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巡抚
杜凤治刚到广东时巡抚是蒋益澧（1834～1875），在广宁绅士上控时，蒋益澧支持杜凤治，杜对蒋不无感激之情。
蒋益澧，字香泉（或作芗泉），湖南湘乡人，湘军骁将，二十余岁即因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功升为臬、藩大员，同治五年授广东巡抚，其时不过32岁。翰林杨泰亨曾入蒋幕，赠蒋一联“中兴建节最年少，天下英雄唯使君”，蒋“最得意也，悬之厅事前”。 [115] 对蒋益澧这个晚清重要人物，学术界也甚少研究。《清史列传》之蒋益澧传，主要篇幅都写其战功，对其抚粤经历，着重写了两件事：一是奏革太平关给广东巡抚衙署每年25800两的规费； [116] 二是被瑞麟奏劾“任性妄为”。 [117] 来粤查办的闽浙总督吴棠奏称：“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唯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达，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案例，请交部议处。”朝廷最终决定罢免其巡抚职务，降两级调用。 [118] 杜凤治的日记不仅可补充蒋益澧抚粤及罢免过程的很多细节，而且可了解晚清广东赋税征收的一个影响较大的变化。
蒋益澧来粤后立即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奏请减少州县征收色米的折价，《清史列传》的蒋益澧传完全没有提及此事。清代各州县的“正赋”包括地丁（以银两征收）和粮米（实物），后者在广东有“省米”“府米”“民米”等名目，主要用于发放旗营、绿营的粮饷。但米粮往往不收实物而折合银两来征收，谓之“折色”。早在清朝中期，州县征收已不按市场的粮价折算，致使花户的实际负担是原定的三四倍。 [119] 咸丰、同治初年，正常年景省城一带米粮售卖价格不过每石值银一两左右，但各州县折色有的竟达市价的五六倍。据蒋益澧所奏，“广东色米一款，以正耗统计不过银二两上下即敷支销，乃广州府属征收色米，每石征银多者八两有奇，少亦七两零，惟新安一县征银五两八钱略为轻减，然较之支销之数亦浮收甚重”；蒋益澧乃谕饬布政使先在广州府筹划，“每石酌减银若干两，实征银若干两”，制定章程再奏准全省推行。 [120] 不久，以瑞麟、蒋益澧联衔减少色米折价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自同治六年起，“南海、番禺二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八钱，香山、新会、顺德、龙门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五钱，花县、增城、三水、清远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东莞、新安、从化、新宁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四两八钱，此外不准丝毫浮折。通计广州府属十四县每年减征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两”；“寻奏续查惠潮嘉、肇罗、韶连、佛冈等属所收米羡不免浮多，现经核减，通计每年共减征银十九万九千八百三十余两”。 [121]
减少色米折价的奏请虽由瑞麟、蒋益澧联衔，但从朝廷到官场、民间都知道这是蒋益澧的主意，本来，征收、奏销事务也主要由巡抚负责。
