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督、将军
杜凤治宦粤十几年，这段时间有过三位两广总督。他到粤时，两广总督是瑞麟（1809～1874）。瑞麟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是晚清任职时间最长的两广总督（此前还当了近两年广州将军）。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同英法联军作过战，是广东早期洋务运动的主持者，生前为文华殿大学士（故日记中称之为“中堂”） [87] ，死后谥“文庄”。清廷赞扬他说：“在粤十年，练兵训士，绥靖边疆，办理地方事宜，均臻妥协”。 [88] 这自然是溢美之词，不过，瑞麟任粤督那十年，确实是近代广东相对平靖的时期。
瑞麟去世后粤海关的报告提到，与瑞麟接触过的外国官员都对其交口称誉，并说“他完全可与欧美的模范政治家媲美”。 [89] 杜凤治当了瑞麟八年下属，且有几年为首县南海知县，经常要谒见瑞麟，瑞麟对杜凤治也很赏识。日记中对瑞麟有不少感激、钦佩的文字，但杜又毫不隐讳地记下有关瑞麟的负面事实及评论。迄今学术界对瑞麟研究甚少， [90] 如果要研究瑞麟，杜凤治的日记当为重要史料之一。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得知瑞麟病重的消息，在日记中评论：“中堂在此已十年，诸凡明晰，性复和平，是一最好伺候之上司，且于广省公事亦非无功效者。如竟以病而去，真令人念念无已。” [91] 这完全是站在一个州县官的立场发出的感慨。
瑞麟作为清朝在广东最高级别的官员，对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不遗余力，也颇有经验和成效。瑞麟处理对外事务，以同外人相安无事为原则，经常妥协退让，对内则以强硬手段治理。方耀、郑绍忠两部在清乡时滥杀，得到瑞麟的许可和鼓励。瑞麟有一个瘫痪的儿子，天天咒骂父亲何故尚不死，杜凤治觉得这是瑞麟纵容方、郑滥杀“伤天和不轻”的报应。 [92] 晚清广东审判盗案实行“就地正法”，这本来就容易造成滥杀冤杀，瑞麟较之其他高官更主张从快从重多杀人，谕令不必管有无其他证据，“既有供词，即可杀之”。 [93] 下属的文武官员多数就秉承瑞麟意旨以严厉手段惩办盗案疑犯。
瑞麟是广东官员群体的最高统率者，对待平民百姓严厉，但对下属官员则不失为一个有威望、有能力、有度量的“好上司”。他位高权重，处理官场事务既有决断也很圆滑，能维护官场的规矩和官员的整体利益，对细节也并不昏聩糊涂。杜凤治认为，瑞麟“为人诸凡明澈，且有决断，其短处唯喜听小人谗言”。有一次，瑞麟对杜凤治谈起粮道贵珊宦囊积蓄数目以及吸食鸦片、爱好男风等隐私。 [94] 他显然有不少渠道和办法掌握下属的情况。
瑞麟对下属官员很注意保持亲切谦和的风度，如果单独接见下属，即使是首县知县，也会让到炕上坐，远比其他高官亲切。 [95] 有一次杜凤治感冒请假几天，销假后瑞麟一见就问候杜是否已痊愈，日记写道：“中堂于此等处最讲究。” [96] 同治十二年文武乡试和旗营、绿营大阅结束后，杜凤治为下乡催征禀辞，瑞麟对他说：“自八月文闱起，继以武闱，又逢大阅，日夕忙忙碌碌，直累到如今，费财费力费心，真亏你们，现可少憩，又要下乡乎？” [97] 杜凤治听了觉得很暖心。瑞麟对官员各种不符合典章制度的行为，甚至贪赃枉法，虽然也斥责、查办，但动真格的时候不多。例如，晚清广东盐政败坏，私盐充斥，但瑞麟说：“我之令文武拿私者拿其大帮者耳（大帮走私必有数千包），如小小经纪夹带一二十包借得微利赡家，不必拿也。” [98] 这一指示表面为“小小经纪”，实则还是为照顾官员，因为文武官员乘坐的船只经常携带私盐（包括杜凤治），有瑞麟的意旨，关卡更不会认真搜检官员的船只。瑞麟也不轻易参劾下属官员。杜凤治辞官归里后，有一次在《申报》上读到两广总督张树声参劾盐运使何兆瀛等一批官员的消息，赞叹瑞麟、张兆栋“性皆宽平和恕”，除极少数做得很过分的官员外，“十年以来从未见以白简从事”。 [99] 杜凤治钦佩瑞麟，除了“知遇之恩”以外，也因瑞麟是个比较体恤下属的上司。
对瑞麟的“宽容大度”，官员们当然欢迎，但广东官场贪渎之风因此更盛行了。瑞麟本人也以“好货”著称。巡抚张兆栋对杜凤治谈论过总督瑞麟纳贿委缺，批评布政使俊达过于逢迎总督，甚至同杜议论总督小夫人亲属纳贿委缺的事。 [100] 同治十二年，新到任的学政章鋆主动告诉杜，瑞麟在京中声名不佳，杜便问京中人议论什么，章鋆说无非是索贿的事。 [101] 杜凤治对自己用于瑞麟的大宗支出常有记载，对瑞麟亲信以及督署“家人”的额外盘剥勒索更是反感和无奈，认为瑞麟像明末的周延儒，“利归群小，怨集一身”，名声都被这些人搞坏了。 [102] 瑞麟是广东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也不能说没有成效，但杜凤治的评论是：“中堂爱体面，肯用钱，如筑炮台、买机器洋炮，费去不赀，其实皆上当事。” [103]
