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　当代采风

上午八九时许，永成来河大招待所，商议以后几天的日程安排：13日下午3时，前往开封党校，住党校招待所。14日上午，给全校三个班级学员作《传统与现代化》学术报告。15日上午，给党校全体教师作《调查与治学》学术报告。16日上午，由汤小平老师陪同我到他的杞县老家作调查。19日返回党校。20日，由李永成陪同我到开封县某乡调查。

到开封党校作两场学术报告，对于我下一步调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班的学员，都是市、县、乡的党政官员。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调查资料库，且通过他们，可顺利到达各调查现场；党校老师，也可为我提供更多的社会关系资源。

下午4时，永成随车来接我至开封市党校。党校坐落在开封市西北角，占地80余亩，环境幽静。永成刚给我在招待所安排停当，副校长程子良、科研处处长田野即来宿舍表示欢迎。四人坐定，话题很自然转入农民负担，计划生育，贫富分化及地方党政腐败一类问题上去。他们说，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经常议论这些问题，但大多就事论事，且夹杂着许多忧虑和牢骚。党校所教的是邓小平“中特理论”（注：他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简化为“中特理论”），学员基本上是市、县、乡三级地方党政干部。但这个理论无法全面深入地回答学员们所提出的各种尖锐的现实问题。教员已昏昏，何能使学员昭昭呢？

晚饭后，田、李陪驻马店党校的老师小杨来我宿舍过夜。他们都来自北方农村，对村落情况比较熟悉，因而谈及北方的村落规模与宗族姓氏结构。

我说，中国南方山区丘陵一带，或因受地形、水源与耕作距离的影响，村落规模一般较小，且农户住宅、庭院及村内道路的布局很不规则。小到三家村，大多二三十户或四五十户人家。只有在河谷川地才能看到规模在一二百户以上的大村落。就是在杭、嘉、湖与苏、锡、常平原一带，村落规模也以四五十户人家为主。但华北平原的村落一二百户人家的规模十分普遍，三五百户的也不少，有的村落甚至达到一二千户。所有村落内住宅、庭院排列有致，村内道路南北垂直，这种整齐规划似乎是北方城市的原型。但北方村落的规模为什么普遍比南方大呢？要知道，村落规模过大，势必增加从农户到耕作地的往返距离。

李、杨说，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但他们生活在北方，习以为常，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开封一带的村落，大多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这一带村民的祖先大多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迁来，历经五六百年，故村落规模较大。我说，一对夫妇，经五六百年的繁衍，如今后裔足有数万之多，哪有那么大的村落。历史长短是一个因素，但决定村落规模的根本因素一是平原村落，耕地皆在村落四周，不像南方丘陵山区的耕地那样分散。因而，一二百户，甚至三四百户的村落，其中心到村边耕地的距离不过数百米，最多千米左右。二是北方人、畜饮水，皆来自水井。古代社会打井并不容易，全村赖此井为生，故村庄规模较大。

在商丘有六年农村插队经历的田野说，初到商丘地区，给他的突出印象是那一带村落规模小而密集。二三十户、四五十户规模的村落十分普遍，上百户已算是大村落了。商丘地区在开封以东，同处华北平原，两地村落规模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异？是历史年代的长短吗？不是，因为那一带村民传说他们的祖先也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来的。那里村民也饮用井水。据他分析，很可能与解放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两地社会治安状况好坏有关。开封一带，水旱频仍，兵匪出没，地方治安状况历来很差。村落规模较大是为了聚村自保，共同防范土匪骚扰掳掠，这或可备一说。

我说，全村一姓一族的称为单姓村；有一二或二三大姓兼有若于小姓的称主姓村；姓氏较多，且分不出主次的，叫杂姓村。据此分类，华北地区的村落以何类村落为主？他们说，从开封、商丘、驻马店地区来看，单姓村与杂姓村较少，绝大多数村落是主姓村。田野说，他在商丘插队的那个村，就是一个主姓村，全村26户（据1975年统计），只有三四户为两个小姓，余皆姓马。小杨说，他的老家在驻马店平兴县，也是一个主姓村。当问及主姓村内各小姓的来源时，他们说有三个来源：一是投亲靠友的，二是佃农、长工在土改时落户的，三是上门女婿。当然，大姓未必是村内最古老的宗族。同一村落内的宗族成员的多少，往往与男性子嗣的繁衍速度密切相关。老宗族传数代或十数代而绝户的往往而有。