蒋益澧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为报朝廷厚恩颇想有一番励精图治的作为。他亲自率军平靖延续多年的土客大械斗，到任后杀了一名“囤积居奇”的粮商以平抑粮价，又在省城严厉禁赌禁娼（但日记说蒋益澧对二者都颇为爱好）。特别是减少色米折价，得益的是需要交纳田赋的土地所有者，特别是拥有土地较多的士绅阶层。所以，蒋益澧被罢官离粤时，“绅民店户攀留，无日不送，万民伞、高脚牌不下百余份，每日络绎不绝，坚留饯行者甚多。并绅民有将砖石堵砌城门不肯令去，佥谓广省督抚最有名者为林文忠公、朱中丞（桂桢），二公犹不逮现在之蒋中丞也”。 [122] 虽然日记也记下如此热闹的景象背后有蒋益澧用银收买的内幕：“抚台每伞一柄赏银五十，牌一面赏银若干，顶马一匹赏十两，余仿此。为此人情趋利若鹜，更多矣！” [123] 不过，很多士绅感激蒋益澧当为实情。
然而，色米折价是各州县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也是府、道以上各级上司节寿礼和各项馈送的重要来源。色米折价减收首先损害了州县官的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整个广东官场的利益。因为蒋益澧减少色米折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准，故各级官员不敢公开反对，但都心怀不满。杜凤治在日记中全文抄录了自己设法得到的一份瑞麟沥陈“广东折色民米碍难减价征收请仍照旧章”的奏稿，其中甚至有“嘉庆、道光以来，广东督抚诸臣如陈宏谋、朱珪、德保、阮元、成格、林则徐、朱桂桢、祁 ，皆一时名宦良臣，非不知惠爱斯民，何以不轻减则，而待一目不识丁之蒋□□凭臆妄断，市惠沽名乎”等尖锐词句。 [124] 查同治朝之实录，未见此奏。请减米羡事瑞麟也列衔，又经朝廷谕旨准行，按理，瑞麟不应以如此尖锐之语再提出相反意见，也许此奏稿并没有拜发，甚至可能是不满蒋益澧的官员托名假造的。蒋益澧离粤后，有谣言说他行至湖南时其带来广东、后被解散之湘勇把其行囊抢掠一空，蒋亦身受重伤。 [125] 因为蒋益澧得罪了整个广东官场，故有很多对他不利和幸灾乐祸的谣言流传。
杜凤治在广宁绅士闹考期间曾得到蒋的袒护，作为州县官也因色米折价减收而利益受损，故对蒋益澧的态度有些矛盾。蒋益澧离粤后，杜凤治仍不时在日记中写有关这位前上司的旧事，如记：“前蒋香泉由粤西来东公干，无日不在河下作狎游。” [126] 蒋被罢免后，方濬师告诉杜凤治，说其堂兄方濬颐有一次请旧上司蒋益澧吃饭，见蒋“穷不可耐”，赠银千两，但蒋“手本散漫，随得随消”，“闻在家无事，大开赌局，一夜能输万余金，以故弄得不堪（在军中久，银钱来去看甚轻）”。 [127]
日记的一些记载很可反映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的性格。有一次杜凤治谒见时与蒋益澧谈起作诗，日记记：“（蒋益澧）问予你见我诗否？对以早见，现已和四章呈政。即急言何故无有送进，未曾看见？又对以刚才交巡捕房矣。端茶送出，行时犹言真巧，刚要叫你上来，你恰来了。” [128] 其时蒋益澧的表现有点不像巡抚，而像一个期望别人欣赏其作品的青年文人。日记又记载，有一次杜凤治等几个州县官谒见蒋益澧，蒋向他们大谈瑞麟弹劾自己的事。 [129] 本来，接见并非亲信的下属时不适合谈自己与总督的矛盾，这一细节也反映出这位年轻的巡抚沉不住气和缺乏官场历练，败于老谋深算的瑞麟是必然的。
蒋益澧在同瑞麟的政争中失败，广东巡抚仅当了一年多就被罢免，但清廷没有把他一撸到底，只是降两级调用，以按察使候补，回到10年前的官衔。其时捻军、西北还未平定，清廷还不想放弃这员能战的悍将，把他派往老上司左宗棠的军营接受差委。然而，蒋益澧于此时发病，未能再临战阵，同治十三年冬就去世了，终年仅41岁。
蒋益澧后继者为李福泰（1806～1871），李字星衢，山东济宁人，出身州县。李福泰与杜凤治关系一般，杜对李的能力有限和任用私人颇有微言：“李为抚台，一味引用私人，为此与王补翁成仇。李本无材能，不过向有好人之目，操守是好的，自作巡抚声名大损，有私故也。不怕羞耻，所用无非私人也。” [130] 同治九年末，李奉旨调桂抚，不久病故。李福泰死后，受其庇护的官员均被撤换。
