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员、知府
道员、知府都是州县官的顶头上司。道员设置之初，本为布政使、按察使的副职分派各地，有守道、巡道之分。到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以后，道已成为省以下府以上的一级地方官，道员有时带兵备、盐法等衔，但到晚清这些头衔未必有实际意义。
杜凤治初任广宁时，肇罗道王澍（号雨庵）是其同乡，有亲戚关系。在广宁绅士闹考时王澍庇护杜凤治，尽力为杜凤治开脱，并向督抚、藩臬做了有利于杜的报告，还为杜出主意，杜对这位同乡兼上司甚为感激。幕客顾学传等人劝杜凤治拜王澍为老师，杜开始有点犹豫，顾说“官场不得不尔”，杜乃照办。 [166] 杜凤治谒见王澍时表露此意。王澍谦让了几句就默许了，杜凤治就送上贽仪200两，再加随封（给道署“家人”的赏赐），拜年龄与自己相若的王澍为师。 [167] 由于杜在北京部吏中有熟人，王澍官职升转、免引见，都托杜凤治疏通。
另一位肇罗道方濬师（1830～1889）同杜凤治的关系更非同一般。方濬师，字子严，安徽定远人，举人出身，在京曾任御史、总理衙门章京、内阁侍读等职，外放广东后长期任肇罗道。方濬师学问不错，熟悉清朝掌故，著有《焦轩随录》等。同治九年，杜凤治在乡试充任外帘官时被提调方濬师赏识。方为杜回任广宁出了力，同治十年，又向总督推荐杜凤治为南海知县的候补人选（并非排在第一位）。杜于广宁、四会、罗定任职时是方的下属，方对杜也赏识。日记中提及方濬师的地方很多，既有感激、赞许的言辞，也有抱怨的话。
清代一些文献提及方濬师贪财，如光绪九年十一月御史邓承修奏请查办广东贪官，把瑞麟、方濬师、杜凤治都列为“赃私最著者”。 [168] 是否如此？杜凤治的日记提供了若干资料。
方濬师以自己帮过杜凤治大忙，亦是顶头上司，需索颇多。日记记载，方濬师出京时“欠京债近万”，方濬师致函杜凤治，“言京中旧债未清，到广以来西号新债已万余金，随时归还，随时借取，愈积愈多”。向杜借银2000两，杜认为：“肇罗缺本清淡，严翁应酬又大，手头又阔，非升运使不能了讫也。” [169] 光绪三年，方濬师俸满赴京引见，又向杜索去2000元。 [170]
瑞麟与方濬师关系本好，后来产生嫌隙。瑞麟风闻方以保荐杜居功，“每逢节寿杜令送四百元，伊亦直受不辞，先只揽权，渐将纳贿”，要广州知府冯端本问杜凤治是否真有其事。杜答复：“事实有因。初到南海，三月适逢伊老太太寿辰，送以二百元，继伊夫人生日，未送颇有后言……以为予有督、抚、藩、臬大上司，不认得他矣。此后每逢三寿辰，以二百元为例（照广宁之数），连水礼、门包已三百元出外矣，如送戏则四百元矣（太夫人生日必送外江戏班一日），逢节则无有也（与言自此后）。然伊少爷两次回家小试，第一次二百金，二次二百元。今岁大少爷一人赴京乡试，唯赠元卷四十两。” [171] 杜凤治对方濬师的例行馈送，虽与瑞麟所闻有出入，但也不少。
日记还记下，方濬师为赴京引见，向属员、同僚“借”了二三万金。署高要知县许肇元是其直接下属，“借出”不少。方濬师为酬答许，请求布政使成孚让许肇元署理香山知县，成孚表示要同巡抚商量才能定。方濬师仗着与巡抚张兆栋有戚谊，说巡抚处他去讲，不久对成孚说巡抚已应允。许肇元也对成孚行贿，成孚就挂牌委任许肇元署理香山知县。谁知方濬师说的并非实话，张兆栋得知后质问成孚：香山是大县，为何布政使委署知县不同我打招呼？但许肇元的委任已经公布，很难收回。张兆栋知道内情后，考虑到同方濬师的关系，没有追究，许肇元就侥幸当上了香山知县。 [172]