我想，中国社会学应建立农村社会学，而农村社会学内，应设立一门村落社会学。这不仅是因为至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村落内，而且村落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若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必须从村落开始。

晚9时许。李、田告辞。我与小杨躺在床上继续闲聊。小杨毕业于郑州大学哲学系。前几年分配到驻马店地委党校任教。当我问及地方吏治状况时，他告诉我许多顺口溜。

1. “股级升副科，得花八千多；副科升正科，得花一万多。

正科到副县，得花三五万；副县到正县，也得七八万。”

2. “要想富，调干部。”

3. “只跑不送，原地不动；

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不跑不送，降级使用。”

4. “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5. “三五场酒宴不醉，三五夜麻将不瞌睡。

三五个女人不累，三五万不算受贿。”

6. “早晨吃小鸡，中午喝小曲，晚上搂小妞。”

7. “喝酒，你请我，我请你，

麻将，我邀你，你邀我，

睡觉，你搂我，我搂你。”

我问小杨，这些民谣是从哪里听来的，他说，都是党校学员们告诉他的。地委党校学员，都是地市、县、乡地方党政官员或公务人员。我一直想查询此类民谣的制作者与传播者属于哪一社会阶层。是广大村民群众吗？看来不是。一是我所走访过的村落中，从未听说过这类民谣的流传。二是一般村民对乡及乡以上官场情况是不熟悉的。是大中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吗？看来也不是，他们可能参与传播，但非制作者。此类民谣的真正制作者与主要传播者，很可能是地方官场本身。因为他们熟悉官场内部的各种情况。那么为什么官吏本身制作与传播讽喻自己腐败行为的民谣呢？原因或有两个：其一，在地方各级党政机构与部门内，有权力腐败的毕竟是少数人，未腐败者对已腐败者不仅心怀嫉妒，且有一种道德愤怒。民谣便是这些道德愤怒的表达。其二，沾染腐败习气的官吏对自己的腐败行为未必加以道德认同，尤其近些年来，有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他们有能力制作民谣并乐于传播民谣。大小宴席中，饭前酒后的谈话往往是这类民谣的传播之地。小杨同意我的上述分析。

或许民谣并无具体的作者，它是一种“集体创作”，一首民谣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再创作”的过程，从而形成不同版本。民谣也非实录，而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此，民谣所指的，与其说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民谣的广为流传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它表达了普遍的态度与情绪。社会学调查中，应将这类态度与情绪视为一种重要的客观的“社会事实”。民谣虽非实录，但确有一定的客观根据。民谣大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并非没有实据，而是很难找到实据。唐代专设“采风使”一职，四出收集民歌民谣以观地方吏治与民风，实是一种优良制度。可惜这一良法美意废之久矣。

聊罢民谣，小杨又告诉我一件颇具神秘色彩的奇事：两三年前，在驻马店某县某乡某村某农户的土墙上，突然显现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影像。消息传出，前去参观者络绎于途。有人以为是毛泽东显灵，故而前往烧香礼拜者不少。在朝拜者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地方官员，有知识分子，也有退休军官。据说，该户主因收受供品与礼钱而发了财，盖起新房，老房子变成专门供人祭拜的神庙了。我问小杨：“土墙上有邓小平肖像？”他说，“邓公未死，哪会显灵？”又说，“如今河南民众对邓并无多大好感。”

我来河南才一月，深感毛泽东的神灵在中原大地到处游荡。乡村农民、城市工人、出租司机，甚至在地方官吏与教员中，怀念、颂扬、崇拜毛泽东的言论可谓不绝于耳。河南是受大跃进之害的重点省份，驻马店、信阳地区更是重灾之中的重灾区。据云死于饥饿者达百万之多，几占驻马店、信阳地区当时总人口的10%。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农民才第一次得到温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旧的现象？是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残余？是邓小平没有搞个人崇拜？是内地民众的“愚昧落后”？看来皆无法解释。我决定亲往“显灵”处考察。小杨说，他也只听传闻，愿陪我前往参观。

是夜，两人一直聊到凌晨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