗艳。庭院之东西两侧，各有一幢三间开平房，亦甚高大宽敞。庭院南墙之外，是一片树林，高大的桐杨树木，荫庇府旁。主人闻讯，出来叫住狼狗，把我们迎进客厅，客厅内沙发茶几，台桌香案，甚为干净。卧室与客厅相连，各式家具，一应俱全。全村唯一的一部私人电话，亦安装在主人卧室之内。在此穷乡僻壤，有此豪华府邸，富甲一方，令人惊奇。

宾主坐定，李永成递过乡里开具的介绍信，说明我们的来意。我提的问题是：“在迅速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位起主导作用的能人，这种能人有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信念，又有创办集体企业的能力。这种能人何以能在各自发家致富的村民中产生出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促进这样集体致富的带头人大量地产生，而不只是个别现象？”坐在一旁的蔡氏儿子——现在开封大学文秘系读书的大学生——立即领会了我的意思，对其满腹疑惑的父亲说“这位教授所提的问题水平之高，不要说在开封大学，就是在河南大学也是没有的”。他的这番恭维话，大概只引起其父对我来访的重视。这位善于挣钱的总经理似乎不善于理解我的问题，自然也不会理解他儿子的话。于是我转而请他介绍本村及企业发展的情况。访谈记要如下：

一、宗族、自然村与行政村。

在介绍董堂村的概况时，这位村支书是从宗族分析开始的。他说：“董堂村是个大自然村，全村有3个大姓：董、蔡、赵，另有16个小姓、杂姓。董、蔡、赵三姓人口约占全村人口的80%左右，三大姓之间的人口比例大致相等。三大姓都是明初从山西洪洞迁移此地，如今各有族谱，有大家长。族谱在80年代重修过一次。按规定，族谱每隔二三十年重修一次。”

“1988年前，整个自然村划分为3个行政村。1988年后，乡政府将3个行政村合为1个行政村，我出任村长。合了2年，又分为4个行政村：董东村、董南村、董西村、董中村。我出任董中村的村支书。董中村近700户，2 600余人，其中蔡氏姓占80%左右，余为9个杂姓。”我问：“行政村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是否与各宗族矛盾有关？”这位村支书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合成一个行政村，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村委人选很难安排，也很难协调工作。”他说：“台湾有名的蔡氏兄弟集团在80年代末到河南开封来寻根。据统计，在开封市范围内，蔡氏共有8 000余人。迁来河南的蔡氏始祖很可能就落脚在我村。前些年，为了吸引蔡氏兄弟来开封投资，市里决定建立蔡氏研究会。主要考证台湾蔡氏与开封蔡氏，尤其是我村蔡氏的关系。我是蔡氏研究会的副主任。”

农村的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乡村企业，市场经济，劳动力的全国性流动）是促进了村民固有的传统祖先意识、宗族意识与人情往来的增强呢，还是加速了传统文化的弱化？如今看来，向前的“弱化过程”与向后的强化过程同时发生。血缘或准血缘关系及建立其上的习惯行为方式怎么会向两个不同方向同时运动呢？是否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现象呢？这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二、村支书的创业史。

现年48岁的蔡化幸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但这位精明的村民在分田单干时就意识到，光守着几亩土地是永远富不了的。当地村民在冬季有戴帽子的习惯，于是在分田单干的第三年（1986年）就办起全村第一家私人帽厂，雇佣七八个人在家制帽，自己到处搞推销。1988年，董堂村合为一个行政村，“乡里要我出任村长。我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忙碌，顾不上村里的事，答应每年拿出1万元给村委，多少解决一点村委的财政困难。”1990年，行政村重新划分，“我出任董中村村支书，决定搞村集体企业。乡政府也有这个要求。我先带了村委几个人到郑州西部、山东烟台、江苏江阴去考察当地的乡村企业，让他们的头脑开开窍。1992年筹建村集体帽厂。当年投资40余万，全部是私人集资（按：其实是村委及村支书亲属共计12户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挂名村集体企业），村委并无资金投入，但规定占40%干股（按：建厂的土地是村集体的）。1993年投产，获利税17万元。村集体得利部分，用于减免村民的农负，平均每人减免公粮小麦30斤（按：原规定人均上交100余斤公粮）。1994年再按上述方法建同样性质的企业，村委利用集体所得免除村民的大部分农负。1995年再建一厂，村委免除了村民的全部农负。”我问共减免多少钱，蔡说约10万元。我粗略估计该村全部农负的款项，以人均夏粮小麦100斤，秋熟征钱30元计，人均近120元，全村2 700人，全村农负总额是32.4万元。由此可见，蔡在夸耀他的政绩时，有不少虚夸成分。