方濬师任肇罗道，与肇庆知府同城。肇罗道员收入微薄，而肇庆知府管辖黄江厘厂，收入是道台的十倍。有一次，方濬师问杜凤治，肇庆知府瑞昌对自己有什么议论。杜回答，瑞昌认为，道、府只差一级，算是属员，但方不应不顾同年兼旧交情分遇事有心龃龉。杜凤治没有如实回答，其实瑞昌曾对杜说方“凡遇厂排事无不龃龉，其意似要我迎合。我如此发财，何不略分与我？不知此钱应是我的，伊岂能分？即要分何不实说，为何借公事示意耳”。 [173] 方、瑞两人表面关系正常，但方濬师对瑞昌不主动奉献很不满。
从日记上述内容可见，方濬师确有向下属需索之事，因为肇罗道收入有限、应酬大、支出多（方是著名藏书家，买书所费应不少），宦囊积累不算丰厚。日记关于总督瑞麟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方、杜彼此间的关系和利益输送，方、瑞两个同城道、府为银钱的 等记述，对了解清朝官员上下关系尤其是道、府两级的关系，都是很有趣的资料。
杜凤治同顶头上司肇庆知府郭式昌、蒋立昂、五福、瑞昌等，广州知府梁采麟、冯端本等，关系都不错，他准时、足额致送节寿礼当是重要原因。广州知府梁采麟（号山谷），是杜凤治的小同乡，但杜凤治对梁的能力与担当评价不高。同治十年五月，童生府考时因试卷费闹事，把礼房砸烂，再闯入府署，梁采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 [174] 事后梁采麟就请求卸去广州知府职务。清朝有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说或有夸大，但梁宦囊尚算充裕，卸任回乡即将动身时，日记说：“（梁）在广数十年，官至知府、道衔、花翎，未作州县，身无累赔，曾任广、潮二府，约有三四万金积蓄，可以回家安享，必不出来矣。此官场所难，而况广东，谁不羡之？” [175]
杜凤治对另一位广州知府冯端本有很多赞语，冯字子立，河南祥符人。杜凤治在四会任上，其好友、同年周星誉从北京来信告知，冯有可能任广州知府，是官场上用得着的人，嘱咐杜凤治及早结交。 [176] 后来冯端本果然任广州知府，他与杜凤治对官场规矩的理解相近，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官场共事关系，杜称与冯端本“久为堂属，气味最相投合，彼此无话不说，毫无避忌”。 [177] 两人又经常议论其他官员，包括几个上司，而且不乏尖刻的评论。
冯端本因为有能力，也善于处理官场关系，被各上司器重，督、抚两面都说得上话，常常出面解决官场上的难题。广粮通判方功惠承办同治十二年乡试科场供应，巡抚张兆栋驳减其报销数额，瑞麟觉得不能让方自己赔补，想帮一下方功惠，但想到方功惠被视为自己亲信，便授意方请冯端本去同巡抚说，认为比自己亲自去说更有效果。冯端本因此警惕，怕总督怀疑自己是巡抚一面的人。 [178] 杜凤治评论说：“本府冯立翁于上游言及之事最为斟酌尽善，且肯用心，从不令上游问及至无以对，而公事又复勤奋，是一个十全好首府，真不可及！人有谓其专走上风者，既作首府，不得不尔。” [179] 日记中又说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施政紊乱，巡抚又不大理事，“幸天生一冯子立为之奔走疏附，日不停履，寝馈不遑”，“大树最尊上司，一心奉令承声，从不惮劳，吾不知其何所图也”。 [180]
