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汤某的庭院占地近半亩。在简陋的门楼与土坯围成的院墙内有两栋呈“L”型布局的平房。朝南的正屋作客厅与卧室之用，西向的配房作厨房与贮藏室之用。外砖内坯的墙壁，显得特别厚实。户主说：“土坯是自己打制的，砖也是自己烧制的，建房所需的木料是自己栽种的，只有屋顶上的瓦，一部分是购买的，一部分拆自老屋。村里在七八十年代盖的房子都是这样。在六十年代盖的房子中，土坯墙、麦秆顶占大部分。如今这样的坯墙草屋已不多了。”在客厅与卧室之间并无板壁相隔，这或是为了节省材料；后墙不开窗，户主说，这是出于习惯。庭院内养着两头黄牛，一大一小，一只羊，若干鸡，还有几只鸽子，没有养猪。户主说，“养猪耗粮，养牛吃麦秆还能耕地，前几年养牛能赚钱，今年价格下跌了。”院内有一架手压式水井。

汤某全家五口人，一妻二子还有一位84岁的老母亲。长女在杞县小学教书，不常回家。次子正准备今年考高中，如今放假在家，帮家里干点农活。“只要他能考上高中，大学，我们总设法让他读上去。做农民实在太辛苦了。”老汤这样说。他家虽然五人，但承包了六个人的耕地。前几年老父病故，承包地没有重新调整。汤庄人均承包地2亩多一点，比其他村组略高一些。户主说：“俺村土改时人均有五六亩地。”汤庄人均耕地为什么比邻村多呢？“俺村在解放前有四五户地主。最大的一户有土地360余亩。”也正因为该村人均耕地较多，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一代人至今仍向土地讨生活，很少向外谋求发展的机会，这恐怕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江苏省南通、海门一带在公社时期，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村甚为普遍，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出无数走遍全国的大中型建筑工程队。在全国第一个实行土地承包制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人均耕地有四五亩，据说至今在土地里刨食。汤某全家五口，两个农业劳动力，承包十二三亩耕地，加上家庭饲养业，够他夫妇俩终岁劳碌了。

吃早饭时，我们一边吃红薯片汤与馍馍，一边谈这一带村民的主食问题。

我问汤某：“如今农民生活怎么样？”他说：“生活好多了。”又问：“生活好多了，表现在哪里呢？”他提起手里的馍说：“如今全年能吃上白馍了。”一个上海知识分子若不听完他下面的一席话，是无法理解这一答复的全部意义的。

这位年近六旬的老农说：“解放前，俺村有四五户地主，其中一户有耕地360余亩，其余几户百亩左右。在北方，有360亩土地，算得上大地主了。全村只有这一大地主家才全年吃白馍。他家有七八口人，能全年吃白馍的也只有两人：一是地主本人，一是地主的老娘。他的妻子、儿女也只有在农忙与节日才能吃白馍、喝小米粥。一般农户吃的是红薯干片与高粱窝窝头。农忙时吃三餐，农闲时两餐。高粱窝窝头是连壳打成粉制成的，粗糙难咽。而且，这还是正常年景，一遇水旱之灾，连这也吃不上。

“在土改、合作化期间，社会生活安定了，在吃的方面也有所提高。逢年过节与农忙时能吃上麦粉加高粱粉的馍馍。在1959年到1961年间，吃榆树、柳树、槐树叶，村里饿死不少人，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特殊情况，不去说它。1962年从安徽引进一种高产红薯，一直到80年代初，我们这一带的主食都是红薯。将红薯切片晒干后煮着吃，将薯干磨成粉，做成红薯窝窝头，或制成红薯粉条。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全年每人能分配50斤左右小麦。少的年份只有二三十斤，最高的年份（1980年）才90斤。这年小麦特大丰收，每人分到90斤，在全县范围内还是第一次。杞县广播站还为此事作过一次专门报道呢！

“1983年实行承包后，全村的主食才由红薯片换上白馍。现在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解放前，只有大地主才能吃上白馍哪。要我说起来，还是改革开放好，还是邓小平的政策好。”

我问：“如今全村的农户都能常年吃白馍吗？”他说：“一般来说，都能吃上白馍。在全村四五百户人家中，真正的缺粮户大约有一二十家。”我说：“人均二亩耕地，怎么还会缺粮呢？”他说：“我们这一带土地比较瘠薄，灌溉条件较差。平常年份亩产五六百斤，也算不错了。有些人家也只有三四百斤。这些人家底子薄，化肥用得少，浇水遍数少，肯定影响产量。有的缺乏劳动力，管理得差。这一二十家贫困户，每年缺粮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要靠亲戚朋友的接济。”

