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学政、主考
在清代，学政、主考都是与教育、科举有关的官员，地位崇高，在行政上他们并不直接管辖杜凤治，然而，杜凤治作为州县官，尤其是作为首县知县，必须为广东学政、广东主考办差及馈送程仪，故日记留下了不少记载。
清代每省设立学政一人，由朝廷在进士（多为翰林）出身的京官中简任，各带原衔之品秩，主管一省的学校、士习、文风。学政虽不是“官”而是“差”，但由朝廷特简，并非督、抚下属，即使原为六、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检讨，体制也与督、抚平行，地位在藩、臬之上。 [240]
与杜凤治关系最为密切、日记记载也最多的广东学政是杜联（1804～1880）。杜联号莲衢，浙江会稽人。同治五年大考翰詹，杜联得第三名，从正四品的少詹事超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不久放为广东学政，加礼部侍郎衔。杜联任广东学政一年后即解职回乡，十几年后去世。
杜联是杜凤治出了十服的宗亲，杜联中进士、入翰林后，杜凤治也在京，日记说：“二人同宗、同学、同年，又在京同教书，虽翰苑与公车有别，而家中遭难一箸无存，在都衣粗食淡、徒步无车，自苦自知，景况无不相同。殆予选广东一月后，伊亦得广东学政，大小悬殊，同官无异。” [241] 在杜凤治宦粤初期，杜联是他最有力的后台。广宁士绅闹考是杜凤治宦粤遇到的第一次风波，如果没有杜联，他恐怕难以平安度过。
杜联在同治五年外放广东学政，同治六年九月即不再留任，回乡后不再出任官职，其中原委，日记没有多写。杜凤治在四会任上时到省城见杜联，日记记：
谒学宪，见，谈约一时，见其脸上清减，在京时从未见有如此形容，可见办事真辛苦，无怪其每有信来，即谓一时无暇，老景日增，白发满头，精神大不逮前，写字手即发颤……莲云不留真是天恩，如留必将性命放在广东……又私与我说，俟新任到，请假一月不出来矣，外边切勿张扬，除吾叔外无第二人知也。宦资有虎贲一旅，在人不足，而吾亦算罢了，安敢多望？予即答亦可以娱老矣。 [242]
杜联当了不到一年广东学政，竟憔悴到如此地步，看来他只适合在翰林院、詹事府这类清闲衙门当京官。杜联当京官时安贫若素，出任学政宦囊积有3000两银子就感到满足，不失书生本色。
接任的学政是胡瑞澜（1818～1886），号筱泉，湖北武昌人，杜凤治对他记载很少。胡瑞澜离任时，两首县赓飏、杨先荣没有按以往“惯例”送程仪5000两（名义上是督、抚以下省城主要官员共送）。因为这宗银两要两县先垫付，全省各州县事后摊还，但实际上多数州县根本不理。赓、杨就只送给胡瑞澜4000元，如按一元相当于0.72两计算减少约四成二。胡瑞澜起初拒绝收下，“有人劝之，言斯文中事，岂同市侩？璧回不好看，且于督抚面上无光，胡不得已收下，两县实省二千余银”。 [243] 胡瑞澜虽然不满，但顾及身份，没有撕破脸。
后来任学政的何廷谦，号地山（又作棣山），安徽定远人，离任时担心杜凤治、胡鉴继续按赓飏、杨先荣的标准送程仪，先托将军、副都统同督、抚说，要求按以往的5000两。杜凤治、胡鉴明知为此将赔垫4000余两，但为了广东官场面子，承诺“五千金必丝毫不短也”。 [244] 杜凤治在日记中议论何廷谦：“何棣翁人皆谓其忠厚老实，到钱财上尚谓之忠厚老实乎？学差三年，又逢拔贡年份，七八万金意中事也，尚不足也。”杜凤治怀疑何廷谦在广宁生员杨作骧考选拔贡一事上纳贿，“物议沸腾”，杜凤治当过广宁知县，对杨作骧八股文写得一般但家境富有的情况很清楚。 [245] 后来又写：“何学台在广三年，颇滋物议，即入学如南海额廿名，先取四十名，招覆黜半取半，此非生财之道乎！” [246]
下一任学政是章鋆（1820～1875），号采南，浙江鄞县人，咸丰壬子恩科状元，官至国子监祭酒，死于广东学政任上。章也是杜凤治甲辰乡试同年。在罗定知州任上，杜凤治曾谕局绅转谕为儿子雇请枪手考试之黄某：请枪手犯法，如果你想儿子中秀才，不如独力出资完成州内的建桥工程，学政章鋆是我同年同乡，深有交谊，到时必为力求让你儿子考中。 [247] 虽然杜凤治的日记对章鋆没有负面记述，但这件事也说明章鋆在院试中是可以请托的。
后一任学政吴宝恕（1832～1890），字子实，江苏吴县人。杜凤治笔下对他很不客气，说吴“在粤四年，颇闹脾气，视财如命，不爱声名；而又生性苛刻，待士子更觉不堪，无怪其为御史所劾也，奏中言语亦甚不堪，谓其吸烟好赌，考试草率”，吴被降三级调用，“发财回苏享福去矣”。 [248]
