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上午8时，我与永成来到漯河市党校。永成在校门口便遇见了熟人——一位40岁上下的党校女教员。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即热情地把我们引至校长办公室。这位中年校长对我们此行的调查计划与目的非常感兴趣，但在表示积极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又说：“对南街村作较深入的蹲点调查太困难了。南街这一典型出在我市，我们市委党校本来就有研究总结的责任。我们多次组织人到南街村去调查，但都参观了一圈便回来了，实在深入不下去。”一听此言，我们不免暗自吃惊：市委党校校长既可通过市、县党校系统，也可通过市、县、乡、村的党政系统进入南街村调查，如果他们只能“绕场转一圈”，那我这个外省市的“陌生人”，何以能“入场”调查呢？莫非声名在外的“典型”，设防更严吗？于是向校长请教难以深入下去的原因。校长说：“每天到南街村去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据说，1995年达到23万人次，平均每天有600余人。为了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他们设有专门的接待办公室，对前来参观的人有一固定的接待程序：登记，送一份介绍资料，到录像厅看录像，然后自己沿街逛逛，打道回府。企业内是不允许参观的，因为要影响他们的生产。南街村的大小领导都忙得很，哪有时间来接待你，除非是中央、省市的官员前往参观，主要干部方出来接驾。他们见过的中央大官不在少数，我这个党校校长算什么官呢？他们的接待站主任出来陪你吃顿饭，算是看得起你了。而他们所谈的，与公开材料上所写的也差不多。”原来如此。

校长因校务繁忙，无法脱身陪我们去调查，他为我们挂了长途电话给临颍县党校校长，请他协助，另指派漯河党校教务处处长小高专程陪同我们前往临颍县。临颍在漯河与许昌之间，离漯河约30余公里。搭上公交车，便与小高聊起天来。据他说，漯河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四市之一，原是个坐落在大沙河（淮河支流）之南的一座小县城。80年代中，列入对外开放城市，升地级市，下辖三县一地区，人口二三百万。近10年来，城镇人口从数万猛增至20余万。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更快，新辟的街道，其车道、路灯、绿化皆按一流标准，两旁建筑颇具现代风格，俨然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宾馆林立，但客住率甚低；商店栉比，但销售额不高；商品房不少，但销售不动。问房价，曰：每平米300余元。“如此低廉的房价，为何销售不动？”曰：“漯河市职工的平均月薪不过二三百元，养家糊口，尚属勉强，哪有余钱买房？有购买能力者，毕竟少数。”我想，中国近10年来的城市开发，多属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行为。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效果，实在值得研究。市场经济内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政治人”。我们要研究“政治人”在经济行为时的背后观念心态与利益。现代样式的道路、楼房与内部装潢，通常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是观念上的问题。这些现代化硬件，因其外显性与可衡量性，而在官吏升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故“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吏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城市基建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来自何处？在内地恐怕一是向银行贷款，二是向农民收敛。因为他们没有沿海城市吸引外资的便利。在缺乏透明度与监督的情况下，各承包商以贿赂形式争取承包权，实难避免。索取这种巨额且隐蔽的贿赂或是“政治人”实现政绩背后的利益动机。将那么多银行贷款凝固在“现代化样式”的钢筋水泥中去对中国经济的今后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这是需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又谈及村落、宗族与村委的情况。小高说，他老家所在村落只有一二百户人家，不大。全村有三大姓，高姓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些杂姓。三大姓皆有族谱，是80年代重修的，他这一代依然按宗族字辈排名。他本人上了大学，进了城，娶妻生子，给孩子胡乱取名，不再按字辈了。问其各大姓间有无矛盾，大姓有无期负小姓的现象，他说：没有。问其大姓在村政权中是否占些便宜，他也说没有。但问其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姓氏，他逐一回忆，方知皆是高姓，于是笑了起来。村内尚有一老父，年60余岁。他兄弟三人或经商，或读大学而移居城市。老家三人的承包地共3亩，全部租让给亲邻耕种。承租者除承担落到每亩耕地上的“公粮”（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及其他款项）外，还需给其父300斤小麦，3亩共900斤，足够老父一人全年衣食。我说，你父亲不是成了二地主了吗？小高说，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习以为常。况且政府也承认承包地的有偿转让。又说，老父在家倒也清闲，养两只羊消遣消遣，不愿到城里跟儿媳们过活。儿子们回家，给父亲一点零花钱，多少并不固定。

