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州县官
州县官在清朝官僚体制中处于下层，州县官既掌握实权又很难做是官场的共识。方濬师对杜凤治说，“州县官为亲民之官，权侔督抚，较督抚更为吃重难做”，不是杂途出身的人可以做的。 [190] 杜凤治的好友翰林周星誉在给杜的信中也说：“看来为督抚难，为牧令尤难，为今日之牧令则更难。在京同人数数论议，谓外官唯督抚、牧令乃可藉手有为耳。” [191] 杜凤治在日记里慨叹：“州县为官中最难作之官。” [192] “作小官真不易，索性小而又小，上司又不理论矣，最难是州县也。” [193]
日记里写到的州县官数以百计，本目只写若干有一定名气或事迹有些特别的州县官。
任新会知县多年的聂尔康（1812～1872），号亦峰，湖南衡山人，曾国藩的亲家。聂是庶常散馆知县，分发到粤后十几年间在广东多处任知县，曾三任新会，其新会任上的《冈州公牍》《冈州再牍》， [194] 显示出他是一名颇有能力的地方官。以聂的资格、能力、关系，去世时虽有知府、道员的加衔（杜日记说这道员官衔“保乎捐乎未深悉”），所任实职却只是知县。杜凤治对聂的评价多数正面，尤其对聂的能力。聂尔康后来似乎不甚做升官之想，只求在州县任上得到实惠。同治六年，总督瑞麟拟委派聂尔康为谳局总办，聂则要求回新会知县本任，“口称此番入闱费去万五千金，有人肯出此，任其去接缺”。瑞麟为此生气，说聂“一时归知府，一时又归知县，新会岂是他霸占的？”瑞麟虽没有答应聂回任，但署理新会的方观海（星槎）还是承担了15000元。 [195]
日记还记下聂尔康在新会开创了卸职前“放炮”抢收钱粮的先例：
新会一缺，自聂亦峰起，于卸事前减价收钱粮，名曰“放炮”，每当春季即将本年钱粮减价收竣，完户贪便宜，靡不踊跃。该邑向有此风，尚不至于已甚，大减大收乃聂亦峰作俑也。以故南、番、顺、香以及各外缺于乙年奏销，即以乙年底收足钱粮弥补甲年奏销，犹寅年吃卯年粮也；而新会则甲年奏销必须丙年放炮弥补，更延一年矣。 [196]
因为这个先例，后来新会知县前后任便闹出矛盾。光绪二年四月，新会知县郑菼赴任后，得知前任彭君谷“放炮”把当年钱粮收去八成，自己却必须借二三万两办理奏销和作公务开支，便要求彭把所收钱粮交出，否则不承担征解。彭称自己前后也有亏垫，无银可交。郑表示要禀报上司处断。杜与番禺知县袁祖安告诉郑，上司只管向各州县要求解银，印在谁手问谁要，不管其他理由，这是一百多年积下的规矩，向上司报告有害无益。郑坚持上禀，但督、抚、藩均不予理会。待到光绪二年底，郑菼仍不解银，督、抚、藩就认为郑不仅与前任怄气，而且与上司怄气，决定把郑撤任另委。郑得到消息才慌忙到省城向杜“叩首泣涕”求助。杜乃向藩台、巡抚为郑求情，说明新会县历来以本年征收办理前年奏销，如此时将郑撤任，使郑无法回收所垫银两，无异置其于死地。另一方面，杜督促郑无论如何要立即解银，在布政使、巡抚面前为郑保证会至少解送一万三四千两，又出头向票号担保使郑得以借银应付征解，终于使上司同意到下一年三月再将郑撤任，郑可以像前任一样在春季上忙“放炮”收得光绪三年大部分钱粮作弥补。 [197]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兴国州前任知州王柏臣报丁忧前“放炮”减价抢收钱粮，使后任瞿耐庵咬牙切齿的故事。 [198] 虽是小说家言，但也说明前任州县官因“放炮”抢收钱粮与后任产生矛盾的事，并非广东独有。
有些州县官为钱银纠葛或公务意见不一互相冲突，甚至在上司面前打起来。同治十三年，番禺知县彭君谷丁忧出缺，布政使放出风声：谁愿意弥补彭的亏空就委谁署理番禺。朱昌言（子善）急于得缺，表示愿意承担二万八千两。但朱上任后翻悔，此事又不便正式端上桌面，于是朱、彭两人在上司面前大闹。两人甚至打起来，日记所记颇有幸灾乐祸的口气：
（十一月）廿三日在抚台大堂阶下，彭与朱又大闹挥拳，彭凶猛异常，将其发辫扭住，新雨初晴地甚滑，朱跌倒在地半晌起不来（倒好看）。彭又常南署去闹，以石邻曾作中间人也（中丞谓张石邻多事，信然）。朱则铁打主意，打也好骂也好，决不拿一文出来矣。 [199]
另一个有些名气的州县官是徐赓陛（1847～？）。徐字次舟，浙江乌程人，著有《不自慊斋漫存》，其中多有宦粤期间之公牍，颇受治晚清史之学者重视，徐后升至道员。光绪七年，徐赓陛在南海知县任上干了一件写入今日历史教科书的事：徐赓陛以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机器缫丝厂继昌隆“机器病民”“夺人生业”“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为由，下令予以封闭。 [200]