蔡支书继续说：“1996年，在老厂内又增设一针织厂，我一年办一个厂。截止现在，四个厂的总投资规模已近1 000万元，其中贷款25%，1995年利税达100万。”我暗自思忖，这位声名卓著的农民企业家实在是信口开河：总投资近1 000万元，其中25%来自银行贷款，说明他们的自有资金是750万元，这笔巨款来于何处？在短短的三四年内，靠这几个小帽厂能挣那么多钱吗？事后，一位乡干部证实了我的怀疑。其实，他的四个厂，是同一企业内的四个车间，总投资约3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银行的贷款，能够搞到贷款，确实是他的本事。

在×乡29个行政村中，蔡化幸说只有7个行政村有村办企业。在7个有村办企业的行政村中，以董中村的规模最大。从1992年始，一年办一个厂，且办一个厂，成功一个厂，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全县范围内是没有的。因而他迅速获得农民企业家的头衔。从乡、县、市到省，各级政府给他颁发了各种奖状、奖品。说到此，他到卧室取出一大堆奖状，足足有十几种！在各类奖励中，最令他兴奋的是1995年他被县、乡政府正式聘为国家干部，并享受副乡长待遇。（按：1995年，兰考县专门拿出10个国家干部编制名额，授予带领群众致富的村支书。凡受此殊荣的村支书，其一名子女可以“农转非”。这位率先致富的村支书，在一大堆奖励中，唯独对此感到特别的荣耀，反映了村民对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热切愿望。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国家干部”为标志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以财富占有为标志的经济地位。这一观念，依然是十分传统的。）

三、村集体企业的性质。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与分类，我们无法确定这类企业的特殊性质。蔡化幸创办的光华鞋帽有限公司（我去参观过这一企业），在名义上是村集体的。但这个“集体”，有时指企业的若干投资者，有时指村委，有时指全村村民。从理论上说，村委代表全村村民，但村委成员都是企业的大股东，其中最大的股东便是村支书本人。各分厂厂长及会计都是蔡本人的亲信，掌握着企业兴衰命运的供销人员都由蔡本人培养出来。蔡说：“办企业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批推销员。这三年来，我亲自带出24名推销员。我给他们规定产品的出厂价，而供销人员的全部车旅伙食费、工资、奖金全部出在他们的销售价与出厂价的差价内，以此推动他们的推销积极性，全年在外奔跑，每个供销员平均每年可得纯利2万，好的可达3～4万元。”各分厂厂长、会计、供销员只效忠蔡本人，故这样的集体企业，也可称为蔡氏企业。

的确，企业给村民提供了近百来个就业机会，企业利润也给全体村民带来一定的实惠（虽然没有他说的那样丰厚），但此种类型的企业，因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与扶持，而使蔡氏本人获得远非私人企业所能得到的经济、政治及名誉诸方面的巨大益处。蔡氏踌躇满志地说：“我要坚决干下去，除非身体不好不干，群众不支持不干，上级不让干不干。”

四、蔡氏的心愿。

蔡支书说：“我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让我的四个孩子都受到大学教育，二是替村民办点好事。”现年48岁的他，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初中毕业未能考上高中，他自费送长子进河南某医学院，借宿于该院长之家。如今已取得医学学士文凭，在本村开医疗诊所。现年25岁的次子初中毕业，亦未考上高中，后当兵转业，安排到县工商局工作，一边读成人高校。第三子高考落榜，自费进入开封大学读文秘，尚未毕业，出路已安排好了：任县长秘书。幼女还在读初中，蔡氏在介绍其幼女时，特别强调她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前列。他指望她能考上大学。中国的科举制已废除了近百年，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稍有头脑的村民中，依然十分强烈。村民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背后，是希望子女脱离土地与农民身份的急切愿望。

“能为村民办点好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我相信蔡氏的这番自我表白多少是真诚的。董中村80%的村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虽然分田单干后各家为己，但在这依然保留宗族共同体意识的村落内，似乎依稀残留着“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的文化传统，在这种传统文化内，确有可能产生“想代表并有能力代表村民利益”的人物。至于代表村民群众利益的程度，则完全视具体个人而定。当然，这类村落领袖的利益视野很少越出“本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