日记称吴宝恕主持考试场规甚宽，“一切事均委诸亲、友、‘家人’，以故枪替公行”，“实则内路已通，故装作无闻无见”。吴父曾任香山知县，因当年香山绅士不赞成其父入名宦祠，吴宝恕就对香山考生特别苛刻。 [249] 在武试时，吴“毫无主见，‘家人’揽权”，引发武童不满和闹事。巡抚张兆栋有所风闻，便询问杜凤治，杜凤治不留情面地告诉巡抚：吴宝恕为其夫人要轿子及要一些物件得不到满足，就故意少录和刁难南海县试和府试名列前茅者。 [250]
每逢乡试之年，朝廷都会向各省派出正、副主考主持考试，主考选拔的资格与学政相近。科举考试是抡才大典，乡试主考的地位也很尊崇。同治九年庚午乡试，广东正主考王祖培（子厚）入粤后身死，考试由副主考谢维藩（麟伯）一人主持。杜凤治在这次乡试中任外帘官，直接同主考打交道的机会不多，日记说“谢麟伯太史毫无脾气，主考如此好极的了，方圆随人，从无挑剔之事”。 [251]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的正、副主考是夏家镐（伯英）、周冠（鼎卿），广东官员对夏家镐印象较好，对周冠则多有批评。杜凤治记，周冠入粤后就与沿途接待之州县官过不去，“送酒席不收，要折银”，“先有信来要新做蟒袍朝衣等物，且要大衣箱四只”。 [252] 出闱后两主考迟迟不动身，按惯例每日每位主考伙食12元，周冠要求17两，后不得不给10两。“每位主考送千金作为程仪，持督抚、司道、府县帖送去，又门包各百金，又折礼各百五十金。两县另送土仪：珍物八色、水礼十二色，各自送，两处均同。又公送正主考百金，副主考亦同。”与两主考同年、同乡或有其他私人关系的官员再加送。周冠为多得程仪，滥认同年；上船后声称还要耽搁10天，拉扯渔利。传说新举人孔昭仁乃盐商之子，出头在新科举人中之有家业者纠集得三四千两银赠周，夏家镐不得不陪着逗留。周冠“无日不小轿进城张罗拉扯，声名大坏，秽德彰闻”，“无日不拜客，无日不宴会，且无日不到河下饮花酒，要钱不要名”。番禺知县胡鉴是周冠同年，送干礼200两，周冠派人质问南海为何不送？杜只好向来人说明送主考礼的规矩，南海县已按数额送够了。 [253] 两主考行至清远，清远知县郑晓如（意堂）因周冠求索太多，郑“不但程仪不送，于寻常应酬亦多脱略”。郑与周本有交谊，和周诗云：“岭南官味如鸡肋，海上仙槎有风声；笑我忝为东道主，廉泉难慰故人情。”表示就算官不当了也不会满足他的要求。周冠大怒，但也奈何不了郑晓如。 [254]
光绪元年乙亥恩科乡试副主考朱琛起程后停泊花埭（主考吴宝恕留广东任学政），“差‘家人’向科场厅索补程仪二千五百之数，并说出京时前科副主考周大人说向例科场厅备送程仪五千两，每位二千五百两，何以此次不照章送云云。科场厅及两县回明抚台。补送至二千两方去”。 [255]
光绪二年广东丙子科乡试正、副主考是王之翰、郁昆，杜凤治笔下对这两位主考还算客气（与郁同乡且有年谊，对王也颇尊重）。传闻此前周冠任副主考得万金，朱琛“由西号只汇一批是七千金”，郁昆对杜说自己这次只共得到六千余金，正主考还略少些。王、郁对程仪、馈送也颇为斤斤计较，王之翰嫌督、抚赠送程仪只各二百两太少，不满形于辞色。郁昆托方功惠购书四部，其中一部方功惠赠送，其余三部的书价就由杜凤治“报效”了。 [256]
在清代，内阁、礼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为清贵官，出任学政、主考者多为这类官员。他们地位尊崇，本应注重道德形象，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尽管他下笔时因亲疏、恩怨、好恶等因素有所偏颇，某些细节或有夸大，但清贵官要钱不要脸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这些穷翰林、穷京官，平日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好不容易出任学政、主考，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生唯一可以获得大宗收入的机会，而且他们回京后应酬支出也不会少，所以就千方百计拼命要钱了。日记中关于学政、主考要钱的生动描写，是清代“无官不贪”的真实写照。