瑞麟死后，杜凤治在日记中说：“中堂本来有和峤之名，卖缺鬻官，众口同声，死后可以已矣。”又抄录坐省“家人”的信函，其中提到各店铺对官府强迫路祭瑞麟不满，“而各铺民有说无钱者，有说中堂无甚好处到民间者，有说设祭要出于人心情愿，岂有抑勒压派者”，只有少数商人不得不“虚应故事”。瑞麟死后，其亲属、“家人”把督署一切物品拆下带走或卖钱，“闻说督署唯有地皮不镵”，致使办事的官员不胜其负担，民间怨声载道。日记还抄录了一首讽刺瑞麟但词句不通的七律白头帖。 [104]
继瑞麟任两广总督者为英翰（？～1876），字西林，满洲正红旗人。坐省“家人”以及其子杜子榕对英翰来粤的排场及各种负面传闻都一一向在罗定的杜凤治致函报告，如提到英翰的行装竟有“种菊花宜兴盆数千个，菊花数百种，金鱼四大桶，蟋蟀盆及斗栅不计其数，金鱼缸数只，花雕四百坛”。杜凤治因而判断新总督“性情于此已见一斑。局面必大手亦必阔”。 [105] 英翰还广收贿赂，“此次宫保到任，各官送礼俱开单，送玉器用手巾包裹，不设扛箱，宫保照常收受”。 [106] 到广东后，英翰设立海防局，为得到新的财政来源不惜让赌博合法化。杜凤治觉得这样做不成体统：“如何说出口？全不顾脸面，此等人能作如此大官，朝廷正倚畀甚殷、圣眷隆重之时，必以为有才能也，而才能乃如是，可叹！” [107]
英翰因设立海防局公开征收赌饷，以及随员李世忠等人过于招摇，被广州将军长善、广东巡抚张兆栋联手参劾，不久即被罢免。
杜凤治第二次任南海知县时，两广总督是刘坤一（1830～1902）。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是晚清有见识有学问、有守有为的封疆大吏，时誉颇佳，后世评价也不错。 [108] 但刘坤一对杜凤治不甚赏识，杜凤治在日记中常连篇累牍批评甚至痛骂刘坤一。
杜凤治对刘坤一做总督的能力很不佩服，认为刘“心乱”，并进而评论：“此公实欲励精图治，无论大小事必欲躬亲，而精力、心思不及，得乎此失乎彼，顾了东忘了西，事事欲躬亲，遂至事事无就绪，得不心乱乎！” [109]
后来，杜凤治同刘坤一关系越来越坏，在日记中评论刘“有统带才而非督抚才”，“政令杂乱无章，不能不令人神往于文庄公时矣”。 [110] 辞官归里时，杜凤治在日记中对刘坤一做总评，认为刘“勉强自制，不受赇赂”，但“至于才德，实一无可取，断非督抚之才”，“两眼不识人，一心无主意，其心乱耳软，胆小性急”，称刘“一畏洋人，二畏京官，三畏绅士”，还害怕方耀、郑绍忠，对司、道也害怕，但对府、厅、州、县“每堂期旅见，骄蹇之色可掬，傲戾之言时闻”，后来还在日记中直呼其名予以讥评。 [111]
不过，日记还是如实记下了刘坤一一件清廉的典型事例。光绪二年，粤海关监督俊启（星东）丁忧未到任，刘坤一以粤督兼署海关监督，刚好碰上“各清书掣各口签，照例公礼银三十万两”，但刘坤一把15万两交给俊启以弥补其在京中赴任前的开支以及丧葬费用，另外15万两全交藩库作为公用。 [112]
为何杜凤治佩服“有和峤之癖”的瑞麟而不佩服勤政清廉的刘坤一？因为杜凤治完全是站在州县官的立场做评判的，他更关心官场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希望上司能够按照官场“正常”的规则办事，不喜欢上司严格查察下属。对杜凤治来说，较之愿意接受贿赂、“宽大”的瑞麟，刘坤一更不好伺候。
广州将军长善在其时的旗人驻防官员中尚算有学养的人物，但在杜凤治日记中长善却是一副贪婪、琐碎、任性、慵懒的形象。日记记瑞麟死后，长善以为自己有机会署理两广总督，谁知后来落空。杜评其让别人看出得不到署督的不满，是不知自重，无涵养学问，挖苦长善以为自己一定会当两广总督，“不意日复一日，佳音杳如，总督架子已摆足，总督实信终寂然”；“此次瑞相开缺，意谓等了多年，者番舍我其谁。又如石沉大海，能不想杀气煞”。 [113]
日记还记录了一次广州府官员抵制为长善站班的事。同治十年，长善因公赴虎门，但广州知府冯端本以下一干中下级官员以无旧例为理由拒绝为将军站班。按照清朝典制，驻防将军地位略高于总督（其时粤督瑞麟兼大学士，地位则高于将军），长善认为广州的官员看不起自己，很生气，致函瑞麟质问，但瑞麟和按察使孙观都认为各官没有做错。 [114] 杜凤治在日记中提及长善，没有多少敬重的话。于此也反映出，太平天国战争后各地满洲驻防官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