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上午，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南街的宣传科长，然而他婉言谢绝了我们的采访。他说：“那几本资料上所写的，比我所讲的要详细得多，我实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告诉你们。”转而去找前天陪同我们吃饭的耿经理，说是去参加集体收割劳动去了。夏麦开镰收割，大小干部一律参加农业劳动，这是南街的一条制度。看来，没有中央与省市的官方背景，到南街只能“参观”，无法深入“调查”。南街所有企业的大门口，都写有“工作时间，谢绝参观”的字牌。如贸然闯到村民住宅区去，既不方便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决计离开南街村，前往巩义县的竹林村。巩义县的竹林村与临颍县的南街村、新乡县的刘庄、小冀镇的第五村民组，同为河南省的“四朵金花”。

中午时分，车抵许昌。忽然想起许昌乃曹操定都之地。曹操当年在此屯田积谷，东征西讨，或仍有遗迹可供瞻观。永成说，有一八里桥，相传是关羽挑袍辞曹处，今有纪念馆。于是在车站寄了行李，搭车前往八里桥。

八里桥如今已辟为公园。宽阔的穹形石桥横跨数十米的河上，桥前矗立一尊关羽跃马持刀的高大石像，由数百块石头嵌拼而成，粗犷雄伟。雕像四周围着石栏。石栏前有两块碑石。从碑文中得知，关羽雕像及石桥是两位台商出资建造的，为的是仰慕与表彰这位“千古第一义士”。过石桥，有一规模甚大的关帝庙。据说，现存的关帝庙是清代重建，在80年代由许昌市政府拨款百万重修的。该庙有山门、仪门、拜殿、暖阁与东西庑廊。在东西庑廊壁上绘制着关羽生平事迹的壁画，材料皆取之《三国演义》。据该庙管理人员说，每年来此进香拜祭的港台、东南亚华商不在少数。据山门前的说明词，在此立庙祭祀关羽，始于宋代。岳飞北上抗金，途经此地，曾设土坛祭拜关羽，当时关羽的头衔是“昭烈忠义关王爷”。此后，此处关羽庙屡毁屡建，在明崇祯年间，地方乡绅请旨重修关羽庙，关羽进封为“降魔护国关圣帝君”。为什么关羽死后近一千年内默默无闻，一千年后却由将而王、由王而圣、由圣而帝而神，且为佛、释、道三教所共同信奉的神灵？我不知道有谁研究过我们民族的这一精神文化现象。

《三国志》内列传人物或有二三百人，其中著名将领或有百余，何独关羽近千年后由将而王、而圣、而帝、而神？实一“义”字耳。当一个社会开始大力表彰某一伦理精神及具有该伦理精神的道德英雄时，说明该社会迫切需要这一精神但又缺乏这一精神。中国自宋后，家族内部的分化及社会流动似乎加快了。各种超家族的社会中间组织进入了它的发展时期。那么，各种从家族村落内分离出来的异姓成员以何种原则与精神结合在同一个组织之内呢？是依靠家族之内的孝悌原则吗？是依靠各独立成员平等协商的契约原则吗？看来都不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原则，那便是“义气”原则。这种组织是自愿达成的，多少带有契约性质，但又结成类似于家族内部成员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的基础是“恩报”（感恩图报）。建安五年，曹操率军击小沛，擒关羽，却待若上宾，礼之甚厚。关羽感恩，助曹操击杀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曹操有久留关羽之意，派张辽去打听关羽的去留意向，关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备）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赏赐，关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刘备）于袁军。《三国演义》据此敷演出一段“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挂印封金；长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这说明刘、关、张这一军事政治组织的结合原则是恩报伦理关系。我们在明清，直到民国时期的各种秘密结社、商业组织，及至读书人的文社、诗社内，都可以看到这一结合原则的具体运用。因而都需要关羽的“忠义精神”。

我之所以重视对关羽现象的研究，是因为这种以恩报为中心的结合精神至今依然活跃着。在我看来，南街村的王洪彬与他的干部、村民的关系，他的威望的形成，权力的运作，都与恩报关系密不可分。

下午2点30分，离开许昌。3点30分经长葛市。4点到达新郑市。新郑，古郑国之国都。5点至河南省府郑州。6点50分经荥阳。当年刘、项的拉锯战就在这一带。但楚河、汉界，鸿沟早已不复存在。7点至上街区。上街向西，进入丘陵地区。初见窑洞，甚觉新奇，以前我只在电影里看到过陕北的窑洞。7点25分进入巩义县城，如今已晋升为巩义市。水泥厂、耐火砖厂，很是密集。近晚8时，抵达郑—洛公路旁的竹林村，如今已升格为竹林镇。时间已晚，就在建在公路边的“竹林镇接待站”下榻。悬挂在接待站大楼前的“热烈欢迎江总书记莅临竹林视察”的大幅标语尚未撤除。（6月4日，江泽民曾来此视察。）

一路颠簸，饥肠辘辘。幸而招待所食堂还供应饭菜。整个餐厅只有我们两个人就餐。竹林比起南街，清冷得多。永成说，南街出名得比竹林晚，但近几年来名声盖过竹林，故慕名而往南街者每日有数百上千。

我们要了一瓶啤酒，三盘炒菜，顺便与一服务小姐——一位十七八岁的乡村姑娘——聊天。她的老家在巩义市40里外的大峪沟。前几个月，经熟人介绍来此做招待员，月薪二三百元，管吃、管住。这里的“老板”待她挺好的，她很满意这里的工作。以前，她在洛阳给人做保姆，工作很不稳定。她说，她初中一年级便辍学，原因是学费太贵，交不起。山区中学，往返不便，一般都要住读。学生自备粮食，全年需交纳各种费用1 000余元。学校克扣学生伙食费，因而伙食甚差，学生普遍营养不良。农忙时节，老师们常差遣学生们去耕种老师的责任田，而作业往往交给家长或成绩好的学生去批改。她说，她的那个班级，到初中二年级时，大部分学生都退学了。

问及她的父母时，这位姑娘黯然伤神，几不能言。她说，前几年，她父亲因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邻居的女婿用石块击破她父亲的头部，重病在家，几乎丧失劳动力。邻居的连襟是中学教师，唆使学生殴打她的哥哥，如今她的哥哥辍学到广州打工。家里还有一弟，在读小学。全家五口，承包5亩责任地。今年遭旱灾，加上家里缺劳力，只收1 300斤麦子（注：平均亩产260斤），交了公粮所余无几。（问她今年每人要交多少斤公粮，她说这几个月没回家，不清楚。）

这番闲聊，引起我两点思考：一是贫困山区高辍学率之根本原因是家庭贫困和学杂费太高。学杂费过高的原因是教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提高了，而地方政府财政无法满足教员的“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故而变出各种名堂向学生家长搜刮。如上述分析大体正确的话，那么所谓“希望工程”对降低辍学率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如今，“体面的生活标准”对一切人都是一道无形的但又是强制性的“律令”，它迫使一切人向它攀比。地方党政官员与教员自然不例外。二是在公社体制向乡镇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凡行政村一级的党政机构处于瘫痪与半瘫痪，或宗族化甚至村霸化的地区，乡村社会似乎重新回到了它的“自在状态”，各家各自为政，各家族之间恃强凌弱，恃众暴寡，贫弱无依者忍气吞声。

晚10时，回旅舍就寝。整个四层大楼内没有卫生间，旅舍内只有半桶水供两人早晚之用。问服务员，说，竹林村无水源，每日用水从七八里外运来，只能将就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