说话之间，车到临颍，已是上午10时许。小高引领我们至县党校，校长已在校门口迎候。在内地，你处处能感受到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我环顾一下县党校校舍，两三幢不知盖于什么年代的平房，门窗皆已破损，里面空无一人。校长说，正值麦收时节，老师与学员都回家收麦去了。在校舍之后，有一排近年来新建的二层楼房，约五六个单元。自东而西，书记住第一单元，校长住第二单元。校长领我们到书记家，他正忙于打电话，说是正替我们联系南街村的熟人。书记说，到南街村搞调查，怕不容易，每天来南街参观访问的人那么多，村领导们一般不出来接见。我说，就找几个你所熟悉的朋友来聊聊天。他说，南街村的宣传科长是他的朋友，其余的人并不太熟悉，更少交往。我原以为，县党校的书记、校长，应对近在咫尺的南街村情况十分熟悉，然而他们却所知甚少，令人惊奇。不知是他们出于谨慎，还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于是请他陪我们去找南街村的宣传科长。

宣传科大门紧闭，宣传科长不知去向。只得到南街村接待办去找王主任。有市、县党校人员的陪同、介绍，这位50来岁、中学教员模样的王主任将接待档次稍加提高：他没有把我们引向“登记、购买材料、看录像，到商店里、厂门外、宿舍区走一圈，而后打道回府”的参观人流，而是进入他的办公室。宾主坐定，说明来意：我自我标榜的身份是“上海某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因慕南街村“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之名而不远千里，专程到此，目的是了解“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与集体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调查3天，找几个村领导、村民与外来打工者聊聊天。他的答复极为干脆：“村领导们诸务繁忙，无法接见来访者；南街村详情书内都有，你既远道而来，可以赠书一套；至于找村民、职工谈话，只要他们有空，你随时可找，我们没有任何限制。”说着，从书柜内取出四部书（一部《南街村话语》20余万字，一部《中原风——南街人讲的故事》20余万字，一部《理想之光——南街共产主义小区在建设中》，上下两册，近40万字。）赠送给我，并说：“看完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看来，我的南街之行的唯一收获，便是这四部书。调查成了阅读宣传品，甚为可笑。

已到午饭时分，王主任看了看手表，说：“市、县党校来客，理应由我招待，在此请吃顿便饭再走。你们两位（指永成与我）自费吃饭。我这人实话直说。”虽听了不是滋味，但说得也在理。于是一同随他吃饭去。饭局设在一新落成不久的饭店二楼雅间。说是便饭，烟酒、冷盘、热炒一应俱全。王主任请来饭店经理（姓耿，40来岁）一同入席，六人一桌。这种“公私费”合伙吃法，我生平实为头一次遇到。然酒酣耳热、放言纵谈之际，也不失为调查之良机。现将王、耿两人的谈话要点整理如下：

一、南街村现有村民805户，3 130人，2 006亩耕地。村设党委，下辖15个村民组，村企业组织——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公司下设方便面厂、食品厂、包装材料厂、中外合资彩印厂、胶印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职工1 200余人。农业这一块，在80年代初推行几年家庭承包制后，重新实行统一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实现浇水喷灌自动化，耕播收打机械化。近几年来，小麦亩产平均450公斤以上。村办集体企业，发展极为迅速，1991年，年产值超亿元。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到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1996年产值目标15亿元，利税1.5亿元。在河南村集体企业中，名列第一。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逐年壮大，村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高标准的现代化六层村民集体住宅楼相继建成，绝大多数村民住进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公寓。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集体统一配备，村集体免费对村民供应水、电、气、食用油、面粉等等；村民的入学、入托、防疫治病、人身保险、各项村提留、乡统筹，概由村集体负担。总而言之，南街村正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小区过渡。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王、耿两人都把它归功于南街村出了个好带头人，引路人——王洪彬，归功于王洪彬带出来的好领导班子。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走集体化与共同富裕的道路。（每当谈到他们的好班子时，都流露出无限爱戴与崇敬之情。）

二、王、耿两人对分田到户后，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皆深表不满：农民各自为己，贫富分化，集体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土地分割细碎，农田水利失修，农业产量自1984年、1985年以来，一直徘徊不前；地方各级官吏为民服务意识日益淡薄，只搞所谓“政绩”，急于提升，不计经济效果，甚至贪污腐败；地方治安日益恶化，光靠严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谈及地方官吏的腐败行为时，我问：“中央近几年出台的各项惩治党政腐败的措施能否达到清除腐败的目的？”他们的回答很干脆：“如今腐败成风，只有像毛主席那样发动群众运动，才有效果。”并说：“天天搞群众运动是不对的，但不搞群众运动更不对。”