我在北方村落农户的采访中发现，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馍，在全年有多少时间吃上白馍”作为衡量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准。每听他们言及“如今能常年吃上白馍”之时，欣喜满意之情都溢于言表。至于视“能常年吃白馍”为当然的乡村年轻一代，他们以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尤其以暴发户的消费方式为参考线，他们的所思所虑所求，与他们的父辈已很不一样了。

早饭之后，汤氏夫妇下地干活。汤老师陪我到村里转了一圈，看看住房状况，与相遇的村民聊上几句。在村头碰到推板车下地干活的年轻村支书，约好下午去拜访他。回来后，与汤老师继续讨论吃的问题。

一、“常年吃小麦”，只是说小麦在北方农村已成为主粮。秋粮中的玉米、红薯、小米等杂粮还起着辅助粮作用。如何提高小麦的单位产量，依然是北方麦产区的大问题。

二、历史选择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自有它必然的原因。土地承包制使各农户的人均耕地齐一化（当然各组、各村并不相同），但家庭劳力配置状况受许多情况的制约。汤庄四五百户中有近二十户缺粮，同样的耕地，使用效率明显低于一般水平。这些既弱且贫的家庭，无力添置必要的农具，或无钱增加化肥农药的投入，或缺乏必要的劳动投入，致使单位产量低于平均水平，更无力获取农业外收入，成为村里的贫困户。父辈的贫困又会成为子辈贫困的一个原因。对各村皆存在的此类特殊农户如何进行社会救济，也是一大社会问题。

三、从我所调查过的三个村（开封县之任庄，兰考县小靳庄，杞县之汤庄）来看，村民只是“吃饱”而已。绝大多数农户平时所食之菜，只是自制的咸菜与酱两种。食油、蔬菜、肉类，主要集中在三大节日（麦收节、中秋节、春节）与招待来客。汤小平说，开封所辖五县村民所食基本如此。北方各农户很少有专门的菜园子，没有自种蔬菜的习惯。问其所以，有的说怕偷，有的说缺水。1988年末，我到海南省苗黎山村去调查也发现他们没有种食蔬菜的习惯，究其原由，也说怕偷。

四、“大吃大喝”被村民视为一种奢侈性消费行为。在以“吃饱”为目标的生存经济中，“大吃大喝”既是一种富裕的显示，也是一种慷慨待客的礼节。在中国官场内的“吃喝之风”屡禁不止，或与乡村文化内发展出来的这种待客礼仪有关。村民所指责的地方官吏腐败行为，很大一部分是指乡村干部的大吃大喝，但他们所指责的行为，恰恰是他们自己所习惯的行为。

下午，如约往访年近30岁的汤支书。汤支书高考落榜，回家务农，由村团支部书记而升任村党支部书记。访谈记要如下：

一、宗店乡共有15个行政村。汤庄村为全乡第二大村。据1992年人口普查，全村3 152人。现有户数、人口数目，他并不太清楚，因他上任才数月。村辖11个村民小组，共有3个自然村。汤庄自然村，以汤姓为主，占全自然村人数约80%，刘姓约10%，其余五六杂姓不足10%。王魏自然村，魏姓占50%，王姓约40%，其余二三小姓近10%。张广地自然村，张姓占90%以上，余为三四杂姓。各村大姓，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几乎都重修过族谱。“村支书在处理农户间矛盾冲突时，一要秉公办事，二考虑到宗族关系。”农户间的矛盾纠纷，通常不会发展为他们各自所属的两大宗族之间的矛盾，但很有可能成为两大家族（注：这里的家族，指同一祖父母或父母的兄弟姐妹各家庭之总和）之间的冲突。在年轻一代的交往中，感情的深浅似乎比血缘更重要。

二、关于农业剩余劳力向外、向非农转移的情况。汤支书说，宗店乡有若干乡办集体企业，如纺纱厂，织布厂，翻砂厂，砖瓦厂，面粉厂。规模很小，且实行个人承包，吸纳本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其有限。全乡15个行政村，在县、乡政府的一再督促之下，都试办过各种各样的村集体企业，但或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或产品没销路或内部不团结等原因，皆失败。至今为止，全乡没有村办集体企业。本村前些年集资办集体养猪场，栏舍盖好了，但没钱购买饲料与猪仔，再向村民集资，村民不同意，搁了下来。“如今要办集体公益事业很难，一是要向村民集资，他们不愿意，二是村民对乡村干部普遍不信任”。