瑞麟对盗案疑犯主张多杀，冯端本“力赞中堂有决断”，杜凤治评论：“以一味杀人为有决断，是亦忍人之所为也。”由是想到周星誉当日对冯“善趋奉”的评论，认为冯确实有能力，“走上风”是为了固荣希宠。 [181]
日记里写得较多的另一位中级官员是方功惠（1829～1897）。方号柳桥，湖南巴陵人，瑞麟亲信，晚清著名藏书家，学识渊博，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杜凤治宦粤期间方功惠的职务是广粮通判，有知府衔（后来实任潮州知府）。省城办事的主要中下级官员为一府（广州知府）、两厅（广府理事同知、广粮通判）、两县（南海、番禺知县）。杜凤治在首县任上经常与方共事，两人互相欣赏、无话不谈，日记还经常记载杜、方加上其他人一起“手谈”（赌博）的事。
方功惠是荫监出身，但对自己的学问很自信，曾说“进士、举人而不学无术者多多，非进士、举人而有学有术者亦多”，杜认为“柳桥为此言盖自谓也，然亦无愧”。 [182] 方功惠因学养与办事能力，的确是杜凤治在同僚中特别佩服的人物之一。
杜凤治与方功惠曾联手胁迫潘仕成出借《佩文韵府》印板印刷。潘仕成海山仙馆所印之《佩文韵府》享有盛名，潘因盐务失败被抄家后，方功惠向潘仕成提出要借书板印200部《佩文韵府》，每印一部予潘仕成板租4两。潘仕成“似乎以板租少，不说不肯，再三支吾，日延一日，推托迁延”。杜凤治趁潘仕成正在涉讼、高官日渐对其厌烦之际，要南海县丞传话：“《佩文韵府》之板，虽是你家之物，然你已抄家，即应归公。令其好好交出放刷，否则将其人舁来押追。”因书板有一半在潘仕成长子潘国荣手中，而潘国荣又因讼事在押，杜凤治一再逼迫，潘氏父子不得不答应借出印板。 [183] 但潘仕成又变卦，不肯让方、杜雇用的工匠印刷。杜凤治再次传话：如果再不借，就把书板提到县衙估价抵充欠饷。潘仕成只好答应，但担心“板到别处，用别匠人有糟蹋之事”，“故恳请在伊家对门，并用伊熟悉匠人”。 [184] 同治十一年八月，方功惠告诉杜凤治，“《佩文韵府》已告成，为此一事，翻变何止二三十次，大费周章，幸而得成……书已告成，心力则已费尽矣”。这批《佩文韵府》共印刷了200部，两人都用于奉送上司和亲友。 [185] 方功惠是这件事的倡议者和具体操办者，从中可见他既是一个有鉴赏力的藏书家，又是一个倚仗权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悍吏。
方功惠办事能力很强，忠于瑞麟，故很受瑞麟信任，官场视其为瑞麟的爪牙心腹。巡抚张兆栋甚至怀疑他是瑞麟纳贿的经手人。 [186] 杜凤治不时为方功惠辩解。有一次杜凤治同方濬师谈话，杜说方功惠是督署巡捕出身，不可能不做瑞麟的人，但方功惠不肯倚势凌人，为人做事也谨慎小心。方濬师也说方功惠人不错，办事也办得好。 [187]
方功惠深受瑞麟宠信，招来官场忌恨。瑞麟去世后，方功惠立即由“大红”变作“大黑”，不少官员落石下井，还传闻方将会被“甄别”（大计时奏请革职或降调）。杜凤治猜测尚不至于如此，但若方在官场失势，原来与方关系很好的官员也未必会出头为方说话。 [188] 方功惠后来虽没丢官，但在官场上风光远不如瑞麟时期。杜凤治在日记中说：“方前大红今大黑，予于其红时亦淡淡相交，今仍如前。” [189] 这样写有点自欺欺人，杜凤治与方功惠的交情曾经很深，瑞麟对杜凤治的器重未必与方功惠无关，但方功惠变“黑”后两人关系就真的是“淡淡相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