徐赓陛年纪轻轻就在官场上小有名气。同治十二年，清饷局委员张仲英“迷于女优，闹得亏累不堪”，致使其妻自杀，张被撤后徐赓陛继任。杜凤治在日记中记：“次舟年仅二十七岁”，“年虽轻已似老吏，己亦自负不群，盎然见面，不屑与哙等伍”。杜凤治正为处置张仲英相关事项烦心，对徐赓陛继任清饷局委员、自己不必再负责感到高兴。 [201]
光绪三年，海康知县申显曾对县政办理不善，“被匪徒窘辱，撕衣毁轿”，布政使委派徐赓陛去查办。杜凤治认为徐回来后“在大宪前必有闲言闲语，故申不得不撤”，徐即以通判署理海康知县。 [202] 光绪七年（其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抚署巡捕姚晋藩关说委署事项索贿，徐赓陛力劝当事人将此事“面呈抚台”，巡抚不得不处分姚晋藩。杜凤治认为“此等事人人为之”，对徐赓陛这种不顾潜规则、给官场带来风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徐赓陛在南海知县任上还做了一件对杜凤治很不客气的事。光绪四年，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更练梁丁义等人与大绅士梁肇晋妻之轿夫发生冲突，打坏了轿子，杜凤治把梁丁义“定以永远监禁之罪”。徐赓陛于光绪七年上任后“讯明该犯枉屈，当堂责保开释”，判词还有几句对杜凤治不客气的话。 [203] 杜凤治原先的判决显然是做得太过分了，此事的是非曲直无论时人或今人都不难判断。已辞官归里在绍兴乡居的杜凤治，从报纸及友人来信得知此事后，非常恼火，在日记中写道：“欲显人之短以形己之长，为释一梁少亭主政（肇晋）呈送土棍梁丁义永远礅禁之犯，将予与梁少亭肆口污蔑，不遗余力。少亭与予并非与渠有深仇积恨，无非欲上司及绅民知其精能而且不畏强绅、不庇旧僚，以自表其才、自诩其公耳。小人之能无足较计，古人咏螃蟹诗‘看你横行到几时’，我亦唯看之而已。人人有前任，人人要作后任，如人人皆如彼存心行事，非天下从此多事乎！” [204]
杜凤治自视颇高，州县官中能入其眼者只有少数几人，同年好友、浙江大同乡余恩鑅（镜波）是其中之一。杜称他“性情爽直，有识见，能办事，亦正道，惟祸从口出，言实不谨。一日喃喃不已，喜得罪人而又一味自以为是，似天下之大无有能及之者。年六十余，阅历已多，又非寡学者，何竟不学无术如是？” [205] 杜为余官运不佳、上司不仅不关照还要刁难打压大抱不平。但日记也记下，余恩鑅署理海阳知县时，有一乡收买路钱，余恩鑅去办理，乡人畏惧不敢动，以送兵费名义赠余白银千两。余走后乡人照收买路钱，“大张长红，谓被余官取去三千金，无所出，只有买路钱加重，前收二十者兹收四十文。以此人人皆知之，且言之中堂矣”。 [206]
杜凤治再任广宁时，前任是曾灼光（华溪）。广宁绅民在省城贴出长红，杜凤治赴任前瑞麟把长红抄件交给杜凤治要他查证，长红大意是：
曾邑侯自莅任以来，专朘民之脂膏以肥己之囊橐，一衙四官，有所谓叔太爷者，有所谓侄少爷者，更有所谓外太爷者。以门阍唐济为爪牙，以传供冯容为耳目，非财不行，无恶不作。即如今石简乡民激变一事，始而声言办匪，实则故意害民，有钱则贼匪可放，无钱则良善株连。有官如此，下民何安？谨述片言，以泄公愤，伏望列宪大人另择贤员往莅兹土，免致石简乡民酿成大祸云云。 [207]
后面列举了曾灼光枉法的各宗案件。后来的日记称多数枉法案查无实据，但官亲、书吏舞弊严重，曾灼光是被他们所误。杜凤治认为州县官不可以这样当，所以说曾灼光“可云如木偶，如傀儡，如聋如聩者矣”。 [208]
曾任高要、东莞等县知县的王炳文（质卿）也是话题较多的一个。王有一定办事能力，且善于走官场门路，方濬师、瑞麟都对王颇有好感，方濬师向瑞麟推荐南海知县人选时还把王炳文排在杜凤治之前。但王出身低微，识字不多，据说曾为胜保“家人”，因军功得官，后又娶了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的妃子为妾，致使第一任正妻气死，第二任正妻自杀。民间有一匿名揭帖《送前署东莞县王炳文灵柩出省歌》，“极言（王）贪贿虐民，为自有东莞以来赃官为第一”。 [209] 王炳文既无科举功名，做事又莽撞，要得到缺差，保住官位，重贿上司、贪赃枉法是必然的事。
杜凤治自己是州县官，日记所写州县官的内容最多，也最实在、最生动。《官场现形记》等晚清小说作为文学作品自然难以尽信，而杜凤治所写则都是亲历、亲见、亲闻（具体描述则有夸张失实之处），日记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州县官形象，应可信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