继李福泰任巡抚的刘长佑（1818～1887），在粤时间很短。继刘的张兆栋（1821～1887）任粤抚七八年。张兆栋，号友山（又作酉山），山东潍县人，与杜凤治有同年之谊，对杜亦有所照应。张兆栋也是个精于官场世故的官僚，杜凤治对其较少向属员推荐领干脩的挂名幕客、不让属员多破费、不甚接受京中及各省大官请托等颇有好评，认为张“清介鲠直，有古大臣风烈”。 [131] 杜凤治论张兆栋与总督刘坤一共事：“事事让他，不作一专主事，心中有言亦不出口，将权柄全授于彼，得以专行其志……至于得封疆大体，中丞最为得体，唯少弱不肯侵他人之权，渐至己权亦授之人，才稍不逮耳，德则盛矣美矣。” [132] 杜凤治虽然评价张兆栋最得封疆大吏的大体，但对其才能与担当则评价不高，曾议论他：
唯这位大人闲谈则可，即如洋务、盐务，不关抚台主政之事，亦喜闻之，然欲其发一言谕司道照办，或洋务、盐务有不足于心者，请出一言万万不肯也。故虽为一省之主，而不肯多说一语、多管一事，一听制台、藩台所为，两司回事靡不允从，从无更改，间或有改亦偶然耳。权全授与他人，而公夷然不以为意也，诚大度忠厚人也。 [133]
张兆栋在粤抚任上多年，与瑞麟、刘坤一两位强势总督共事而能保持其地位，与这种“宽和”“忠厚”的态度大有关系。张兆栋也不是完全无作为，英翰接任粤督后开办海防局征收赌饷且其随员过于招摇，张兆栋便与广州将军长善联手弹劾英翰，使后者被朝廷罢免。
张兆栋也曾与瑞麟产生过相当尖锐的矛盾。同治十二年九月，盐运使钟谦钧因为年老要求引退，按一般惯例应由粮道贵珊署理盐运使，但瑞麟不喜欢贵珊，想以布政使俊达兼署。张兆栋对俊达事事只听从瑞麟本就有看法，且认为俊达兼署理由不足，于是放话：如果总督出奏以俊达兼署盐运使，他将不会衔，如果总督单衔上奏，他将引退辞官。瑞麟想与张兆栋讨论署理盐运使的人选，张却尽量躲避。此事涉及广东文官系统地位最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个人，整个官场都感到不安。按察使、广州知府无法调和，将军、学政、副都统、海关监督也纷纷出面劝解。按察使曾问杜凤治有何好主意，杜提议说服钟谦钧销假继续任职，按察使认为不错，但此议被钟谢绝。杜凤治曾猜测总督会以广州知府冯端本署理解决僵局，因为冯是督、抚都接受的人，最后，果然按照杜的猜测由冯端本署理盐运使。 [134]
为何瑞麟可以同张兆栋妥协，而对蒋益澧则不能容忍非要将其劾免不可？杜凤治的日记透露了部分原因。
清朝制度规定总督可以节制巡抚，但两人各有独立的衙门，事权的划分并不清楚，且都有单衔奏事的权力。有清一代，同城督、抚常有矛盾，这种情况对加强君主集权却不无好处。由于瑞麟的强势，一般巡抚自不是他的对手。但作为老官僚，瑞麟深谙为官之道，通常也不愿把权力用尽、把事情闹大做绝，因为总督参劾巡抚，也要付出代价。蒋益澧锐意进取，锋芒毕露，带有多名官员和亲信军队来粤，有把湘系势力扩展到广东的意味。差不多同时，有湖北巡抚曾国荃把湖广总督官文参免之事。官文与曾国荃、瑞麟与蒋益澧这两组督、抚有很多近似之处，似无资料反映曾、官之争对瑞麟决意参劾蒋益澧的影响，但以瑞麟的地位、处境和性格，他不可能不关注湖北正在发生的事。蒋益澧挑战了瑞麟的地位和权力，行事又不大按官场规则，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角色，故瑞麟认为必须驱除。而蒋益澧得罪了整个广东官场，政争经验又不足，把柄较多，故瑞麟敢于下手。张兆栋则不甚争权，对瑞麟不构成权力分配的重大威胁，张兆栋不赞成俊达兼署盐运使的理由也更符合清朝的制度和惯例。所以，瑞麟开始希望以高姿态来换取张兆栋同意俊达兼署，张不为所动，而瑞麟考量后也明白张兆栋不会衔甚至辞官对自己并无好处，于是不再坚持，督、抚的矛盾终于没有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