三、这几年来，南街村出了名。南街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对象或有两个原因：一是南街村集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走集体化、共同致富的道路。正因为我们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所以，不同观点的学者、记者都到南街村来找他们各自需要的东西。有些人是来找精神认同的。当毛主席的塑像被纷纷推倒之时，我们这里却竖起一尊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由民兵日夜守卫；在毛泽东思想受到怀疑、批判的年代，我们这里公开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坚持走集体化、共同富裕之路，而且那样成功，不少仍对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深怀崇敬与信仰的群众、干部、学者、记者都到我们这里来寻找精神认同。这一方面，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的鼓励，成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精神力量。（王披露，邓力群的儿子，在1995年末曾到南街搞调查，总结他们的经验；毛泽东的后裔也来南街参观过，并被南街授予“南街村民”的荣誉称号，他们非常高兴。）也有些人是来捡渣挑刺的，要想证明南街村搞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是“标新立异，欺世盗名”。当然，纯粹出于好奇，来南街看看的，也不在少数。

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受到中央、省市领导的积极支持与称誉。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原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国家计委主任宋健，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省委书记李长春等都到南街来参观过，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鼓励与表彰。

四、当王说到1995年末邓力群的儿子来南街村调查总结时，我顺便谈到外界流传的邓力群的儿子起草的万言书。王悄悄地对我说：“我们很早就得到这份万言书，并在南街村组织过学习。”当我问及南街近四五年来的各项重大投资决策为什么无一失败时，王说：“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专门的投资决策班子。”当我进一步追问北京决策班子的人员时，王笑而未答。

因席间谈得比较投机，我的这顿自费午餐，变成了免费招待。

饭后，县、市党校的陪同人员各自回去，我与永成在南街村找了个下榻处。

下午，与永成逛南街村。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临颍城南，紧靠贯通中国南北、直穿临颍县城的107国道（京深公路），交通十分便利。该村的土地，除村东南角尚存数十百亩耕地外，全被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厂房、村委办公大楼、商店、宾馆、现代化的学校、托儿所，以及现代化的数十栋村民楼房占据。就从硬件建设的标准来看，与我近八年所参观过的数十个小康村相比，其“现代化”标准，堪称第一。在号称发达的浙江沿海，或许也找不到如南街这样的“现代化”程度。

南街村内的“一条街”，仅一两千米，但十分宽阔。在有限耕地上铺建如此宽阔的“标准化”大道，与其说出于交通需要，倒不如说供参观之用。沿街两侧的大楼、厂房墙壁上，悬挂各式标语。各企业的厂房上，写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信用第一，用户至上”的标语。间或能看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这些口号给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于它们的新颖，而在于它们的“陈旧”。对于四五十岁以上的一代人来说，如今已变得陌生的口号，在20年前可以说在中国一切有墙的地方，皆可看到。在南街村的标语口号中，有一条属于创新：“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这就是南街经验的一个自我总结吗？可能是的。在大街东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一尊毛泽东汉白玉塑像。塑像前，有两位民兵昼夜站岗，塑像座底东侧刻有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撰写的题为“饮水思源，重教后人”的碑文。大意是：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村兴旺靠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南街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困走向富裕，在南街村开拓出一块“没有腐败，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精神滑坡的净土”。这座汉白玉的毛泽东塑像耗资二三十万元，竖于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日。从理论上说，“邓小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然而“毛、邓”是有“矛、盾”的。褒此贬彼，褒彼贬此，皆意在不言之中。在1993年的中原大地上竖起一尊毛泽东塑像，这意味着什么呢？！毛泽东思想与南街人的实践之间，是否存在着他们向世人所宣称的那种关系呢？

沿南街村的商业区、工厂区、教学区、住宅区转了一圈，回到宿舍，身临其境，方知在南街找人访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前来参观者太多。东逛西转，也看不出一个名堂来，于是回来读王主任赠送给我的四部书。

晚继续看书，其中确有不少我所需的材料，尤其是作家张宇所写的那部《南街村话语》。张宇在南街村泡了整整一年，其所看所访，自然十分深入；其所思所虑，与我有不少“暗合”之处。一直看到凌晨1点，方朦胧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