汤支书说：“仅汤庄一个自然村，近十年来历届高中生有30余人，初中毕业未考取高中者更多。我们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怎样赚钱，到何处去赚钱。办企业，一是缺乏资金，二是风险太大。前几年我们几个落榜高中生一起商议，想利用村里的池塘养鳖，但一算投资，要七八万元，且技术比较复杂，风险太大，议而未果。村里的中老年人全部从事农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大多从事农业。只是在农闲时，有些人做点化肥、农药或粮食买卖，赚不了几个钱；有些人随乡建筑工程队做泥水木工；有几个人花上二三百元买一台爆米花机，到开封、郑州一带去爆米花。据说还能赚钱。总之，经过初、高中教育的这代年轻村民，都感到窝在村里，守着这么一点土地是不行的。说实在的，土地只能管个肚皮，要花钱，还得找其他门路。但机会很少。在我们村里，光是杂货店就有好几家，你办，我也办，结果大家都赚不了几个钱。

“要在城市里站住脚跟，谋求发展是十分困难的。能否在城市谋到机会，关键因素是有无社会关系。在全行政村范围内，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只有几家打进城市。一家在开封做小饮食生意，一家在开封做布匹批发兼零售，一家在郑州开小饭馆，一家在郑州某中学承包蒸馍厂。这四家经济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城里去了，村里的承包地转给他们的父母或兄弟耕种，也有转包给其他亲友的。村里对这类私下转包并不干涉。反正农业税、提留、统筹款由后者承担。这四家能在城里谋得发展，其实都有亲友的帮忙。一旦他们在城里谋得较固定职业，便租房，接家小，全家搬到城里去。如他们扩大了业务，需要帮手，便到村里来找亲友。到农闲时，村里有好几个人到郑州那家蒸馍厂去做工。”

在我蹲点调查的前两个村中，也曾听到过相同的故事。其实，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农村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流动现象。某一乡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与城市转移的方向，规模与速度，一般来说，受制于三大因素：一是人均耕地的多少，二是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的有无与多少，三是乡村企业的发展状况。对于世居村落，世代务农的中西部广大村落的村民来说，剩余劳动力的这一历史性转移过程是十分艰辛的。在现存的城市户籍制度与住房制度的制约下，能在城市内获得稳定的职业与住所，从而将全家迁往城市的村民，只能是一个极少数。

三、又是一个合作而又散伙的故事。

我问这位年轻的村支书：“经商办企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一缺资金，二缺技术。”我说：“缺乏资金，可用合作股份的办法解决。技术嘛，对你们这批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学起来并不太困难。村办企业，又不需要高新技术。”他稍加思考后说：“问题在于很难长久地合作下去。”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个他所亲身经历的故事：

“前几年，豫西的棉花市场开放。我想做棉花生意，资金不足，于是我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商议，合伙做生意。当时共四人，商定每人出资2万。一个负责采购，一个分管销售，一人过磅，一人做会计，分工协作，风险共担，利润均分。合作了半年，各生猜忌，互不信任，结果不欢而散。这种事，村里还有多起。没有一个合伙组织能坚持一两年以上的。据我看来，凡合伙做生意，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大抵散伙。做生意有亏有赢。亏了，有人不肯赔钱；赚了各争多少。在合伙经营中，明知有人做小动作，起初碍于情面不说，到了忍无可忍，便相互指责，散伙了事。”

我想，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家庭，在农村集市发生的家庭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过程，主要是个人行为。超出集市范围内的工商经济，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组织，建立新型工商组织的经验确实超出了村民的传统行为习惯。在农村剩余劳力向工商经济转移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通过各种尝试、失败、再尝试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私营组织、集体组织与合作组织。在成功的村集体企业组织内部，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位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而各种类型与规模的合作组织，大抵以散伙为结局。在汤支书所述的合作事例中，我们看到，第一，他们意识到合作对合作者都有利。第二，他们也为合作而协商制定“游戏规则”。那么，已经获得这两点认识的村民为什么会散伙呢？根本原因是他们为各自的眼前小利而随时破坏他们亲自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结果他们也是知道的：他们因而失去了合作可能带来的长远的更大的利益。我想，对亲自参与制定的合作规则的尊重与自觉服从，或是中国村民，乃至中国人最缺乏的现代意识。缺乏这种现代意识的国民，是无法建立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

四、关于村支书一职。

汤支书就任“村支书”一职才数月。前任是他的父亲。“村支书”可说是他家的“世职”了。在谈到这一职务时，他说：“现在做村干部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一是报酬实在太低。二是吃力不讨好。”这是实情实说。

“做村干部的利少害多，为什么还有人做呢？”事后我问汤某，他说：“有人叫他做他也不做，也有不少人争着要做。俺村四年换了三个村支书，都是他们七八家轮流着做。做村支书明的好处确实不多，但暗的好处不少。村里的账目从来不公开，谁也不知他们得了多少好处。”又说：“在方圆一二百里之内，我敢说孤门独户的人家做不了村支书，兄弟少的当不上村干部。凡能做上村支书的，都是上有靠山、兄弟多、拳头硬的家族。”这是许多农民眼里的村支书。

晚饭后，汤某陪我们逛村落，访若干农户，回家已是9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