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开封党校诸友要我拟一份调查提纲，说明这次的调查目的、项目、方法与日程安排，以便他们采取配合行动。北方人士热情、爽直，只要以诚相待，就迅速成为挚友。整个上午，在旅舍拟定调查计划。就在我草拟调查提纲的过程中，来了几个“调查对象”：他们是招待所请来修理各客房内空调器的修理工，共四人。三个小伙子在拆装空调器，一个中年人抽着烟，在一旁看着。于是我与这位中年男子闲聊起来。
问：“你们这一行，每月能挣多少钱？”答：“临时工说不准。时多时少。”问：“那平均算下来呢？”答：“千把元。”这个月收入数，在开封实属高薪。在本招待所的临时工，合同工每月只有二三百元，在岗的正式职工一般三五百元。于是问正在干活的小伙子，回答是“每月三百多元”。于是我估计这位中年人与小伙子的关系是包工头与雇工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又问这位中年人：“你原来是干什么的？”答：“农民。开封近郊农民。”他告诉我，前几年，他村里的耕地被有关部门全部征用，失去土地的原村民所得报酬是：凡年满18岁以上者，每人每月可领取100元。既不再安排就业，也没有医疗保险，但人自由了，爱干什么都行。我暗自思忖，这位中年人失去了土地，但一是得到每月百元固定收入，二是做了小包工头，每月收入肯定超过“千把元”，该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不料恰恰相反。
我问：“现在你们对毛主席、对邓小平是怎么评价的呢？”“那还用问，当然是毛主席好，邓小平差远了。”“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你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得那么快吗？”然而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从生活水平来说，确实比公社时期提高好几倍了。但我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出来做事还容易些，可村里绝大多数是没技术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一清早去批发点蔬菜来叫卖，那才辛苦呢！”“生活、挣钱，哪能不辛苦呢？过去在人民公社时期，干活不是也十分辛苦，但却很贫困。”听我这么一说，他笑了起来。沉默片刻，又说：“现在社会风气实在太坏。被毛主席消灭了的嫖娼、吸毒、拐骗、抢劫、杀人，什么都出来了。过去可以做到夜不闭户。如今，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还有现在干部贪污个十万、八万，一点也不稀奇。在毛主席时期，他们敢这样放肆吗？”我笑着对他说：“你如今做小老板雇工剥削，在过去不是早被人揪出来批斗了吗？”一句话说得他又笑了起来。过了一会，他说：“如今十有八九的人都说毛主席好、邓小平不好。穷的人，城里工资发不出的人，下岗待业的人，说毛好、邓不好。得到好处，甚至多少发了点财的人也说毛好、邓不好。这件事情，我也弄不明白。”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在80年代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的百姓，既要富裕，又要安全，还要一点平均主义。至于这三大目标能否与怎样协调，这是一个令理论界与政治家们头痛的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一般接受了这个有自由、有竞争、有贫富差异的新秩序，但中老年那一代人，无论他们目前的社会处境与地位如何，往往用原有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评价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若要他们真的退回到那个安全得毫无人身自由、平等得普遍贫困的公社时代去，恐怕极少有人会赞同的。至于这位改革开放的实际得利者也说邓小平不好，理论宣传部分的人或应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社会心理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中午，调查提纲拟好。党校汤老师如约来取，回校打印若干份。我饭后稍事休息，便独自去参观开封市内的包公祠。
替包拯建祠，始于金朝，元明清以降，屡毁、屡建。现在建于开封包公湖畔的包公祠，是80年代中期重建的，规模宏大。有大殿、二殿、东西配殿、半壁廊与碑亭。大殿内塑有包公坐像，像前有一箱，内有大半箱人民币，箱前有跪拜垫，如佛殿然。说明人们到此不只是参观，且跪拜，足见包公还活在人们的心中。包公至今活着，又说明包公当年所反对的腐败现象还活着。反过来说，或更准确地说，正因为地方政府中存在着腐败现象，人民怨恨难申，故希望包青天再世。包公历元明清而威望日增，既是包公的幸运，更是他的不幸。
殿内陈列包公的历史文物、典籍与包氏族谱。山墙上绘有反映包公政绩的壁画。二殿陈列《开封府题名记》碑刻、包公画像、墨迹、诗篇和家训的拓片。东西配殿绘有包公的历史故事与传说。一路看去，细细品赏，脑海中翻腾着历史与现实的穿插对照，历史与现实的场景，时而拉开，时而缩短，时而融为一体，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开封府题名记》碑载，从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这145年时间内，担任过开封知府的府尹（今人所谓“市长”）共计183名，每任的平均任期不足十个月。包公是第93任，任期是一年零四个月，从皇祐二年到次年六月。可见，包公在开封的任期还算是长的。秦汉后，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故官职有任期。宋代地方官职通常三年一任，但从宋代开封府情况看来，满任调迁的只是特例。又宋代广泛采用回避制，本地人通常不出任本地官。如今，回避制与频繁调任制都被我们所继承，看来弊大于利。这次河南调查，对县、乡主要官员的实际任期及利弊，应给予充分重视。
包拯被时人尊为“青天”，关键在于“不徇私情，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以及“为民作主”。殿内所示的包公事迹，大多集中于此。宋代便有民谣称包公“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关节”一词，至今活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与行为方式中。中国人讲的是私情，行的是“关节”。习惯于用攀亲戚、拉关系、请客送礼等方式解决自己的事，故而在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与人们的政治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其病与其说在于人，倒不如说在于我们传统的习惯行为方式之中。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包公一生，为官清廉，但怕其子孙为官贪滥，故死前定家训，刻石碑，竖于堂屋东墙。其文记入《宋史》：“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祖墓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不知包公后裔有几人出仕，是否遵从祖训？我想这条家诫，在古代或有一点作用。因为古人的家族观念不同于今日。在古人看来，家是一个悠长的过程，继往开来，连绵不绝，“祖墓”与“子孙”都是家庭的一部分。“有家难归”，在现世便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处；死后不能归葬祖墓，便不得血食，成为孤魂野鬼。如今出仕为官者，皆奉唯物主义，哪还信这一套。当今包公不知以何来训诫他的子孙？！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名言。过去，我只把这句话单纯地理解为当代史学家总是从当代的条件兴趣与识见出发去描述并释解历史，如今看来太肤浅了。这一判断的实际含义，或在于，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当然，变化是有的。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习惯行为里，甚至在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与制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